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应邀访问中国，先后在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作讲演和进行座谈。在这期间以及前后其他一些场合中，他对中国发展道路讲了一些好话，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于是，人们似乎看到，他已不再是那个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不再是那个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的，不再是那个一贯敌视中国的西方右翼思想家。实际上，我们对其思想作全面的分析便会发现，其研究和评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意图在于，力图扭转中国模式的前进航向，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向资本主义靠拢。他企图借助研究的成果，一方面通过对中国“说教”，说服中国人扭转当今的前进方向，在他的思想导引下自觉地改旗易帜;另一方面通过向美国“献策”，帮助美国政要认清掌控中国发展道路趋向的重要性。福山之所以要着力研究中国道路，之所以要论证中国道路是不值得效仿和不可持续的，之所以要对中国道路提出激烈的批评，就是为了在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之前更主动地把中国“接纳”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家庭”，让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
中国的经济体制变了，政治体制必然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福山抛出了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的“历史终结论”。可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气象，证明人类历史并未以西方自由民主为进化的终点。由此，近年来福山始终致力于“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即“重要的是我们要具体思考，什么方面的中国特色是我们要保留的，什么方面又是要融入世界潮流的，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与世界和平共处”。不难发现，福山这种“特殊方式”的研究理路背后的政治动机是明确的，就是要中国扭转当下的发展航向。
福山在北京的一次演讲结束时讲了这么一段富有煽动性的话：“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就需要面对中国在政治上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去发展、去参与这种建设性的国际机制，从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发展。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这样的智慧来提供答案，我想以提问的方式结束我的演讲。”在此，福山的“提问方式”，无疑指向的是中国道路究竟走向何处，中国下一步究竟如何发展。尽管这表面上是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所有论述中“自谦”式的学术提问，要中国听众就此做出思考，但实际上这是有着明确的立场和观点的政治设问，旨在让中国听众接受他的观点。
福山对在场的学者明确地说，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必须改变目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这种判断的充分依据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改变了，政治体制也须随之改变。“我想问的是，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你是否看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济体制中的开放是否也将扩展到政治体制当中?”那么，中国究竟向哪一方向改变?他这样说道：“人类进程是否具有一种方向性，如果是，这个方向是什么?很多年来，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时至今日，我认为很少还有人坚信这样的‘乌托邦’。我认为，在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任何新社会模式将代表下一阶段还不明了。”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再走了，因为共产主义只是个乌托邦，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了，中国正确的选择是向“民主和市场经济”，即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除了这条道路别无选择。
福山在这次演讲中强调，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增长后，必然会产生民主的诉求，从而必然会建立起如西方那样的政治体制。他说：“真正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人们对民主责任是否会产生更高更多的要求。我认为这种更多更高的需求是一定会出现的。”他具体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四种因素：一是教育，人们有越来越强的愿望接受更好的教育，会越来越少地认为政府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永远是对的;二是中产阶级的增长，一旦进入中产阶级的地位和状态，人们就会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生活水平;三是人们对善治和清正廉洁的渴望;四是人们对平等、尊严和公正的要求的不断提高。在他看来，这四种愿望的出现，表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已势在必然。
在北京的另一次演讲中，他进一步说明，希望中国建立的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是由于这种体制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而是这种体制确实符合国家利益。他说：“放眼未来，我认为民主与法治将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民主与法治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而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制度之所以被采纳，正是因为它们最终促进了采纳其制度的国家的利益的发展。如果中国更多地采纳民主和法治，我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采纳民主与法治的原因只能是因为这些制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不会是因为这些制度的内在价值观和理念。”
金融危机并不代表美国制度面临危机？
面对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怀疑，不愿意向它看齐，福山进行了如下理论辩护：“我想证实一下我的观点，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证实了自己的优越性。……成功的资本主义都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运作的。……由于里根、布什政府等经济保守主义的盛行，钟摆可能向右的更多一点，往自由市场偏的更多一点，这就导致了华尔街泡沫破裂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想让钟摆往回摆一点，这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内的调整，而不是体制的根本改变。”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否定，现在美国等西方政府强化了国家调控，这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下一步，尽管可能国家调控的比例也比较大，但这并不妨碍它往资本主义道路上走。
他在接受《文汇报》访谈时说道：“金融危机改变的是某一特定的资本主义模式，即更加强调好的监管，尤其是要将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纳入其中。这方面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同市场经济、保护私人产权不完全相同;我至今认为，市场经济、保护私人产权这些东西和危机前一样仍旧是正确的。”在这里，他强调金融危机确实使资本主义改变了一些东西，但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这些核心内容正是中国所应当效仿的。
历史是否会以“现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告终？
福山在《历史又重新开启了吗?》一文中强调：“十多年前，我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的论断。所谓‘历史的终结’，不是指历史事件停滞不前，而是那种被理解为‘人类社会通过不同的政府形式不断进化’的历史以‘现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告终。尽管有‘9·11’以来的诸多事件，我仍然认为‘历史的终结’的假说是成立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性是全球政治的支配力量，体现西方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制度仍会继续在全世界推广。”他在这里明言，尽管“9·11”事件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中国必然被裹挟到这一历史潮流之中。为此，他在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西方的制度就像科学方法一样，虽然是在西方发现的，但是却具有普适性。”“这一现代化的潜在逻辑表明，西方价值不只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一个随意的文化分支，确实也体现了一个更为世界性的过程。”
在题为《未来是谁的?》文章中，福山明确地说：“目前，至少在原则上，全球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存在广泛的共识。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尽管民主制度还不能普遍适用，也无法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经被世界舆论广泛认同。’在那些已经达到物质足够繁荣的国家，大多数公民会自认为归属于中产阶级之列，这样的国家广泛地接纳了民主治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高度发展与稳定民主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他认为，比较特殊的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他们拒绝自由主义民主发展，是由于他们“坐拥石油”。但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言，这“不会成为一个替代方案”，中国早晚得走上西方资本主义这一道路。
