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王安石不是大骗子？
王安石比较拗、比较犟、比较硬，比较楞、比较横、比较不要命，但他不是大骗子。
如何评价王安石？这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曾经长期心存悬疑的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学术问题，是近千年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界争论不休的常论常新的重量级问题。
社会主义奠基人伟大领袖列宁同志曾经说过“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了不起的改革家”，列宁都知道，可见王安石影响巨大。列宁是左派吧？王安石是改革派吧？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居然赞赏改革派王安石？拧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实中左派之大部分，一提改开搞就火冒三丈，满脑子的恨，满肚子意见，满嘴巴的微词。左派反对列宁？反对王安石？单这问题，就已经很生动有趣儿了。
王安石似乎说过“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并且，这话为大义凛然、舍生忘死、一意孤行、装腔作势、欺世盗名者反复引用。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如果脱离具体条件形而上学地看，谈不上对错。如果天、人、祖宗错了，的确不要顺着来，而应改进。但如果自己错了呢？比如小偷、地痞、无赖、流氓、骗子、强盗、侵略者呢？也能这么说吗？
难道要醉生梦死、贪污腐败、引来日本鬼子、被洋鬼子控制银行、电信、铁路、基因后可能多难兴邦吗？难道逆民意而行，数典忘祖，抛弃马恩列斯毛，去法每个毛孔浸透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资本控制着标准的价值吗？胡说八道嘛。
当然，也不要一提改革就上房跳墙，改革也有进步与合理的。毛老人家最后几年看重什么？看重法家。法家有谁呢？韩非、商鞅、申不害、吴起、李悝。法家强力严苛，却可以强国。在主席的眼里，法家高于儒家。广义地看，革命是最激烈的改革。
鲜有例外的是，法家往往是变法家，而变法家必定是改革家。变法家一般结局惨淡。包括后来的张居正和王安石。阻力巨大，而法家比较横、比较硬、比较玩儿命，法家得罪人，结局往往惨淡。法家也改革，毛泽东欣赏法家，改革未必不好。
毛朱周是革命家，革命家尚且可以，改革自然小菜儿。过去常说技术革新，填补空白，前三十年也这么说，可见，跃进、创新、革命、新纪元都要得。
有了这些哲学思辨和历史常识，来看看王安石。王安石时代的宋朝是什么样子？
由于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宋朝建基立业之初便杯酒释兵权了。长期地弱武强文，于是乎，军队不行，文官强大。文官地位高，地主、豪强、大户不断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最终，官、商、地主勾结，或三位一体，少数人大富大贵，农民大量破产。
作为长期政策之结果，问题随之而来。弱武，面临强敌怎么办？金与契丹战斗力很强，面临外部强敌，除了给钱、给绢帛、买美债，解数不多。重文，则官僚、士绅、富人膨胀，农业社会靠土地，农民变流民，社会治安出问题。
以神宗皇帝为代表的政府或曰国家，自然反应便是充实国库。因此，宋神宗要强国、强政府、强口袋。赚钱成第一要务，王安石应运而生。为国家理财，争取搞到更多的钱，一则皇帝自用，二则官员薪水、三则安民、四则应付列强。
王安石的目标呢？增加政府收入。方法呢？改变政策为国家赚钱。羊毛的来源呢？社会，富人和穷人，重点是富人。如青苗法和免役法都为了赚钱。
历史地看，公允地说，社会总财富增加，政府要有更多的收入，这样国家才能转起来。王安石的初衷不错，思路亦可，应当支持。但王安石变法有三个问题：
一，直率，太硬，阻力重重，司马光、苏轼都站在对立面。二，用人失当，投机小人任何时候都有，表面上最革命，实际上以权谋私排斥异己，什么坏事儿都干。三，想得太简单，你想从大户身上赚钱，但官府和大户可以转嫁负担至农民。
事实上，凡改革权均可能变成新的营私舞弊发大财的工具。改革家心术不正，有最先的决策权、知情权、先机权，哪里规划地铁、新区、商业中心，哪个企业要改制，项目给谁？地皮给谁？提前囤积一批，立刻就发了，古今一理。
这三点王安石做的不好，虽然不是坏人，但傻、楞、粗、横的确有一点。
当然，王安石改革最终一团糟也不单是王安石的毛病，整个宋朝都这毛病，皇帝本身也这毛病。立国初衷是为了避免晚唐，但这初衷里有问题。
