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之前，沙俄还是一个臣属元朝的很小莫斯科公国，局限在伏尔加河流域活动。此后，随着元朝的逐步衰微，沙俄开始快速的发展，将其势力发展到鄂毕河与叶尼塞河流域。但是直到17世纪中叶之前，沙俄也还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沙俄的变革和迅速膨胀是从彼得大帝（彼得一世1672─1725）开始的。彼得大帝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为奇和他 的第二个妻子维塔利娅·纳利什基娜的独生子。沙皇阿列克谢和第一个妻子还生有13个孩子，所以就王位的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殊死斗争。最后彼得大帝幸运胜出。 彼得仪表非凡，高大魁梧205cm，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皇帝。他精力充沛，潇洒欢快。脾气暴躁。彼得除了政治和军事才能外，还对射击、印刷、航海、造船等做过研究。他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与中国的康熙帝为同时代人。
1697～1698年，彼得大帝率领一个大约由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到西欧考察，为他随后的改革确定了基调，即沙俄要尽了最大的努力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工业和行政管理方法。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沙俄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经济方面，彼得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允许企业主买进整村的农奴到工厂做工，批准外国人在俄国开办工厂。为了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他把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带入俄国，还派遣许多年轻的俄国人到欧洲去学习。在政治上，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统治，提高了行政效率。短短十几年， 沙皇俄国迅速壮大。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就开始了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在他的领导下，赢得了为期20年的北方战争，从瑞典手中夺得了芬兰湾和里加湾沿海一带以及波罗的海出海口。在南方，他控制了亚速海和里海的门户。在与南部的土耳其交战中夺取了亚速港，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通过战争吞并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的部分领土。彼得大帝去世后，他的皇后叶卡捷琳娜继位，她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女皇帝，她乘势继往开来，把沙俄的势力推向远东，东北亚大片土地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到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沙俄就开始染指哈萨克大草原和蒙古大草原。
20世纪初，中国的清朝已经是穷途末路，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但在近20年里，中国实际上处于军阀割据的“战国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们各领风骚三五年，走马灯似的变换“大总统”。各个自身难保，根本就没有心思更没有力量关注边关事务，这让早已对中国垂涎三尺的沙俄有机可乘。1911年，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驱逐清政府派驻的大臣，单方面宣布独立。随后，侵蒙俄罗斯军队会同外蒙叛乱武装包围驻守库伦（乌兰巴托）的清军，并勒令缴械，清军被俄罗斯军队逐出外蒙。16日，库伦少数贵族正式宣布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并由活佛哲布尊丹巴任“皇帝”。事实上，外蒙古这时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它只是一个俄罗斯侵略扶植的傀儡政权。其时，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在国民的强烈抗议和呼吁下，袁世凯派人与沙俄进行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后经中国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最后沙俄代表理屈词穷，被迫做出让步，沙俄承认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答应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但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完全掌握在沙俄的手中。
1912年11月，沙俄与外蒙古傀儡政权签订所谓的《俄蒙协约》，把外蒙古变成了俄罗斯的半殖民地。1913年，中俄蒙《恰克图协定》签订，正式以条约的形式确认外蒙的“自治”； 同年，袁世凯下令在库伦（今乌兰巴托）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兵营——红城兵营，红城兵营属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有，显示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一次大战期间，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操纵下，企图霸占内蒙，他派兵南下，遭遇北洋军的阻击，阴谋未能得逞。1913年11月，在全国的抗议运动中，沙俄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议订五项《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四款，中国始终没有承认外蒙古独立。1915年6月，沙俄又逼迫北京军阀政府，与沙俄及外蒙古签订了关于“外蒙自治”协约，沙俄仍然取得在外蒙古的若干特权。1917年后，沙俄历届政府同样都支持外蒙古“独立”。但是中国各当政军阀都只承认外蒙古“自治”，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
