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的消极扬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到，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是对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的消极扬弃，而工人的合作工厂则是对这个对立的积极扬弃。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这种消极扬弃其实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某种回归。马克思指出，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并指出法国皇帝及其手下所发明的是股份银行，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证券投机利润，也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预示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路径。本来，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积极否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将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否定。但是，在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之前，资本主义本身也会产生出对其自身的消极否定或者说消极扬弃。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其特点是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封建王国倒退，形成垄断资本的帝国。这一消极扬弃的特征，在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即新帝国主义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
封建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地租，封建地主完全脱离生产过程，仅凭某种财产权力获取利益，当然这种财产权力是以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为保障的。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封建时代是地主阶级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进行直接掠夺的工具;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它是地主阶级限制资本自由投入土地的手段，以便从使用土地的资本家那里瓜分其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的剩余价值。旧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公然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这其实也就是获得某种土地所有权。从而，一方面，旧帝国主义者可以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像封建地主一样，获得殖民地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可以限制其他国家资本家的资本自由进入自己控制的殖民地，或者只让本国资本家的资本在殖民地获得收益，或者让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为进入殖民地付出类似地租的代价。
对于新帝国主义来说，仅仅是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已经不足以满足其掠夺世界人民的贪婪了。它正在企图通过两大类似土地所有权的租权来掠夺。一旦这两大租权完全确立起来，垄断寡头们就能比封建地主更厉害地凭空进行掠夺，加上已经完成的白条输出，新帝国主义也就最后完成了。而这两大租权就是知识租权(即通常所谓的知识产权)和碳排放租权，其中前者已经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和约束而接近最终完成，后者则正在进行攫取的过程中。
二、新帝国主义的知识租权
知识租权即知识产权，是指法律所许可的权利人对某种非物质形态的智力产物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这种权利的有效期是有限的，即使这种非物质形态的智力劳动成果可以长期持有。这种权利不仅使得要利用该智力劳动成果进行生产的企业和个人要向该知识租权的所有者支付租金(使用费)，而且还剥夺了其他企业和个人自主开放同类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就像帝国主义者独占了殖民地一样。
授予并保护知识产权的所谓理由是，没有有效地保护措施就没有动力进行革新。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度的保护，能促使潜在的发明者投身于研究与发展。西方法学界还把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视为人权。还有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可以创造非物质形态商品即知识产品价值。但是，这些说法和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只是掠夺者的借口。
首先，把财产权视为人权是典型的物对人的统治。恩格斯早就指出，“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跟财产权一样，都只是奴役别人的工具。皮瑞曼也指出，知识产权的强化将加大阶级差别、损害科学技术发展、加速大学的公司化、出现大量法律纠纷以及减少个人自由。
其次，今天的音乐人要求版权保护，但是，没有这种保护就没有音乐吗?难道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刘三姐就不唱她的反抗压迫、歌颂劳动的歌了吗?难道刘三姐要收版权费才允许别人唱她的歌吗?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大多数的重要创新——计算机、晶体管、镭射激光的基本理念，以及DNA的发现——都不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而诞生。这些都是对知识的渴求的产物。”
再次，劳动可以创造知识产品，但不创造知识产权。一个人发明并制造了一台新的机器，那么这台新的机器就是他创造的知识产品，但制造这台新机器的方法并不是什么产品，尽管法律可以无中生有地称其为产品，并授予他独占的权利，从而也剥夺了其他人同样利用自己智力的权利。马克思早就指出，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如果说，没有有效地保护措施就没有动力进行革新，那么为什么自然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没有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反而是利用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去进行核电站研发的人却可以获得核电站技术的知识产权?事实上，“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当代资本主义制定了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即产权制度赋予产权所有人拥有发明独享权，而且不需要向对此发明有过贡献的人给于任何补偿。”显然，这样的知识产权即使不是对所有人的掠夺，也至少是对有过贡献的人的掠夺。
而许多发明的知识产权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发明人，而是收购发明权的人。甚至有人在收购发明权后反而妨碍发明的应用。“例如，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
总之，“当大量的知识产权被掌握在极少数公司手中，与知识产权休戚相关的垄断必定提高价格水平。这样的体制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陷于贫穷，并且阻碍这些人对一般劳动的扩大发挥潜能。此外，追求知识产权对高等教育也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
对于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来说，他们作为食利者本来就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不接触生产过程，对生产不感兴趣，而知识产权恰恰给了他们一个不用生产就可以收租的好机会。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兴起，风险投资也兴盛起来，美国的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是金融寡头的风险投资培育起来。而风险投资对于知识产权专利项目一直高度关注，他们通过对早期的研发工作进行少量的投资，就能掌握高科技公司的大量股权，一旦研究成果转化成熟，市场前景显露，就到各类股权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暴利;有时也长期持有其股权以凭借其知识产权长期获利。
随着新帝国主义攫取知识租权，知识产权就成国际事务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知识产权之争就从利益得失，上升为所谓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新帝国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其所控制的市场容量来强行推广其知识租权。知识产权最终与贸易挂钩，被纳入了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连斯蒂格利茨都加以指责地套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头上的枷锁，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而且新帝国主义在攫取知识租权的同时，还竭力破坏他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妨碍别国也拥有知识产权。例如，在中国汽车工业与金融寡头控制的外国汽车公司合资的过程中，中方的研发团队就曾经被迫解散。
目前，知识产权已经与健康权、受教育权、自决权、发展权这些西方社会也承认的人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
三、新帝国主义的碳排放租权
