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这个问题是个棘手的事，因为它涉及中国人性格弱点一个绕不开的死穴，这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和现世纷乱几乎都不同程度与这个致命弱点分不开。近代以来，外诱内导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历史的、现实的)都归就到一个罪魁祸首：专制统治+儒家思想。既然从统治模式到意识形态皆为中华不幸的根源，百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就被这样定格：错都是别人的，而每个个体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心态便由此铸就。这不但主导了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劫持了历史解释权。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民劣根性”去除旁枝末节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几个词：麻木、奴性、狡猾。鲁迅的文学作品更是把这六字总结形象化地普及为全体的认同。这六个字的总结要找源头，也找得到，是近代涉足中国的西方人最先指出的。他们这么分析有客观观察的一面，也有带有目的性的一面。
先来看看做此总结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观察是否准确与目的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目的并不是观察的结果，而往往是主导观察的动机。否则为什么马可?波罗时代，甚至利玛窦时代涉足中国的西方人并没有这种集中火力点的观察和总结，到了1840年前后火力点就集中到这上面?除了最后一个皇朝的统治让中国人堕落至此的推断(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及导致的生活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民性并非不可能)，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反反复复强调的工业化改变一切、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不能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对照也肯定是导致西方人眼光变化的重要因素。剔除这两个致变因素，一个最有可能占主导地位的致变因素便凸显出来，即前后几个时代，西方人观察中国带有的目的性也大大改变。是这大大改变的目的决定着观察者的眼光和侧重点，而人的眼光和视角往往受其观察的目的左右，特别讲求主观能动性、情不自禁地要世界契合自己心思的西方人尤其如此。
那么十九世纪的西方人与之前同样涉足中国的马可?波罗、利玛窦们相比，目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便是后者已经怀揣要推翻这个帝国(不单纯是清朝统治意义上的帝国)的野心，这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知道了目的，反推过去历史脉络就比较清晰了。我这些年细细地旁观他们怎么观察和记述正在发生的世事，就发现他们的眼光受目的左右已到了目的大于事实的程度，这一现象在时事记述者媒体人身上尤其普遍，甚至是一种人人接受的正常状态。这让我开始怀疑那些历史记录在多大程度上被目的扭曲，因为既然他们为目的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事(尤其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改头换面，那些已记录在陈旧纸张上的事可能也在劫难逃。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观察纯属捏造，观察可以相当对应现实，手脚和暗藏的目的是由切入现实的视角来完成的。这个视角才是帮助目的的助手，而非观察本身，中国人一百多年来落入陷阱，就在于外弯内直的他认为观察是准确的(他是不分内外有一种追求普世真理的劲头的)，既然观察并无明显构陷的痕迹，他也就接受了切入现实的视角。其实是这个视角而非观察本身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轨道，因为从此以后人人实际上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再观察，而非围绕西方人的观察去再剖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到今天几乎无人脱出这条思维轨道得出自己的结论，差不多都是从一开始就被那个有意设置的视角圈住。这个西方人有意切入的视角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麻木、奴性、狡猾的“国民劣根性”源自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对一心要掀翻中华帝国的西方列强来说，还有比把中国人引入这个视角更便利的捷径吗?
