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成文颇早，曾投寄《东方早报》，再无消息。于是只好留在博客里。今贴于此，意欲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刘擎 先生的《“历史终结论”面对的中国模式》（《上海书评》2009.9.20 以下简称“刘文”）一文，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评介。
福山的理论，其实不过是鼓吹、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又一版本。同一切这类的理论一样，福山的理论，也多有偏颇。仅据刘文所述，试着讨论几个问题：
一、刘文说: “福山的学术底色是‘社会科学家’。他对西方民主必胜的信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证据”。
但是，福山主张的是：“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于长期维系”，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演进到达了其终点：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其他系统的意识形态具有真正的竞争可能”。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普遍化——走向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因此（自由民主政体）是最具有正当性的政体”。
可见，福山理论的支撑点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政治体制“最终”将会统一于“自由民主政体”。这里有两点值得讨论：一个是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变革的观点；另一个是什么是“自由民主政体”，这种“政体”在哪里。后者且不论，前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引起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只讲一个方面，难免失之偏颇。再者，决定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并非只是经济的因素，还有历史、文化、地理等等因素。认“经济”决定“政体”，也难免武断。那么，福山的理论福山是否严格遵循了呢？
刘文说：“东亚的转型对他（福山）有深刻的影响。而1989年东欧阵营的政治巨变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更强化了他‘政治发展殊途同归’的信念”，而且，“后来的‘9.11’事件以及南美的查韦斯‘红色风暴’，都没有改变他的信念”。
如果说“东亚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东欧和苏联的巨变与其说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不如说是由于经济的不发展；“9.11”事件，诚然不是直接由于经济的原因，而查韦斯的“红色风暴”，就不能说与经济发展没有关联。这就说明了，福山并没有严格遵循自己的理论，他所看重的，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倒不如说是别种制度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型”的案例。“他对西方民主必胜的信念”，“依赖于经验证据”的“程度”并不“很大”。福山的“方法”，就是被黑格尔称作“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的那种方法；福山虽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却很“隔脉”。而对于“经验主义”，黑格尔曾告诫说：“普遍性与一大堆事实完全是两回事”（贺麟译:《小逻辑》§39）。
二、福山的理论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例如它的前提：“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进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效益最大化模式将导致经济结构的普遍化”等等，都不仅是“经验的”，也都是具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已经知道了人的精神需求的提出和实现，必得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民主”和“自由”，说到底乃是人的“精神”的“需求”，特别地是有了文化的人们的精神需求。而狭义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只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掌握了文化。到了现代，那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有比较高的“民主自由”程度，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有“民主自由政体”，不如说是因为其国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进程之间的“重要的关联”是直接的表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该国在这个阶段上的国民的文化水准，才是“非民主的政体就很难维系”的实质性的原因。
三、“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现代化普遍进程的方向”，这是福山的“最终结论”。然而却是靠不住的。
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口号，当然，它代表了人类先进文明的诉求。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虽然他们把它称作“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但是：（1）这种政体是受他们的被时代所限制的对于“民主自由”的认识所局限的；（2）这种国家毕竟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它所容许的“民主”和“自由”是很有限度的。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民主、自由的程度也是逐步发展、有起有伏的。同“权威国家并不一定具有更强的治理能力（福山的观点）”一样，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也不是真的就最民主、自由。例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就与“畜奴州”和“种族歧视”长期共存；也不允许共产主义意识广泛传播等等。所以，所谓“民主自由政体”，并不就是最“自由”、“民主”的政体；“自由民主政体”与民主、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所谓“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民主自由政体”，所谓这种制度就“是现代化普遍进程的方向”的论证，只能流于荒唐。
四、或许是一种通病，几乎所有的“智者”都把他们自以为独得的那点东西叫做终极的、最后的、最终的真理，可是历史的发展，总是让他们落空。福山如果真的期望着验证他的理论，结果也不会更好。
（1）正像西方的政治制度并非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一样，“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这是历史早已提供的经验事实，比方说，经济危机。
计划经济一经成为现实，就表现出了对自由市场模式的显著的优越性。它在二十世纪末期衰微了，不仅是因为其先天的不足，也由于其后期的“模式僵化”。只要不是像东欧和苏联那样抛弃它，而是坚持探索——试验——改革的路子，计划经济就总会有完善的那一天。就现在的情势看，计划指导（有人称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似乎就比自由市场经济好一些。
（2）“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达一定水平之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将逐步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也就是民主化的压力”。这诚然是对的。就是说，为因应这种“要求”和“压力”，国家势必要进行政治的改革，但是，却不会必定走向“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理由很简单：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像福山一类人所说的那样好，那样万能，那样值得向往；世上自有更好的路子等待人们去探索、去实践。
仅从上述就可以看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许多悖理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硬伤，“历史终结论”能不终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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