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

　　[内容提要]　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的六年半时间中，俄国共产党处在十分强大的内外敌人包围之中。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到俄共党内的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党内民主气氛仍十分浓厚。列宁通过“两个必须”确保党的统一;而通过“十二项可以”确保党员及党组织的民主权利，疏通民主渠道，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决策。

　　[关键词]　列宁;俄国共产党;党内民主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3)02-0089-05

　　西方不少学者恶毒漫骂列宁是一位专制主义者，但也有个别学者，如美国的罗伯特·文森特·丹尼斯在他的《革命的良心》一书中则认为，列宁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看来，这既非讽刺，也非溢美，只可惜他没有做具体分析。下面试作一下历史的考察。

　　1918—1921年，对于俄共来说，是极其艰难、生死未卜的时期。“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而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暴动也此起彼伏。近八年的国内外战争，使国民经济面临“空前的经济崩溃”。无产阶级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对付战争与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全党全国变成了军营，组织上实行极端集中制，工作方法实行战斗命令制，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执行，不得加以讨论。1919年3月，俄共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正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决议下级机关绝对必须执行。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才可向有关的党机关提出申诉。”[1]在国内外战争大体结束时，1921年3月俄共十大决定结束极端集中制，实行“工人民主制”。但是严峻的形势仍然要求党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沉着、严守纪律。必须保持中央的指示畅通无阻。列宁1921年5月27日说：“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指示绝对必须执行。”“某一决议一旦被通过，只要代表大会没有撤消，就必须无条件的执行。”[2]这就是保持党的统一的“两个必需”。尽管如此，党内民主气氛仍十分浓厚。

　　列宁时代，尽管政治上险象环生，党与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依然按时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党内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没有哪一次会议是停留在欢呼、鼓掌、一致通过上，更没有把党的会议变成一言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更不在党的会议上实行极端集中制、战斗命令制，而是切切实实地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十二项可以”。

　　1·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在未形成决议前，领导集团认识不可能一致，会有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主张。“没有政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是斯大林1917年二月革命后说的话。[3]因此，列宁时期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不同意见、不同主张，通过讨论、辩论、表决，作出大多数人同意的决定。如此事例很难尽举，试举典型的三例。例一：1917年4月，全党第七次代表会议，151名代表讨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与加米涅夫分别作正副报告，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对《四月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经过讨论，会议拥护列宁的提纲。[4]例二：1918年5月14—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种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两个报告人——列宁和莫洛夫又分别作了总结报告。最后会议以42∶9通过了以列宁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失败后，声明他们拒绝参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委员会。很快局势的发展证明列宁正确，反对派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例三：1925年4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作中央工作报告之后，紧接着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反对派作副报告。因为根据各代表团代表商定的规定，各个代表团，只要有4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要求，就可以提出一名自己的副报告人。虽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反对派未能吸引到会代表站到自己方面来，但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后，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供比较、选择，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方法。这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并被视为正常与成熟。这里有一个较为生动的事例：1921格勒，他作了主报告，省委书记格乌拉诺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的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乌的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自然不满，向中央作了报告，指责格乌拉诺夫等有非党“倾向”。中央选出(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三人“专门委员会”讨论了季的信，并由列宁执笔回了信，向季指出乌等并没有“那种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5]