再来看看他们的客观观察由何而来，并就此展开本文的主题。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带有明确目的涉足中国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种族和文明的弱点。弱点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究竟是“什么什么”的后果还是这“什么什么”的根源，结论并不好下。而且用“麻木、奴性、狡猾”只是客观事物往某个侧重点的解释，而解释是可以有不同路子的。此话怎讲?为了剖析这一点，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可能碰到类似的例子，具体情节不同，但脉络却大同小异。这是我新近碰到的(不止一次)，很典型，中国人全部弱点的根脉都映显于这桩小事里，绝大多数人日日相遇根本不当回事。但敏感的、行事方式与此截然相反的西方人或如我这类浸淫于西方文明、已入三昧的人，会时时处处被这样的事提醒或刺激。
北京的市民社会(近几十年大量涌来的乡村人口不在其内)其实是脱离中国现实的，49年以后调来了各路人马和人才，以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北京市民社会(在三环以内或之外某些校园区、机关区较显著)，并不能代表典型的中国社会，要到老城那些几个世纪没有大换血的地方，我下面说的现象才相当普遍和十分扎眼。我某日在南京城乘公车，夹在拥挤的人群中，那里公车票价是北京的四倍，服务却不到北京的四分之一，司乘人员服务水准尤其低劣。我们在《陌生人文化：主人还是客人》一文中说过，秩序除了法律规则的约束，还有环境氛围对人的制约，而氛围很脆弱，落入恶性循环易如反掌。这个城市公车的害群之马首推驾驶员，有了这样一群害群之马，恶性循环就成了常态。看他们粗野的驾车方式和把乘客当敌人来整，仿佛几十年时代不但没有进步，还开了倒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看到了本文要重点叙述的一幕。
那天由于塞车，交通十分混乱，司机借机想越过一站(平时他们就可以停得老远，不耐烦等着进站，放下人拔腿就走，弄得等车人像一群马蜂似地从站头扑到站尾，人人自危，乱窜在马路上以伺最佳登车位置)，只见他把方向盘一拐绕过进站的其他车准备径直开走，不料等得愤怒的一群乘客不依不饶追上来，将车在马路中间逼停。司机在本来打算被抓个正着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台阶，反骂乘客是一群傻瓜(他的粗话我不重复，也重复不来)，意思他们冤枉他，他并没有“逃”的意思，只是不可能在马路中央开门，这样他的无礼举动倒成了有理的行为，不但没有马上为那群奔过来的乘客开门，还让他们继续跟着车再跑一程，直到他把车远远地停到早就越过站台的路边，才开了门。叙述到这里并没有进入主要情节，这不过是一个人品欠佳的公车司机与他本该好好服侍的乘客的矛盾，任何社会都有服务不周的现象发生，尤其在公共管理部门失职、物质又相对匮乏(公共交通投入不足)的社会。而且这种现象只要政府重视、抓一抓害群之马就可改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人群中有害群之马，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而在围绕着害群之马(恶势力)的更广大人群在这一时刻的态度和选择。是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和维持良性循环的力量。那么我看见了什么呢?就在司机被迫停下，反骂车外乘客时，车上乘客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丝毫不被触动，好像发生的一切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虽同为乘客，但车上车下是两个隔绝的世界。这跟我在国家博物馆为喇叭噪音向讲解员交涉时她身边那群无动于衷的参观者何其相似。甚至有几个司机边上的乘客，不但对车下乘客没有同情，反而帮着司机数落在激愤中拍打车门的车下人。他们完全意识不到面对这样的司机，自己虽然暂时在车上逃过此劫，但随时可能与车下乘客同命，同命人本应相怜，缘何反为虎作伥?
单从这一幕讲，十九世纪前后涉华的西方人直切病根，用“麻木、奴性、狡猾”六字概括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不实构陷，他们只是在诊断时暗中就病因做了为达自己目的的手脚。表面看用“麻木、奴性、狡猾”总结上面那幕是解释得通的，那事不关己、若无其事的大多数用“麻木”来形容不无道理，此时不选边而站也的确可以用“狡猾”来解释，奴性则是那司机边上的乘客如伥鬼不敢他适，辄隶事虎。
我最近重读鲁迅的《“呐喊”自序》，将他叙述的日俄战争的那一幕与上面这一幕比较，发觉事情的情境和严重程度虽大不相同，但性质是可相提并论的，都可归于“围绕着恶势力的更广大人群在这一时刻的态度和选择”这个切入点。下面便是改变了鲁迅人生方向的那一幕：“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注意：鲁迅也用了“麻木”这个词，并且如他自述，他弃医从文就是这一幕刺激了他。
我一直都在寻思究竟是观刑本身刺激了他，还是观外国人杀中国人刺激了他，因自序中并未明确分开，而此一场景具有两个可分别解释的层面。观刑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性，法国在1939年规定行刑不再公开之前(那年有一次行刑断头台没有搭好，出现技术故障，砍头过程异常残忍)，观看砍头都是民间一场盛会，动不动数以十万众，这是血腥和惊悚没有转化到电影画面之前的实况表演，是寻求刺激的人群的卑微娱乐，直到上层建筑意识到“杀鸡给猴看”这种原始的教化方式有碍整个社会的面子。既然观刑并非中国人独有，刺激鲁迅的便不是麻木地看杀人本身，而是看外国人杀中国人。这里用“麻木”合二为一地定性就不准确了，很有可能是受了洋人(包括东洋人)有意贬损的引导。词语的引导有点多米诺骨牌的劲头，一个跟一个地重复，一但形成习惯用语，便牢牢地盘据人的思想，思维定势就是这么一词一字像铆钉一样一个点一个点固定的。所以在关键位置选定既不忤逆事实(与事实的贴合达到一定的百分比)又能有意图地导引甚至误导思维走向的词语，通过传媒“军团”反复接力植入大脑，一直是西方统治集团控制时局、拨转历史、实行“温柔的独裁”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一步都未逃出这场抢夺解释权的算计，尖兵时常藏在词语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要想真正复兴(精神上)先得从重新修订文史教科书入手，先清理这批词语暗钉。
