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寄来一篇"抢救真实的历史——作家沈宁休斯顿开讲民国"(见附录),读后回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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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讲述了民国年间一批精英人物的风采，我不掌握相关原始资料，姑且假定其所言皆真。
近年来，对所谓“民国范儿”的渲染充斥网络，似乎从b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政府，皆是优秀而廉洁的。共匪造反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国共战争中，共军的优势，基于共匪的欺骗宣传，而国军则败于共军的人海战术。
此类说辞，形象而煽情，似乎足以颠覆共匪的合法性。然而现实的生活经验却令我别有疑惑。
沈宁描述的那批人物，全是社会的上层精英，包括权利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这批人只占国人的1%不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口的生存状态，才决定社会性质与命运。在下乡插队前，成、渝两市军队和中学的生活场景，就是我潜意识中的中国。下乡之后才意识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需求和行为准则。相比之下，我熟悉的那个场景，在中国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历历孤岛。
以此推之，沈宁描述的也不过是民国年间的历历孤岛。沈宁的孤岛比我那个孤岛更狭小，因为我身边不过是普通的教师和军队下层干部。没有总统府秘书、上海市长、最有名的报人、蒋夫人、陈立夫、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杜月笙、万墨林者流。
记得我小时，一些老校工还称我“少爷”，这显然是民国年间遗留下的称谓。可见那时教师与校工的相对位置，类似于老爷与帮佣的关系。那个社会精英集团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差距应该类似于今天精英集团与农民工之间的差异。精英们的“民国范儿”，建立在底层人口无望的生存状态之上。这两个群体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里。这两个集团事实上处于利益完全对立的状态，以至于两者根本没有共同的利益，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经济学家所谓的“帕累托优化”(改善一方的处境而不恶化另一方的处境)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是忽悠。当年俄罗斯民粹派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自己优越的生活而产生态负罪感。
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共匪的宣传得到实质性的共鸣，结果无饷可发的共军获得了“人海”，而拥有国家机器、拥有美援的国军却只能靠抓壮丁。国军军官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共军军官大多数是土包子(我们在西安读书时，一些老干部还不时流露出土包子的色彩)，而洋枪洋炮装备的洋包子，却被土包子赶出了大陆。
由此，观察历史，重心不在于许多栩栩如生的细节，而在于整个社会结构。当社会严重分化，极少数人垄断了权利、财富、知识三大资源，而绝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有，不得不靠为前者打工为生时，这个社会势必高度不稳定，势必不断产生出极端思潮，而这些极端思潮势必获得底层的共鸣，于是社会很难避免破坏性的灾难。类似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以至于“轮回”的观念深深刻在国人的意识深处。
当社会陷入瓦解时，惨烈、丑恶的现象一定广泛出现，而其间的大小角色却未必是事件的真正责任人。因为此刻人们已经没有选择空间了。从历史的视角看，真正的责任人是那些推动社会分化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正是历史的一再教训，使精英集团总结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验，而这三十年搞“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做大做强”之类，直接违背历史经验，更违背共产党的基本理念。相关角色一定会被清晰地记在历史上，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
由是观之，沈宁娓娓道来的，不过是精英集团的顾影自怜而已，根本谈不到历史二字。这也难怪，作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之后，也只能看到这一层。缺乏历史感，正是蒋介石集团失败的根源。
中宇
附录
抢救真实的历史——作家沈宁休斯顿开讲民国
“民国”这两个字，实在是中国人心里最复杂的一个字眼。很多年中，隔着那艘“南湖”里的红船，“民国”的历史就藏在那烟雨苍茫之中。
如今，共和国的岁月已过了甲子之年，关于“民国”的记忆却越发地鲜亮起来。人们开始怀想民国，不仅仅是民国璀璨的文学，还有民国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民国里的人物。
感慨《中华民国史》煌煌十卷在北京问世，熙攘的首都街头，书店里赫然醒目的竟是《蒋介石日记》。新春伊始，我在电话里邀约老同学沈宁来休斯顿演讲：“谈谈你心里的民国吧!”沈兄爽然应允，且笑道：“因为我是1947年出生，也算是民国里的人啊。”
沈宁，祖籍浙江嘉兴，外公为现代史著名历史人物陶希圣，伯父即为现代史著名“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沈宁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学，毕业后任陕西电视台导演。1983年赴美国留学，曾任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空军学校教官等。目前已出版《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目击美国中小学》、《商业眼》、《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美军教官笔记》及长篇传记小说《唢呐烟尘》、《百世门风》、《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等，叙述了许多民国人物的难忘故事，如蔡元培、郁达夫、杜月笙、蒋介石、胡适、陈布雷、蒋纬国等，用他的话说就是“抢救真实的历史”。
