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曾出现被人民群众视之为“政侠”与“救星”的组织——他们就是墨家组织。对于他们的出现，庄子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说：“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然而，墨子辞世，由于他刻意培养的传人禽滑厘先他离世，这使墨翟主义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打了折扣;后来自秦献公开始，墨家专心侍秦五世，直到秦始皇，这时，墨家所主张的“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与秦国价值观不合，因而淡出了秦国政坛;到汉武帝时，又出现了“独尊儒术”。于是，墨家思想失去了传承，又数百年，墨家行迹渐渐消逝。对此，鲁迅先生不无惋惜地说，墨家消逝之后，侠变成了流氓，由专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服务者，变成了鱼肉人民的胥吏，中国的脊梁于是便这样垮掉了。
墨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清华胡鞍钢与北大韩毓海在他们合著的《人间正道》书中说：“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劳动人民自己的先进组织。秦国走上强盛，最终实现中国统一，靠的不仅是法家，恐怕依靠墨家的更多些，因为墨家的钜子组织，在秦的兴起中一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秦国的兴起，一般认为是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商鞅变法的成功，人们一般又认为是商鞅的才干、品行与秦孝公的支持使然。那么，先就这三方面条件分析，看能给商鞅带来多大的气场：
(1)就商鞅的能力看，可谓是乾坤大才，但是还不致于能到以单薄之力、以和平方式将一国的奴隶制度推进到封建制度，况且当时发达的魏国、齐国等都在实行奴隶制;之前，虽然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有过对旧制度的变法，但是他俩的变法都出现如前苏联一样的复辟，此时“天下”的达官贵人已视变法为荒谬。再说商鞅侍秦时年不足34岁，而且之前从没有过执政经验，并且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空降”到秦国，其难免有“水土不服”。对于变法，商鞅也是一边“摸着石头过河”，而一边“顶层设计”。
(2)就商鞅的品行来看，宛如范睢纪念他时说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然而，为了“极心”“尽公”，商鞅则是铁面无私。虽然有利于人民群众充分发挥生产力，使忠厚的人们可以靠勤劳汗水换来幸福美好的生活，并能让积弱的秦国不赖“坚船利炮”而通过人民自力更生即可以圆强国梦想，但这几乎是以牺牲秦氏集团老股东的既得利益作为代价的。如：“废井田”“除奴籍”“改封地”完全剥夺了老股东对土地与奴隶再生财富的占有权;“论功授爵，取消世袭制”又剥夺了贵族凭世袭爵位从国库中领取到优厚的俸禄;“惩疲民”惩治了一切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且不准贵室、富人、士子、游侠、地痞等宅在家里而消耗社会财富;“戒私斗”“官民同法”又颠覆了以勇斗为荣、刑不上大夫的秦国文化习俗。其暴风疾雨可比当代的“生产关系革命”。此外，为了极心、尽公，商鞅在颁布第一批法令时即刑杀了因私斗的724位庶民，颁布第二批法令时又刑杀了懈怠改革的13位勤耕不辍的老族长以及享誉天下的名士赵亢等，甚至连在路边倒点儿柴火灰也被砍去手脚。在人们观念还停留在不以行迹而以品性论罪的社会里，商鞅的极心、尽公，反而给人们留下“酷吏”“暴政”“薄情寡义”“以生民的鲜血浇灌自己的功业”等骂名。因此商鞅的极心、尽公，除了加深拥护改革者的支持外，还能致使权贵、体面人的歇斯底里，乃至最终被这些人以侵犯人权等罪名将他车裂。
(3)就秦孝公对商鞅的支持看，秦孝公作为新君：其一，需要他大哥嬴虔的支持(秦国二号人物、在军中有绝对权威)，然而在继承“大位”时，他俩就有些芥蒂，且发生太子杀人而由嬴虔受过被商鞅挖去了鼻子的事件(嬴虔还算是君子，但此后却与商鞅成了冤家);其二，还需要“老世族”头领甘龙支持(前朝二号人物、在朝中很有影响力)，而这个家伙极仇视改革，背后常使坏，如太子对抗“废井田”、杀村民犯罪等，都是他鼓动出的事，对此孝公也无可奈何;其三，不能冒犯维护弱势群体的 墨家钜子组织，他们还以除“暴君”“暴政”为己任，变革开始，因为严打，结果孝公、商鞅就险些被他们诛杀;其四，改革尚需“摸着石头过河”，秦孝公并没形成不动摇的信仰，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变法一旦失败，轻则秦孝公要交出君权、重则会亡国灭种，因此，秦孝公不经过民主集中制，也不可以说一不二。面对变法，秦孝公与商鞅一样如履薄冰，而且秦孝公比商鞅还要年少2岁。
