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按：电影《忠诚与背叛》有一句台词：“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听到这句台词，我感到一种震撼。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一篇作文，是他在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文中所说的“事业”，就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我把它称为“马克思承诺”。在今天，马克思的承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公开嘲讽。这种嘲讽的依据，来自于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判断：“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可以这么说，现在还相信马克思承诺的人，恐怕已经是凤毛麟角了。那么，“马克思承诺”到底是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呢?下面这篇文章，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8期，是我对“马克思承诺”的一些思考，挂出来供“有识之士”批判。
“马克思承诺”的再证明
——经济维度、生态维度、劳动维度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内容提要：有不少人总是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质疑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这种质疑的依据来自于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判断：“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其实，人类的欲望既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欲望无限”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方面的欲求。人的精神欲望的确是无限的，但人的物质欲望却是有限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这个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对自由承诺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真实的历史逻辑。这个命题，可以从经济的、生态的和劳动的维度得到证明。
关键词：马克思，承诺，欲望，经济维度，生态维度，劳动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今天的学术界，尤其是在经济学界，对任何信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都报以冷嘲热讽，已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不少人似乎终于醒悟：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即：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令人“心向往之”，但其可靠性却是很值得怀疑的。比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牛津大学教授G.A.科亨(G.A.Coh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悲观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确实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现今生产力的发展却遇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障碍。技术知识没有停止发展，而且也不会停止发展，但地球的资源没有丰富到能保证因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而生产出无限多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二趋势(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品按需分配)也就不会成为现实。从此以后，这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前景的两大事实断言失去了信心。”[1]
无独有偶，我国学者赵汀阳先生也说：“(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物质变得极大丰富，也就是相当于世界的无限扩大，世界大到人人能够拥有足够自己伸展的世界，才能有足够条件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不会去压迫、剥削和掠夺他人，每个人才能够有自由。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一个世界不可能丰富到相当于包含无数个属于各人的足够大的可能世界的地步。一个有限的世界不可能变成一个无穷大的世界，这就是自由所以是个难题的真正底牌”，“至少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理论世界中或许是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人的需要和欲望总是水涨船高”，“欲望往往增长得比物质增长更快”。[2]从“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这两个判断出发，赵汀阳断定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承诺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说，科亨教授和赵汀阳先生的这种看法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这种观点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这两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这两个判断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承诺当然难以成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个判断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在资源绝对量既定的情况下，如果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那么资源当然就是有限的;问题在于，如果人的欲望并不是无限的，那么即使资源在绝对量上是有限的，但在相对意义上(与有限的欲望相比)，资源也是无限的。换言之，资源是否有限，关键要看欲望是否无限。于是，对上面两个判断的分析就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的欲望是否无限?
众所周知，欲望展示的内涵总是某种欠缺，欲望的本质是匮乏。因此，匮乏既是欲望的源泉，又是欲望的边界，匮乏的消除也就意味着欲望的消解。从这个层面来看，人类的欲望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程恩富教授说得好：“从需要满足层面看，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能实现的需要，还是专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水平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人类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本身也是受到一定约束或限制的。西方理论没有明确区分需要的种类及其约束条件，笼统地说需要始终处于无限状态，是不合情理的。”[3]
在我看来，人们通常所说的“欲望无限”其实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方面的欲求。人对精神的欲望的确是无限的，但人对物质的欲望却是有限的。“物质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无限性”这个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对自由承诺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真实的历史逻辑。这个命题，可以从经济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层面得到证明。
二、经济维度的证明
人类对物质的欲求并不是无限的，这一点早已为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然而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却坚信，人的物欲是永无止境的。
有趣的是，尽管现代经济学固执地认为人的物欲是无限的，但在现代经济学的经典教义中，“人类的物质欲求与物质产品的数量成反比关系”却是公认的结论。这个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的著名规律，是物欲有限性在经济学上的最好证明。它表明，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人类的物欲存在着趋于收敛的边界，不可能无限膨胀。如果说，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积累是可以确定的必然趋势;那么，伴随着这一趋势的必然是物欲膨胀速度的下降乃至最终趋于“停滞”。
除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外，著名的“Easterlin悖论”也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证明了物欲的有限性。当代经济学家们发现：当一个国家在物质上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却没有随之提高。这个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由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最早研究了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谜”又被称为Easterlin悖论(Easterlin paradox)。[4]
这个悖论吸引了众多的经济学者。比如，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田国强等人通过模型证明：在达到一个临界值之前，物质财富增长能够提高幸福水平，但是一旦达到这个临界值，物质财富增长会导致帕累托无效。换言之，“这个结论为‘幸福——收入之谜’提供了一种解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基本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满足时，提高收入水平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当收入水平达到一个临界值后，进一步增加收入对提高幸福水平无效、效果很小或有反作用。”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当经济相对贫穷时，增加收入将增加社会最大福利;当经济变得富裕时，那么仅仅增加收入并不能增加社会的幸福水平”，此时，“提高社会幸福水平的唯一方式是提高非收入因素的水平。”[5]什么是“非收入因素”?其实就是超越物欲的精神需要!