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协会的会场座无虚席，沈宁则以“民国時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题，逐步介绍了民国肇始后新闻自由、官员清廉、文化灿烂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历史照片，娓娓陈述了他个人独到的见解。述及到自己家庭沧桑和成长经过，特別提出许多历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抢救里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动容。
有关沈宁休斯顿演讲的精彩内容，最好的报导就是秉笔实录，在此择取其主要段落，以飨文友及读者。下面即是根据沈宁现场演讲的录音所删节整理：
沈宁：
我对民国有特別的感情。
第一，我是民国时期出生在南京，那时候南京是民国首都，我的母亲是总统府秘书。我外祖父和母亲都跟蒋介石有很深的关系，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结婚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主婚，蒋介石差人送了一幅亲笔字，49年之后上级收缴了。
第二，我家的长辈里有不少人，在民国期间很有声望，我从小听过许多故事，也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
第三，我学文出身，喜欢写作，出版过几本讲历史的书，做过些相关的研究，多了解一些史实。我特別有一种危机感，觉得现在太需要抢救民国时期的历史，如果我这一辈人再不努力做这件事，民国历史的很多真相可能会丧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回过头来看，从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间，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民国期间，实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虽然民国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间，内忧外患不绝，战火烽烟不断，可正是那段期间，中国各行各业，都积极转向现代化，社会空前繁荣，并在赢得国际尊敬。
先看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时最有名的报人是张季鸾，陝北人，是我叔祖沈卫老太爷的学生。我家老太爷当时是陝西学台，办了个宏道大学堂，张季鸾是学堂里的学生，他到日本留学，也是我家老太爷办的手续，给的学费。张季鸾主持大公报之后，提出四不主义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从不把国民党的规定放在眼里，整天发表骂国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开宴会，军政大员数百，首席主客是张季鸾。张季鸾死了，归葬陝西，蒋介石亲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亲的好友陆铿先生，做过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发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党报上骂党领导，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国时期，並不少见。蒋介石很生气，我外祖父找陆铿谈了一次话，就算完事，
陆铿继续做主任，別说逮捕杀头，连职都不降。前些年我在旧金山找陆伯伯聊天，他还耿耿于怀，说我外祖父当时跟他谈话态度不好。
那年头，骂蒋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马寅初，在重庆当面撕破脸的骂，据说给关到牢里去了。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我有点怀疑，因为正是马老先生坐牢期间，他有书出版。那么他到底坐牢了没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级监狱，没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还可以著书出版。我的二伯父沈钧儒先生，也是当时专门跟国民政府过不去的主，关了监牢，那是真的，他在牢里写幅字：还我河山。看看这张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长衫，纸墨笔砚伺候，写那么大的字，挂墙上，还让人照相。马寅初、沈钧儒最后都放了，出来继续骂蒋介石，还受尊敬。
说到四大家族，我很怀疑。谎话重复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亲有一次到庐山参加记者招待会，宋美龄发表完讲话，我父亲站起来问四大家族怎么贪污腐败，宋美龄驳斥他，弄得满场记者都低着头不敢坑声。不过后来蒋夫人对我家里人还是很好，很和善。蒋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岁，就说明她不是整天算计勾心斗角的人。抗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蒋夫人宋美龄代表国民政府到美国求援，对美国国会做演讲，浩然正气，自信从容，举止高雅。她的风采当时倾倒美国国会，演讲之后，全场起立，掌声达四分钟。当时的国会发言人把迎接宋美龄到场那天誉为美利坚骄傲的一天，赞美中国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国有人评论说：蒋夫人在国会大厦驻足三小时，是美国历史不能缺少的一页，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
再说宋庆龄。父亲生前是宋庆龄基金会的常务理事，老爷子过世之后，我们兄妹从美国回北京，受到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到宋庆龄故居去访问座谈，宋庆龄故居的园子很大，在北京后海，以前是纳兰的王府，可是宋庆龄住的房间确是相当简朴，我们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里接见外国元首。我想，以前在国民政府做过官的人，大概怎么着也贪污腐败不起来。被归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着中央日报的搬家费，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没有了。正愁中饭没着落，陈立夫先生走进门来。他到新街口办事，听说陶希圣刚搬到这里，就来蹭中饭。外祖母没辙，只好炒两碗蛋炒饭打发。陈立夫退休来美国，怎么个活法?开养鸡场。吃蛋炒饭，开养鸡场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干的事吗?
