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大师的真实文章——二评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原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本人发文点评过。该文有两个关目，一个纲。一是指斥中共北平地下党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二是要为胡适“拨乱反正”，“还其本来的面目”。总的是要算共产党“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来，对胡适鸣枪放箭，落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帐;再溯及过大江以前的“司马昭之心”。为此目的，他要打出胡适这面旗帜，出这张牌，这本是清楚明白的文章主题和用意。用不上教授级文化水准，即能研判读懂。
本人据以点评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百篇经典散文》(为2002年9月出版印刷)版本文章之后，又相继发现还有不同版本。诸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季羡林《我的先生朋友们》、《行走下下》。为叙述方便，简称长江本、中青本和中编本。其中长江本出书早。中青本06年北京第一版、09年8月北京第二版、河北第10次印刷;中编本为09年8月出版印刷。
以上三家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这同一篇名文章，文字内容和结构有着显著区别：
长江本《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题目以下，正文之前，有段的序文或作开场白：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其后，文章由正文和后记两部分构成。正文部分有四个标题，分别是：我一生遇到的6位恩师、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与适之先生分别之后。在“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标题部分，写有如下文字内容：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而晚于长江本4年、7年出版的中青本、中编本，与之显著不一样。中青本只有正文(没有开场白和文内标题)，没有后记。且于文尾增加1999年5月2日写毕的字样。毕，了也。到此为止，别无其他，根本否定长江本载明的“后记”存在。
中编本又有不同。有“后记”，且署正文1999年5月2日，“后记”1999年5月14日。
中青本、中编本均无开场白，无正文分部标题。这两种版本，都把长江本中的司马昭之心那句话，改换成了“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不再考量三国时期的魏国大将军司马昭的心如何了。
到此，问题出来了。至少有两个疑问：一是为何间隔几年，同一篇文章不同版本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当时季先生还在世，改动他的原作，是如何沟通互动，又得以授权的?二是有“后记”长江本、中编本，季先生申明是为着“以正视听”。中青本没有了季先生文章部分的“后记”，当何以让读者对正文“以正视听”?
同一篇文章，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版本上的差异，表面的紊乱现象又掩饰着怎样的“庐山真面目”呢?倒是须再行考量一番了。
按长江本，季先生这篇文章，读者无须费多大精神，只要正文和后记两相参照对比，就能“正”出个子丑寅卯来。原来季羡林自己和自己打架。既然承认回忆错了，还在强辩是“现实”。似乎胡适在南京哭，有报纸记载，不能说不是真的;而如果在北平，不去南京，我季羡林是保证他会笑的。似乎报载是多余的。这一对矛盾，足以轰塌该文结构的大厦;季和季打架，是人、神、鬼都拉不开的。将幻想、幻化出来的东西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同称作“现实”，是季羡林的一大发明。他1999年5月14日所写“后记”的文理逻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现实。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其文章道德，大可中国文坛夺冠，问鼎诺贝尔了。
倒是晚于长江本几年出版的中青本，所载该篇，去除“后记”。又于原文所署1999年5月2日(见中编本。长江本原文和后记均未署日期)后边冠以“写毕”两个字。这就巧妙地掩盖了原文和后记矛盾，拉开了文章自身打架。如此一砍一加，成全了虚构的胡适之美，也成全了季羡林本意;从而欺骗了千万读者，增强并固化了蒙骗效果。
中青本第242页，季先生在他《牛棚杂记——缘起》文章中，有如下承诺：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绝不说半句谎言，绝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谎言取宠是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愿为。
季羡林倘使真的践行上述承诺，那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也真的如该版本所称颂“95岁的世纪老人，献给读者的是一颗赤热真诚的心”了。
如果说2000年前有孔子删订六艺，作《春秋》，被奉为经;那么，孔子以后的季羡林，不又是奉给人们一部新的“经”吗?且这本季羡林新“经”，增一分、减一分都不行。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个“奇货可居”的秦相吕不韦，对于《吕氏春秋》的一字千金自负和承诺来。
大凡靠说谎行骗者，少有告诉别人自己说谎的。《二十四史》有，近、现代史书上也有。可说从古到今，比比皆是。大到窃国，小到窃钩。这一点在现实中，恐怕公安干警、司法办案人员体验更多一些。
倒是外国人中有特例。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是“谣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事实”，看来是很懂得说谎造谣的实际功用和杀伤力的。
季羡林先生二战期间在德国，除了学得吐火罗文，学会恩师教的“绝招”，也学会了戈培尔的说谎造谣本事了吧!
