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就是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通过探析恩格斯关于“已经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的论断所形成的总体判断。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阐释出的结论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样的结论，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对立，也构成了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分歧。这就需要以《提纲》为“文本”对象，认真地探析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诉诸“文本”，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在这里，马克思正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简洁而明确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一、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看成是直观的反映关系，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内容”方面去看待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二、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的能动作用，而这又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唯心主义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看待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三、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心主义之所以只能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根源就在于离开“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这又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离开“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并不是否定了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恰恰是从其所说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或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可以看到：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在《提纲》中被“保存”下来的“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则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诉诸《提纲》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以揭示和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以“哲学”方式所构成的世界观为“纲”，马克思才在《提纲》中逐段深入地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言之，在《提纲》第二段，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必须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在紧接其后的第三段中，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所探讨的“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问题，又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之后的第四段中，马克思又针对费尔巴哈不能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提出“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由此，在《提纲》的第五段，马克思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正是基于此洞见，马克思在《提纲》的第六段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在《提纲》的第七段提出，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基于以上论断，马克思作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论断。由此所引发的为什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反而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问题。在《提纲》的第九、十段，马克思作出了回答：“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就是说，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在理论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是因为新唯物主义在其现实基础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正是基于上述论断，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段，作出了人们经常引证的基本结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理论内容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哲学”的扬弃，既“克服了”“哲学家们”把哲学当作关于“总联系”的“科学的科学”的幻想，又“保存”了作为“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根本理念上看，“现代唯物主义”与“哲学家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家们”不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以“直观”的方式或抽象的“能动”原则去回答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因而他们的“哲学”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并且只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则是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根本理念出发，“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从现实基础上看，“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提出和回答“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根源在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因而“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现代唯物主义，才能超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形成“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种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所构成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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