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派在去年年底的亚布力经济学家年会、南方周末的蛇年新年贺辞和今年“炎黄春秋”的4月座谈会提出了宪政的主张，要求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学习80年代的蒋经国，开放党禁，举行多党竞选。求是杂志、乌有日刊等中国道路派对普世价值派的宪政主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就把两派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分歧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近代以来国人思考过的一个重要问题，普世价值派提出的宪政主张，就把中国现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
普世价值派在以往的争论中自称改革派或深化改革派，或者自称党内民主派。但是随着宪政主张的提出，他们就鲜明地亮出了底牌。以往，普世价值派对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给予了肯定，试图通过自己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的理解影响执政者，致力于推动所谓的深化改革。在胡锦涛提出不瞎折腾的主张和习近平发动群众路线大力惩治腐败的主张提出以后。那些以改掉国有企业为短期目标的深化改革派公开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议题。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直到于今，宪政派的出现似乎和苏联解体前的政治局势大体相似，和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动荡遥相呼应。但是，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宪政派的理论资源十分贫乏缺乏说服力，其社会资源和能够动员的经济力量也不足以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宪政派和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一样，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抵制，而不可能改变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
一、宪政派的组成和社会动员力量
宪政派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是宪政派政治诉求的现实基础。
宪政派思潮的组成可以划分为三个群体，即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体制内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以及主张政治改革的党内民主派。最早提出宪政诉求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上海的朱学勤、北京的徐友渔等人。他们在80年代自由化思潮中形成了基本观点，在90年代后期学术自由化的过程中最早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主流经济学家在90年代初执政党提出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后形成，成为推动改革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积极推动所谓的深化改革，目的是为了宪政改革建立一个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础。随着执政党明确主张和谐社会建设，坚持自己的政治领导，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才与决策者结束了蜜月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吴敬琏、张维迎等经济学家、江平、贺卫方为代表的主流法学家，提出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促使其实现宪政改革。党内民主派虽然早就在78年后就有集结，但是受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和维护自己在党内利益的影响，早期只是要求扩大自己在执政党中的权利。在扩大党内民主的过程中，党对他们的约束力日渐减弱，他们也因此在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既得利益者。但是在党中央两代领导逐渐形成中国道路自觉认识的十八大前后，党内民主派试图改变执政党的性质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就会出现执政党和工人农民群众的联合，从而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说，不搞政治改革就会重现文革悲剧。这些人利用党内民主的便利，公开出版自己的刊物《炎黄春秋》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展开了宪政的大辩论。
这几派政治群体也不能够形成团结的组织力量，他们尽管在反对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上可以形成共识，但彼此也存在着种种分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视清高，以普世价值为高尚，不屑与人为伍。体制内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也在私有化进程中获利甚丰，但对党内民主派利用职权贪污腐败也相讥讽，吴敬琏称党内民主派为权贵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持个人主义立场，反对一元化，其组成阵营有多种声音也不足为怪。
和苏东政治巨变前夕的情况近似，他们在执政党批评政权的缔造者错误的舆论声中不断纠集起来。
以群众对执政党的反腐败举措普遍不满为掩护，借助中共与国际接轨而倡导的学术自由，宪政派丑化中共党史，提出多党议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的宪政主张。“腐败”“专制”是90年代末以来所谓“新党史”塑造的中共新“形象”。关于井冈山时期AB团和延安整风的一些材料的解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中共历史渲染成痞子造反。毛泽东革命斗争的正确路线和高超艺术，在这些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派的眼里，没有任何高尚动机和价值内涵，纯粹是出于玩弄权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斗争中形成正确路线，这和他赖以汲取人民大众智慧凝聚人民大众共识的群众路线分不开。自由知识分子精英从来都把人民看作阿斗，自然也不可能从亿万人民大众那里学到“真正的知识”。有了这种真知识就能够洞晓人民群众的心愿，就能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宪政派的主张主要有两点，除了议会多党制的主张外，还提出了彻底私有化的主张。苏联政变没有经济改革前行，苏联人民对私有化的危害没有产生警惕。和苏联的政治变动前不同，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使工人农民深受其害，人民群众对打着市场化旗号的私有化深恶痛绝。因此，彻底私有化主张在人民群众中同样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尽管宪政派可以借助抨击执政党的腐败，赢得一些群众的注意，但是他们通过彻底私有化来克服政治腐败的主张是不得人心的。在一般大众中，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才是官员大面积腐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遭遇不公正剥夺的真正原因。这样，宪政派的社会影响力就受到了大大地局限。
《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刊文《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明澍，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 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扩展而来。张明澍2011年进行了这一调查，希望勾勒出中国公民对民主的主观愿望。2012年，他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得出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如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这个调查表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拥护党的领导和中国道路派主张，他们反对宪政主张。
二、宪政派的普世价值观的理论错误
