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共产党的丧钟敲响吗?——评《迟迟未政改因理论准备不足 非惧怕民主》
汉大赋
十八大召开前夕，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抛出《迟迟未政改因理论准备不足 非惧怕民主》一文，为埋葬共产党敲响了丧钟!他要有新的政治观，要根据所谓的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这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也就是新的政治观，实际上是要敲响中国共产党的丧钟!如果这个新政治观的确立，就是共产党的灭亡。
首先说什么共产党90年历史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实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飞跃，但是绝不仅仅是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解决了民族问题，而且解决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从贫困的农业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问题，尤其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这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续革命。从而规定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革命党的性质。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局限在取得新民主义革命，仅仅完成了民族独立，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歪理邪说!
在颠倒黑白的历史叙述后，居心叵测的提出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认为中华民族的崛起，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新的政治观。很显然，他所说的第三次飞跃，是搞民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改变共产党的革命党性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在做了这样的历史颠倒以后，做贼心虚的说：“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那么这个不是为了去除他人存在的差异的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是什么呢?煞有介事的谈到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很困惑，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认为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政治体制不改革，导致了矛盾和冲突。其他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就不提了，或者说选择性的失明了!但是与不同，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不幸福，社会矛盾尖锐冲突，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而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抓住这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无论什么玄妙的说法提法都是胡扯，都是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舆论的是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鸣锣开道的。
果然，对自己的选择性的判断很自信，认为逻辑和结论都清楚，剩下的事就是看看为什么政治体制迟迟不上路。认为既不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也不是不敢触及民主政治，而是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确立其现代的政治观。先是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强调利益集团不会反对改革，而是不改革既得利益会丧失殆尽。鲜明的表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攫取的利益保住!然后巧妙地把民主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混为一谈。似乎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个民主。很不诚实。公然把有阶级性的民主当做一个没有阶级性的抽象民主来使用，而且还把这个民主强加在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身上，特别有趣的是，居然认为共产党的民主就是他的抽象民主，而且举例说明共产党不反对他这个“民主”。再一次颠倒历史，认为共产党的号召力来自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事实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国民党是不允许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表现为不民主。而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是坚持了民主，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道路，而这个道路为全国人民所接受!有意思的是，提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却不提建立红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显然，是知道毛泽东的民主的内容的，但是明显的与他的民主不一致，他选择性的回避了!然后再一次涂抹了历史，并以此论述说：“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就这样，以颠倒的历史，选择性的推导出他的主题，新的政治观。历史在这里成为适应他的观点的小姑娘，按照的编排顺从的充当了的观念的注脚，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成了观点的演绎，而且乖乖的诠释着的所谓民主政治的全部内涵。有了剪裁得当的历史支撑，就开始了历史的跨越，进入现代之旅。他宣布他的政治观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新政治观”，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观，是彻底的资产阶级化的政治观。在这里阶级、阶级斗争不见了。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的暴力工具也不见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了。只有所谓的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各种活动的总概括。心虚胆颤，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却坚称并非是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说是为了满足时代的要求等等。这是何等的虚伪和苍白，难道与他人存在的差异，为了满足时代的要求这种虚幻的东西，就可以视若无睹?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巨大的差异，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可能一句时代的要求就完全抹杀了呢?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的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更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
