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科学社会主义开始风靡欧洲，传遍全球。进入20世纪，马克思主义激起世界革命的风雷激荡，思想界的分化、震荡和斗争的结果，形成了支配世界思想领域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潮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此后随着政治形势演变，这三种思潮经历了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演变过程，也是思想界不断分化重组的过程。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思想(界)风暴，实为这一历史的再现。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思潮涌入，主线是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从保守主义中分化出来的。19世纪下半叶，保守主义对现代化一筹莫展，自由主义也没有成功。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此路不通。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特产”，其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其经济特征是对西方国家资本和技术的依附。另一方面，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自由主义仍有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维新派的思想其实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混合体，康有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改革派。梁启超从康有为的弟子和追随者转向反对者，是转向左翼自由主义，成为清末民初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好处，是对旧思想、旧制度有巨大的冲击力，解放思想，摧枯拉朽。但是解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自由主义无能为力，需要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眼光敏锐，抓住了社会主义，梁启超说：“孙逸先，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2)三民主义其实是孙中山创造的一种中国式社会主义，是中国“大同”思想与西方近代进步思想的结合。但是孙中山接受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仍不脱自由主义范畴，何兆武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水平在许多方面大体上仍然是继承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仍然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理论”。(3) 新文化运动后来演变为“五四”运动，打出了“赛先生(science,科学)”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的旗帜。这时马克思主义不仅已经传到中国，而且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仍是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赛”、“德”两位洋先生打倒中国的孔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但是历史证明，这两位洋先生都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没有牵到中国问题的“牛鼻子”。牛鼻子首先是反帝。所以，这两位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很长时间里仍然远远没有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更谈不上开花和结果。”(4) 这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局限。可贵的是，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以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历史于是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革命的面貌也为之一新。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右翼所鼓吹全盘西化思潮，进入30年代已经式微。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不是强国之路。中国是在垄断资本统治形成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求崛起，不反对帝国主义，既不能立国，也不能强国。1949年新中国立国的政治前提，是反帝，是抗日。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是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高压之下搞建设。在冷战条件下，在50-6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要么反帝，要么投降，没有回旋余地。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主要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在世界后发国家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就是跟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历史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值得骄傲。因为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完全是靠自我积累，西方是靠殖民掠夺。中国的穷社会主义，历史根源在外侮，现实根源在高积累搞工业化。这条道路名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质上是重商主义的新版。这正是近代西方强国之路，中国被逼上了这条路，是不得已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近现代世界公认有三种主要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实，还有一种更古老的主义——重商主义。历史证明，重商主义是近代唯一最有效的强国主义，也是西方的强国秘密。西方文化善于过河拆桥，西方靠重商主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怕别人追上来，于是将其妖魔化。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近代以来的西方，15-18世纪，长达三四百年是重商主义时代，即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时代，后者也带有资本原始积累性质。18世纪末自由主义诞生，但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才成为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所有的西方列强，无一不是靠重商主义强国。18-19世纪后起的美国、德国、日本都没有上英国自由主义的当，而是坚持走重商主义道路，后来居上。就是苏联崛起，包括中国建国以来打下的经济基础，靠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靠重商主义道路强国。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重商主义的另一种理论形态和表述，重商主义在苏联和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形式。在这种重商主义中，殖民地在国内，在农村，资本原始积累采取了剪刀差形式。计划经济的这个实质，长期被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掩盖，被自由主义所误导和妖魔化。另一方面，甘蔗没有两头甜，计划经济也有缺点，可是人自身认识也有缺点，结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时犯了迷糊，泼脏水泼掉了孩子。计划经济不会说话，但是历史会说话。所以，十七大报告重提计划控制;这次经济危机也证明，必须强化市场和计划两种调控手段。进入20世纪，重商主义一直时隐时现，没有退出世界历史舞台。进入21世纪，重商主义在西方卷土重来，保护主义植根于重商主义。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造旧中国，还是建设新中国，中国都处于世界经济之中。无论老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无力解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无法承受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只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包括国际资本主义。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需要涵盖的内容。自由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也就改变不了旧中国;新自由主义尾随美国，走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百多年以来，尽管自由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有影响力，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天然地”偏好自由主义，但是在实践上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再行不通而不能“自由”，由此使一些知识分子备感困惑和苦恼。葛兰西说，知识分子都必须扎根于他们所认知的阶级之中。许多知识分子也不是不扎根，但是扎根于资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现在也还软弱，需要国家扶持。离开国家支持，根本不可能独立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于是附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因人成事，例如胡适。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国际垄断资本极力要摆布中国的命运，应当承认，西方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终将失败。