我的外祖父是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可以算高干了。刚到台湾，不管多大官，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台北新生路和信义路买了一处小宅子。那时候这个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旷旷，价格便宜，不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买了房子，到《中央日报》去申请家具，只领到一张吃饭桌子，四条桌腿，上面架个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个舅舅每人坐一个，更没有外祖父的坐处。外祖母只好自己买回两个书桌，四把椅子，让舅舅们勉强能做功课。五个舅舅上学，每天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时间紧，饭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队买米买菜，经常来不及，只好买些面粉，回家煮面条。后来王惕吾先生听说了，不忍心，送两袋米来。外祖母买个大瓦缸存放，搬家几次，大瓦缸一直保存着，没有碰坏，为了留做纪念，舅舅们至今还感激王惕吾先生，时常对我们讲。
再看民国的学问家教育家胡适、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叶企孙、钱学森、华罗庚，都是民国造就的人材。还有艺术家赵丹、白杨、梅兰芳、马连良、吴祖光、新凤霞、红线女、常香玉，文学家鲁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美术家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总而言之，大家扳手指头数数，从民国时期之后，六七十年过去，到今天，有哪个中国艺术家、文学家的成就，能够超过这些人。连说相声的都没一个比得了侯宝林。
听说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参观林语堂故居，想想林语堂那时候，民国时期，不管他写什么，都能出版。这道理挺简单，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师。我有时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如果生在民国时期，也许还有点戏，要是没生在民国时期，那就栽了。林语堂要不是活在民国时期，他绝成不了大师。还有张爱玲，不枪毙就算她走运，还想出书?巴金、曹禺、沈从文、老舍、钱钟书、茅盾，离开民国时期那个环境，又活了好几十年，可是怎么样?
要说民国人物，头一个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前两个月过双十节，丹佛英文报纸登一篇报导，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丹佛为民国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讲，接到革命军电报，催他回国就任大总统。孙中山急忙动身，坐了一个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读了之后，才知道丹佛跟民国还有这么一段缘分，挺震惊。我们实在对民国历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须赶紧补课。
孙中山之后，早期民国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不管后来人怎么评论袁世凯，骂他卖国是不尊重历史。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袁世凯绞尽脑汁，动用各种手段，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争取民众支持。先后历时三个月，谈判25次，逼迫日本两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用支持革命党发动战争威胁，袁世才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签署其中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条，这两条都没有丧失中国主权。这些史料原件据说还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有案可查。但是至今还是有媒体继续编造袁世签署二十一条的谣言。民国时期的政治领袖﹐至少不卖国﹐而民国时期之后很多人连这条底线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华北，总想找北洋军阀出来做傀儡，没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吴佩孚。在大多中国人的印象里，吴佩孚是个野蛮粗鲁的军阀，那又是被欺骗。其实吴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试，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后来得罪了县太爷，被割了功名，才流亡从军。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许多，能力强，功劳大，很快成为统领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帅。美国《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国人封面，不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而是吴佩孚，称他是中国最强人。当时美国人认为，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人是他。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越飞，给斯大林拍电报说：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组织：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尤其出色。吴佩孚的死，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所害。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战败，隐居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通电反对伪满洲国。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请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不干。1938年日军把华北伪政权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又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仍旧不答应，日本人很恼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少将，日本军医石田，带了卫队，到吴佩孚家，借口给他治牙病，强行开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殉国。1940年1月24日，吴佩孚出殡，送行队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发沿途聚集，电车汽车全部停驶。
我从小听大人讲，我家有几个救命恩人。其中一个是杜月笙和万墨林，上海滩上有名的青帮老大。为从上海日本人手里营救我的母亲，杜月笙从香港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回香港的时候，遇日本空军阻截，猛烈扫射。机师把飞机一路升高，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八千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杜月笙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从此杜先生身体就垮了，最后也是因为气喘病过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换命，救出我母亲的性命来的。
杜先生到重庆，把外祖父带到香港的汪日密约影件，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过，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当之后，杜月笙提到，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质。蒋介石听了，就把汪日密约放回到档案柜，告诉杜月笙，先把我母亲他们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密约。因为蒋介石这个命令，母亲才被杜月笙的五十个枪手营救出上海。
长辈中的朋友郁达夫。我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教书的时候，郁达夫刚从日本回国，在安庆一中做教员，成了朋友。他们一群文友墨客都没有带家眷，常在一起聚会。只有郁达夫带了元配太太孙荃，郁达夫是个多情种，很爱自己的乡下女人。上课也好，聚会也好，不管多忙，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定赶回家去看老婆。安庆是个山城，爬上爬下的，郁达夫为看老婆，走路旋风一样。我的外祖父说，那一份浓情，很是难得。谁也想不到，五年之后，郁达夫到上海﹐一参加革命，立刻变心，把孙荃和子女赶回老家，自己与王映霞在杭州订婚。