再看一看墨家对秦国的影响。引用国史大师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的论文说：“本人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归功于墨者的帮助”，“经过数十年来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为定局”，“根据本人的多年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以墨者甄选，之下的‘尉’也由墨者充任。”(2010年5月13日，在杨振宁主持下，清华300多位师生听他讲解了这篇论文)。论文还指出，秦献公(秦孝公之父)时代，人民自乡里而上服从各级的“政长”、各级“政长”都服从于君上，就成为秦国一体化中央集权政体理论与实践的张本，这些都是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墨者还参与到各级官僚机构中，贯彻“上同而不下比”、“连什伍而同其罪”以及为朝廷决策提供民情等。何炳棣还纠正了荀子的说法，即认为墨与秦的合作应该有五代而不是四代。《光明日报》也刊载了何炳棣的这篇论文，并加了编者按说：“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融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根据史料推测，墨家与秦国建立深入合作，应该是墨子死后发生的事，然而墨家子弟仍然能在秦国几代人中赢得很高的威望，如秦献公时代，献公给了墨家对“贵室子”(贵家弟子)的管理权，“贵室子”在战场上失职时可以直接斩杀;秦孝公时代，孝公的后夫人玄奇(墨家子门级人物)、商鞅的贴身侍卫荆南等都是墨者;秦惠王时代，墨家钜子腹的儿子杀了人，在法大于情的秦国，惠王还亲自出面为腹的儿子求情等。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取得飞越性发展，一定是有多方面的正能量聚集，那么，秦国崛起是不是也因为有商鞅与墨家的正能量聚集?笔者认为，也是如此，因为：
(1)历史上，虽然墨家、法家都与儒家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是墨家从不轻视法家，而法家也一向敬重墨家。
(2)没被歪曲的商鞅与墨家都有一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骨。
(3)商鞅与墨家思想的“三个代表”相同，即都能够以“代表秦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都致力改变抑制人民群众士气的旧社会文化而创造能促进人们主动进取的新社会文化)，都能够代表秦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秦国只能靠自力更生而不能以‘坚船利炮’增强国力时，都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并籍此发展秦国的生产力)，都能够代表秦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商鞅把‘爱民、便事’作为变法根本目的，墨家则把替人民说话视为根本责任)”为使命。
(4)就商鞅来说，精于“对事”而不精于“对人”、“理性”有余而“温情”不足、有顶层的信任却没有中基层的基础，那么，没有墨家的认同与支持，作为“空降”到秦国的职业经理恐怕很难以“存活”，且很难得到大多数人拥护。而墨家在商鞅之前就已将“支部建在秦国上”，在人民心中已被视为“救星”，在朝堂之上秦孝公也要买帐他们的帐，就连甘龙之流对他们也忌惮;同时，墨家有一支为除暴安良而义无反顾的剑侠武装，就连他国政要对阴谋诡计都因此而有收敛。
(5)就墨家来说，所持的政治主张并不能治根本，他们“兼爱”之心尤佳但是采用的措施不足，只能做到小仁政而不能够实现大仁政，只能够扬汤止沸而不能够釜底抽薪，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惯用的措施是：一是靠“文宣”，即灌输“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等思想(即宣传平等关爱、任人唯贤、民主决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浪费等)，以望让统治者“人性化”;二是靠“武卫”，即对那些不讲“人性化”的“暴政”“暴君”用诛杀方式加以威慑。而商鞅变法却触及到了“生产关系革命”，如“废井田”“改封地”“除奴籍”“论功授爵，取消世袭制”“官民同法”“极心尽公”“依法治国”等，都能从制度上根本保障“仁政”。因此，商鞅与墨家组织应可以形成亲密合作，而且商鞅得到了墨家组织的配合应如蛟龙得水，墨家组织逢遇商鞅，应如水得蛟龙。
那么，墨家组织能为商鞅提供多少体量的“水”?通过以下可以知晓粗略：
(1)墨家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墨家是一种“拿起枪能战斗，放下枪能干活”、并致力于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组织。他们讲人人平等，没有师祖、师爷、师父、徒弟等级之分，在墨子时代，只有墨子被称为师傅，其他一律互称师兄师弟，并按照才能分为子、丑、寅、卯四个门别，子门弟子需要“文、武、工”造诣都很高(可以领衔在世界各国建分部)，丑门弟子侧重文(研析政治或科学)兼修武，寅门弟子侧重武(研习军事与剑术)兼修文，卯门则全是少年弟子(半工半读，长大后视其特长列入各门);四门弟子之外还有虎门，他们是些不识字、不擅言传的特异之士，个个都有精湛的剑术和搏击术。墨家都以“言必信，行必果”“上同不下比”作为信条，能为取义而舍弃一切。
(2)墨家在秦国的基础。因为一次偶然事件使献公决定将墨家组织请进秦国，即楚国阳城君失国、墨家钜子孟胜183人因此而集体殉义，这件事震撼了秦献公，因而决定了将墨家的“支部建在秦国上”，之后约140多年，秦国便有“官僚机构”“民僚机构”双元组织在共同推动秦国事业的发展。