自由主义者往往自认为自由，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谋生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自由，政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扎根于所认同的阶级，不可能真正自由。胡适在30年代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5) 胡适一生崇拜美国，被美国和杜威牵着鼻子走，做了一辈子自由主义者，其实不自由。自由主义之不管用，表现在国家政治大事上，胡适的经历和许多言论颇能说明问题。
1948年傅作义在北京困坐愁城：是战是和，拿不定主意。蓦然想起胡适的大名，于是将胡适接到中南海怀仁堂请教。胡适大才，当场面授机宜——八字诀：“和比战难，坚持待变。”然而，自由主义者是崇尚自由的，实用主义大师更是很实用的：要人家坚持可以，自己决不坚持。几天以后，胡适即登上蒋介石派来接名流的专机飞往南京了。可见，决断大事，特别是国家大事，求教于自由主义者是靠不住的。傅作义为胡适的虚名所惑，不明就里，待到得知胡适不“坚持待变”，当即大怒，命令手下拦截时，已被胡适蒙混登机了。转眼到1949年春，大陆解放在即，胡适权衡再三，决定投奔自由世界，飞往美国。原以为凭自己的政治资本可以得到青睐，至少觅到一领大学教席应不成问题，忘记了杜威大师的祖国是何等实用主义的国家，一个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飘零子弟”，哪怕你做过驻美大使，卖力地传播过美国的主义，也没有用。胡适在美国的这八年(1949-1957)经历相当窘困难堪，这段热脸贴冷屁股的遭遇在胡适那样一个少年得志、极要面子的知识分子内心所激起的感情和思想变化是不言而喻的。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实际上早已认识到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只是由于他早年爆得大名，一辈子爱惜羽毛(实际上是为名所累，背了包袱)，“鸭子嘴——到死都是硬的”，不肯承认而已。他说，晚年的胡适，看不到一点实用主义，在他那胡开文的老店里，还不是七分传统，三分洋货。
胡适一生不仅自误误人，包括傅作义，还有很多误国之论。例如，关于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胡适认为根源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而在于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努力”。他说：“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国人要在这几方面奋起“自救”，任务不是要反帝反封建，是要有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可见自由主义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搞不清楚历史任务。自由主义也不想革命，反对革命，反对暴力，关键是立场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
又如，1931年“9.18事变”发生，东三省随即沦陷。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6)蒋介石要求国际联盟调停，胡适主张东三省由国联“共管”。当国际联盟调查团提出“东三省自治”(其实是“默认”日本侵略)，胡适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东三省。”(7)
再如，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24日胡适致电毛泽东说：“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下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首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的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这段话，足以令延安窑洞里的中共诸公笑掉大牙。自由主义之不中用，这是一个显例。忘记了什么人说过，胡适在政治上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虽然挖苦，不算离谱。胡适一辈子喜欢政治，一辈子与政治纠缠不清，但一辈子也没有真懂政治，更搞不了政治。40年代末蒋介石一度要让胡适当总统，胡适竟信以为真，以为蒋真要将打下的天下让给他坐。经过63年，历史的尘埃落定，再来看这段文字，胡适对政治局势的分析、判断和把握，重大错误比比皆是，可见自由主义靠不住，远不如马克思主义。胡适完全没有辨证思维，不懂政治，更不了解中国，是一个食洋不化的书生。当代新儒家张君励称胡适一生是“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而称梁启超是“伟大的自由主义人士”。将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这段电文，与近年来泛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观点相对照，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63年前是国共对峙，今天是中美对峙。对方都是貌似强大，其实色厉内荏，并无二致。可惜自由主义这个工具不灵，只能扫描外表，不像马克思主义如同CT，能透视内部。
自由主义不能救中国，但是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知识分子由于谋生方式、职业特点和经济地位等主客观原因，往往对自由主义情有独钟。他们喜欢自由主义的生存状态，其中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缺乏社会实践，徜徉神游于书本世界、知识特别是西方知识(社会科学)的海洋，不了解其实自由主义中听中看不中用，不是强国之道。特别是传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比老自由主义更多一种“三聚氢氨”，使得某些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往往热中于孵出庸俗的小市民的鸡蛋。因为这种“新自由”的“三聚氢氨”，导致物质、金钱、名位轻松地战胜了精神、良知和真才实学，容易使人为享受而放弃理想，放弃人生真正有价值的追求，更忘记了中国知识分子(士)的使命(春秋大义)。其实多数人的思想只是多年来受到大气候影响，近年来世界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已经发生深刻的改变，中国亦然。只有少数人，他们有些像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只有可感知的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一般概念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感甚至爱国主义等等，都只是空洞的名称，他们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近年来有论者说他们是犬儒主义，其实不确。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贫困潦倒，却有一种超拔的精神，敢于轻视物质生活，认为“与其享乐，不如发疯”，他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权利的自由民对奴隶主的反抗。现今的所谓“犬儒学派”只追求私利和财富，说他们信奉自由主义，不如说他们更信奉个人主义，“与其发疯，不如享乐”，天塌下来又何妨?或许能带来机会。所以许多人也是多年来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受害者。
20世纪30年代艾略特(T S Eliot)说：“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指西方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天主教)的极少，但是这句话的道理仍然有效。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其实还是两条路，要么做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做一个新儒家。如果选择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自绝：一是自绝于现实，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都已经搞不下去，在中国也没有前途。思想一旦与现实隔绝，就成了无本之木;二是自绝于传统文化，失去精神家园。思想一旦与传统文化隔绝，就成了无源之水。百年前的梁启超们由于满肚子传统文化垫底，所以“笔端常带感情”，文章能以爱国主义夺人，自由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为启蒙思想。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被搞乱，在实践上被蒙尘，在宣传上被妖魔化，传统文化又在两代人中几乎被连根拔除，于是新自由主义就长驱直入了。经过历史风云洗礼，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青春，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长期以来国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自由主义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但是自由主义一出笼就成为美英的地缘政治工具，这次金融海啸已经将这个问题的实质暴露无遗。无论贫富，也无论居官、经商还是做学问，当代国人都有必要深入思考，应当认清形势，有所选择，有所趋赴。
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深刻的思想危机，思想危机包括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经历了危机。经过历史的冲击和检验，马克思主义又在全世界复兴。美国金融海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对于当代世界，西方只能提供先进技术和武器，不能提供先进思想，除了为自由主义和霸权辩护以外，它对这个世界简直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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