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西方文明中心论则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武器。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其现代文明发展模式独特性的认同意识，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建构的理论与话语。经过三百多年的嬗变发展，西方文明中心论已日益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对非西方落后国家的文化殖民甚至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2011年以来，在西方国家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甚至俄罗斯等国家内政的干涉中，西方文明中心论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认真梳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对外推行文化霸权的策略，剖析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内在本质以及带来的挑战，研究出应对之策，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好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处理本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道路等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西方文明中心论演变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及其特征
随着18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不断胜利、海外殖民扩张活动日益深化，西方国家在社会思想上日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自我意识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彼此割裂的社会阵营，西方的文明发展道路被模式化、理性化、神圣化，西方文明中心论应运而生。总体而言，产生至今，西方文明中心论经历了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几大阶段的历史嬗变。
(一)乐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及其片面性。乐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出现于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该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巨大成功的反映。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们以地域、种族、宗教等因素为理论根据，宣称只有西方才能产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坚持认为“国民之进化，自由之政令”皆源于欧洲文明，而“非欧文明”不能“久善”。[1]进化论思想家达尔文、鲁布克、泰勒基于种族优选理论，提出只有西方的一些种族由于拥有高度理智、文化和道德，因而踞于世界文明的顶峰。法国思想家戈比诺则干脆直接声称“一切文明皆来源于白种人”。[2]而事实上，公元500年到1800年之间，世界就是东方为中心的世界，西方文明远远落后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发展史 “言必称希腊”，而希腊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主。启蒙运动更多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亚当·斯密阐发的英国经济自发放任的原则实际渊源则来自于中国道家治国“无为”的思想。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都是经由跨国商路传到欧洲，甚至包括蒸汽机原理都更早的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显然，西方文明中心论抹杀了这些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基督教关于上帝选民的思想则把“白人的责任”建构西方文明中心论，主观认为上帝把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理应指挥低能劣等种族。就其历史影响来看，以进步论为标志的乐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论发挥了对内维护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重大历史作用，虽然被精美的工业品、选举制的政治、多元的文化巧妙地掩盖了起来，但其片面性和阶级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西方资本家和政客的野心和贪心在炮舰外交、人权强化等赤裸裸手段面前暴露无遗，他们不断强化“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理论，宣称只有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正统”，只有现代西方文明是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普世文明”，其他文明只有服从和膜拜西方文明才能生存。
(二)悲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及其矛盾性。悲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时期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要流派，也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走出片面性的开始。一方面，它是对西方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重重矛盾，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内在缺陷的深刻理论反思;另一方面，它直观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节节胜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无力主导世界格局的现实情况。“文明倒退说”、“文明循环说”、“文明终结说”作为悲观主义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要理论形式，虽然致力于维护西方文明唯我独尊的地位，却在客观上破除了西方文明单线进步论的神话，因而其理论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
例如，持“文明倒退说”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既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文明，却又描绘出了一幅文明倒退的黯淡西方社会图景。 [3]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基于“挑战——应战”模式提出的“文明循环说”强调只有通过“全心全意的最高限度西方化”才能拯救失势方，却又对经济萧条、战争横生的西方文明危机充满忧虑。[4]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文明终结理论既提出现代文明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却又担心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受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5]概言之，悲观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虽然竭力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不过也间接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世界文明具有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这一事实。
(三)备受当代西方推崇的悲观主义下乐观基调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悲观主义下乐观基调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它呈现了西方文明无力解决内在固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尖锐冲突，束手无策于恐怖袭击、街头枪击、金融危机、罢工游行等社会动荡事件;另一方面，它也保守乐观地映现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等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作为冷战结束至今的悲观主义下乐观基调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要观点，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普世文明论”、“冲突文明论”或者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终点，或者认为西方文明模式是唯一的现代文明道路，其主要目的在于向世界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满足西方国家追逐国际市场剩余价值的需要，因此备受西方国家大力推崇。
悲观主义下乐观基调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当代西方学者的大力推崇。持“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历史将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6]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提出“普世文明”的观点，强调西式现代化是唯一的现代文明道路。[7]“文明冲突论”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把普世文明等同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8]“冲突文明论”学者尼尔·弗格森认为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应该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9]现在，这种思想已经对美国国际战略和世界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均坚持推行全球民主化战略，不惜武力迫使“非民主”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进入西方自诩的文明体系。
观察研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看出，西方文明中心论经历的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悲观主义下的乐观基调文明观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0]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高度的历史契合。换言之，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产生、演变与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方社会确立、生长和成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本质剖析：局限性、虚假性、迷惑性
