读列宁晚年八篇著作
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列宁在自己病情急剧恶化的时期向秘书口授了最后八篇著作，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三封信件，《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俄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五篇论文。这八篇著作也被称为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
这八篇著作的主题在于探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试图为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处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二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渠道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通篇凝结着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心血和汗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财富。
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动并吸引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监督一切国家工作问题上，列宁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一是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建议“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二是要推选有优秀品质的政党领袖。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特别是党的总书记应具备“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品德。三是通过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推进国家机关的改造。列宁的想法是：“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这些工人中央委员的的条件是：“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四是要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工农检查院中。这些优秀分子必须是“先进工人”，“真正受过教育而且保证决不相信空话、绝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在大力发展生产，不断改善经济生活，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问题上，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在《论合作社》等著作中，列宁指出，由于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政策的实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具体表现在：从前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等方面，现在转到和平的文化教育工作上;从前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逐渐创造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现在则要“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了;从前认为合作社计划是幻想，而现在则把合作社等于社会主义;从前鄙视合作社，现在则认为合作社具有巨大意义。对于这一点，列宁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检查监察相结合的合适制度。”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经的途径，因此国家要“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和支持。列宁充满信心地说：“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
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列宁指出：“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为此，列宁提出三条重要意见：一是提高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使我们的这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二是“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过的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三是在农村中进行文化工作，建立城乡友好互助形式，在工厂工人中组成党的、工会的、个人的等多种团体，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采取法律措施，反对并惩治官僚主义问题上，列宁建议将工农检察院与“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一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是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的党的中央监察机关，与工农检察院的合并，有利于增强工农检察院的权威;另一方面，设立工农检察院的目的，就是吸收基层劳动者参与党与国家机关的监督，使得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回归社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本身有利于党的监督机构首先回归社会。列宁说：“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75〜8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在不断改善和精简国家机构，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的问题上，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在注重选拔和培养干部问题上，列宁建议干部学习、学习、再学习，并通过教育培训、考试的方式使他们真正成为模范的工作人员。
在无产阶级政党处理民族及民族关系问题上，列宁强调继续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大民族在解决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在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先于发达国家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问题上，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俄国可以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列宁晚年的八篇著作中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启示。例如，在政治体制改革、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建设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仍能从中找到很多理论指导。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能从中吸取生生不息的革命精神。列宁晚年的著作，能够一如他的盛年，虎虎有生气，鲜明地显示出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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