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思想“僵化”是一个重要因素。斯大林时代自然不必说，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到了赫鲁晓夫主政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虽然形式上还保留着党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但思想干部经常受到经济和组织工作领导人的蔑视。另一方面，社会思潮中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也排挤了理论和思想的对话，不少党员和群众感到信仰迷失。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害怕出现赫鲁晓夫所谓“新闻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苏共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倒退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把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勃列日涅夫等党的高层领导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内容空洞的“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导致越来越多人以讥讽的态度对待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僵化”模式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形式主义让人们感到厌烦，加剧了信仰危机，使得在苏共对意识形态高度控制和对新闻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
苏联的悲剧在于，在出现了把社会主义教条化的干部后，又出现了放弃社会主义的干部。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掀起“重评斯大林”运动，鼓励各报刊“成为独特的反对派”。于是，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等开始全盘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被称为“文学炸弹”的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一经问世发行量即突破100万份。接着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
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主张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中头脑清醒、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将他们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众人耻笑的对象”。面对这种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斗争，反而取消新闻审查制度，主动为西方媒体进入苏联打开大门。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曾评价称：“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
在苏联媒体主动向西方交枪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短短两年内，有290多万苏共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可以说，是媒体领导权的丧失带来的媒体失控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大厦，加速了苏共亡党的步伐。（朱继东 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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