18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中心论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文明进步的成绩，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巨大发展，从而客观上推动了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时至今日，它对于世界各国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但是从本质上看，源远流长、流派众多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担负着对内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对外拓展资本全球利益的阶级使命，因而在本质上具有局限性、虚假性、迷惑性。
(一)从思想逻辑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论在认识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认识论上，它或者把西方文明等同于理性、人性的进步，或者把西方文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终极状态;在本体论上，它或者认为西方文明由地理环境、种族、民族等因素所决定，或者陷入文化本体论的泥淖不能自拔;在历史观上，它或者把西方文明视为历史的终结，或者把西方文明视为历史的循环甚至倒退。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其实就是把文明限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把人类文明史仅限于观念形态的文化史，割断它与物质的社会关系的联系。典型的代表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唯心地把世界上不同类型的文明视为不同层次的文化区别。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根本动力。然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根本理论缺陷就在于，否认人民群众在西方文明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否认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西方文明产生发展的决定力量。西方文明中心论，要么把文明视为人之外的所谓独立观念，要么把文明视为少数精英的创造物，从而违背了唯物史观关于“文明是实践的事，是社会的素质”[11]的基本原则，否认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目的在于社会关系的现实合理化，因此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这个论断表明，文明和文明史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剖析西方文明中心论在认识方法上存在的局限性甚至颠倒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理论上的挑战。
(二)从历史作用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论存在着现象与本质对立的虚假性。恩格斯揭露资本主义时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13]数百年的历史表明，不管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理论模型如何演变，其价值取向始终一致，即始终担负着对内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职责。有数据显示，全球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2007 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财富与全美43%家庭的金融财富相等。[14]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纽约地铁公交大罢工等民众抗议示威事件更是表明，建立在私人财富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只是属于占总人口1%富人的奢侈品，99%的人民大众深陷债务、生计艰难等困窘境地，更何谈享受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可见，在西方社会，文明的共享性、普遍性品格从未真正实现，并且十分扭曲地只属于极少数富人所有，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出于回避矛盾、维护现实的需要，西方文明中心论往往忽略和掩盖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自夸和放大西方社会的部分成就，从而营造出一片繁荣昌盛的西方盛世假象，骗取人民对本国文明发展模式的认同，诱逼非西方国家跟风其文明模式，最终实现其资本利益国内国际最大化的真正目的。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由于从小学到大学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视不够，在高校里更是集国家力量推广西方语言和文化，所以不少越是受到高层次教育的人，越是装了满脑子的西方逻辑。我们看到，不少中国人了解莎士比亚胜过了解汤显祖，了解卢梭、伏尔泰胜过了解朱熹、王阳明，仰慕凯撒大帝却诅咒秦始皇，赞颂华盛顿却批判毛泽东。更有甚者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正当的，那就是西方制度，经济发展只有一种模式是正当的，那就是西方模式。在此崇洋媚外的思想逻辑下，凡是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和模式，都不具备正当性，都必将崩溃。这也是西方文明中心论在中国一直大有市场的重要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西化风险，如何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彻底揭穿西方文明现象与本质相互对立的虚假性，让更多的人认清西方文明中心的本质、走出对西方文明中心的盲目崇拜，是一个亟需我们去解答的、现实挑战性很强的课题。
(三)从话语方式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论具有一定程度的迷惑性。恩格斯曾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达到的相反。 [15]西方文明中心论作为数百年来西方资产阶级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和话语工具，其通常特征是将西方自身利益说成是全世界普遍利益、将西方个别价值等同于全世界共同价值。比如，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它将西方文明与文明划上等号，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唯一模式;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它虽然承认了西方文明只是现代文明的一种类型，却极力论证只有西方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顶峰和终极。我们看到，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等西方国家设立的国际评判机构高举的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大旗，它们就像一个个西方文明标准的裁判所，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世界的一切，顺之者方属文明，逆之者则属野蛮。总的来说，西方文明中心论通过构建“中心——边缘——外围”的理论模型和话语模式，不断增强西方文明的世界向心力和文化吸引力，诱骗落后国家盲信西方文明，并逐步向西方文明模式靠近，从而达到主宰世界和人类文明命运的背后目的。
近些年来，从1991年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再到2011年美国式“民主化”浪潮在中东、北非发动的“颜色革命”引发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巴林、阿曼等国的民主政治变局，诸多事件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将西方文明中心论与“普世价值”理论相互结合，并且通过政策、理念、价值观等宣传方式迷惑、欺骗和洗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主动去迎合讨好西方国家、把西式文明奉若圭皋，进而达到西化、分化、促使其自我覆灭的真正目的。需要关注的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人被其迷惑、蒙骗，盲目崇拜西方，极力鼓吹和推动本国按照西方设计的路线图去走。如何解决好彻底揭穿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时代挑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宣布了西方文明的故步自封、唯我独尊仅仅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空想。近百年来，西方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揭示西方文明模式弊病的力作，无不表现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问题和信仰危机的深深焦虑，体现出对西方文明日益成为“昨日黄花”而产生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鸣。弗兰克认为西方崛起只是最近一两个世纪的事，而且它是踩在亚洲包括阿拉伯、印度尤其是中国的肩膀上实现的，其最重要的经济杠杆是他们从中南美洲获得的白银资本。约翰·霍布森甚至认为，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就连推崇美国价值观的塞缪尔•亨廷顿也警告不要幻想全球文明的融合，主张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以避免全球冲突。西方学者的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理性地对东西方文化隔阂进行梳理和澄清，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本质。
三、如何应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全球蔓延带来的巨大挑战
数千年人类文明史证明，各种不同文明的共存、交融、多样化发展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日益被狭隘化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今天甚至被简单化为“美国化”。这种狭隘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想带来的现实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一方面漠视诋毁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企图摧毁一切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左的文明传统，使得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文明传统正在受到极大伤害;另一方面，它强势要求全世界都匍匐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之下，自觉接受西方文明的奴役。我们看到，一些受到西方“民主化”浪潮冲击的国家已经接受洗脑改造，甚至以本国主权的覆灭为代价，成为西方社会文明进步的垫脚石。因此，面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当前要从思想上加以高度警惕和抨击，从行动上加以防范和回应。从而在自觉学习、吸收、借鉴和创新发展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学习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统一。
