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效率？
十年以前都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没效率，“大锅饭”啦“企业办社会”什么的。那时效率确实有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一个仪表厂当车工，当时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所以国企的效率问题，确是个真问题。但问题很快就被过度简化成越是公家的越是无效的。改革思路很快也就从物质刺激跃升为越是私人的越是有效的。应该说，私有化很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
这样干净利落的思路——其实不仅仅经济学家喜欢简洁，普通人也喜欢——是哪儿来的呢?这肯定跟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的改革有关。乡下一分田单干，城里鱼肉菜蛋就都有了，那城里的企业干嘛不效法人家?
其实农村改革的成功，原因要复杂得多，普适性也有限得多。先说原因，粮食涨价就是其中之一。据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那一次涨价就让农民收入翻了一两番。还有这些年又被翻出来的文革末期引进化肥生产线之类。再说可推广性，种地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立竿见影。但大工业行么?又不是焊洋铁壶，一炉子加一烙铁就齐活了。城市工业的组织规模跟农村有天壤之别。所有制和效率隔得比较远，中间还有好多环节。
前些年吴思写了篇《我的极左经历》回忆文革末期他在农村当队长，按照列宁的思路扩大义务劳动时间，缩小自留地，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离共产主义近点儿，结果失败了。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地主资本家对提高效率更有动力。他说的没错，的确他们更有动力，但有动力不一定就有能力。地主还可能有这个能力—— 因为就那么几个长工短工，他可以挨家挨户半夜鸡叫提高劳动生产率。小工厂主或作坊主也可能有这个能力，可大资本家就不行了，起码不比国企老总强多少。
我曾跟一个80多岁的农村老支书探讨过当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我问他农村合作社大概要不超过多少户，大家干活才觉得是给自己干而不是给别人干，他说十七八户吧。人太多了就都指着别人了，每个人就会形成“少劳就是多得”的心理。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其他变量如等级制、带头人的人缘、能力等等合并进来。所以，不能想当然，把经验的适应性随意扩大。几年前我读前国家领导人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关于当年农村改革他讲得很中肯：中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选择哪种所有制哪种责任制不应该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办法。农村如此，城市就更是这样了。
可惜，“地主资本家=效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公式成为了中国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赖昌星的侄儿为吸引女歌星眼球，把六辆奥迪当街撞成一堆废铁，这叫“效率”么?
“效率=私有”的改革公式还有个同卵双胞公式：效率=不平等。其来源估计是当时看着跟神话故事似的西方：西方不是人压迫人吗，人压迫人却卫星登了月，不明摆着资本主义好嘛!其实效率与不平等的关系并没那么绝对，也会因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我读过一篇西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谈到美国大医药公司，效率与不平等成正相关;而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厂，效率则跟技工与工程师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成正相关，因为技工有了主人翁感就特爱搞点小改进，比如车身的某条曲线什么的;北欧的家具厂也是效率与平等成正相关。其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因为平等解放了积极性呢?因此，对效率与平等/不平等的关系的观察应该先把立场搁一边，实事求是地做具体分析。
但中国的改革家们不是这态度。他们以前一直当马克思的铁杆信徒，紧接着又当哈耶克的钢杆信徒，一天都没形单影只过。那些年上头一下改革文件，当头一段全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提高效率”这些话。公正地说，拉大差距的确可以强化激励，提高效率，但这是有范围、有条件的。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不平等=效率成了几乎所有改革者信奉的教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
私有化不能解决国企问题
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改革，近10年来，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问题了。这10年来对国企的主要批评，又转到“公平正义”方面来了。一部分“左派”批评如今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比血汗工厂也好不到哪儿去，国企老总跟大资本家也没什么两样，“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体现在哪儿了。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有人说，国企老总年薪上千万的绝无仅有。不过，年薪和收入是俩概念，而且有些东西都未必计入正式收入。至于为什么政府大官会跟企业老总对调位置，据说因为两者经济差距不会太大，所以董事长才愿意调出去当副省长。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差距不小，谁都想沾沾光，轮流坐庄于是就成了官场潜规，就好像清代的穷京官要外放到地方捞“十万雪花银”一样。不过，说央企内部跟血汗工厂肯定夸张了，真要那样，大家也不会打破头往里挤。
自由派倒不认为国企内部阶级关系有什么不合适。他们主要批评国企占据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挤占了私企的机会，而且像汽油价就高不就低，人民也没得着多少好处，好处都被国企和政府拿去花天酒地了。他们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首先，有的领域没私企，是因为政策不让私企进去，有的则是让你进去你也待不住——竞争不过央企。后一种情况不说了，就说前一种吧。这在很大程度是个立场问题：站在私企的立场上看，这肯定不好，但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看没准儿也挺好。为什么“挺好”呢?因为假定国企和私企的效率一样，那当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越有戏越好，属于个别人个别家族的企业越没戏越好了。老百姓从私企那儿所能得到的直接好处，只有税收那一部分，而从国企那儿得到的好处就不止这些了。因为理论上那是你的产业，分红也有你一份。