宪政派的普世价值观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普世价值观既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背反，也和西方历史文化所体现的人类历史“普世”价值大不相同。既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也存在历史认识上的错误。
普世价值观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预设了一种逻辑前提，即认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是脱离开人类历史发展正确道路的专制主义。他们把中国古代政治中存在的民本主义和现代政治中的人民民主的支配价值一笔抹杀，而把中国政治只看作政治精英的权力追逐。受到西方普世价值观影响，秦晖教授就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只是韩非子人性恶的权术思想的表现，儒家思想从来得不到落实。以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本主义君主官僚制，因此也变身为普遍奴隶制。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普世价值观的近代历史的研究中，例如高华的延安整风研究就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毛泽东实现个人权力欲望的工具。其他的所谓“新党史”研究者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学术界的中国观，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步调一致的黑帮。他们的眼里没有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只是愚昧无知(秦晖甚至说无耻)，因而他们也不知道中共的正确路线和强大力量的源泉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然在他们眼里，中共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土改只是中共对“愚昧无耻”的农民的胁迫和诱骗。
人类历史有普遍性的特征，表现在中西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普世价值派的理论错误就在于把西方历史发展路径依赖的特殊性误看作其普遍性。这就是一个历史认识上的双重错误，既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历史和文化。由于把西方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当作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就导致了对非西方的历史文化的否定。
西方现代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到现代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类现代历史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主要是由规定国家性质的人民主权体现出来的，和中世纪历史上的神权、王权国家根本不同。如果这种普遍的价值只能体现在西方作为世界一隅的政治现代化中，就使其不成其为普遍性的。换句话说，这种人民主权的政治现代化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中。
尽管中西现代变革都体现了共同的普遍性，但是实现政治现代变革的途径是不同的。现代政治变革显然要受到前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条件的限制。西方实现人民主权的现代化是沿着中世纪形成的宪政道路实现的。中世纪早期世俗王权受制于教会和贵族，不得不与后者分权，教会和世俗的两派贵族通过贵族会议来约束王权，这就是西方宪政制度的立法权行政权分离制衡特点的由来。中世纪后期城市市民阶级兴起，他们也被接纳为会议成员，从而封建主会议变成了三级会议。在英国政治现代化就是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发展的，在市民阶级从议会的请愿者变为立法者以后现代宪政就算出现了。在英国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政治，并没有经历打碎国际机器的暴力革命，而是通过套用这个机器的形式而改变其内容实现的。十九世纪30年代的宪章运动就是这个旧瓶装新酒的过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大部分成年人都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公民普选权的压力下实现了向民主福利国家的转变。西方民主政治是沿着宪政的路径实现的，而这种宪政的传统路径是西方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起点。通过西方宪政的路径来实现的人民主权，也就受到这个实现路径和表现手段的限制。宪政条件下的人民主权只是形式的和有限的主权。宪政与其说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不如说是对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1)宪政民主继承了贵族政治立法和行政分离的原则，也就始终受到贵族(现代社会的垄断资本)的支配。2)作为宪政民主基本原则的天赋人权是形式和内容自我分裂的。宪政标榜权力分立以限制国王的权力，同时也限制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宪政认为天赋的个人权力才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而个人权力是由私有制的法权体系所保障的。但是个人自由的权力，其实际上实现的程度和财产的占有量成正比。宪政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实际上是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所有者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
以人民主权取代专制王权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受到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和约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有自己的路径依赖的特点。西方历史上的宪政是中世纪贵族会议奠定的基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首先在经济上获得垄断地位，然后获得了立法权和其他政治权利，但是基本制度都是中世纪留下来的。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没有形成宪政制度的基础。近代以来，在强势的外国资本侵略和腐败的官僚资本的夹缝中，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起强大的经济力量，对现代政治进程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当代民间资本一样，近代资产阶级发展起步太晚，发展空间有限。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就在通商口岸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国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内的现代经济得不到发展。和当代民间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家资本发展，既受后者限制也受后者保护不同，近代民间资本主要依附于国际资本，而要获得国际资本的保护而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中国复兴道路的政治现代化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强大的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制度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政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的方式实现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一个议会制度的共和国。但是这个建立在北京的议会，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支撑，没有能够建立全国的有效的治理，只能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橡皮图章。相反，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下，在这个时期，整个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从议会制度实验的失败中总结出了教训，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思路，这就是军政、训政、宪政的思想。