的新政治观，其实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延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拾了资产阶级的文明冲突的理论的牙慧，幻想帝国主义不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而且令人好笑的是，置西方的政治实践与不顾，说什么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以西方社会对政治人物的负面评价为例子，说明西方政治是政治，精神是精神。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的国家，他的总统宣誓就职，必须对圣经发誓!他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美国在一切场合都宣扬他们的爱国主义，决不允许卖国行为存在。他们更是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无时无刻不对共产主义大加张伐。欧洲国家也是这样，他们在殖民扩张时期，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剑。冷战结束，不是西方换了一种国家博弈形式，而是更加以意识形态为前导，遍及世界的所谓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制度对抗的最好证明。因此，西方所谓的冷战结束，只是社会主义一方的失利，而不是什么对抗的结束。更不是什么国家博弈形式的改变。西方一直没有变，他们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的政治，他们的政治强化他们的信仰。同样，对我国来说，中国革命形成的信仰并不是对共产党政治及其领袖的神圣化，而是革命本身的远大理想和伟大目标确实具有神圣的性质。这是理论的彻底造成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里顺便说说，关于共产党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的问题，为什么资产阶级就不能神圣化呢?资产阶级拥有庞大的舆论工具，有金钱，但是就是不能神圣化其政治和领袖，这不是共产党有造神能力，而是共产党政治及其领袖本身具有神圣的性质，这是共产党的宗旨以及领袖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决定的。而资产阶级政治完全不具备这些神圣的性质，它是贪婪、自私、下流、尔虞我诈的。他的领袖人物更是包围在各种丑闻中，因此资产阶级政治及其领袖，神圣不起来。烂泥扶不上墙。文革中欧美政治家竞相来访，见到周总理后，自惭形秽，直接说自己像个原始人!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残酷导致信仰坚定，就完全是一派胡说。信仰的坚定源于理论的彻底，与斗争实践的烈度无关!革命先烈抛头颅撒热血不是因为阶级斗争对抗的激烈，而是因为理论的彻底导致信仰的坚定!为了理想献身是光荣的，这也符合中国舍身取义的悠久历史传统!相应的精心设置的陷阱就不复存在，冷战结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信仰不靠环境因素强化，坚守信仰变得艰难纯粹是信仰动摇的借口，坚定的信仰来源于理论的彻底。所谓我们的挑战就不存在，新政治观建设的推手和动因都属于子虚乌有!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目标没实现以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革命党，直到消灭了阶级差别，三大差别，实现了共产主义，才算完成了革命任务，才能与国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一起消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及消灭阶级差别、三大差别的过程中，在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还会复辟的历史时期，必须保持革命党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先进政党，等同于资产阶级的一般政党，是放弃远大理想，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是开历史的倒车!
革命固然讲的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执政同样靠暴力支撑。所谓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是骗人的鬼话。哪有一点平衡与妥协，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揭示阶级矛盾，但不激化阶级矛盾，反而在有利的条件下，缓和阶级矛盾。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采取的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政策，避免了激化阶级矛盾，没有流血。这在全世界都是首创!所以武断的说革命激化阶级矛盾，是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说执政是消除矛盾，更是一个弥天大谎。现执政当局没有消除一种矛盾，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革命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在处理阶级矛盾时，尽可能用改造的方式，而不是肉体消灭的方式解决。相反，口口声声说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但所谓的阶层鸿沟越来越深，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革命阶段通过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满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是满足各阶层，实际上是通过剥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来满足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阶段牺牲了极少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但没有提供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反而剥夺除了买办资产阶级以外的所有阶级的利益，这是牺牲全国各个阶级的利益，满足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说革命党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完全是痴人说梦!这麽严重的阶级斗争，怎么可能用什么执政的所谓理念解决。而且实践证明，反而更暴力，更具反人民性!
提出：“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我同意这是个根本问题。但是绝不同意对人民的解释。人民确实存在着非人民，那些反人民的人不在人民的范畴。无产阶级光明磊落，公开声明地主资产阶级，帝修反分子，反共反人民叛国分子不在人民之列，是人民的敌人，必须专政!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所谓执政状态下，中国没有构成阶级的非人民，完全是闭眼不看现实。现实是中国早已孵化出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媒体上瞎扯的什么民营企业家。同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民工)。这是中国的基本社会状态，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攫取巨额剩余价值，聚敛了大量财富。同时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迅速赤贫化，小资产阶级沦为房奴车奴卡奴等等。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社会鸿沟加深，金钱等级制形成社会潜规则。举出现实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被突出，但是的分析完全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根本不能抓住主要矛盾。拆迁，本质上是资本家牟利。看似是党政官员或公务员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实际上是资本家与被拆迁户的矛盾。是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的谋取利益而尽可能的压低拆迁成本造成的。党政官员的隐形福利不会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这个纳税人指的是资本家，但是纳税人这个概念，如同使用的民主政治概念一样，是虚幻的，掩盖事实纳税人的。事实上，资本家纳的税，是工人的无偿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用这些工人的血汗缴纳了税款，就以纳税人自居，纯粹是贪天之功，无耻之极!所以资本家感到受剥削，那真是滑稽!所谓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事实上人民从一开始就已经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如果人民不虚位，既得利益集团不形成，还要你忽悠什么新政治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面已经承认，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开放中攫取的利益，巩固成果。现在又假惺惺的说搞不好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不是自打嘴巴?显然没找到社会矛盾的症结，当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会坐视大量矛盾堆积，不是坐视，而是无法解决而已。因为这些矛盾无一不是资本带来的恶果。执政当局怎么可能否定自己以解决社会矛盾，只好看着矛盾堆积，直到矛盾积累到总爆发的那一刻!开出的药方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一致，社会矛盾就解决了。这真是天方夜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完全由资产阶级政治保护发展，就能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解决了?欧美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依然如故，丝毫也没有改变。欧洲的工人大罢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生动的证明了这一点。幻想资产阶级对政治登堂入室，就可以解决这些矛盾，那是缘木求鱼!通过上面的分析，提出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是多麽的软弱无力。这个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是胡编乱凑的，是说服不了人。唯一能说明的，是这个新政治观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甚至是为消灭共产党服务的!