　　2·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

　　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军事化”、“工会国家化”，因为十月革命后他长期指挥战争习惯了，想将军事体制移植到工会，这自然引起工会领导人的反对。列宁批评托洛茨基，认为过了头。布哈林则持折衷但稍偏托洛茨基的态度。1920年11月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代表选举，极左反对派集团获得124个代表席位。中央委员会只比它多获得30名追随者。1920年12月7日，党中央讨论此事，列宁以一票之差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列宁认为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建议将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1921年初，工会问题的争论由中央波及地方。彼得堡党委支持列宁纲领，而莫斯科党委反对列宁的纲领。1月12日中央全会决定：必须进行完全自由的争论，任何党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党内先后出现了有自己纲领的八大派别。党中央有托洛茨基、布哈林联合派，列宁为首的“十人纲领派”，此外还有“工人反对派”等等。列宁两次著文批判托、布的错误。正在热烈争论之时，政治局势急遽恶化，喀琅施塔得暴动像惊雷(因为它是自己的军队乃至自己的党员参加的叛乱)一样，向全党发出了危险警报，争论渐渐停止。列宁在十大开幕词中严肃地提出：必须结束争论;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他说：要把这些“确定下来，变成党必须遵守的义务，变成法律”。[6]不过在俄共十大上，还是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派作了报告;托洛茨基代表联合派、普尼柯代表“工人反对派”作了副报告;各派另派两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最后的表决结果是：“十人纲领获326票。其余两派分别获得50与18票”。最后经过稍加修改的“十人纲领”成为大会决议。与此同时，大会也通过决议禁止那些“具有特殊政纲”、“闹独立”、“建立集团纪律”的派别活动，但并未禁止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在适当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建议，同时允许和鼓励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必要提出来。十大之前，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月12日曾经作过决定，十大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按照禁止派别活动的精神，这个决定自然是“违规”的。所以梁赞诺夫建议，“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应当说这个建议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却遭到列宁的反对，代表大会也否决了这一建议。列宁说：“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建议加以否决。”[7]

　　3·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在重大决策上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俄共中央尽量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党员、人民，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如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以挽救刚成立不久的新政权。但他的提案在中央全会上两度被否决，并一直为多数派所反对。列宁被迫以辞职相威胁，这才促使一些中央委员改变态度，结果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顺便一提，列宁本想在工人集中的两个首都就此事进行公民表决，但因时间紧迫改为由中央发意见征询书的形式。42省作了答复，列宁亲自汇编答复资料，总计赞成和平者167票，赞成战争者128票。[8]直到1923年12月15日，二中全会还提出“必须扩大党的争论俱乐部网”，讨论重大问题。只不过它的寿命不长。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

　　列宁时期争论是党的活动中的家常便饭，“争论俱乐部是俄共(布)的一种机构”。[9]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常常进行全面公开的集体讨论、争论，不对照不同的观点，不进行交锋，就很难弄清利弊，达到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决策。不经过意见多元化的争论，就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列宁既未当过政治局主席，也未任过总书记，但他的威望及才能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战友们要同他进行争论，须三思而行。但他还是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及时提出来，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予以讨论，以制定论据充分的、科学的决策。莫洛托夫说，政治局的五人之中有三人每次都反对列宁，而列宁必须同他们共事。“每次都反对列宁”也与事实不符，只是常常争论，提不同意见罢了。就是“不反列宁的”斯大林(莫洛托夫语)，也并非百依百顺的唯诺之辈，他给列宁五十岁寿辰之贺词中，还谈到列宁的错误。[10]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语“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列宁之所以成功，因为他周围的人是同志、是战友、是诤友。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五人政治局中，列宁是俄罗斯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另外三个是犹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5·党员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

　　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九大上指出，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11]俄共十大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物《争论专页》就开始出版，同时还出版了专门文集。它在历次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争论时期，都一再出版。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立“争论俱乐部”，主席是市委的一位常委。根据市委书记处及常委会1921年12月29日的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成立了这种“俱乐部”，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等等问题。这些俱乐部舆论自由、批评自由，但不允许有派别活动，要保持党的统一。列宁时期争论俱乐部一直存在着。这说明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在一定的刊物上批评党的缺点与失误，总结经验与教训。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列宁等领导人的提案。

　　1917年冬到1918年3月，中央全会上曾两度否定了列宁与德签订和约的提案。列宁既要说服以布哈林为首的主战派，也要说服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派，后来列宁才勉强争取到多数票的支持。同样，列宁对其他领导人的提案的否决也需要争取多数票的支持。1919年3月召开的八大，以174票对95票，通过了列宁反对以伏洛希洛夫为首的“军事反对派”的路线。总之，列宁时期，党内存在着公开的争论、争吵。按说当时的列宁也像斯大林30年代后期那样，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能个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但他从不个人决定重要任命，也不个人说了算，而总是一一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见，总是付诸票决制决定，他自己只享有一票的平等表决权。有时决定虽然违背他的意志，但他也不得不向其他同志让步，不得不接受表决的结果，接受别人的意见。列宁曾在给越飞的信中说：“你不只一次地重复说‘中央就是我’，您搞错了。这些话在神经异常紧张和异常疲倦时才会出来，旧的中央(1919—1920年)曾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回击了我，这点你从争论中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和人事问题上，无数次情况下我是处在少数地位。”[12]

