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
马克思曾称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中国人是早熟的儿童，这是针对着古代人的某种情况而言。我们作为现在的人，对此是否有所体会，从而认同或不赞成，唯一的办法，是去看看我们的古人的情况。我们从《韩非子》的《六反》与《八说》来看，觉得马克思说得是不错的。《韩非子》总共五十五篇，一气贯注，当全部可以证明马克思这句话说得不错，中国人在性情与智力上，确实早熟得很，以至于我们不时地会感到，原来古时候我们就这样了。如果有力者能从五十五篇整体谈这事，当更全面，但本篇小文，拟就《六反》与《八说》二篇来写点感受。
什么是“六反”？正反乃相对而言，该有一个标准。比如夏日的夜晚，童时的我们在路灯下玩游戏，叫做“官兵捉贼子”。一半人算是“官兵”，要把另一半算是“贼子”的人一个个捉到为胜，这就分了正反。“官兵”胜了之后，就当“贼子”，这是很高兴的事，因为觉得当“贼子”更自由、也更有意思些。双方角色就这样不断掉换以为游戏。玩一个晚上，正反可以对调几次，这决定于双方人员机智的程度，如果“官兵”一方较弱智或弱力，则永远逮不到“贼子”，也做不上“贼子”，这是很泄气的事。附带说明一下，“官兵”在我们童时的口音上说的是“工兵”，现在既然要写它，觉得大约该写为“官兵”。这游戏可算得富有哲理性、文学性，其中有历史感、超越感、幽默感，生动体现了“狄俄尼索斯（酒神的、狂欢的）精神”。儿童而玩这游戏以至于乐此不疲，可不亦早熟也哉？
那么，“六反”，也就是韩非子所批评的六种反面的、有害的、不正常的主张或现象，而在被批评的那一方，则自可以不理睬韩非子的批评，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神气。
韩非子指出的“六反”，首先当是他的国家的现象，即战国时代“赵，韩，魏，秦，楚，燕，齐”七国中的韩国的现象，根据对这“六反”的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在其它六国也会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秦国则可能要少些，以至于是很少的，否则，它就不能凝聚起秦国全社会的力量，战败了东方六国，而且为了获得这种凝聚，从秦孝公至秦王政，经过了七代人的努力。反之，东方六国之败，也就与它的社会“六反”大行其道有关。
“六反”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世人所称赞推崇的：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
行剑攻杀，暴侥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
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一是为世人所讥嘲贬抑的：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
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
嘉厚纯粹，整愨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
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
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
我们不必对这些话里的每个字都求甚解，大致能明白，把怕死投降称赞为有头脑，把歪理邪说称赞为有文学，把游谈行骗称赞为有才能，把作伪做假称赞为有智慧，把横行霸道称赞为有勇敢，把窝藏奸贼称赞为有好誉，同时，相反地，说为国捐躯是不会为自己打算，说服从命令是头脑简单，说努力耕作是缺乏才干，说正派善良是幼稚愚昧，说谨慎为公是胆小无能，说勇斗奸贼是别有用心，总之，反面的被说成正面的，正面的被说成反面的，有种全乱套的感觉。
再看《八说》是咋回事：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
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
轻禄重身，谓之君子。
枉法曲亲，谓之有行。
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离世遁上，谓之高傲。
交争逆令，谓之刚材。
行惠取众，谓之得民。
这八种说法之中，“弃官宠交”与“离世遁上”稍怪一些，以一般的想法，哪有为了朋友而弃官不做的？哪有为了表现高傲而远离君国的？从一般名利二字来测，除非能获特别的巨利高名，才有可能是这样的。
“弃官宠交”，是“侠”的行为，只是一心表示他仗义，为朋友能不顾一切。“离世遁上”，当是“儒”的行为，大约又有二种，一种是一心只要博得傲世的高名，别的真的不要了；一种是只做个手段，即后世的所谓“终南捷径”。这样的儒侠二道，表现虽怪，看似超脱名利二字，骨里却纯是一派私心杂念，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一国的臣子如果都像这样，则国家社会的情况是可想而知乱到透顶的了。这是就国内来说的，若加上外通诸侯国，那就是危害祖国了。
其它六种说法，一般说来，也都是不正确的，然而一般说来，有时也往往反而有人夸奖，比如，“为故人行私”这一条，不但不对，弄不好还要为此承担责任，受到公家的惩处，但另一面，“故人”却会赞扬对他够朋友。