又提出：“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不敢说网络最近的抹黑历史，妖魔化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恶浪，是为了配合公方彬教授的文章，但这样强调所谓的独立思考、求异思维，不能不让人认识到这是一起配合默契的反革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共产党的运动!其目的就是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改旗易帜，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股反华反毛反共恶浪，立刻就得到的肯定，并称赞为独立思考、求异思维，这一唱一和丝丝入扣，不让人联想是里应外合都不好意思!这些年来沉渣泛起，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中国变成了人欲横流，金钱第一的地狱。不但娼妓遍地，而且无货不假，无事不假!人们失去了精神支柱，沦为金钱的奴隶。现在说中国人不会思考才是真的现实，说毛时代的中国人不会思考，那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是机器人创造出来的?不会思考的中国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并且购买了几百吨黄金。而会思考的中国人，连菲律宾都敢欺负我们，日本更是频频打脸。中国的黄金，居然保存在美国，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出现了世所罕见的贫富悬殊，还夸夸其谈平民政治，你就不害臊?
说新规则、新技术推动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期、网媒时期。这个新规则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新规则，你要根据他们定的规则行事。新技术并不推动全球化，而资本在实实在在的实行全球化。所谓网媒也是资本的网络化的反映。叠加作用的结果，在与理论说了什么，不在于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在于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不在于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是一种政治利益的表现，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有人为其撑伞，同样是一种政治利益的表现;我们的官员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腐腐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这是因为他戴着一顶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官员的红帽子，干着资产阶级的肮脏勾当，所以他要贪腐、要移民，要当裸官，因为他怕人民清算他!这里根本不用重新解读政治，只要不挂羊头卖狗肉，这等小事还不是摧枯拉朽?只要共产党回归革命党，回归自己的根本宗旨，回归为人民服务，不需要这些弯弯绕，人民群众必定支持，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当然，那些所谓的独立思考、异质思维的家伙，是不包括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他们是极少数非人民!