精神需要在本质上内涵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换言之，精神需要的提升必然与马克思承诺的指向互相印证。“伊斯特林悖论”也好，田国强等人的模型也罢，主流经济学的本意并不是要为马克思的承诺提供什么证明，但其逻辑推理却得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初衷相悖的结论，这恐怕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尽管上述结论足以证明人类物欲的有限性，然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看来，“马克思承诺”在道德上固然值得尊重，但由于这种承诺与“经济人”的本性相抵触，所以是不能接受的。按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类的物质欲望就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一旦释放出来就永远没完没了。公允地说，现代经济学把“物质欲望”视为经济人“利己”行为的出发点，这肯定是正确的。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个别人(如雷锋)的“利他”行为之所以彰显出高尚、伟大和不平凡，是因为“利他”行为往往是物质层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利他”行为就很难“普世化”。但现代经济学却不愿正视，不仅“物质欲望”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层面，而且“物质欲望”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证明：物质财富与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物质欲望”成反比，与“非物质欲望”成正比[6]，也就是说，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人的物欲将趋于递减——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乌托邦的理论猜测，而已经是越来越鲜活的现实。
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欲望”将趋于递减，而“非物质欲望”(比如对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只要看一看当代绿色和平运动、志愿者行动、环保潮流的强劲势头，我们就清楚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正在悄然发生的“消费的精神性转向”[7]，更是有力地证明了物质欲望的有限性。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说：“个人的本能或人类的本能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个人的本性或人类的本性则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旧‘经济人’理论却用个人的低级本能及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替代人的多样化社会本性，形成思维的单一性和呆板性。弗洛姆甚至把接纳倾向型、剥削倾向型、贮藏倾向型和市场倾向型的人格归于病态，而只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且不以损人利己来达到自己目的的生产倾向型人格，称作真正健康的人格。即使参照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划分，也不能将天生的、原始的、本能的‘本我’等同于道德的、高级的、超个人的‘超我’，旧‘自私人’理念只相当于‘本我’层次和根据一般现实原则行事的理性‘自我’层次。”[3]
三、生态维度的证明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物欲的有限性或精神需要的提升，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现实表明，科技发展要受到生态环境日益失衡的制约，这似乎对“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前景蒙上了阴影。这是“马克思承诺”无法回避的事实——所以俞吾金先生不无忧虑地说：由于“无论是地球上的资源，还是社会生产，都存在着自己的界限”，因此“必须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前提”[8]。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亨和赵汀阳等人的诘难的确值得认真对待。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现实正好从反面说明，原有的以物欲膨胀和物欲横流为导向的社会关系，恐怕将越来越难以适应和容纳科技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力水平，这种导向必须改变，也一定会改变。否则，物欲的“无限膨胀”必将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从生态维度看，物欲的有限性而不是物欲的无限性才是未来人类发展的正道。第二，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危机集中体现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前景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证明，不要低估科学的力量，在能源问题上我们没有理由过于悲观。
其实，现有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不仅是孕育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土壤，而且也是推动人类探索新能源的动力。这种探索的最新成果表明，人类在大约50年后，有望通过“核聚变”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这不是一个科学幻想，而是一个正在实施并稳步推进的计划。吴维越先生在《新型能源——“人造太阳”》中，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吴维越：《新型能源——“人造太阳”》，《科学》2006年第4期，转引自《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第142-143页。)由于涉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笔者有必要引用如下：
(一)人类面临的能源困境是：“人类能源消耗快速增加，我们今天使用的主要化石燃料，再有100多年即将用尽。这些化石燃料是太阳和地球作用了上亿年才形成的，只够人类使用三四百年，它们是不可再生的。”