(3)墨家如何打造组织战斗力?一是严把“入党”关，选择有社会正义感、道德良知，尤其是选择受到了阶级迫害、战乱失家而留下的孤儿(如荆南)，墨家抚养他们成人、教他们学本领、培养为受苦难的弱势群体而赴汤蹈火的精神，还给他们田地，要求自食其力，让他们深入劳苦群众以造成体恤人民、厌恶掳掠的品格;二是用家长式的感情关心他们、教育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归属感，尽量消除对“保健因素”的不满情绪——以形成一体感，同时还用墨翟主义理论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节用、节葬”思想教育启发他们，使他们产生更高层次的马斯洛需要、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三是从钜子到一般成员，都同吃同住同劳动，钜子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四是以“上同不下比”“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信条，即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让人人充分表达意见，进而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下不周比、不勾结，对于承诺的事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五是有严格的“家”法，对违背墨家思想与信条的弟子，由“中纪委”严格处以重刑重罚(如玄奇、荆南不执行对秦孝公与商鞅的讨伐令就受到了惩罚)。
(4)墨家为商鞅变法创造的有利条件。一是在秦国军队中，据何炳棣研究：献公时代“即对墨者充分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被聘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贵室子’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贵室子居高楼上作侦查与守候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总而言之，墨者对秦国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商鞅变法前，墨家已通过以战止战，为秦国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二是在秦国政府中，墨者还参与到各级官僚机构中，贯彻“上同而不下比”，一方面代表百姓说话、另一方面为朝廷决策张目，同时防止了各级官僚对上阳奉阴违，对下蚕食百姓利益，并在贯彻中央政府的大政方略中，让每一个墨者发挥“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队”的模范带头作用。
秦昭王时(约在商鞅死后80年)，荀子出访了秦国，并给秦国以世外桃源般的评价。据《荀子·疆国》记载：范睢问荀子：“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边防)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入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文中的“四世”是指从献公到昭王的四世，是墨家“支部建在秦国上”的四世。这从侧面证明了墨家有功于秦国在商鞅之前，同时能否说明商鞅死后80年秦国政风还保持如他在世时与墨家的坚守有关联?
《大秦帝国》、原西北大学教授孙皓晖说：“中华文化的高原是春秋战国，而在这个高原上占居最高峰的就是大秦帝国”。然而，大秦帝国是在华夏史上竞争最惨烈年代，并是在秦濒临灭亡时历经160多年8位国君的接力才登上巅峰的。这160多年间，可谓天骄的只有嬴政。那么若没有墨家几代人的矢志不渝，秦能否占居最高峰?墨家组织到秦之后，仅“领导交接班”就出现过7次，而且多有波澜——献公传为给孝公废长立幼，惠文王继位后车裂了其亚夫商鞅，武王暴死在外秦数日无主，昭王接兄位长治了56年算比较平稳，孝文王年迈继位1年即亡，庄襄王继位3年又亡，秦始皇是8岁即位，其中至少出现过3次主少国疑或主弱“国疑”。但是秦国政权却能保持平稳过渡，国策能保持100余年不变，那么能够守住局面与墨家“支部建在秦国”没有内在联系吗(墨家有一项长处就是守成)?然而遗憾的是，秦统一中国之际，嬴政改变了很多价值观(不仅是“兼爱”“非攻”，还有“节用”“节葬”等)，这令墨家难以接受;之后，嬴政“兼儒法”，自此墨家便淡出了秦国政坛。然而更遗憾的是，在墨家组织撤走后约十年大秦帝国——曾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到最顶峰的国家却出现了最龌龊的君权交接班问题，以致使这个曾创造出世外桃源般景象的国家彻底覆亡。