由此更准确定性上述场景的应为“不分内外”而非“麻木”。但当年如果西方人用这个中性而不带贬损意味且更清晰地解释了病状的词为他们的观察定性，就很难一把拖到“专制统治”的病因上，至少在普通人的思维转换上“不分内外”与“专制统治”远不如“麻木”与“专制统治”之因果关系来得顺理成章，如此一来他们刻意引入的先导视角就无法在观察之前就设定人的眼光，当然最终目的也就少了一个在内部引爆的帮手。我们从这番剖析中看到，关键的定性词语是搬动历史轨道的先遣队，它们的潜入先左右人的思想，再由被左右思想的人去行动，终致错动历史的道岔。我一再强调“解释权”尤其“历史解释权”，根子就在这里。最高等级的统治权不是管理权而是解释权，从这个角度揭开，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的内阁并不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至于“不分内外”，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无界”是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薄弱便难以自生属性意识，没有属性意识，“利益共同体意识”几乎无法滋生。从这个角度切入，我在公车上所见，与鲁迅描述的一幕实为同一个弱点的暴露，即缺乏“利益共同体意识”。公车上的乘客虽然暂时与司机在同一条船上，然而他们的利益与车下乘客的利益才属于共同利益，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与车下乘客共同对付服务欠佳的司机，司机可能就不敢这么猖狂，甚至会收敛改错，那么恶势力就无须强大的政权介入，民间自己就有纠正的能力，阻止恶性循环反复发生。一如刑场上那些观刑的中国人，毫无利益共同体意识的他们，把那场屠戮视为与任何一场行刑一样，站到了被杀者的对立面，与屠夫一起兴奋着。我时常在读到这个场面的时候联想到那些为西方统治集团经营中国人的道德卑贱而得到犒赏的艺人墨客，他们不但无异于鲁迅笔下的观刑者，而且都不是袖手旁观，他们还递刀子送绳索。好在能不能作“艺术大师”并不是一家主子就能说了算的，国一日未灭，一切都还是轮盘大赌。
鲁迅笔下那群特殊时刻的观刑者，观摩同胞被杀的场面，特别是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打仗并屠戮中国人，而无动于衷，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帮助一方刺探军情的暗探被另一方所杀，再正常不过，他们可能隐隐地对一切暗探都没有好感，尤其是帮外国人干这种事的中国人;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只有本能(生的本能)，没有自我意识，没法绕开生死之界，意识到他们与杀人者虽然暂时一起站在生的这一边，但他们的利益却是与死的那一边的人更紧密相连。这两种可能有着同一根源，即“无界”，不分内外。“麻木”在这里只是就现状使用的一个形容词，并不是对现状的准确解释，准确的解释应为“内外不分”，根源则是没有“利益共同体意识”，及由此而生的“战线意识”。
而西方人恰恰是有着强烈的、深嵌本能的“战线意识”，对内是层圈分明，对外是内外分明，这种意识不但一圈一层地严密规划着西方社会内部(上下、层级分明)，也圈划着他们视野中的国际关系(世界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西方社会内部的“纽带文化”，和无须强权挤压而普遍的自觉性，以及西方国家之间联手对付剩下的世界，皆由此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2013年12月26日这天，法国电视二台晚间新闻报了一条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自中日钓鱼岛冲突事发以来，法媒对事件的态度和报道方式可以说透射了西方对中国心态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清醒地窥到“改开”三十年(敞开胸怀、抛开宿怨)究竟有没有在昔日联手“屠宰”中国的西方列强中交到几个至少患难时不会落井下石的“正常伙伴”。
先来看26日晚这条新闻怎么报。这是一条很短的新闻，模棱两可，一笔带过，属于钓岛冲突以来西媒的典型态度和报道方式——表面不采取立场，真实立场藏在词语中(偷换概念、篡改细节或操纵名词)。这晚参拜神社的报道表面看也是四平八稳，一反西媒涉外新闻的常态——选边而站(事实不重要，立场才是主角)、激化矛盾(战线意识与永远的对立面)。几个镜头(完全中性的日相参拜画面，没有抗议方的)配上一句解说(安倍参拜，中韩抗议，其中中国不满被强调，韩国则轻描淡写)，半分钟的新闻。
那么“不采取立场”的法媒之报道目的真的是不偏不依、让百姓也不选边而站吗?这个一闪而过的新闻看去中庸客观，却是西媒惯用作弊手法的一个典型。这种作弊手法的关键技巧有点像中国百姓熟悉的“鬼点钞”——看去一分不少，实际是越数越少，即看上去知会受众一个事实(informer)，目的却是阻止受众了解事实(désinformer)，越报道受众离真实越远。我在以往剖析西媒工作技巧的文章里，就写过这一堪称“魔术”的作弊技巧，24小时连轴转的新闻，不是让受众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让他们自以为知道实际什么也不知道。这则报道的目的也是如此，而且还不止如此，还要潜移默化地将他们引到一个立场(制造认同的核心技巧)，而受众既看不出传媒有号召、宣传之嫌，也不容易抓到操纵舆论的把柄。