　　7·列宁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列宁是最早赏识托洛茨基巨大才能的人。1903年就把他吸收到党的最上层，但当时托并不那么领情，一度是孟什维克分子，时而又摇摆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他多次痛骂布尔什维克，并经常与列宁论战，骂列宁为“独裁者”、“未来罗伯斯庇尔”。1917年5月，托洛茨基返回俄国，他与列宁都强烈主张不断革命，从而迅速合作，后来成了仅次于列宁的第二领袖。在战斗中，托洛茨基更了解了列宁，由衷敬佩列宁。又如，十月革命前党内外不主张夺取政权的呼声甚高，加米涅夫也加入了这个合唱队，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在继续，而且还会长期继续下去，因此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党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因此反对加米涅夫进入党中央委员会，但是列宁与诺根坚决为加米涅夫辩护，使他成为俄共中央委员。9月讨论列宁起义夺取政权的方案时，加米涅夫提出反对的决议案。10月15日党中央通过了列宁号召起义的决议，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以示抗议，同时于10月18日在非党报纸上公开了党的起义秘密决定。列宁极为愤慨，怒斥为“严重的叛变”、“工贼”，提议将他们开除出党。11月2日，中央委员会开会，一致同意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无权反对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定;同时也一致否定了列宁把季、加开除出党的提议，并以5比3的票比，接受了加米涅夫的辞职。后来季、加两人改变了观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积极投身革命，又成了仅次于列宁、托洛茨基的领袖。1917年1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决议停止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合政权的谈判。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反对这个决议，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诺根、李可夫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虽然这些人被列宁称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13]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了党政要人。李可夫曾长期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可见列宁时期，只要执行中央决定，改正错误，就不记旧恶，不进行报复，不对承认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不要求他们公开悔过，绝不强迫，更不允许使用严刑逼迫他们自诬。

　　8·在可能发生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对中央表决的信任与不信任案。

　　俄共七大于1918年3月6日召开，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交付表决，结果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但整个莫斯科党组织竟通过不信任中央之决议案，并“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因为布列斯特和约要割让大片俄国及附属国领土，情况太特殊，所以列宁认为“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4]这说明，列宁认为如果下级党组织确认中央之决定违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可以通过对中央的信任与不信任案的。1925年12月，俄共(布)十四大开幕，此时列宁已逝世快两年了。列宁格勒代表团通过了否定十四大的决议。而列宁格勒市代表团大会闭会后，“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拒绝服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15]这次斯大林的定性与处理就大不同于列宁时期了，认为这是反党。从此就再也没有对中央表决的不信任案了。

　　9·党代表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

　　列宁时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不乏欢呼和长时间的掌声。但也有代表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发出不满的嘘声，喝倒彩声，甚至斥责“滚下去”。许多发言人不时会收到下面递上来的纸条，有质询，有建议。甚至列宁也会收到不少质询责难的条子。如九大时萨普龙诺质询列宁：“是否要使党员们成为听话的留声机?难道您认为这将是最革命的吗?”十大时党代表基谢廖夫对列宁使用“机关枪”一词提出批评，列宁当即在大会上表示“十分抱歉”，“我郑重保证今后不再用这一类字眼来打比方”。[16]接到纸条的人，或即席答复，或会后答复，或当场自我批评，加以更正，或在报纸、文集中答复。可以同意、赞扬，也可以给予以讽刺嘲笑。但事后不准进行报复，论战对手也是一样的。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米雅斯尼柯夫1906年入党，曾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他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工作，是个“工人反对派”。他于1921年5月2日写了《给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7月27日又写了《伤脑筋的问题》，要求给予工会和农会以工农检查院的权力，并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8月1日列宁看到了这些材料，并当即回信。8月5日，列宁又写了封长信，开导、批评他。[17]8月16日，米雅斯尼柯夫给列宁回信，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反驳列宁。1921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责令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自己的纲领，而应在《争论专页》刊出他的文章及中央对该信的答复，并查清他的问题。但是中央这一决定竟遭到莫托维利哈区全体党员大会的反对。后来，《争论专页》出了本小册子《辩论材料》，只供党员阅读，其中包括：米雅斯尼柯夫同志的提纲，列宁同志的信，给列宁的回信，中央组织局的决定，莫托哈维利哈党员大会关于支持米雅斯尼科夫的决定。也就是说，居然将领袖、中央组织局与党员的争论，以及基层党组织反对中央组织局的决定公布于全党。由于米雅斯尼柯夫走得太远、太离谱，192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将其开除党籍。不过留了一个余地：“一年后他有权再次申请入党。”[18]而米雅斯尼柯夫并不买帐。他在十二大前组织“俄国共产党工人小组，要求把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排除在党的领导之外，还煽动罢工”。1923年6月他被逮捕，后逃亡国外。