总之，大秦帝国能160年之久自强不息、政通人和、“上同不下比”、“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并始终保有一支天下无敌的强大军队，且以劳动创造实现了强国梦，不能说与墨家及其对商鞅思想一贯坚守没有关系。墨家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组织的力量。她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质，还有“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她以维护自力更生、反对掳掠主义作为使命，能让人民相信劳动创造可以实现“个人梦”，还能使秦国上下一心。固然不能否定商鞅变法的作用，然而墨家退出秦国后，已扎根于秦国的“法治”思想，却奈何不了一个胡作非为的太监赵高。如今我们哪一家企业不需要有一个和墨家相似的组织，而“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成为这样的组织——它与墨家一样，也是一个有自己政治信仰的组织，且都有共同的价值观与相同的奋斗史。
今日人文始祖又惠我华夏，虽没有商鞅再世，但却送来了马列主义。为践行这一主义，中国仁人志士又成立了近乎墨家组织的政党，也创建了一支“拿起枪能打仗，放下枪能干活”的军队。尤为可喜的，这个党已不只是大秦帝国的参政党，而成为领导中国事业的核心力量。更为可喜的，新一代领袖上任伊始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与“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从现代管理需要，看“支部建在连上”的作用
我们党是出于“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目的而将“支部建在连上”，如今她又把“支部”建在企业职工队伍中，目的可谓还是“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它具有任何组织无可比拟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与影响力，并可使企业产生出卓越的执行力。随着企业越来越重视“人”作用、并看好软实力，它在企业当有更大的用场。
西方企业意识到人是生产力首要因素后，尤其是将管理由“资产”为中心转移到员工身上的企业，深深感到，只能得资方信赖不能得劳方信赖的“科层制”，只通“经济与业务”不通“人文与人事”、只擅于“硬管理”不擅于“软管理”的“一长专制”，已难以再驾驭企业管理。
1948年，美国著名企业家、现代组织理论奠基者巴纳德(德鲁克、李克特、西蒙、孔茨等皆受过其思想启发)，在《组织与管理》书中说，要使工人具有活力，就要请工人中产生的“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配合。对此他说：“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与一贯性所不可或缺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巴纳德所说的“非正式组织”是指既被工人视为“娘家人”“主心骨”、又能与行政机构同舟共济与密切配合的一种组织。然而在美国，企业找不到这样的组织。而今它们只能让“人事部”代行这种组织的职能，为了让员工亲近“人事部”，还将之换了个名叫“人力资源部”，要求其增强以文化人能力，同时要求各级管理者提高沟通能力与亲和力，走动式管理，允许员工参与，然而行政机构属下的“人力资源部”及各级管理者必定不是员工的“娘家人”与“主心骨”。
日本采用温情管理后，把之前视若仇敌的工会转变成“朋友”，期望工会能为“管理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架一座桥梁，以图在没有足够资本购买劳动力时，让工人阶级与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和“亲如一家人”。结果令日本二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还把其宗主国企业赶下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如今日本工会成了管理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减压阀”，并被正式确立下来。然而由于企业只是把工会当作“朋友”看而非“战略伙伴”，只给了工会些许的监督权、而不让其介入重大决策，因而，当看到工人受委屈时，工会也只能把他们请到“宣泄室”，对准假想的管理者发泄不满。日本企业工会的最大能耐是，每年可组织一次“春斗”，把管理阶层中的“首恶分子”拉出来，让工人阶级“斗一斗”，但是这只能让工人们消消气，而不能解根本的怨结，更不会因此就能将劳资双方捏合成为“一家亲”。尤为欠缺的，日本企业工会不具有“软管理”能力，不擅长以文化人，更不能把员工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并转变成可为“命运共同体”奋斗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与作战队。
回看我国，却有一种特殊组织。它既能履行日本工会职能，又可以履行美国人力资源部职能，还能与行政机构同舟共济与并肩协作;它不仅被工人阶级视为“娘家人”与“主心骨”，在以文化人方面还具有举世独到经验，同时能够把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并转变成可为“命运共同体”奋斗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与作战队——它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它的产生，不是受西方管理教科书启发、而是受本土管理经验启发，不是自上而下派设的、而是由工人阶级队伍中选出的。它不仅擅长“软管理”，还能结合行政的“硬管理”实现“隆礼重法”，并可以把“出资人、管理者、技术者、劳动者”捏合成一家人。尤为可贵是，它还能够“全面发展人”——主张建立“圣洁”组织，并采用按劳分配、人文关怀与思想引导等措施而令人们实现“自我管理”乃至成为“自我实现人”。革命年代，它与人民军队“正式组织”亲密合作，因此把马克思也认为难以捏合的“小农”聚结在一起，并造成“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如今，它又与哇哈哈、正泰、韩建的“正式组织”亲密协作，因此又能把“农民工”“空降人才”“黄昏人才”捏合在一起，在较短时间使这些企业拥有数万之众的可与我国一流国企比文化、还可与跨国企业比竞争力的“产业军”。