那这“温柔”的一刀，刀尖下在哪儿呢?一如既往，偷换概念和篡改细节。在这个报道里偷偷篡改的细节是把神社供奉“二战战犯”的事实隐去，只讲其为“二战受害者”的祭祀场所。这种以“忽略法”偷换概念、拿掉或添加一个细节的操纵手法，你若追究，抓不住直接证据，因为并没有凭空捏造，也与一部分事实贴合。一个词的改变(实际是避掉一个词)，不但改变了事件的全部性质——人家首相追悼二战受害者，你中国发什么威?而且将对立双方的角色也互换了——日本才是中国霸道的受害者。同时让本来就两眼一抹黑的受众更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相信日本派往西方各国的情报观察人员会将这一点一滴的舆情细节报回去，这样对付中国就更有底气，因为他们早已知道西方真正的统治集团藏在舆情制造者的身后而非内阁发言人的背后。
举这个例子极有可能把读者引到不在本文叙述范围的中日关系、中西关系及传媒作弊，而忽略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向国人展示西人行事的一个基本动因：战线意识。谈“战线意识”是为了将“陌生人文化”的探讨深入下去，至少在这一篇里没有唤醒国人的“八国联军”记忆、提醒“影子八国联军”(不一定是原来的八国，但核心国未变)从未消失、还将一揪就起的任务。
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改开”三十年拥抱世界(实为拥抱西方，因为世界并未对我们背过身去)的结果在中西关系的实质上只挪移了一小步，即原来赤裸裸不必掩藏的亲疏远近，现在分出了明暗两部分。而在中国人如此多情下依然牢牢拴住挪移步伐的，就是西方人行事几乎无所不在的“战线意识”，即便在二战后国际秩序似乎重新划分了阵线和是非。我在《“普世”表皮与“界”之内核》(见挫作《被颠覆的文明》)一文中专门花篇幅谈了西方人的“战线意识”，此一意识的源头还是自我意识，由自我意识生出属性意识，有了属性意识，方能拉起战线意识。“战线意识”说白了就是与谁抱团。推动西媒如此动作的是“战线意识”，“战线意识”的起动源是利益共同体，而非是非标准，甚至也不是势力对比暂时投靠强势一方。换句话说，“战线意识”的拉起决定因素是利益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在西方人身上几乎成了本能的一部分，西方社会高于剩下的世界的组织性、纪律性、自觉性及凝聚力，除了密如蛛网的法律束缚，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这种已被驯化成本能的意识。西方社会凡涉及公行为，人群兼受此种意识捆绑，对内对外不仅是非标准不同，也没有凌驾于内外界线之上的普世道德。凝缩成国家关系，也不例外。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圈划是层级式的，层级之间互不串通，我曾经说过这是西方人优缺点的始发源，更是中西文明差异的分岔口。
中国社会内部最终的平衡支点是是非与良心，在散沙般的、人人先抓住眼前利益、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利益冲突的乱象之下，最后靠是非界限与人的良心中流砥柱;而西方社会却不将平衡支点建立在是非与良心上，讲究精神集体主义的西方社会才不会让良心、是非这些十分个人主义的仲裁占主导地位。“利益共同体意识”和由之拉起的“战线意识”，实质是个人主义让位于精神集体主义的选择。剖析到这里，西方人的“公德”究竟是从哪里来便剥开了我们的全部想象和误解，露出了它的真正源头。
“陌生人文化”实际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集体主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谈过“陌生人文化”取决于“主人意识”的有无，“主人意识”与“利益共同体意识”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有一共同源头：自我意识，只是侧重的方向不同。如果说“主人意识”为“陌生人文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意识基础，“利益共同体意识”则是“陌生人文化”能否自然起动的点火索。人群在不同情境下有意识或本能地与谁抱团，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能产生“陌生人文化”。当然靠道德教育、靠一个强大权力的约束，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能产生“陌生人文化”，像在中国社会时不时出现的那样，但那样产生的“陌生人文化”很难长期在一个社会占上风，往往是政权一弱，风气就散。
形容南京公车上的乘客“麻木、奴性、狡猾”未尝不可，但那只是对现状带有明显褒贬倾向的解释，它的倾向性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即人群普遍缺乏甚至完全没有“利益共同体意识”，及由此产生的“战线意识”。这个成天弘扬集体主义的社会，实际人人在生活中只循着个人主义的方向行事。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才产生了具有道德教化和规范行为作用的“儒教”，才需要强大政权的管束，才会时时刻刻祭出“良心”来作乱局的中流砥柱。
车上的一幕加上深刺鲁迅魂灵的那一幕，让我想到另外几个场景：一路奔逃到崖山覆灭的宋室和在煤山独自上吊的崇祯皇帝。大的历史画卷和小的乘车场景，隔着千百年历史，朝着一个方向昭示着我们的本性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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