请看他写胡适在北平“含笑辞友朋”那一场景，有滋有味，有油有醋。季先生唯恐文不尽言、言不尽意，转以改写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词是合乐唱的)以尽兴，是那么得意和亢奋。在季先生笔下，胡适亏是个男的，若不然，也将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去了。可大煞风景的是——季先生于正文的“后记”中已写了——胡适当时不在北平，在南京。校庆会发言“泣不成声”。
这里想引述红旗出版社出版、白吉庵先生编著的《胡适传》第331页几句话：胡适到南京后第二天(12月17日)便是北大校庆纪念日。这天下午，他应邀出席当地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校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他讲话时痛哭失声……。这天是胡适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特邀为他祝寿。
中青版的这篇文章，因砍去“后记”，从功能、功效上，保证了胡适稳在北平;保证他在北平会上“笑”，而绝不是在南京会上哭。而真实的胡适，此间正在南京，面对北大校友同仁，面对行将崩溃覆灭的蒋家王朝，如丧考妣，哭得很有些水平。
大凡写文章摇笔杆子的人，都有修改的经历。文章一经写出，改了又改，直至满意认可为止。有的写出，左看不行，右看不中，给予“枪毙”，推倒重来也是常有的事。为何季羡林对这一篇文章中的胡适在北平校友会“含笑辞友朋”，不走常规，不按常理，不忍割爱，独以“后记”处置，让他人去“正”视听?以致后来干脆砍掉“后记”?再见他以“铁证如山”之人自鸣自许，当起了胡适公案的上帝裁判所所长、超级大法官来了。这简直到了利令智昏、慌不择路的地步!
人们有理由追问季羡林：砍掉“后记”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章，是否也“没有半句谎言”?是否也“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是否也发生了“谎言取宠”的“品质问题”?还有，若不是你季羡林“所能为”、“所愿为”，又是谁人所为?
以上，讲了季羡林发觉有错后，又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不按常理行事;尔后错上加错，净干自欺欺人的事。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恐怕不单单是对自己文章的自赏，不忍割舍;也不能仅从学生对老师感恩层面上去理解。究其端底，贯穿《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通篇的中心思想，文章的“纲”，全在于漂白胡适，美化、神化、“仁”化胡适;在于要“拨乱反正。”
为着上述目的，把胡适捧为“仁者”，幻化胡适在北平校庆会的神采和风姿。纲举目张，季羡林是知道这种关系的。砍去重要关目，必累其纲;一指之疾，害五尺之躯。管他胡适在南在北，是哭是笑，反正我季羡林另有洞天，深藏韬略。美文胡适，不可增减一分。
至于砍去“后记”，加上“写毕”二字的季羡林文章，更让读者找不着北。只好恭敬拜读，诚心诚意领教，听信他的弥天谎言，直至牵手谎言的翅膀神游去了。到2009年的9月，中青本文章已经第10次印刷。谎言的重复和流布何止千遍!戈培尔的谣言哲学“绝招”，他死后的衣钵，无疑地被季羡林继承，又发扬光大了。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章，说胡适是“仁者不寿”。仁，乃孔孟儒学的核心。这里，季羡林把他的恩师胡适拉到了孔子门下，成了儒家学派的人。这就不能不说季羡林的“转产改行”打儒家旗了。
众所周知，季羡林是以印度文化、以“吐火罗文”为专长从事教学的。他年轻时也并非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而是到德国学习印度文化。他自述的“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翻译两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也跟儒家文化扯不上多大关系吧。近些年，季先生俨然成了“国学大师”，大讲孔孟儒学了。中青本的扉页，刊印了季羡林抄录的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句话，看来是要举儒家旗帜，“为万世开太平”了。
关于孔孟，关于儒家，我只想说：第一，季羡林是了解孔学的兴衰变化的，是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是口号之一的。作为季羡林恩师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之一吧。季羡林献给胡适“仁者”的花束和桂冠，若是胡适有知，也未必肯笑纳吧!