1917年11月7日晚，“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它轰击冬宫的炮声，揭开了列宁领导的俄国伟大十月革命的序幕。1918年，沙俄在外蒙古的军事存在也开始分崩离析。各方势力（包括日本）苏俄内战之机乘虚而入，开始向外蒙古渗透。北洋政府比日本人迟了几个月反应过来，派陈毅（和新中国的元帅之一同姓同字不同人）就任库伦都护使，率领一团北洋军兵进驻外蒙陈毅到达外蒙古后，立即和外蒙古的上层喇嘛和王公们谈判，提出外蒙古继续实行自治，不脱离中国政府。谈判进行了了十个月，陈毅提出一个《关于外蒙地位之六十三条》，但是喇嘛们不同意并向北洋政府发难，局势有失控倾向。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入蒙古弹压要求“独立”的分裂势力。1919年10月，徐树铮麾下部队八千余人以“闪击”方式进入外蒙古。同时，徐树铮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逼迫日本人放弃在外蒙的政治活动，驻外蒙日军主动向其缴械；其后北洋军进入库伦。进入库伦后，北洋军立即派出大量武装小分队，护送各级汉族官吏，远戍乌里雅苏台等地，建立起基层政权，将蒙古自治政府架空。徐树铮又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迫使蒙古王公们宣布废除《恰克图协定》、“自愿”取消自治、回归祖国怀抱。此后徐树铮完成了对外蒙每一个行政区域的占领，收复了超过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含后来所谓的图瓦共和国）。其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沙俄政府垮台。外蒙古本来是靠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外蒙的外援断绝，导致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外蒙当局突然致电北京政府，活佛以请愿形式恳请取销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下令取消外蒙的“自治”，恢复旧制。外蒙古回归祖国怀抱。
1920～1921年，在十月革命中败溃的沙俄白军逃入外蒙古，他们勾结外蒙古上层闹独立的王公，开始进攻北洋军，这一时期由于内地忙于军阀内战，不能对驻外蒙古的军队以支持，因此以恩琴为主的俄蒙联军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把徐树铮建立起来的驻军点和各级行政机构全部清除。苏俄打败了沙俄，马上接手了外蒙古的事务，他们同样支持外蒙古独立，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立即发表《告蒙古人民书》甚至称“蒙古是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古内政。”1921年7月，苏联红军“应邀”占领库伦，年底占领外蒙古全境，外蒙古在苏俄支持下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在苏俄的怂恿下，外蒙古重申 “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当时北京军阀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
1924年5月，在中国北洋政府的斡旋下，中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大纲协定》中苏联仍然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在苏联实际上一直控制着外蒙古的军政事务。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从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外蒙古的独立生米逐步变成熟饭。
18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化，德意轴心国败局已定，为尽早结束亚洲战场，打败日寇。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在击败德军之后，将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但出兵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当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保住是外蒙古的主权，他指令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但这时候中国既有求于苏联赶快出兵，打败日本；又要与苏联这只猛虎争食保住在外蒙古的主权，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团成员主要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外长王世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和国民党一批有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同时蒋经国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加入代表团，（蒋经国在苏联生活过12年，曾经多次与斯大林会晤过，并娶了一个苏联姑娘为太太）。 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他要求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这在斯大林与宋子文、蒋经国火药味极浓的第一次谈判中表露得一览无遗。 在初到莫斯科的半个月里，宋子文、蒋经国与斯大林、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先后举行了6次会谈。焦点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议》中规定的“外蒙现状”问题。中方的理解是：外蒙古实行自治，主权属于中国；苏联方面的理解是：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7月2日的谈判中，斯大林好像是换了一个人，凶像毕露。他很傲慢地、粗暴地把一份文件摔向宋子文，挥着手中的烟斗说:“您看没看过这个?”宋子文低头一看是《雅尔塔协议》的文本。接着斯大林提高了嗓音对宋子文说:“您可以讨论问题，但在谈判时必须以这个文件为基本依据，罗斯福在上面签了字的。”见宋子文一脸诧异，斯大林接着说:“我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让蒙古独立。”见斯大林态度蛮横，宋子文也索性蛮横一次，脱口而出说:“如果苏联要蒙古独立，中国就要提出收回大连、海参威、库页群岛等地的主权。”斯大林气得盯着宋子文威胁说:“如果中国要这么干，要收回所谓的领土，苏联将协助中共推翻你们国民党政府。”蒋经国反应奇快，他知道苏联最怕中国打西方牌，苏联拉住中国就是为了抗衡西方，于是马上回答:“如果苏联借助中共来搞垮我们的政权,中国将加入西方同盟，并允许美国军队进入中苏边境。”宋子文站起身来，向斯大林声明:“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假如承认外蒙独立，必然保不住政权。假如外蒙问题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只能导致谈判破裂。”斯大林挥挥手，吐出一口浓烟说:“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决不妥协!”