首先由国民党领导革命军扫除割据军阀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然后由国民党代表共和国人民实行以党代政的训政，在人民有能力组成议会行驶民权的时候最后还政于民实现宪政。虽然还是以资产阶级宪政为最后目标，但是孙中山的这个策略历史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建立了南京政府。由于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和镇压工农革命力量，他所建立的南京政府就丧失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农群众的支持，也就没有能力在占领南京之后清除全国各地的割据军阀，实现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就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南京政府丧师失地。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的重任就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坚持群众路线获得了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了整个大陆上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工人、农民当家做了主人。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领导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从无到有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的工业部门齐全的经济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复兴道路。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体现了人类现代历史的普遍性，那就是从传统的君主主权转变为人民主权。相对比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像西方议会宪政那样只是形式上实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而是实质上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重要特点，使其与西方议会民主显著不同。第一，由于中国秦汉以来大一统政治传统，以民本主义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消灭了贵族政治。这就使得作为贵族特权继承人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能出现。作为人民意志体现的国家权威可以不受贵族资产阶级的限制，这就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实现实质民主的历史条件。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人民民主摆脱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时，也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人格异化，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比如，我们可以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近的印度相比较，在印度的种姓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下，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就没有中国的劳动者那样的经济活力和政治热情。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现代经济体系，并在这个国家资本的保护下，民间资本再度繁荣起来。这种不依赖于私人资本主义垄断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存在着种种困难需要克服，尤其是时常出现的人民公仆(官员)的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
宪政派试图改变中国已有的发展道路，妄想依靠私人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经济。这种可能性不能在逻辑上排除，西方的经验可以证明其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获得垄断地位是不可能的。当代的自由主义者朱学勤、秦晖说，不能这样看问题，认为宪政不需要这样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但是，西方宪政的存在是有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条件的，人们不能把它从脑袋里空想出来。中国近代以来有多起宪政思潮，只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和救国救民的热情，不可能落实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国了解西方最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严复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实验失败后放弃了自由主义复归了儒学。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挑起科玄论战的丁文江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放弃了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提倡国家主义动员。
为什么宪政只停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脑里，不能在现实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实际上在这里并没有什么难解的困惑。原因只是由于宪政派知识分子对自己关于普世价值的自负，只是建立在浅薄无知的基础上的。他们既不愿意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也对西方的历史一知半解。他们自然不知道人民主权才是人类现代普遍的价值，而不是宪政。西方的宪政只是实现这个人类共同历史价值的一种路径，相当不成功，相反中国的历史文明发展为人民民主准备了更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才实质上实现了人民主权。
三、中国现实经济社会力量对比的分析
自由主义宪政运动的思潮之所以在今天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和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市场化和融入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秩序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也因此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力量。这些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力量，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对现有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战性的要求。他们包括在市场化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的私人资本、国有企业改制和依靠行政资源暴富起来的官僚资本，以及在中国获取了巨大利益的国际跨国资本。这些经济成分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联合起来挑战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宪政制度的建立主要依赖强大的私人资本的力量才实现的。英国宪政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获得巨大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利用中世纪土地贵族阶级建立的议会实现了自己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并为自己获得资本主义更大发展空间的。但是，中国当代的私人资本没有获得英美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地位，他们的经济力量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获得主导资本主义宪政的政治地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过程所决定的。