收之桑榆，失之东隅。这里得了，那里失了。兵变没了，外患来了。武人废了，文人嚣张了。国体和国策没变化。在基本矛盾上解决矛盾，在基本基础上挖基础，结果把王安石自己也挖到坑里去了，打个比方，这就跟站在楼板上拆楼板一个道理。
既然如此，王安石能不败吗？但另一面呢？改呢？挖了自身。不改，也不行。也正因如此，王安石变法，即使在王安石当时和身后也反反复复几经波折。否定、肯定，肯定、否定。否定了，很快出问题。肯定了，又很快出问题。两难。
生前，贬了又用，身后，孔庙进了又出。梁启超肯定，列宁肯定，如今的改革家也肯定。正反都有，莫衷一是，到现在也没说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后来者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不改，明朝清朝都受不了。改了，达官贵人慈禧太后受不了。
由于中高基层干部走资走私，原本针对官僚和大户的改革，被保守势力异化为新的盘剥工具，负担最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变本加厉，天怒人怨，好事变坏事儿。
王安石错了？梁启超错了？列宁错了？不能这么说。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的确要充实国库。但性质不变前提下的方法不当，好心也办不成事儿。
宋朝由于内向性，对外比较软弱。财富只能在一国之内变化。而重视文官，富人、大户、家族、豪绅出来了，怎么出来？自然以侵占其他人民而生长。
内向性+贫富分化，形成了宋朝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岂是王安石一己之力能够解决的？除非改成外向型，中央集权，富国强兵，否则不可能改变。
在宋朝的基本矛盾方面，无论梁启超，还是列宁，都有问题。
梁启超名为国学大师，文采着实飞扬，但就思想的功力而论，有失于轻浮。为了维新变法的一念，只能找同类，一味肯定王安石，肯定王安石就是自我肯定。
列宁呢？社会主义加国家资本主义，从加强国家集权角度看，列宁要认可王安石变法。但列宁似乎也没有搞清楚宋朝的基本矛盾和王安石失败的根本原因。
列宁伟大，苏联搞起来了。但王安石所在的宋朝与苏联不同，王安石只是方向正确，方法却不当，王安石变法因其与宋朝的国本根本矛盾，只能失败。不仅王安石，包括宋朝本身，其最终失败都败在曾经很好的初衷，初衷沦为桎酷。
王安石变法是一回事儿，对王安石变法的褒贬是另外一回事儿。
有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算片面的真理。如何将王安石与现代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更有意思。我的观点是：王安石方向正确，但方法楞横硬，注定失败。但王安石不是骗子。归根结底，王安石比较真实，初衷是为了国家、政府、民众着想。
但赞扬王安石的“改革家”就未必了，他们“为了国家、政府、民众着想”吗？他们是不是只看中了改、变、化这几点？看重了手段与变性，讲变法这大旗用作遮羞布？
王安石变法，不谋私，相反，王安石谋的是公。尧舜禹，尧舜谋公，禹开始谋私。如今的改革家呢？有谋公的吗？发财，发大财，人性私，改私有制。有王安石的影子吗？利用权力将国家、政府、人民的财富改制到私人和洋人口袋里。
王安石变法最终被废了，但王安石坦坦荡荡，如今呢？干什么事儿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遮遮掩掩，什么（脏）物（私有）权法，改（私有）制，民（资本家）营企业，打L灯往R转，哪一个光明正大？共同富裕了？郭美美带后富了？开玩笑。
连女婿、老婆、儿子、外甥都行长、投资公司CEO、开发商了。哪里有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和政府服务？不过以公权谋私利罢了。王安石有这么无耻吗？
王安石变法，试图争取的是家、政府、民众的利益。大体上讲大公无私。如今的鹦鹉呢？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暗度陈仓，为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服务，为贪官污吏、资本家、精英贵族和洋人服务，拿公有制、国家、民众当鱼肉，丧心病狂地剥夺。
抛弃王安石谋公的实质，反其道而行之，哪一家的学习？尽管王安石有缺陷，方向值得赞扬。如果只将王安石的手段拿来，却抛弃了方向，反向变性，不是骗子吗？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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