(二)如何摆脱能源困境：通过“人造太阳”来解决能源问题。所谓“人造太阳”“通俗地讲就是对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进行控制并作为一种极其优质的新能源。之所以把它称为‘人造太阳’，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太阳是靠氘和氚不断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能量……，而科学家要做的是，把太阳这种聚变反应原理用在地球上，为人类造福。”核聚变的基本原理：“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真空室内加入少量氢的同位素氘或氚，在高温下，这些原子核中的电子脱离了束缚，形成等离子体，然后通过提高其密度、温度使其发生聚变反应以得到巨大的能量。”
(三)“核聚变”与“核裂变”的区别：“核裂变是一个质量大的原子核分裂成几个原子核的变化，这个过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根据这个原理，人们已经建成了裂变核反应堆。而核聚变的过程与核裂变相反，是几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聚合成一个比较重原子核的过程。只有较轻的原子核才能发生核聚变，比如：氢的同位素氘、氚等，它们也是自然界最容易实现的聚变反应物质，这种反应已经在太阳上持续了50亿年。核聚变过程释放出的能量要远远比核裂变大。”
(四)新能源有三个特点：(1)无限性。“这种聚变产生的能量，是目前地球上其他能量无法比拟的。它的资源是无限的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人类能源问题，就它的原料的提取和反应后产生的废料来说都是非常干净的。”“如果这种能量开发出来，那么地球上现有的为人类提供能量的形式，如石油、煤，甚至是风能、水能，都将不会再有理由继续作为能源存在下去，人类不会再有争夺能源的战争或纠纷了，甚至目前人们所担心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匮乏制约发展这些因素都将被彻底扔到海洋中去——浩瀚的海洋足以解决这一切问题。”(2)可持续性。“有一种说法是‘海水变能源’。因为聚变的原料是氢和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其中的氢和氢的同位素氘和氚都是在海水里大量存在的。它们也很容易从海水中提炼出来，提炼过程也不会产生任何污染”。“从地球目前的海水资源来看，这种资源基本上是无限的。有一个换算，在核聚变条件下，我们用一公斤海水提炼出的氘和氚，聚变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00升的汽油放出的能量。按照现在人类能源消耗水平，甚至再考虑到以后发展的进一步需要，保守地估算，地球上的海水如果作为聚变的原料，可以维持人类能源需求几百亿年。”(3)安全性。“虽然人造太阳即‘核聚变’的反应机理等同于热核氢弹的机理，但它完全没有热核氢弹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可怕的毁灭性破坏力，因为加入到EAST装置真空室内的原料是少量的……。即使将来达到了建设反应堆的规模，它也是非常安全和干净的，远比现有的能源对人类环境的危害小。”“同时‘人造太阳’所用原料本身就是非常纯净的，远非裂变原料如铀等元素所具有的强烈辐射性，因此聚变能源一直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干净的、无限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是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理想能源。”
(五)进展状况：“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致力于研究热核聚变”。根据推算，“50年后，核聚变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人类。”目前，“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建造的EAST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就是为推动核聚变实验研究进展而建设的”。如果一切顺利，“将有望出现EAST装置上的第一个高温等离子和热核聚变反应，这也就标志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在中国建成。”“这样估算下来，50年后我们有可能看到聚变能真正应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生产中。”“由于核聚变的研究对人类有非常大的应用前景，所以各国对核聚变的研究项目都不允许保密，所有研究成果都要公开。”
核聚变的开发和利用前景表明，人类彻底摆脱能源瓶颈的制约已经为期不远了。在生态维度上，“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未来社会并不缺乏坚实的能源基础。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说：“从资源利用层面看,各类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限的，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物质变换和循环经济也是无限的。我们不能撇开地球自然资源与宇宙物质世界之间的必然联系，把资源局限在宇宙中物质形态的一小部分即地球资源，而忽视宇宙资源和物质的广泛性、无限性和可循环性。”[3]
四、劳动维度的证明
迄今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劳动还只能是“谋生”的手段。如果劳动的目的不能超越“谋生”的局限而上升到“乐生”的境界，那么“马克思承诺”(比如按需分配)就只能是空想。然而在当代，不断升级的计算机、越来越快捷的电信网络、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机器人以及信息时代的各种相关技术，正在每个领域和行业迅速取代人类的位置。科技的惊人发展促使许多学者敏锐地提出了“工作的终结”、“无劳动社会”的大胆预测：“在将来更加自动化的全球经济中，上亿人的劳动将不再必要，或根本不必要”。“在无劳动社会中，人们不再有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人们“可能追求从新闻和写作、艺术欣赏和创作、做游戏中获取更大快乐。他们可能追求更多的更高尚的活动——为了学习的乐趣而进行学习，为了更健康而锻炼身体，以及为了更大的个人满足而培养其心智”，“人们掌握了这一切闲暇时间，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帮助他人。这将使他们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9]。据美国电脑专家库茨魏尔预测：“2025年之后，机器人将迅速代替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而且它们将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10]