郎咸平指出，美国“碳计划”曝光，你的呼吸要缴税，排放的二氧化碳都要收费了。以后周迅、周杰伦开演唱会都要付碳排放钱，并且在几十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付钱给美国人，为什么?碳减排。只要这个收费中心设在美国，美国就可以像开发互联网一样，设立各种名目收费，包括我们做电视节目也要付钱给美国。事实上这个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欧洲不但建立起了市场，而且建得非常好，包括各种衍生性金融工具也都建立起来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并正在全面的成为事实。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4月15日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时说：“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中国领导人会理解，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去采取一个新的、更可持续的模式，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应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挑战。”这是奥巴马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针对中国的别有深意的隔空喊话。
其实，美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一项完成时间几乎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的美国官方调查表明，“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吃不饱”。如今这个美国人吃不饱的比例又上升了，难道说，中国居民的奋斗目标是有2亿人吃不饱吗?显然，奥巴马所说的是美国中产以上阶级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模式是建立在对资源环境巨额消耗上的。但是，奥巴马并没有反思这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模式，反而要求中国人去采取新的、更可持续的模式。这其实是剥夺中国人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平等的生活权利，反映出资产阶级尤其是新帝国主义“平等”的“普世价值”的虚伪。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由新帝国主义起草的丹麦文本中规定，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温室气体年排放量须限制为1.44吨，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排放量为2.67吨，大约2倍于发展中国家。这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个文本自然为发展中国家所拒绝，这才有会后的奥巴马的隔空喊话，这一喊话的实质是进一步拉拢发达国家，打压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但平等发达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权。
事实上，纸币白条的发行权和知识租权已经不足以满足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们掠夺的胃口，他们试图拿人们的生存生活权作为他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的手段。而碳排放权就是生存生活权。
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以美欧为主体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拒绝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数百年里肆意排放的二氧化碳承担责任，反而联手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试图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碳监管、碳分配、碳交易来向全世界索取封建意义上的碳贡赋，实现其全球帝国之梦想，最终全面建成新帝国主义。
实际上，吕永龙指出，目前说的全球变暖，在学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但这种观点始终是被打压的，其科学论文也有很多，就是认为在历史上，至少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现在的温度未必是最高的，而且温度可能是周期性变化的。全球升温趋势形成的影响，它对公众，它在社会上形成的广泛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界的介入，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不断做很多宣传性的工作，所以，大众普遍都持这种观点。而发达国家的政治界无不是为新帝国主义服务。通过渲染全球变暖的危害，包括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宣传，新帝国主义已经成功地将碳排放减排的义务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凭空造出一个数百亿欧元的市场。据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达到3万亿美元的规模。
但是，与石油不同，也与土地甚至技术不同，二氧化碳并不是生产要素，而至多只是生产的副产品。让生产企业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成本，其实就是征收产品税。而如此巨额的产品税将对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生产企业和消费人群的巨大负担。
然而，有人鼓吹以这种环境税取代所得税，说什么可以鼓励就业，用获得的收入来减轻或消除经济中其他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进而导致税制本身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间接税制相比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其实是向普通民众转嫁税负，恰恰是税制的扭曲。马克思早就指出，“由于现代分工，由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接税制度就同社会消费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国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贸易自由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着反对教会、大地主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级丧失它可以从贸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资本对劳动的无限统治。”这种环境税自然是金融寡头的金融企业不用付或者只需极少付出的，而为这种间接税买单的自然是广大民众。即便碳排放权可以交易，这种间接税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进行了转移而已。这种碳税恰恰就是新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人民的措施，尽管它打着维护生态环境的旗号。
目前，新帝国主义已经设立了国际碳交易市场，这些市场给他们的金融机构带来了巨额的交易量和盈利，也活跃了他们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随着碳减排的压力日益巨大，碳交易的规模也会增长，而这无疑增加了对金融寡头发行的纸币白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了新帝国主义者的收益。欧元区的新帝国主义也指望借此来推动欧元的崛起，以便与美元争夺世界货币符号的发行权。
正是由于碳排放权和碳交易市场关系到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国际机构也不遗余力地推进碳交易。2010年12月9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坎昆会议期间举行的一个启动仪式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建立“市场准备伙伴基金”。佐利克指出：“这个新的伙伴基金联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帮助各国准备好建立国内交易体系和利用其他市场手段实现国家的减排目标。”
而一旦碳交易被普遍实行，新帝国主义就可以凭借其金融实力来操控碳交易，哄抬碳排放权的价格，从而对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期从中谋取暴利。发达国家还可以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将碳排放难度大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挤占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空间，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随着碳交易的普遍实行，碳排放的核查和监管也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最终会给新帝国主义掌控的国际组织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核查的权利，从而也就给新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干涉其他国家的经济内部事务提供了契机，而这是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帝国治理所必须的。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四、小结
马克思有一次提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
这也就是说，即便从资产阶级的科学来说，也只有生产者(包括产业资本家和工人)才有相应的财产权利，连地主也是没有什么权利的。至于完全脱离生产的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们，则更是没有什么权利凭借知识租权和碳排放租权获利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的购买能力已经拥有巨大的规模，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新帝国主义日益扩张的国际局势，善于利用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的经济实力，积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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