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是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祖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深刻、之精湛，可以从他留下的著作中看出。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都没有留下象李大钊同志给我们留下的那样直接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那样细致、深入的研究论文。
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审视，主要见之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是李大钊同志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主要著作，相关的著作还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写于1919年。全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分为两个线索，一是介绍唯物史观，二是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文中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了概括性阐述，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那时一般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指革命的社会主义，而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接着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概述中，李大钊同志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显著地位，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
(二)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先叙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基本内容。在叙述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内容之后，李大钊同志就提出了尖锐的问题：“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有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道路：或者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或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是同国际资本主义接轨，先发展生产力，等待日后再去革命，或者是现在就行动起来，攻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二者必居其一。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这样，阶级斗争就有了其合理性。
但是即使这样，现实的阶级斗争总是会碰到某些“紧箍咒”，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一些人，恩格斯在世时那些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恩格斯逝世后的伯恩施坦、俄国的孟什维克、中国的陈独秀，他们总要拿着“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尺子，来衡量一下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否符合历史的尺子，如果不符合，就要取消现实斗争。所以尽管“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李大钊同志还是觉得“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说：“被忽视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俩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
恩格斯是在实践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某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就是说是在发现了问题之后，才写出《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的，而李大钊同志是在自己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且李大钊同志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还没有被发表，足见李大钊同志学力的深厚!
李大钊同志接着指出：“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所说的“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的“现代各国社会党”，就是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党。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时说：“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
李大钊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
李大钊同志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和列宁一样，指出他们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但是李大钊同志在分析修正主义思想的原因时，不是象列宁那样把责任全部推到修正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主观上“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而是大胆地承认这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为什么还要搞出一大套“经济行程的进路”?这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李大钊同志认为也不完全是，因为“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既然谈到信仰，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先有观念、信仰、然后再改造客观?还是先改造客观、再由客观产生出正确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决裂”，即同私有制决裂、同私有制观念决裂。这两个决裂谁为主导?马克思主义是否主张先改造客观、然后等待客观产生出正确观念?
李大钊同志澄清道：“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
但这仍然没有回答“先改造客观、还是先改造主观”的问题。李大钊同志认为：“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在《精神的解放》一文中，李大钊同志明确提出“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的解放”，“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李大钊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采取思考分析的态度。他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a)只是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三)
在1920年12月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同志阐述了自己对唯物史观新的认识，阐述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从旧的唯心史观与新的唯物史观的对比开始。他首先指出，旧有的唯心史观，才蔑视人的作用、才导致宿命论：“从前的历史，专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唯心史观，使人“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都是超出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处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叶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为人力所造”。
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看，这就是人民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李大钊同志还指出，“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用之于历史观，就是战斗的唯物史观。
(四)
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观，有着独特的审视。他不回避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有某些“流弊”，有“应加救正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给人们带来的新鲜空气，并在此基础上充分阐发了人，特别是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同志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比如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表露出他对世界革命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看法，他说：“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
又比如，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表达了对“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极其重要、尖锐的问题：“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加深研究的问题”。李大钊同志按照大家一般熟悉的思路继续推论道，“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李大钊同志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但中国则“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再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的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几种选择，一种是按照“初级阶段论”同人家接轨，企盼“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第二种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第三种就是李大钊同志给出的答案：“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在李大钊同志脑子里，恐怕只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概念，而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由之路”的概念。当然，这里讲的是基本观点。在策略层面，李大钊同志也不会主张将所有革命措施“毕其功于一役”的，1924年他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绝好的证明。
(五)
李大钊同志在唯物史观方面具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有某些认识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几次谈到经济方面的、物的方面的势力是原因，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势力是结果。实际上，“原因”和“结果”的表述，可能让人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原因”即自变量、“结果”即因变量，一般来说，自变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第二种理解是“原因”是矛盾产生和变化的外因条件，“结果”则是变化着的矛盾体系本身，这时，“原因”不可能对“结果”起到主导作用，而只能起到制约作用。究竟应当取哪一种理解，就要看我们对事物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对事物变化条件具备较强、较精确的控制力，而且具备重复性试验的条件，则“原因”往往是自变量、“结果”往往是因变量。如果我们使用质的分析方法，即“撇开现象、抽出本质”的方法，那么“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可能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这个“原因”对于“结果”来说，可能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时矛盾双方谁占主导则需要另外考察。对于社会历史的考察，我们一般只能进行质的分析，利用抽象力来进行思辨，而不能用实验室的方法进行实证。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说：“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李大钊同志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更认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这一观点更有待商榷。从哲学上说，“支配”就是居于主导地位、就是决定着其它东西如何变化。如果说“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限制”，那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那么人还怎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只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我们就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剩下的问题，就是研究客观世界能否被认识、如何被认识”。毛泽东同志阐述了科学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二再”、“二变”、“二去”、“二由”，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说，“研究客观世界能否被认识、如何被认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一个广阔的空间。
(六)
正因为李大钊同志潜意识里把握着求实、辩证的观点，所以尽管他在个别观点、个别方法上显示出某些形而上学，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应用仍然是正确的。纵观李大钊同志的著作和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很多观点都同列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特别是在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极其相似。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对列宁著作进行系统研究，他留下的关于列宁的著作不多，而且并没有象《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样展开评述列宁的思想观点。如果不是李大钊同志过早牺牲，凭着他的深厚理论功底，加上廿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一定会在李大钊同志手里获得一个更加突破性的发展。
（原标题：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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