现在的人很少了解蒋百里将军。他跟我父亲是同乡，浙江嘉兴人，自小习文，中过秀才，跟梁启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学，读军事，为富国强兵。他在日本军校读书，成绩出色，全校第一名，获天皇赐刀，让日本人很丢脸。回国后，他任保定军校校长。他曾经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欧洲，面见过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见过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国军队争取武器装备。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就地埋葬。过了十年，1947年好友协助迁葬，起棺发现，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蒋百里的夫人是个日本人，他的三个女儿都非常美丽，其中一个蒋英，歌唱家，是钱学森夫人。小女儿蒋和，跟我父母大学同班，后来在北京做德文翻译，我小时候经常跟随母亲到她家去听故事。
近几年国内开始有选择地公布一些历史真实，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高陶事件。感兴趣的，可以找中央电视台的五集电视片《夺命追逃》来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还有我母亲一些镜头。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乘军舰离开上海，到了吴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亲，请求蒋介石停了船，发电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亲和我，坐快艇到吴淞口登船，一块出海。母亲坚决没有走。
说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乡﹐我的父亲跟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公子中学同学﹐而且曾经跟小女儿陈涟恋爱，后来陈涟在西南联大﹐又跟我母亲同学。再后来陈涟参加共产党，跟我的父亲断绝恋情﹐与袁永熙结婚﹐干革命去了。他们夫妇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蒋介石让陈布雷处置﹐其实就是放陈涟他们一条生路﹐结果陈布雷当然就把女儿放了。陈涟他们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亲家里﹐过了几天北上山东。山东当时是共产党根据地。四九年后﹐陈涟是高干。我父亲调到北京后﹐去天安门看游行﹐在观礼台上遇见陈涟﹐打了个招呼。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过。后来陈涟的经历﹐各位去看这本书﹐叫做《两代悲歌》，里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实蒋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执笔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逐字逐句蒋介石都改过。《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众说纷纭，蒋纬国不高兴，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论。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来给他看，每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红字，根本已经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笔，整本书实际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
历史不应该遗忘，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西方各国陆续同中国签订新约，危害中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介石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
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那时候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
讲民国，绝对绕不开抗日战争。现代世界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比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惨烈，比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过更多的生命?没有。同时，现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段伟大历史更加淡漠，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些民族牺牲更加轻描淡写，比中国人对待英勇捐躯的同胞更加蔑视，甚至不惜对死者继续恶毒谩骂和侮辱?也没有。
在这里，必须举几个具体数据，请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头等强国，又经长久备战，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已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而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常年征战，消耗巨大。抗日战争初期，国军海军仅有五万吨兵船，空军仅有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加预备役共二百五十余万，士兵缺乏教育，军官缺乏现代战术训练。
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装备五千多匹马和五百多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国军每个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多数师没有装备坦克和大炮，更谈不上陆空协同。国军士兵大多在战场上遭遇日军坦克，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等新式武器。全国可动员兵力四百万余人，步枪总共只有一百万支，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出的子弹，包括机关枪子弹，平均每个士兵才分得四发。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亲眼看见一九三八年国军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军装备和力量，根本无法与日军对抗。一九三六年，整训的国军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尚未运到，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食弹药，也还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展开全面抗日的条件。接着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人民抗战呼声更高，国民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匆忙把准备不足的国军开上前线，正面与日军作战，虽然国军将士英勇奋战，终究装备相差太远，屡战屡败。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总兵力超过七十五万，一战便伤亡四十余万官兵。冯玉祥回忆，在上海战场，一百里以外看，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两个师两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万耀煌所率二十五军，在淞沪会战中全军覆没。刚才提到史迪威将军亲眼看到只有四挺机枪的国军那个团，在德安战役中，与火力强大的日军激战了两昼夜，牺牲六百将士，伤五百官兵，剩余官兵奉命后才撤出阵地。
八年抗战，国军空军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飞行员殉国，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军伤亡官兵达三百二十二万人，二百○六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包括八名上将，四十一名中将，七十一名少将，计有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军长八名、副军长两名、师长二十名、副师长十三名、旅长十七名。殉国的二百○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员，大多是黄埔毕业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矗立心底的纪念碑》，我在序言里有这样几句话：“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继续生存着，就是因为那些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不能在祖国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耸的抗战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纪念碑。”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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