但为什么说“没准儿挺好”而不说“肯定挺好”呢?那是因为，第一，同一行业内，适当引进一些竞争包括不同所有制的竞争，的确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还可以逼着相互竞争的企业向消费者让渡更多的利益。美国电信企业的拆分以及中国电信产业的拆分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不得不承认，国企以及国企背后的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集团——尽管理论上不是，但实际上是。国企的收益被国企拿去一部分自己合适了，被政府拿走另一部分让官僚群体乱花了一些，往自己兜里私揣了一些，这的确有些过分。但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也有过于情绪化、不理性的倾向。经济低迷、价格倒挂时期，私企关门的关门、溜号的溜号，而国企央企得硬撑着维持“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像修地铁、修高铁、给老头老太太发退休费等等，一部分钱也是从国企来的——要说人民一点好处没落着，那是瞎说。所以既要正视问题，还要实事求是。
如今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主要由自由派承担。由于观点偏激，他们的解决办法便过于简单，就是私有化，这特别像两口子一拌嘴就起草离婚协议。如果说用私有化解决效率问题还靠点谱的话，用私有化解决化公为私贪污腐败问题，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本来是责任制范围内的监管问题，干吗要一个大跃进跃进到改所有制呢?对于一些人，这是认识上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就难说了。这另一些人属于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他们穿着“民”的迷彩服，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中间，可说的话全在给民企老板——好多也都是官倒出身——代言。民企老板的利益也是利益，当然需要有人代言和维护。但你代言没关系，最好把迷彩服脱了，大家都清水摸鱼，谁也别浑水摸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一位老朋友聊过国企的问题。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实在：“国企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好：怎么改都相对容易。一旦成了私人的，发现不好再想改回来可就难了，就得要流血了。”所以，国企改革要多在责任制、在监管上动脑筋想办法，少在所有制上轻举妄动。国企的好处被高管多拿了，被官僚瞎花了，老百姓还有理由跟他们理论。等成了私人的，人爱怎么造怎么造，根本就没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份儿。赵本山穷奢极欲玩私人飞机，网友们不满。赵说：那是我挣的，我爱咋咋的。赖家的侄子拿六辆奥迪撞着玩儿谁又真能拿他怎么着?中石油﹑中石化老总这么玩试试，老百姓不得炸窝，中纪委不得双规么?
但是，怎么监管呢?现在的监管手段显然不够。其实办法不外乎加强法制、建立民主、扩大新闻自由这几块。至于有人说新闻媒体对国企乃至政府的批评有夸大不实之词，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新闻自由不等于信口雌黄、造谣惑众，必须受到法律和行业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国企和政府也真得有人不停地叨叨它们——有人叨叨还这样，没人叨叨就更不知啥样了。
天下大势与社会心理
与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主流的社会心理不是读书读成那样的，也不是辩论辩成那样的，而是天下大势往那儿一放，它就乖乖地成那样了。原来社会主义为什么大家都看好，都来入股，就是因为一战二战、中间加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事情搞砸了，否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不就是灰头土脸在图书馆某个旮旯里窝着么?这几十年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歌声嘹亮，根本原因也还是天下大势变了，里面是文革惨败，外面是苏联东欧从下坡路一直走到了烟消云散。有了这个大势，当年老左派唱多少遍《社会主义好》也没用，不会有多少人信这个。
就说国企改革思路吧，其实一直也不光是“效率=私有=不平等”这一种思路，就我个人有限的了解而言，像经济学家杨斌远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过要实事求是的思路，而诸如王小东等人比这还要早。但可惜都没成为主流的、基本的思路，形势比人强啊。
那么现在的天下大势呢?应该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改革以纠正毛时代的弊端为起点，在过去三四十年凯歌高奏的同时，也不断积累着自身的弊端，逐渐耗尽其体制、文化和道德能量。这些都在酝酿着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并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建设未来的新的思路。
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承载者和主要表达者的知识分子，这些年也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如今进入盛年，占据着知识文化领域的关键岗位，如主任、主编、所长、院长、社长、名导演、名作家、名画家等等。他们是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历史巨变的产物，既体现了这一巨变的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这一巨变的历史局限性。其中有些人，说得夸张一点，思想上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几十年，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让他们改变几乎不可能，但时间会做出改变。而且已经做出了，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一毕业，事业家庭都顺得不能再顺，感觉跟黄世仁一样良好，对白毛女完全没有同情的社会基础——觉得嫁给黄世仁是她的最佳人生设计了。2000年以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了业工作无着，房子无着，老婆无着，而且这“奴”那“奴”跟一排麻袋似的压在背上，那他们对白毛女、黄世仁的感觉就不可能跟他们的上一代保持一致了，也不可能把大春和恐怖分子直接画等号而一点不犹豫了。
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进入未定之天，将生将死，正在犬牙交错之际。所谓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相信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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