巴纳德还为“非正式组织”设想出如下职责：(1)从事正式组织所不便沟通的意见、资料和信息;(2)培养成员的忠诚、对权威的认同、维护组织团结;(3)借助于“非正式组织”的互动关系，避免“正式组织”控制过头或过滥，以保持员工的人格与自尊和一定的独立选择力。然则，巴纳德的设想在美国只能是一种梦想。此外，巴纳德在《组织与管理》书中还说：“经理人员想成为企业的核心，就必须要有‘权威’，而欲获取这种‘权威’，就必须要建立和维护一种有效的信息交流沟通系统，该系统既能确保经理人员及时掌握作为决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证指令的顺利下达与执行”。那么我们党将“支部”建在企业员工队伍中，通过党员与群众的水乳交融，能否“既能确保经理人员及时掌握作为决策的民意信息，又能保证指令的顺利下达与执行”，并还能维护经理人的“权威”?
前苏联也可以通过把“支部”建在企业职工队伍中而实现巴纳德以上设想，然则其否定斯大林与亲美后，却照搬了美国“福特制”。“福特制”是什么货色?它是以“经济人”作人性假设，以“资”为依归，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基础而构建的一种管理模式，即典型的“科学管理模式”。苏联照搬这种管理模式后，也重物轻人、管理以资产为中心、以“胡萝卜加大棒”对治，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领导体制也是“科层制”，日常管理是“一长专制”与就经济论经济。自此以后，苏联不准党组织介入企业管理，也不准对职工人文关怀与思想引导，只准做“党建”“党务”且对企业意义已不大的工作。结果“官本位”“等级制”又在苏联企业抬头，人企矛盾、干群矛盾、分配矛盾也如同美国传统企业。即便美国进行了“管理革命”，苏联也没与时俱进或“反正”。如此然，不仅使前苏联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渐渐退了社会主义成色，还使苏共与工人阶级渐渐断了相依为命的联系。并出现在美国企业越来越重视管理人性化、而令生产力由低转高，苏联企业却越来越不讲管理人性化、而令生产力由高转低。
对于从工人阶级中产生的“非正式组织”的作用，梅奥在《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书中也说道：“非正式组织有利于满足人的社会需要，因此，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影响比正式组织的经济诱因对人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党建的“支部”就能很好满足人的社会需要，还能为企业奠定“德治”基础，进而产出比“经济诱因”更大的影响力。此外，基于“支部”建在职工队伍中行政，还能使职工队伍产生“勇敢、坚定、团结、友爱”的品格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这已在大庆、娃哈哈得到验证，而这种品格与作风也是如今每个企业最需要的。
我们党是建国初期将“支部”建在职工队伍中，曾帮助企业妥善解决了人企(劳资)矛盾，迅速恢复了生产。我国照搬苏联据“福特制”制定的“马钢宪法”期间，也排斥过它。然而发现职工队伍也失去了活力后，我们党先号召企业学习“鞍钢宪法”，后又制定出《工业七十条》，藉此正式确立了党组织在企业的位置与作用;因此出现了“党政”并肩协作的大好局面，保障了企业以人为本与以文化人的需要，还使我国工业出现了世界鲜有的高生产力(率)。然而，随着《工业七十条》被束之高阁，我国企业对党在企业的定位与作用认识越来越模糊，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浸入了我国企业领域，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把“物”放在首位、在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时把干部放在首位、在处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时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在处理工作任务与人际问题的关系时把工作任务放在首位，由此之后，我们党在企业更无所适从，也因此使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企业难以推进。如今我国大多企业管理模式已与“福特制”同出一辙，由于这种模式只设“科层制”，因此容不了我们党在企业的存在。华为、中兴也建立了党组织，然而却被美国人说为了政治目的。我们也有一些人说我们党在企业只能为政治服务。那么何谓政治?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企业何尝不需要党在企业管理众人的事。如今西方发现企业“就经济论经济”失灵后，已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都搬到了企业，又何曾没用“政治”管理企业。