　　11·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建党后，历届党代表大会都要组成“检查委员会”，检查中央的财务会计，然后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请大会审查。1917年7月举行的六大制定的党章十四条，更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一直到1922年4月俄共(布)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仍将“定期检查俄共中央会计处”作为一项制度定了下来。

　　12·可以而且应该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高层领袖。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作出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其中7、8、9三条明确规定：(1)监委与党委“平等地行使职权”;(2)监委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委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并有发言权”;(3)监委决议，本级党委“必须执行而不得取消”，如不能取得协调，可提交党委与监委联席会议、党代表大会或上级解决。也就是说，党委监委互不隶属，相互制约。

　　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又赋予了检查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但未赋予对政治局的监察检查权。[19]1922年12月列宁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写下了他的八篇《最后书信和文章》[20]，提出一系列对监察的权力配置、权力制衡的意见。十一大的《条例》只提到对书记处、组织局的检查，并未提对政治局——党的最高首脑机关的检查。而列宁现在又前进了一步。他说，中监委、工农监察院主席团应派出一定人数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为了“更好地”、“绝对地”了解情况，“凡与政治局有关文件，一律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与监委各委员[21]，这样做，目的在于监委可以监督中央决策，对总书记乃至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如果违纪，还有查处权。可见，列宁力图建立党自身的监督机制与权力制衡机制。

　　列宁在十大上指出：党内的一切争论、辩论、批评、建议，都应该分清是在党的会议上说呢，还是在党外乱说?是在专门刊物、专门文章、文集内交换意见呢，还是擅自宣传自己的某种主张?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非党的立场上?这些自然是有区别的。既不要妨碍党的政治工作，也不能放弃学术讨论。这样才能寻求正确的认识，做到正确决策，并且才能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

　　我们并不认为，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完美无缺，但是它却是极其珍贵、极有价值的参考史料。列宁时期的党，虽然历时不长，但经历却非常丰富。从历史环境来说，经历了战争、和平、经济崩溃的时代;从党的形态来说，曾处于非法秘密状态、半合法状态、合法状态;从党的参政情况来看，经历了在野党、以俄共为主的多党联合执政、以及一党执政。具体历史环境不同、执政形式不同，决定了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民主程度与民主程序都会有所不同。应当承认，俄国二月革命前，列宁并没有预料到将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时期。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民主的范围、程序、程度，虽然有党章的规定，但毕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党内民主还远远没有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探索前进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难免出现超前、空想、滞后、失误，乃至埋下种种隐患。

　　注释：

　　[1][13]《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7页，第515页。

　　[2]《列宁研究》1993年第2辑第7页。

　　[3]《革命的良心》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4][14]《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849页，第420页。

　　[5]《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378页。

　　[6][7][16]《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2、28页，第101、423页，第103页。

　　[8]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6页。

　　[9][17]《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79、593页，第84、90页。

　　[10]《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8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88页。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66—169页。

　　[1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8、361页。

　　[18][20][21]《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10页，第338—392页，第377页。

　　[19]《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1页、197页。

　　[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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