这样看来，中国人诚然是早熟的。从“六反”、“八说”的一面来看，其早熟就早熟在我们早就很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于“普世价值”这样的好东西，它是置集体、社会、国家、民族这些全体利益于不顾，而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当然，如果国君、朝廷荒谬无能，这“六反”、“八说”，就有了一定理由，叫做“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但韩非子这里没有说到这个方面，他只是一般地从公与私这方面来考察“六反”、“八说”的荒唐，所以“六反”、“八说”也就不应有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从国君、朝廷的一面来看，也是早熟的。其早熟就早熟在早就深刻认识和严正对待了“六反”、“八说”这些“普世价值”。韩非子就是这一深刻认识和严正对待的一个思想代表。他说，“六反”反在哪里？反就反在：
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
如果“六反”大行其道，则“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这正是从国家的公正立场来说的，是对那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评与否定。
而看待“八说”也是这样从国家富强这一角度来衡量是非的：
此八者，匹夫之私利，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
如不能从国家公利角度正确处理问题，“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综合两面一起来看，那时的中国人，早就有着“多元”的思想主张，同时也有着明确坚定的国家主张。就是说，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中国古人都玩得很不错的。而韩非子这样的国家主义思想家，也条分缕析得清清楚楚。
当然，韩非子虽是战国人，然而在他之前我们还有更古的人，这只要读一读《尚书》就知道，早就是礼法俱足、刚柔兼备了，其另一面，也就是早就什么玩艺都有的。韩非子只不过是在他的时代运用着传统的“礼法”，分析着他的时代的现象，而他的看法和主张，应该称得上义正辞严，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成熟性。
就是说，中国人的捣蛋的方面是早熟的，中国人的治理的方面，也是早熟的，所以，比起孩子般喜欢用石头刻出人体的古希腊人，则中国人是早熟。
然而，捣蛋是否一律地不好，治理是否一律地好，看来仍不一定。上文已经说到了“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这句话，就是说，当“集体、社会、国家、民族”这些的事物，在国君与朝廷主持下，没弄好，出现问题，“六反”、“八说”之类，就有理由出来，以至于大行其道，那就叫做“乱”，乱得大了，就叫住“乱世”，把它治好了，又叫住“治世”。
那么我们是否会有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合理合法称心如意的时代呢？也就是马克思这句话所形容的：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仍是从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制约的情况来说的，人类是群居的，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制约的，这一条是天长地久。据此可见，目前的不管处在哪个国度的人们所能享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普世价值”，距离这种绝对的舒心的状态，仍很遥远，也可以说，这永远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附：一则书讯
作品简介
《苏中风云录》27万字，写的是抗战时期一支国民党军队“鲁苏皖游击总部”在江苏中部地区兴起和消亡的历史，以及这支军队的首领李明扬与李长江个人命运的演化。本书风格雄浑，笔力文史兼具，对李明扬的政治智慧、李长江的草莽本色，刻画生动而又含蓄不尽，对当时苏中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深度透视和鸟瞰式的勾勒。文学欣赏者，历史研究者，文艺创，都将从中有所收获。
：沙黑
目录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盘，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纷纭局面，有一种势力叫中间
第三章 翻脸一战，十三个团十路进攻
第四章 助陈抑韩，酝酿二对一的态势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阵败于骄狂
第六章 易帜分道，不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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