遭到斯大林的强硬回绝，代表团想从美国方面寻求支持。但是蒋介石不知道，《雅尔塔协议》本身就是美英向苏联斯大林牺牲中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美英拿中国的领土和斯大林交换，让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因此，当中国要求罗斯福解释“维持蒙古现状”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美国人和中国玩起了滑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做正式诠释。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
实际上，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开列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外蒙独立；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等。这完整地表达了斯大林确定的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早在1945年2月8日，斯大林曾与罗斯福秘密会谈。斯大林提出为了向苏联人民解释出兵对日作战的原因，苏联需要提出自己的政治条件，除此之外，战争结束后苏联还将从日本手中得到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租借或托管大连港等等。会谈时斯大林态度坚决，不容置辩。强调:“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苏联绝不出兵。”罗斯福考虑到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单纯靠美国来对付日本，大概需要18个月的时间，估计还要损失美国100万兵力。权衡再三，罗斯福最终还是用中国的利益作交换，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向罗斯福交底说，苏联准备调遣25个师越过西伯利亚，向远东秘密移动，这一军事行动要暂时对中国当局保密，等到这些部队全部转移完毕，美方可派一官员去重庆，将此协定正式通知蒋介石。显然，此时只有中国与三大国对《雅尔塔协议》文本中蒙古“现状”问题的理解不同,三大国暗渡陈仓，中国被蒙在鼓中。
在求助美国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自己私人秘书的身份密见斯大林，试图以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与斯大林有过数次会见的私人感情来说服斯大林放弃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蒋经国提出与斯大林单独会晤，斯大林表示同意。1945年7月4日晚，斯大林在办公室单独与蒋经国会面。蒋经国注意到，斯大林办公室的外墙上挂了一张彼得大帝的画像，这里原来挂的可是列宁的画像。斯大林见到蒋经国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像对宋子文板着脸。斯大林先盛赞蒋介石，并保证苏联将与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也问起蒋方良以及蒋经国在苏联出生的长子近况，蒋经国一一简短回答。斯大林拉开抽屉,拿出一把苏制左轮手枪,说:“这把枪作为我送给您的长子孝文的礼物。”
寒暄过后,谈话进入实质性内容。斯大林盯着蒋经国看了半天，脸上开始紧绷出威严，问:“为什么您也这么固执，不肯对外蒙独立的问题做出让步？”蒋经国抬头看着斯大林说:“苏联肯出兵对付日本，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于苏联的出兵而使中国放弃对外蒙古行使主权，坦白地说是丢了外蒙古，这个要求中国实在难以迁就。因为这是个主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答应贵方要求，那么中国4万万民众都会骂我们是卖国贼。在今后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这些人会遗臭万年、万劫不复，成为民族罪人。须知，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民族气节。苏联出兵，中国可以用物质酬劳，但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气节方面的问题,就不好办了。您应该知道，中国为了收复被日本侵略的失地，迄今已进行了7年抗战。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被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收回，再丢失外蒙古这么多领土，抗战意义又何在呢?人民将不能饶恕我们，所以我们不同意把外蒙转交给苏俄。”
斯大林松懈一下神色，说:“您的话有不少道理噢，我能理解这一点。从历史进程看，外蒙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它作为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存在了20多年了，中国已失去对它的控制权;对苏联而言，外蒙古作为一个友好盟国，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它是从远东进入苏联的‘后大门’，一旦这个‘后大门’被不友好的强国占据，就会成为进攻苏联的跳板，因此苏联必须支持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据理力争，斯大林态度强硬地说:“您应该明白，今天不是我请求您提供帮助，而是您在请求我的帮助。日本占领了中国，既然要让苏联来帮忙，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假如您的国家有实力，你们能够自己粉碎日本人，能够自己保全领土，那么我当然无权提出要求。你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因此您现在说的都是废话。”蒋经国顿了一下，说:“您为什么一定坚持要让外蒙独立呢?虽然它的面积很大，但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物产，穷山恶水，经济落后，苏联要它也无多大用处，充其量只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样的地方，苏联为何非要不可?”
斯大林走到一张摆放地图的大桌前，说:“我跟您说实话，苏联需要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他指着地图上蒙古的区域，指着紧贴蒙古边界线的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又指着乌拉尔山,然后指向莫斯科，说:“如果某种军事力量从蒙古侵犯苏联，那么距蒙古边界只有6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就会被轻而易举地切断。那样苏联西部和东部就被一切为二，苏联也就完了。如果将来第三国在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那么只要从外蒙古发射一枚导弹，莫斯科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时间，外蒙古应当是苏联的安全屏障!”