(一)最为关键的是要划清关于西方文明的两个界限。首先是自觉划清西方先进文明理论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界限。站稳正确的立场是“划清界限”的根本政治前提。[16]什么是社会发展进步?马克思曾指出，“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7]，从而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人民群众。换言之，文明进步为了谁，文明成果归谁享有，是划清西方先进文明理论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界限的科学标准。基于这个标准，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程序民主、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一些文明成果对于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属于西方先进文明理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又要看到那种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了历史的顶点和终点”、“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流” 等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立场上的西方文明理论属于西方文明中心论思想，违反了人类文明和而不同、共同进步的基本要求，因而是必须高度警惕和坚决摒弃的。
同时，要自觉划清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与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界限。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理论的确在很多方面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至今仍在不少方面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体现。不过，马克思提示我们这“不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18]，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认识论原则而得出的理论总结，需要我们自觉用于科学对待当代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近年来美国“占领”运动、游行、罢工、英国骚乱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动荡事件也启示我们，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被西方认为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西方文明理论，将会甚至正在随着时代发展而被历史扬弃，因而绝对不会是所谓永恒的、终极的完美状态。目前，有些人仍然迫不及待地要求融入西方文明主流、回归所谓西方文明正统，就是由于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看待西方文明，从而陷入了盲目迷信西方的认识和实践误区。
(二)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要真正弄清文明这一概念，也必须连带弄清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与联系。不同社会形态，都有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在任何阶级社会形态的文化中，总是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文化有先进落后、精华糟粕之分，但文明仅有程度上的高下，没有先进落后与精华糟粕之分。从广义上来讲，不同社会形态文化中的精华，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文明。[19]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加注重通过文化产业、借助文化产品，输出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对我国造成巨大冲击。这就警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西方文化入侵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害。邓小平早就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0]“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21]无硝烟的战争就是和平演变，而和平演变的实质就是改变人的思想。早在1945年，美国的政治家就讲，要利用文学、戏剧、电影和所谓艺术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崇拜不道德的行为，使人们不知不觉地改变原来的价值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的主要特点是运用非战争或非军事等间接手段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和渗透。“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如广播、书刊、电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颠覆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正在取代传统媒体的主体地位，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件重要武器，和平演变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巨大的危害。因此，西方文明中心论等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潮再度泛滥，绝不是偶然的和自发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在做到对本国的文明自尊、自爱、自立、自信、自强的同时,正确处理好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与积极借鉴世界各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关系，积极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同时，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必须坚决揭露和批判西方文明中心论，坚决反对西化、奴化的倾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价值自信和民族自信走向世界。
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近年来，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主要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万小时，并占有世界2/3的电影市场总票房，并通过大力倡导网络自由来打一场无国界的战争，以此来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和西方文明中心论，其在全球的文化、政治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媒体，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同时还想方设法来维护他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霸权地位，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潮不断泛滥就是明证。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毫不隐讳地指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22]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美英等西方国家大力推行西方文明中心论等西方价值理念的险恶用心，对照国人思想的变化，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并及时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不仅加了我国文化安全的风险，也加大了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难度和风险。
人类文化是平等的，各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与必要。但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明，是全社会文明素质的提高。中华文明正是因为既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思想，又能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选取优秀的部分加以借鉴、吸纳、扬弃，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甚至独一无二的传世文明。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思维，不要动不动就是与国际接轨，当前更应该自力更生，着力从传统文化中提炼中华智慧，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孔子2000 多年前提倡的“和而不同”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他使更多人认识到，对话交融不是“同化”，更非“消灭”，而是寻找双方交汇点，以此推动各自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文明，不仅继承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为全面深化和推进人类文明提供了多方面条件和保证。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需要经过理性自觉产生理性自信，然后有自强心，在此基础上高扬起充满平等意识的价值自信的旗帜。否则，盲目宣扬西方价值理念，被西方文明中心论等西方思潮牵着鼻子走，只能是西化、奴化的奴隶文化。因此，我们要实现学习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统一。在共时态上，贯通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实现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各种文明类型在当代中国的和谐统一。具体地说，就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趋势方面取得的经验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实践之中;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参与国际竞争、形成特色品牌，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撒播世界，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在历时态上，实现人类先进文化的历史、现实与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统一。具体地说，就是既要继承和发展中西方各种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又要在着眼于中国现实问题基础上加以扬弃和创新。并且，务必始终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奋斗方向，自觉开辟优越于阶级社会的人类文化崭新阶段。