第二，至于胡适是不是“仁者”，胡适又怎样的“仁”，只要翻查一下上海辞书出版的《辞海》，1999年版的(缩印本)第1822页胡适条，胡领衔提出《戡乱条例》，作为蒋介石反革命营垒的重要成员，助蒋发动反人民内战，屠戮共产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便大可明白。再看“9.18”事变后，胡适钻营投靠蒋、何政权和给日本帝国主义送“秋波”。鲁迅先生于1933年写的《出卖灵魂的秘诀》、《王道诗话》两篇文章，早已经将胡适扒皮剔骨了。
第三，人民大革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批判了日本侵略者，批判了蒋家王朝，涤荡了污泥浊水。革命胜利后，又用“笔杆子”继续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采取了“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宋朝的衰败和灭亡，并非因为缺少张载、朱熹这班大儒。800年前的金元时期诗人元好问，身临他为官的金国故都开封，感叹金的灭亡赋诗曰：“六经管得书生下，濶剑长枪不信渠”。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主席，1973年曾给郭沫若赋诗，“孔学名高实秕糠”。
第四，季羡林先生近些年“转型”了。扯起孔学，以国学大师的作派写文章，树大儒，只是表象。而借助孔旗，反“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行之。当然，也是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有关批孔指示的。
季羡林有关理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原本不是本文点评的范畴，只是不能不顺便说上几句。他“与适之先生分别之后”一段文字中写有：他从此“苦海无边”。季羡林的洞天福地，幸福彼岸，原不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读者诸君不妨见识一番他的高论;洞悉一下他这一方面“一颗赤热真诚的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季羡林-读书与做人》一书第12页，季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决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的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这里，季羡林实际说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注意的三个方面”，即不是僵化不变的教条;可以批评和批驳;精髓所在。
常识告诉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和总结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它拥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组成部分是：一，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科学。它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消灭私有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造反有理”，无产者大联合，推翻以私有制为中心的资本压榨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通向人类美好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
列宁是在资本主义走向世界性扩张掠夺的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毛泽东思想;曾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主席本人不赞成三个里程碑的提法。1973年党的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明确提出：现在仍是列宁主义时代。
列宁主义时代，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众所周知，“捍卫”这个词，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来的。是邓小平的贡献。关于这件事，周恩来总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在阐述毛泽东思想讲话中，强调不能因人废言(其时尚未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行政职务)时讲过。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人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是其理论的哲学特色，属方法论和世界观、宇宙观范畴;对于全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决非是精髓。什么是精髓?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精髓。“四个坚持”之一的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当是这个意思。
季羡林偷天换日，曲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它的敌人可以接受的东西。若按季羡林的说教，马克思主义失却了它本应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剥削制度统治下的无产阶级，也只能忘却自身的奴隶地位，漠视争取解放的历史使命和路径，忍受资本的奴役和剥削，而走进争吵不休的哲学俱乐部。这正是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全世界资本巨头、封建权贵剥削者所需要的。