蒋经国说:“您用不着特别担心军事问题，假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日本溃败后就不可能再生，就没有力量去侵占外蒙，并把它变成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对从蒙古进攻苏联的担心，除了日本外，只剩下中国的威胁，而中国已经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有效期是25年，我们还可以追加5年，30年内中国无法进攻你们。而且很显然，即便中国想去进攻，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斯大林摇摇头，说：“您说的不对，您说当日本被粉碎之后就无法重新占据外蒙侵略俄罗斯。日本人我了解，他们是不可能放下战刀的，日本遭到失败还会重生，一旦时机成熟了，它就会动手的。”蒋经国问:“为什么?”斯大林回答说:“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可以摧毁，只有民族的力量，特别是像日本这样信奉武士道、菊花和刀的民族，是一定会以武力崛起的。”
蒋经国说:“德国投降了，盟国分别占领了它，德国还会重新复活吗?”斯大林回答说:“当然会复活的。”蒋经国说：“即便日本会复活，也不会这么快，有若干年的时间您用不着为对付日本作军事准备。”斯大林说:“或早或晚,它是要复活的。假如日本由美国控制，日本原来就是投靠西方的，那么5年之后它就会复活，就会在远东形成新的威胁。”蒋经国问:“日本转归美国控制，5年后就会复活。那么假如转归苏联控制，什么时候才会复活呢?”斯大林回答说:“假如由我们来控制，它也不会超过5年。”
蒋经国还想照理由说服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已经不耐烦了，他不想跟蒋经国绕圈子，他脸一板，眼一瞪，直截了当地说:“交还蒙古是不可能的。”蒋经国顿时发愣，一时接不上话来。斯大林踱着步，放缓了语气对蒋经国说:“我跟您谈话，不是把您当作一名外交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条约是个不可靠的东西。您犯了一个错误，您说中国不具备侵略俄罗斯的实力。但是只要中国统一起来，那么在国际事务中你们的进步会比谁都迅速。”从这里可以表明，苏联是因为担心未来中国强盛，所以要占据蒙古，苏联领导人对想要的目标会不择手段来实现。
在后来的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一次激烈争论时，斯大林曾两次说:“就谈到此为止吧!”谈判几近破裂。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认国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民族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7月11日，双方就外蒙古独立与疆界、中东铁路、旅大港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双方签署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至此,苏中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1945年8月14日，中国代表团二次赴莫斯科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对于这样的条约，宋子文不敢签，以早就辞去外交部长作为解脱。蒋经国同样不敢签。王世杰作为代理外交部长，也不想签这个条约。但蒋经国指示由他来签，虽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为代理外交部长没有退路，最后只得签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的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称:“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举行了全民公决，百分之百同意独立。至此，外蒙古从国际法方面完成了独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苏联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和中共合作，成为中国人民的“老大哥”，从经济上、技术上支持新中国的建设。蒋介石非常愤怒，指责苏联首先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国地图上，外蒙古还被划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缘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国家领导人仍然没有忘记外蒙古回归祖国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是嫉恨跟他“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经常相左，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领袖自居，通过指派共产国际代表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对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瞎指挥。最激烈地斗争就反映在毛泽东同王明极左路线的斗争。王明是苏联培养的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王明同毛泽东的分歧和对抗，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赤裸裸的体现。
后来，在国共争雄的战争中，一开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泽东，而是看好蒋介石。他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声明不支持毛共，他给毛泽东施压，要求毛共支持国民党，不要和国民党争地盘，约束自己的行为，配合蒋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和蒋介石划江而治。毛泽东当然都没有理会斯大林，斯大林为此非常生气。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共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拖住日军，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此，对毛泽东不听招呼非常恼火。后来，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将军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反复交代，苏联的援助物资只能交给蒋介石，不得交给延安。斯大林说：中共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后，才去走马上任。此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交给蒋介石。1940年3月中旬，蒋介石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又购买200架飞机，1万挺机枪，560挺高射机枪。但斯大林没有给过延安这样的待遇。后来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让延安极为不满。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想让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达成《雅尔塔协定》，操纵外蒙古独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要求国共划江而治。毛泽东没有再理斯大林的茬，异常坚决的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让一贯唯我是从的斯大林很没有面子。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在毛泽东的心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
但是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农民头头毛泽东，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惊异之余，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和中国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新中国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国际友邻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军事依托。所以毛泽东愉快接受邀请。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夸奖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也热情地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紧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
序曲完毕，谈判拉开。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一开始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毛泽东则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他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期间，他故意冷落毛泽东，一连好几天不和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和勇气。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但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加入谈判。会谈开始，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每天郁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能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对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遗憾的是，外蒙古独立问题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毛泽东感到很失望，他显得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恩来敏锐察觉到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升高，而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完全不同性格和政见的领导人。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中国争取到苏联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毛泽东就想趁热打铁，把外蒙古问题也提出来，看能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他授意周恩来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但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
周恩来也说：“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于是在会谈中，中方把蒙古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周恩来委婉地问：“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过了一会他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赫鲁晓夫可谓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点明了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撇清了和苏联的关系，回避了周恩来抛来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周恩来穷追不舍，说：“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周恩来这时心里已经清楚，在外蒙古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会让步的。当时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赫鲁晓夫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之后，蒙古人在苏联的指示下，积极主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同时，加快进入联合国和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外蒙古问题最终成为毛泽东一代的遗憾，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主要参考文献
1.吴跃农：《文史春秋》2006年11期。
2.不详：文史资料网http://wszl.hongzhong.com/news.asp?id=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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