此外，要在世界上强化中国的文化属性、文化特征和文化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更深、更高、更感性的文化层次认识和把握中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三)以价值自信为抓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我们更要看到，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的崇洋媚外思想愈演愈烈，对西方文明模式愈加推崇。胡锦涛总书记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23]这句话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辩证统一关系。张岱年也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中国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价值观的论争;中西文化之异同也系于价值观的异同。”[24]“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一定的了解。”[25]因此，文化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内容的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价值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前提。价值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是一种战无不胜的不竭精神动力和强大灵魂支柱，是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力量源泉。价值自信是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没有价值自信，文明建设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要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以价值自信为抓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让更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仅是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一级的文明阶段，并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
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的文明萌芽状态跨入“文明时代”后，“依次地由奴隶制文明发展到封建制文明，再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在此阶段，社会的多种文明进步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是它一直建立在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野蛮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明才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支配和垄断，文明的成果归属于创造它的劳动人民，社会及其成员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可能，人类历史从此进入真正的高度文明的时代。”[26]历史唯物主义昭示我们，社会主义文明不是观念形态的产物，而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一级的文明阶段。正如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次质的飞跃，高于其他社会文明的突出标志就在于全体人民普遍共享的公平正义，在于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共同协调进步。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文明新阶段的现实基础和可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不仅在多个层面上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而且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要求我们，要在继续坚持、巩固和完善这一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连接人类文明的过去和未来、现实和理想，实现继承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与开创人类文明新阶段的统一，争取早日建成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文明。
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代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方向，虽然西方文明中心论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在今天却正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深处数百年来未见之危机。一方面，堆积如山的经济、政治、社会难题，尤其是贫富分化、社会公正问题成为困扰西方各文明国家的 “内忧”。突出表现在，患上高失业、高赤字、高负债“三高综合症”的欧美西方发达国家深陷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泥淖，号称“和平之国”挪威遭遇恐怖袭击，自称“自由民主”的英国陷入窃听门丑闻，在希腊、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更是发生了骚乱、罢工、游行示威、暴力冲突等社会抗议活动。诸多事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危机连连，社会动荡不安、充满变数;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具有自身特色快速发展道路，这成为威胁西方文明国家“一言堂”世界霸主地位的“外患”。尤其是中国始终秉承和而不同、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文明理念，不以西方现代文明模式马首是瞻，主张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全方位的在发展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人类展示了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就连曾经极力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终结者’”的弗朗西斯·福山 2009年接受日本《中央公论》杂志采访时也不得不低头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福山的这段话是对人类社会不可移易的发展规律的深刻反省，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更清醒的认识。由此可见，中国等新兴国家通过自身的文明实践，重新界定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从而在事实上对西方文明中心论进行了证伪。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方文明中心论已经式微、正在被历史抛弃，我们应该自觉顺应和推动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人类文明历史形态、现实形态与理想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具体统一，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明进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将共产主义文明理想转化为现实，自觉开辟人类文明新阶段。
注释：
[1]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篇二上)，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第1~7页。
[2]Bruce Mazlish,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0.
[3]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陈晓林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9页。
[4]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周煦良、耿淡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2页。
[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页。
[6]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7]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3-45页。
[9]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11, p.7-10.
[10]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处于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参见罗文东：《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红旗文稿》2006年第20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14]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关思考》，《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16]李崇富：《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2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19]李慎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光明日报》 2011年11月25日，第1版。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5~326页。
[22]李刚：《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第15版。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31页。
[24]张岱年：《晚思集：张岱年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25]张岱年：《晚思集：张岱年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2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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