在当代中国国家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是私人资本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有力支持。因而私人资本也必须受制于国家资本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60多年间，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维护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它有国家政权的维护和支撑。
90年代末以来国家大力扶持私人资本，私人资本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除了它要受制于它可以从中获得保护和支持的国家资本以外，私人资本也远不是国际资本的对手。迄今为止，国际跨国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国内私人资本所无法比拟的。他们不仅资本力量大，拥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垄断了大部分中国出口和国内市场。我国的私人资本是90年代才出现的，在它们出现的时候，国际资本就已经垄断了广大的市场。外资是8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但是国家提倡兴办私人企业却是在90年代初。只是在9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面临着加入WTO的压力下才开始大力扶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它们的成长空间受到国际资本的极大压制。
“近十几年，各地方将招商引资作为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抓手，中国已成为对跨国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外商投资势头有增无减。1979—200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5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共8500亿美元。1992年，FDI首次达到100亿美元水平。2002年为500亿美元，2008年为924亿美元。我国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国家(FDI占GDP比重最高年份为6%，‘十一五’期间为 2.3%)。我国工业产值的 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的 60%由外资企业完成，加工贸易占出口额50%以上。至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共28.6万家。当年外商投资总额中;制造业60%、房地产占13%。在工业中，三资企业约占全国企业数的22%;从业人员的30%，产值的32%，出口总额的57%。工业中外资成分的增速远高于国有经济。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2]
民间私人资本不能自由发展，也和官僚资本的出现和恶性扩张有关。《时代周报》一篇名为《中国91%亿元户为高干子弟社会贫富悬殊受关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调查报告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虽然，有人对此组数据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这无法抹杀一个事实是，官家子弟对国家政经资源的把控。时至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业界龙头和上市公司，特别是房地产巨头，无不流淌着权贵资本的血液和血统?但更讽刺的是，头号资本主义的美国10%富人为国家贡献80%税收;而“社会主义”中国，掌握主要社会财富的富人，纳税额仅占税收总额的30%。
对现有政治秩序国家资本主导地位提出挑战要求的主要是和政治腐败密切关联的官僚资本以及和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相配合的国际垄断资本。由于官员通过腐败获得的巨额的官僚资本在中国没有合法性，又加上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地依靠群众路线反对腐败，更促使他们铤而走险，期望通过政治变革获得合法地位。以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强迫急于加入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国政府接受的不平等条件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进步，特别是在美国遭遇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在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霸权，在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开始实行“重返亚太”的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政派的宪政要求，也是腐败官员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共同阴谋。
寄生的腐朽的官僚资本和国际资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官僚资本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往往可以看到国际资本的影子。官僚资本的产生往往通过和国际资本的利益交换的方式。官僚资本都是侵吞国有财产的结果，但是受制于国家法律，他们只能曲线侵吞，只能与国家资本勾结在一起以国家利益为交换实现侵吞。国际资本在中国开拓市场、以低成本兼并国有企业、廉价获得国有银行的大量股份，都是在贿赂腐败官员的时候进行的。这样大量国民财富就被腐败官员通过国际资本输出到海外，出现了官员的老婆孩子和票子寄居海外的裸官现象。由于国内经济繁荣发展有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市场，大量官僚资本也是通过国际资本到国外洗钱然后以外资的形式返回国内投资。国际资本掌握了这些腐败官员的罪证，从而进一步要挟腐败官员向国际资本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
四、宪政派与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联系
宪政派提出的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主张，客观上是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一致的。更进一步而言，宪政派思潮的出现显然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反华势力在中国内部制造的意识形态分化的结果，也是其实施进一步瓦解中国企图的中国内部的配合力量。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向西方学习，开放实际上是对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开放。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致力于发展壮大自己，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没有根本改变冷战期间的对华政策，只是更加务实和灵活机动而已。一方面，中国在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后，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空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一下子变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在进入了这个秩序以后陷入了这个秩序准备好的陷阱之中。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和遏制软硬两种策略交替使用的。在80年代美国一方面利用中国制衡苏联，并最终瓦解了苏联，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坚信其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现代化必然产生中产阶级力量，长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美国政府没有静待中国内部的民主化，而是用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和人权大棒来威胁利诱中国。为了集中精力启动经济发展，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策略，就是对美国人权大棒的退让策略。这就使得人道主义思潮等“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获得机会传播和滋长。宣扬西方式民主现代化的魏京生等人为美国大使馆送到了美国，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普世价值派的有力支持。到1989年美国为六四骨干分子提供政治庇护，也鼓舞了中国政治反对派。