为了确立新的政治观，先是充为帝王师，拉大旗作虎皮，举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只言片语，认为是对价值坐标和政治观的改变，这是实指领导人背叛革命，而是要把领导人的离散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整理为系统的背叛革命背叛共产党的思想，这是改旗易帜最明显的信号?共产党不能不革命，执政党可以执政也可以不执政，这就是要害!中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就可以不执政，不执政了，就可以解散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都是这样不执政而被宣布非法，被取缔。
这个系统思想认为必须从五个方面着力去做：一是要用新政治观解读政治信仰。抛开那些绕口的政治新名词，七七八八的概念术语，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坚信一定和平长入共产主义。这是比考茨基进步的地方，考茨基伯恩斯坦等只敢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毕竟我们有了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自然我们要和平进入共产主义了!恐怕也采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估计也相信马恩晚年提倡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谣言。这个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就不多说。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联想到他系统整理领导人的零散思想，那个和谐世界，和字我猜可能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世界到处战火纷飞，美帝国主义到处侵略，甚至在中日争端时把航母开到钓鱼岛附近，怎么和谐?拿屁股对着导弹和炸弹?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这个政治伦理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特别是那个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想到的人民，自然是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可以剥夺他赋予的权利。这是哪跟哪，抗日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资产阶级没有寸功，这一忽悠，资产阶级以人民的姿态赋予公权力，同时以人民的名义可以剥夺。这可是蒋介石从峨眉山下山摘桃子的现代版呀。狼子野心在这里。呵呵太不自量力了，就那个对国家民族没干过任何好事的资产阶级，想成为中国的政治权利的主人，也太把自己当棵葱了!有钱就是大爷?瞧瞧你那烂屁股，上面都是罪恶!四是设计新政治观的体制制度，这很关键。首先设计，注定没有人民大众什么事，又是什么顶层设计。其二设计的人是什么人，怎么保证这些人是好人不是坏人?怎么保证这些人设计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设计?也倒直言不讳，设计就是分享权力，和谁分享，分享那些权力，怎么分享，是最重要的。但是玩了花招，提了个标准，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这不用说又是资产阶级宪政的玩意。这个新政治观很不得了，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取决于它。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不科学，新政治观决定!其五是要形成欲新政治观一致的话语系统，这更是弯弯绕了。但是还是能看清楚，由于社会撕裂，就是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现在中国存在不同的话语系统，认为他的新政治观可以融合不同的话语系统，话语系统不融合社会就会被撕裂。这是本末倒置，是社会撕裂形成不同的话语系统，社会在新的政治观下势必造成阶级的固化，撕裂的加深，你新政治观怎么融合话语系统，用和平长入共产主义来融合?简直是笑话。但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必定带来对不同言论的压制，融合不同的话语系统不过是镇压不同言论的委婉说法!最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来了一个总爆发：为什么我们必须把话语系统变为别人可听和愿听的系统呢?毛泽东的话不用融合不用改变成别人可听愿听的话，全世界无人不懂。资产阶级你这先天的软骨病就不能不漏出来?时刻不忘跪下来乞求，想让别人把你当个人，还真不容易!
最后，当年赫鲁晓夫搞全民党、全民国家。意思与的新政治观差不多，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苏联国家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一种协调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特殊利益的政治组织”。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全民党”问题。“全民党”与“全民国家”是紧密相联的。赫鲁晓夫论证了把苏联共产党变成全民党的几条理由：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唯一的贡献是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算是前苏联全体人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变种!但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仅仅三十年后就是苏联解体，苏共被宣布非法，被取缔，解散!公方彬教授，在你的新政治观下，中国步前苏联的后尘，被解体。中国共产党步苏共的后尘被宣布非法，被取缔，自然将伴随着大量的流血，你愿意承担这个巨大的历史责任吗?你能承担起这么多生命的凋零和人民的苦难吗?摸摸自己的良心，还在不在?
附：
正文 人民网：迟迟未政改因理论准备不足 非惧怕民主 2012年10月11日 09:39:40 文章来源：人民网
提要：人民网发表署名公方彬的文章称，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不是因为惧怕民主，而是缘于理论准备不足。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改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
图说：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屡提政改(资料图)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s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阐明“政治文明”，胡锦涛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思想，都说明我们的价值坐标乃至政治观已经改变。因此，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为系统，化渐变为标志性变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关键。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政治伦理对我们党来讲是全新的命题，它构成新政治观，同时也奠基于新政治观。
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体制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目前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过多过大。 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回避，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体制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观。
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每一种话语系统都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有关，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话语系统很重要，比如当前中国就存在着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包括政治话语系统或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政治话语系统多出现在政府执政权力触及的层面和领域，平民话语系统多出现在网络等新媒体，精英话语系统兼顾二者。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话语系统的更新，融合三大话语系统，长此以往必定撕裂社会。导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观，那么实现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观。话语系统还有一个表现领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国与世界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这直接带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困难，不能够产生别人听得懂的话语系统。由于话语系统奠基于政治坐标和价值尺度，那么将别人听不懂和不愿听的话语系统变为可听、愿听的系统，就必须有新政治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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