关于政治，有人总结出八种手段：一是强力手段，即用武力征服人，以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二是经济手段，即用财富利诱人，以获得支配他人的资格;三是观念手段，即用道义或道理说服人，从而使他人行为与自己或组织保持一致;四是感情手段，即用真情与友爱感动人，从而使他人心甘情愿与自己或组织保持一致;五是制度手段，即用公权与规章约束他人，从而使他人与自己或组织保持一致;六是乞讨手段，即用乞求的方法使他人产生怜悯，从而诱使他人就范;七是欺诈手段，即编造事实引诱他人上当，从而诱使他人盲从;八是无赖手段，即用泼赖的行为使他人在无奈中退却，从而迫使他人屈从。
那么，我党在企业采用了哪些政治手段，它对员工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约之以法”，即重视用感情手段、观念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1)在感情手段或“动之以情”上，通过“大家庭”而“齐家”，以赋予员工真感情，让人人都有一体感，并得到社会需要。同时还讲平等、公平、民主、友爱。历史上，“革命大家庭”产生过比“宗氏大家庭”更积极的影响，得到它的温暖者一提“组织”都别有一份厚重，一想“我是有组织的人”，一般都能产生出自豪的神情。(2)在观念手段或“晓之以理”上，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而让人们：一晓社会道德与伦理，二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之理，三晓平等、公平、民主、友爱的人际关系之理，并按照这些“理”而制定制度与规范。它还重视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与引导人，并重视抓党员模范、干部“修身”，进而使人人自觉接受这些“理”及制度规范。(3)在经济手段或“诱之以利”上。它通过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而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按劳分配，如：工人采用8级15档工资、干部采用23级工资，还能根据德、能、勤、绩定级与调整，市场经济后又实行了效益工资，这是初次分配，以保障“企业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对于按需分配，在物质不充裕时，救济、体恤金等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旨在扶弱济倾、救死扶伤;在物质充裕时，如韩建对韩村河人的住房等福利分配，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是二次分配。那么，与“谈判工资”或“最低工资”相比，这两种分配方式是否更能动人，更能促成“利益共同体”，更能发挥人的生产力?我党还不屑用“密薪制”，而公开、公正地采用“工资刺激”鼓励人们公平竞争，以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4)在制度手段或“约之以法”上，为步调一致，培养出良好作风，以“民主集中制”方式制定出规章制度，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美国的科学管理以“胡萝卜加大棒”(即：利益+契约)两种手段对治员工，因此诱变员工成了“经济人”，又因此只能产生“经济人”生产力;日本温情管理以“情感第一，利益第二，约束第三”三种手段对治员工，因此使员工成了“社会人”，又因此能产生“社会人”生产力;美国文化管理以“诚信第一，说理第二，利益第三，约束第四”四种手段对治员工，因此不仅诱变员工成了“社会人”，还使一部分员工成了“自我实现人”，又因此产生出“社会人”与“自我实现人”的生产力。由此不难得知，采用文化管理的美国企业竞争力，会超过使用温情管理的日本企业竞争力;使用温情管理的日本企业竞争力，会超过后期采用科学管理的前苏联企业的竞争力。那么可否认为，只有管理精细化到“情感+说理+利益+契约”才能更充分发展人，进而更充分地发挥其生产力?我们党的管理已精细化到了“情感+说理+利益+契约”这四种手段。
管理手段源于管理思想，管理思想又源于对人认识，包括人的价值、本质与需要的认识，对此我党比西方都先知先觉：(1)关于人的价值，我们党各个时期都有精辟论断，如“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等。其承继了儒家“民为贵”思想，也接收了马克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为发挥“人民”生产力，还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宗旨。(2)关于人的本质，我党认为环境与教育可造就人。既承继了儒家人性说，又接受了马克思人性说。因此她相信，在国民党军队残害人民的士兵，到人民军队会保护人民;在旧中国剥削工人的民族资本家，新中国能成为“红色资本家”;在旧社会欺压人民的“末代皇帝”，在新社会能成为人民的一分子。(3)关于人的需要，我党认为人有物质、情感、精神等多重需要，既有马克思观点，又有儒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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