进入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分裂和陷入战争的泥坑。美国通过接触输出意识形态培植政治反对派从内部进行分裂，通过经济军事手段从外部遏制其发展，这种两面手的策略屡试不爽。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变色，使得社会主义只在东亚的中国、越南、朝鲜和南美的古巴存留下来。从轰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到小布什上台开始酝酿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战略转移，美国正在收紧口袋，展开全面攻势。
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政府一方面检讨苏联的教训，另一方面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为了配合实质上是私有化的国企改制，中国政府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除了在经济上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和农业以及销售服务业这些能够为美国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领域外，也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无理要求。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实现自己与世界接轨的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都对美国让步。这些让步，就把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厚的利润送给了美国的跨国企业。整个中国变成了西方产业链中利润最少的一个环节。有人计算，中国工人的劳动果实十分之九被控制着资金技术和设计销售环节的跨国公司拿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出现，也和美国农业利用WTO获得的不平等待遇摧毁了中国农业密切相关。这样美国因素强化了中国政府市场改制的右倾方向，造成了至今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贫富分化。这些让步也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影响，成为压垮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内民主派的稻草。众多中共高级官员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投入了拜金主义的大潮，造成了中国党政官员大面积的腐败。
2001年的撞机事件说明，在搞垮苏联以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对准了中国。911恐怖袭击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美国从此陷入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陷阱中，中国也因此意外地获得了十年和平发展的机遇。到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后，美国人才发现自己一直看作世界经济跟班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大块头。于是惊呼失去了十年机会的鹰派，立刻着手制定“重返东亚”的战略转移，从此接触策略让位给了遏制策略。
美国的“重返东亚”是一个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的内容。在国际政治上，要求中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各种双边和多边机制，一方面利用中国发展的机会，并从中获得最大份额的利益，另一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使其屈服于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最终要实现瓦解中国的目标。美国农业上的跨国公司对中国大豆、花生、烟草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中国政府无力调控的局面。美国孟山都等转基因企业在中国儿童身上进行的转基因食品实验和转基因食品市场的扩张，已经引起人们对种族灭绝图谋的恐慌。美国人强迫中国开放金融并且作为中国官方所说的“战略投资者”(只不过这些“战略投资者”的“战略”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的战略，而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从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中获得了惊人的投机利益。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官方提出靓女先嫁，美国跨国公司获得了超低成本兼并中国企业的机会，并在中国市场上形成了多种行业的垄断地位。美国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20多个行业的经济垄断，就为西方在中国培养普世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与国际资本的相互勾结的党政高层的腐败分子，到一些打工白领和依附于国际资本企业的中国民间资本，再到为国际资本收买的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体制外鼓吹多党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不断纠集的普世价值派形成了，在中国唱响了普世价值的进行曲。他们正在待机利用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中国发动东欧和阿拉伯世界都屡试不爽的颜色革命。美国政府为法轮功呐喊助威，为达赖喇嘛等藏独分子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在新疆支持东突分裂势力的恐怖活动，就是多次的演示。
美国的对华新战略是美国独霸世界梦想的一步，不仅要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发展，在意识形态上通过普世价值的传播分化瓦解中国，也准备了历史上空前的军事力量围堵中国。
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也为最终征服中国扫清外围，侵占伊拉克使美国控制了世界石油资源，侵占阿富汗就在军事上把中国和俄国分割包围起来。美国在东亚加强了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又和日本一道利用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领土纠纷在中国周围挑起争端，使中国陷入左绌右支的窘境，以消耗中国的力量。美国支持日本右倾化和对中国钓鱼岛的占领，在南海挑动了纷争，使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与中国争端不断。美国在军事上构筑了“海天一体战”的战略为最后军事上摧毁中国量身定做。美国宣布60%的海军要在2020年以前部署在亚太地区，建立东亚到澳大利亚的导弹防御体系。为了鼓励其盟国与中国挑衅，近些年来美国在太平洋西部频繁地组织两国和多国军事演习。
中国普世价值派在中国提出宪政要求，实际上是美国在中国多年培养的普世价值派势力的表现，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军事部署的有力配合。在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没有消除以前，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普世价值派利用群众性事件，走向街头发动颜色革命。
五、提高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正确认识宪政派思潮的错误
我们必须要对近代以来中国几代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中国复兴道路有自觉认识和自觉承担。只有提高对中国道路的自觉自信，才能够使那些受到迷惑的党政干部和群众摆脱普世价值观的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6月25日下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的讲话极为凝练地概括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来源和内容实质。中国道路在三十年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是170年来中国从民族危亡走向复兴的长久努力地结果，也是中国5000年历史积累的结果。普世价值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完全是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的立场错误。既表现了他们的无知，也表现了他们在美国政府面前摇尾乞怜，出卖民族利益，有奶便是娘的投机意识。
