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商鞅“以刑去刑，至德复立”的社会理想

　　商鞅所言“去刑”，并非“无刑”，或完全消弭犯罪现象，而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

　　若要列举中国历史上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商鞅无疑是其中一位。太史公称其为“天资刻薄人”。与此同时，数千年来对商鞅同情、理解甚至赞赏的衡评也不绝如缕。如在韩非心目中，商鞅就是一位“圣人”，而这与历代儒家对商鞅的评价可谓有云泥之别。章太炎曾撰《商鞅》一文，为其申二千多年来不白之冤。其后牟宗三又立场鲜明地指出商鞅“不坏”。孰是孰非之间，反映出商鞅这一历史人物影像的重叠杂乱。

　　“至德复立”：肯定道德文化

　　商鞅曾将道德文化斥为“六虱”、“淫道”，但这只是在秦国特殊时期推行的特殊文化政策。为彻底扭转诸侯鄙视秦国的落后局面，将礼乐文明打入冷宫，是一时权宜之策。对礼乐仁义诚信道德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商鞅的根本主张。

　　商鞅在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否认或弃绝道德文化。从他的知识背景与师承关系考察，他在入秦之前实为杂家。其师尸子思想的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而这影响了商鞅的知识结构。入秦之初，商鞅之所以能分别以“帝道”、“王道”和“霸道”游说秦孝公，便得益于广博的知识储备。只是在何谓德的问题上，商鞅与儒家存在较大分歧。在商鞅看来，依法治国、社会安定、“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就是最高的德。

　　商鞅对义的看法在实践层面上与儒家存在相通相容之处。他认为，所谓义，也包含人臣应忠君主，人子应孝父母，少长间有礼，男女间有别的行为要求。这种意义上的义，指的仍是道德自觉与道德践行，且与儒家有相近之处。但在对义的本质的理解上，双方却大有不同。儒家以为，义内在于人心，是德性之心的外在显现。如冯友兰所说：“对儒家来说，人为什么要行仁义，是不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人扩充其本性就实现了人之所以为人，而这与外在利益毫无关系。商鞅却以为义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而非内在于人心之本性。

　　商鞅与儒家对仁义忠孝等伦理价值的性质与适用范围的评价不一。商鞅认为，仁义忠孝等伦理价值只对君子有效，而无法对小人产生规范效应，不具备普适性。但是，儒家以人伦为天理，将仁义作为固有之性，可落实在所有人伦关系上。在此意义上，儒家的伦理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

　　在法与德的关系上，商鞅与儒家的分歧十分明显。他认为，刑罚为国家带来力量，进而带来强盛与威严，而后者最终会带来德。于是，归根结底，德来源于刑，有刑罚才有道德文明。仁义诚信意味着，人们不会为了饥饿或免于死亡的威胁而做出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这就达到了国家的“有法之常”，因此，无法则无德。社会通过轻罪重罚，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理想境界，便是仁义诚信大行于世之时。认清了法与德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仁义的内在真谛。儒家的理论缺陷在于空谈社会大同理想，但缺乏对实现此理想途径的理论与制度设计。其治理思想违背了法的原则，“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在商鞅看来，这样的学说善而无征、空而无果。

　　“以刑去刑”的社会理想

　　商鞅大张旗鼓地推行“行刑重轻”、“轻罪重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者本人，而在于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严刑峻法，最终达到“以刑去刑”、“至德复立”的理想社会。

　　使秦国道德文化建设达到殷周盛世的程度，是商鞅一生的奋斗目标。在中原各国眼中，秦人不知礼义德行，寡廉鲜耻。有鉴于此，商鞅治秦，依照鲁、卫风俗，雷厉风行，在秦国推行道德文明建设。秦孝公三年(前359)，商鞅变法颁布《分户令》规定，家中的兄弟必须分家，各立门户，否则便要加倍征收每个人的赋税。秦孝公十二年，又重申《分户令》精神，在要求兄弟分居基础上，又规定父子也必须分户。这两次“分户令”，既有经济与政治管理上的考量，也有移风易俗、摒弃“戎翟之教”的社会教化目的。

　　商鞅思想中的“壹刑”蕴涵三层含义：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壹刑”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向就是“去刑”。商鞅所言“去刑”，并非“无刑”，或完全消弭犯罪现象，而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这一方面旨在表明法律的公正、公平与公开;另一方面意在说明，经过长期“以壹辅仁”的社会治理之后，法之性质已悄悄改变，在有道的理想国里，法治不取决于君主，平民不必事事听命于官方——这是因为，是非对错，已能自主地由“民心”所决断。此“心”既是德性之心，也是法性之心。法不再是外在强制性的制约力量，已内化为人内在的生命本然欲求，与德交融为一“心”。通晓治国之要的统治者，商鞅称之为“王君”、“圣君”，他们知道“以壹辅仁”的治国之道，而社会高度法治化之日，就是道德文明大行于世之时。至大至刚的法之精神与至善至美的伦理境界水乳交融，犹如气之阴阳相辅相成。圣君深谙德法相成之“道”，所以真正能使仁义的道德价值彰显于天下。

　　细究商鞅思想及其行事，尚有两点待于深思。

　　其一，对商鞅知识背景、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应全面深入研究。在历史舞台上，存在着两个影像交叉重叠的商鞅：一个是师事尸子的杂家公孙鞅，另一个是被封于商、於之地的秦相商鞅。历史最终让商鞅以法家面目出现，但这或许并非他自己的意愿。明此区别，不无必要。

　　其二，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分歧。在商鞅看来，法之内在文化精神是“爱民”、“利民”，这与儒家可谓殊途而同归。商鞅思想深处有人文关怀成分，与儒家有相通相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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