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上述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休闲时间的增加和休闲活动的扩张，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得娱乐预算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足以证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物质生存的满足对于人类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在18世纪末，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是72小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已经缩减到不足40小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缩减”还远未终结，只要科技的发展不停止，工作时间的缩减就将“进行到底”。不难推测，随着工作时间在人的生命中所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小，人的发展的时空将极大地得到延展，旧的分工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人类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压力将越来越小，劳动的目的将越来越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命的意义”，劳动将越来越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自然力替代人力”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11]
问题在于，如果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类会不会因无所事事而堕落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一旦劳动不再成为价值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2]218-219因此马克思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由“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构成。[12]225-226可见，闲暇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无所事事”，而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愿意的活动。
然而，人们可能会问，如果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那么劳动不就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了吗?那么我们又怎样解读马克思的以下论述：“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12]208-209我认为，对上述论述应当辨证理解。马克思把被自然力替代的劳动称为“直接形式的劳动”，这意味着人类在“直接形式的劳动”消亡之后，还将存在着“间接形式的劳动”，后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艺术和科学”等较高级的活动。因此，虽然那种需要用价值来计量的“直接形式的劳动”消亡了，但是，那种无须价值计量的“间接形式的劳动”——个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自由发展，则构成了人类乐生的手段和存在的意义。我认为，正是在“间接形式”的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劳动看作是永恒的范畴。而在“直接形式”的意义上，劳动则是历史的范畴。
五、结 语
学术界有不少人总是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嘲讽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本文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承诺”不仅在理论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而且就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马克思承诺”也越来越被实践的发展所证实。在这里，我想借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与学术界的同仁共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与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13]2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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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汀阳.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J].世界哲学,2004年,(6):57-65.
[3]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16-29.
[4]Easterlin,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P.David and M.Reder.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M].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4.
[5]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迷”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4-15.
[6]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韩震.论商品记号的价值取向的转换——关于消费活动精神性转向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2006,(10):8-12.
[8]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叙述方式[N].社会科学报,2005-2-23.
[9]迈克尔.未来的劳动与服务[J].经济展望,2000,(9).
[10]奥蒂斯•波特.21世纪的21种设想[N].(美国)商业周刊,2000-8-23.
[11]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J].学术月刊,2005,(4):26-3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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