认识中国道路必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必须批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普世价值”。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西方优秀文化的继承人，是19世纪西欧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人，也是孔子儒学传统的正统继承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虽然存在着历史文化上的种种具体区别，却都是人类文明智慧之树上的花朵。所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北海、南海有圣人，“其心同，其理同”。中西文明发展的具体路径不同，因此，这个同一的“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历史连续型发展，使得中国文化把人类源初的本性保留了下来，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的连续型路径。西方破裂式路径否定了源初的本性，使人类陷入了异化的困境，必须经历再度的否定才能恢复自由本性。在去古未远的孔子的时代，人类还借助宗法制度保留了原始民主的传统，通过培养礼的根据即仁，就可以复归和谐的大同世界。现代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采取武装革命扫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腐朽的反动统治，才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和谐社会。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存在种种糟粕，但其民本主义却是人类古代史上最优秀最有人民性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以梁漱溟为第一个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由于脱离人民和实践，就没有能够继承儒家思想带有根本规定性的人民性和实践性(1949年以后和中国共产党走向一条道路的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致力于把儒家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会和融通)，以至于到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复观等人那里就成为一种举着孔子旗帜的自由主义，陷入了西化的泥淖。台湾出现的分裂国家的台独势力，实际上和新儒家学人把儒家大一统思想看作专制思想的主张有关。台独分子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推向了极端而已。
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国5000年历史。中国秦汉之交是中国古代历史经历的最大变动之一，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出现在历史上。对于这个大变动的认识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一些人只看到秦法创制，说汉承秦制是儒表法里，但是绝大多数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才是这个变动的完成，从而肯定大一统国家的儒本法用。新儒家试图把儒家与法家完全割裂开来，其结果使得新儒家的道统没有历史上的存在，只落得“花果飘零”，成为飘忽不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历史在新儒家眼里只是帝王将相专制弄权循环停滞的历史。这是一种虚无主义历史观，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有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即使是古代君主的集权专制，也是由于他们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农民大众的支持。广大小农为什么要拥护皇上，因为皇上的权威意味着社会安定。秦晖教授大骂人民的愚昧无耻，大骂帝王的专制弄权，实际上是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实践，也离开了真理。
曾经一度热衷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刘小枫，最近称许毛泽东是国父，他说“今天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问题就在于，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呢?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考虑，蒋介石已经被开出去了，那我们说是孙中山接着毛泽东，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其实有所谓的人民民主，而不是西方的那样一种自由民主而已。”这引起了宪政派的一片声讨，因为宪政派认为彻底否定毛泽东才是他们最核心的任务。只要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可以否定他所奠基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宪政派就可以尽售其奸与美国遏制中国内外呼应了。宪政派忘记了人民，才只看到毛泽东一人的权术。毛泽东是不世出的大政治家，但是他的一呼百应却不是什么巫术和奥秘，只不过是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来自人民，来自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教条主义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阻碍。在某种意义上教条主义也是普世价值观的表现。教条主义也不懂得真理来自人民来自实践的道理，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对立起来，和扛着儒家招牌的自由主义犯相同的错误。毛泽东、李大钊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儒家思想传统的真正继承人。是他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儒家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发展，也实现了孔子儒学的现代革新。
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对中国道路自觉自信和担当。就必须把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看为一个连续过程，就必须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看作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换句话说，就必须把孔子和马克思看作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继承5000年的历史和思想资源，才能在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复兴道路上勇敢前进。
结语
我们站在13亿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尊重历史和现实实践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中国道路的立场上，就可以认识宪政派的真实面孔，而不为其迷惑。简而言之，宪政派是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长期灌输普世价值的结果，他们利用群众对共产党一些干部出现的严重腐败的不满为机会，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待机发动颜色革命。宪政派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种呼应和配合。
必须坚定地反对宪政派，把对宪政派的批判办成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认识和担当中国道路的教育运动。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2] 高梁：《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 《环球视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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