在《政治体制新潮流?》一文中，福山那种迫切希望中国从速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情绪更是溢于言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在富起来的同时向民主转型，而且希望中国在实力强大到足以构成战略和政治威胁前经历这一转型。”为此，他告诫美国政府，只有把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处理好，充分展现美国模式的优势，才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及时地把中国吸引过来。但历史必将证明，这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
西方资本主义体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福山用以论证中国模式必然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根据，或者说，他用以说服中国人民必须改变目前的前进方向而应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主要理由，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现了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福山说“我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在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任何新社会模式将代表下一阶段还不明了”、“现代民主是基督教对人类尊严阐述的一个世俗版本，基于它们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也证实对非西方国家有作用且可实施”、“我确实相信和认为存在一种趋势，即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增强的趋势”、“民主究竟是一种普世价值，还是仅仅对西方国家具有文化特殊性。我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证实了自己的优越性”、“我至今认为，市场经济、保护私人产权这些东西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前一样仍旧是正确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性是全球政治的支配力量，体现西方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制度仍会继续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制度就像科学方法一样，虽然是在西方发现的，但是却具有普适性”、“西方价值不只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一个随意的文化分支，确实也体现了一个更为世界性的过程”、“至少在原则上，全球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存在广泛的共识”等等，这些都表明，福山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信心十足，其自由主义的本质昭然若揭。
福山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所以，他所提出的“自由民主理念”、“民主与法治”、“现代民主”等，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理论和实践模板的，实际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扬和肯定。问题在于，如何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限的优越性?我们发现，福山在这里用的还是曾经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使用过的老方法。福山在这本书中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福音”：自由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然而，这一著作出版后不久，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就揭露，福山的“福音”是安置在可疑的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
德里达揭露福山采用了一种“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方式”，即通过“频道干扰”一方面把存在于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中的“恶”、“残酷无情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悬置”起来，强调“这些经验的事实的累积决不会改变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理想的方向”，另一方面又把“福音”从事实的层面转移到理想的层面，即当他的“福音”明显与现实大相抵触、不能自圆其说之时，就把此“福音”说成是一种“起规范作用的、超历史的理想”，也就是说并非已经实现而只是将要实现的“理想”。不言而喻，福山当年所使用的方法，与当今在中国的说教如出一辙，德里达淋漓尽致的剖析深刻揭露了这种手段的拙劣与荒谬!
如果说福山用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以此为楷模的主要手法是完全重复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的老套套，倒也有些冤枉了他。福山在此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应当是西方式的制度，即使它现在还不是，它也马上会向这一方向改变。这一论点似乎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的。
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其政治制度就应当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福山所制造出来的这种逻辑联系，既没有理论依据又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在理论层面，德里达认为，“福山在这里将自由民主制度规定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现实事物，而在那里则又将它规定为一种纯粹的理想。这一事件时而是现实，时而又是现实的预兆”，“福山狼狈不堪地在两种不可调和的话语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
而在实践层面，如果把经济发展理解成是一种生产力的提高，那么确实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必然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但这种生产关系绝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是因为，不能笼统地说生活富裕，而必须要问主要是哪些人富裕。如果像美国那样主要是少数金融寡头和垄断资产阶级富裕，那么与这种富裕相适应的必然是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正是这种政治制度首先确保了这部分人的富裕。但是，在经济危机中成千上万的人“向华尔街进军”、“向华尔街抗议”说明，目前美国多数人并没有像少数人那样“公平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同时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真正富裕起来。相反，如果所说的富裕是指“共同富裕”，是绝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那么与这种富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决不是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中国富裕起来了，中国努力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处于这种富裕生活中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如福山所说的那样必然去追求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思想保证
福山研究和评说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就是在做希望中国改旗易帜的“美梦”，本质上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集团固守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迷梦。应当说，福山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全部研究与评说的实质与用心是不加掩饰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问题在于，他的这番言论竟然在中国还有一定市场，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福山的梦呓提醒我们，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理论家无时不在致力于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扭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航向，这说明在当今中国必须提高防范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是何等重要。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之所以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和谐稳定发展巨大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在苏东剧变后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换来的。
中国道路的历史实践证明，历史永远不会终结，所终结的只能是那种关于历史终结的陈旧观念，以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单线性发展”模式。由此，我们更加真切地领悟到，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须臾不可动摇，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与福山们的政治迷梦相对照，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廓清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没有任何一个梦想像“中国梦”那样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对此，詹姆逊在回应“历史终结论”时的分析是深刻的：“我们今天比马克思或列宁的那个时代离这个目标(社会主义)要近得多。”
（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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