如此阉割学说灵魂，磨灭学说光芒的谬论，是不能不引起关注、与之彻底划清界限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教条，对它可以批评反驳，这本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学说的创始人马、恩一开始就声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继承人，列宁、毛泽东，同样地告诫人们并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活的灵魂，在不断地同离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错误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同背叛该学说原则的叛徒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壮大阵地。而它的敌人，从学说诞生起，就千方百计诋毁、围堵，力图将其消除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它从不害怕批评，也批评不倒;能批评倒，它就不叫真理了，就没有生命力了。读一读吴冷西著《十年论战》，即可领略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明瞭赫鲁晓夫等是如何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篡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原则，堕入叛徒泥坑。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文章，以胜利者的豪情喜悦，饱满的笔触，写了1954年的“火”烧到胡适。讥讽不伤胡适毫发，而只是结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且不止于此，又幻想出“景观”来。他幻想的景观是什么个模样，未及展开。大概不亚于1948年12月的“含笑辞友朋”吧。无非又是一副仁者风姿，将帅气派;若比神仙下凡，释迦莅临。
1954年的“火”，是毛泽东主席支持两个青年团员的文章开始的。
到了“望九之年”的季羡林先生，跑到台湾胡适墓前祭灵;抱病写文章，要为胡适“拨乱反正”，翻历史的案。这说明了什么?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爱和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红楼梦》中的焦大和林黛玉，不会爱到哪里去。阶级斗争，人民革命，推动社会发展变化，历史前进。《易经》的“传”也讲“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讲八卦相荡，其变生焉。和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阶级斗争似有某种相通之处。
打开中编本，映入眼帘的，是那封贺信。写于2005年8月15日，贺季羡林94岁生日。也是收到赠书的答谢。贺信不同于起诉书和控告信，美言几句在所难免;答谢奉送者，说几句恭维情意的话，亦在人之常情。而于季羡林这个特定人物，要说是“实为人中麟凤”“人之楷模”，本人委实不敢苟同。
中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对他班上几十名学生尚难保个个了如指掌，更何况亿万人管理者，公事繁巨，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季羡林大作，探究其中的“几”。季的文章，又往往云山雾罩。一会孔子孟子，一会真主释迦;一会“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会蹦出个司马昭之心。更有那青山隐隐、绿水悠悠的远方，还站着一个希特勒。反正是中餐用筷子、西餐用刀叉，一并杂陈。一时让人难辨。
当有那么一天，贺信的“回到母亲身边，回到群众中来”，再读季书，必能顿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来;读出谎言掩盖下的真实文章来。
出版机关不是慈善机构，亦非神仙府第。跟风出几本书，才好维持经营。在镶有锤头镰刀图案红旗前宣立誓言，仍为实现誓言努力奋斗的人，与季羡林先生者流的理想天国，幸福彼岸，是判若云泥的，冰火不相容。功利哲学“抹去了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光”。把一些人的虔诚、热忱、伤感等“情感的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之中”。在此风侵蚀下，是无须责怪文化出版人们的。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曾出版发行现代修正主义头子、马列主义叛徒赫鲁晓夫的言论集，且有一、二、三集;也还有其他反面教员的文集。只是出版机关加上编者按语，指陈实质和危害，告诫读者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坚信只有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变得成熟起来。这也表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坚信修正主义头子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马克思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扑不灭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用他特有的犀利目光，洞察胡适之流;操起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解剖刀，将胡适“文化班头博士衔”“好向侯门卖廉耻”的丑态，将他“能言鹦鹉毒于蛇”的本质，鲜活地揭露出来。把“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要日本勿使用暴力，激发民族仇恨和抵抗，要征服中国人的心，才能实现顺利侵略;对他出卖灵魂的秘诀，和盘端出来。公之于报端，载之于文集。季羡林频频叩拜的恩师胡适，正是鲁迅无影灯下一物，一个地道的文人糟粕、政治垃圾。
近些年的图书市场热过一阵又一阵。诸如《红楼梦》曹雪芹及其作品红学热，金庸小说金学热，曾国藩文章作品的曾学热。也曾有季羡林的书充斥书肆酒馆的热象，姑且叫季羡林热吧。“上座率”还满不低，不亚于红、金、曾。尤在涉世未深的青年中蹿红。这或许成了对季羡林砍去“后记”的弥天大谎文章，印了又印，泛滥九州，毒播四海，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动因之一吧。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剖析季羡林的文章道德，还他本来面目，似十分必要的。鲁迅先生的人格和文章，昭示着我们，照耀着前进的路。
：机场南楼一愚公
2012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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