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新生代此前曾发布文章《社会经济：纸面上的乌托邦如何落地(下)》，系本文第一部分，新生代现全文发布。作为完整版的本文以理论论述为主，即此前发布的内容;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提出了既不同于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构想;第三部分结合国外——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经验，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
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对蒲鲁东的批评可以说好非常刻薄的。马克思指出，在法国，蒲鲁东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他却以卓越的哲学家称著。在德国，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而他又以优秀的经济学家出现。从此，马克思和蒲鲁东就断交了。关于马和蒲的故事，对于我们讨论社会经济，可以说是问题意识的起点。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击，主要是反对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受黑格尔主义的毒害，以头替脚，空想出一种可以避免阶级矛盾的、劳资调和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矛盾洗礼和工人阶级斗争而实践的乌托邦，必然是空想，要不就一定会失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种马克思批评下的乌托邦，吊诡的是，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经完成批判的事业，我们企图要重提，而且想推广。
借助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对乌托邦的谈论，我们把社会经济放在21世纪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意识形态，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纷纷受到打击而倒下或转型，在“历史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另一个世界是否可能的”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赖特理解为“指向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他把此称为真正的乌托邦(real utopias)计划。
赖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描述成一个按照“各取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管理的无阶级社会，而对于实施这一原则的制度安排却几乎只字不提。同样，关于正义的自由主义理论仅仅阐述正义社会的制度应该体现的各项原则，但却没有系统地探索可持续的的结构是否可以被真正地设计出来。
赖特又指出，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是实施社会主义原则的经典形式，作为对市场的无政府主义的替代，社会主义者相信，人们的命运可以因理性计划的经济获得改善，而这是通过一个集权的完备计划的制度设计实现的。但是中央计划的各种“反常的”(perverse)、出乎意料的后果却破坏了它的预期目标，最终结果是，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它是一个可行的、具有解放性质的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性方案。
也就是说，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由于一时的历史限制无法解决的官僚主义和阶级分化，社会经济作为一种真正的乌托邦，它必须在资本和国家的范畴外，探索一种真正属于“社会”或“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尝试。
赖特对于21世纪乌托邦的探索，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但是，他的问题依然是蒲鲁东式的，还是把乌托邦作为一种设计，而不是一种社会抗争。社会经济如何从空想转化为实践，无论从理念、场域到具体的运作，必须包含一场深刻的社会和阶级斗争。在这一点上，赖特基本上是无语的。
对于我们来说，要出现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经济，有别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它既要挑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又要超越“第一波”社会主义革命下官僚和人民的关系，重建一种“去官僚”、“去阶级”、民主和平等的新社会。在现阶段，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情况下，能提出社会经济，不管是作为论述，还是实践，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它本身是否空想的，抑或是历史的，在于我们如何推动这一场新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的当下选择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过去的3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深层社会矛盾，十八大提出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而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的焦点。
十二五规划提出通过城镇化来弥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落差，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现对国土的高效利用。这意味着，为了配合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即将全面展开。农民变成居民，一个缠绕在农民身上几十年的沉重的咒语似乎忽然解除了，换来的是一个轻飘飘的居民身份。农村变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资本愿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戏剧化地在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化等政策口号之下迅速完成。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土地被资本高效地使用了，农民和工人是否因此过上了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向城市工业资本以及地产资本开放所带来的身份与空间转换，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很可能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尴尬的状态。
2011年3月14日，我们来到重庆西永镇“老街”。2010年5月，为了给富士康一家跨国企业筹建规模巨大的工业园，西永镇数万亩土地被征用，十几个村庄被拆迁，很多拆迁后等待搬入安置房的村民都住在“老街”，我们希望去了解拆迁后村民的生活情况。怎料到，只是随便跟一个在路边闲坐的村民聊起征地的事情，一下子就有三十几个人聚拢来，纷纷向我们诉说着自家的委屈。
这些村民大多来自西永村和兰桂村等村庄，他们的房屋和土地被征用已经三年多，四口之家平均能够拿到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约为22万元，房屋拆迁补偿费由于每户面积不等多少不一，平均约为四五万元。这笔钱在购买了养老保险(20500/人)和回购了安置房(每平方米800元左右)后便所剩无几了。而现在，眼看拆迁已经过去三年，安置房却依然没有着落。村民这些年来只能在外租房，房租每年上涨，今年在老街租房一年就得支出近万元。再加上生活开销的大幅度增加，三年下来很多村民的征地所得款已花费殆尽。
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村民由于无法支付在老街的租房费用，自行搬回了已被推土机推平的村庄，在一片废墟之上搭起简易的棚屋，一家几口挤在窄小黑暗的空间之中。由于村中已经断水断电，他们只好又点起煤油灯，到池塘打水，用几块纸皮遮挡就算搭起了一个厕所。为了生计，他们重新在荒废的土地上种起蔬菜，并在老街的集市当起菜贩，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伤心的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有田有地，一亩菜地一年的收入也近万元，家家户户都有二层小楼，房子装修得干净舒适，现在却到了这步田地，像个拾荒的人。
一个个类似这样的工业园区的扩展，背后隐藏在多少像西永村这样令人心酸的故事。城乡一体化，继续为跨国垄断资本高速累积创造奇迹，而这场圈地运动带给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却是一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社区和社会关系，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就业以及各项社会保障都无法真正得以落实。
这场城镇化的努力同时产生的是大批失去家园和土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无产者，甚至，对于那些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中年农民来说，连一个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无法获得，仅因为年龄这个原因，他们就会被那些从东部搬迁过去的制造业企业拒之门外。在工业资本与地产资本的强强联手推动之下，除了造就圈地运动，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一体化。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是以农村社区为本，以农民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模式无法真正解决三农与农民工的困境，并进一步瓦解了乡村社会，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无疑将会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那么，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同步进行?
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侵入农村社会，将土地和农民进行彻底的商品化，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资本垄断的不可避免，人与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对社会与环境的破坏;而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缺乏灵活性，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生产参与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则最大可能地避免了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吸收了这两者的长处：它整合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承继了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都是社会经济的具体实践。在走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接着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
另类的国际经验——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
2011年4月26日，我来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Basque)一个叫做蒙德拉贡(Mondragon)的小镇进行访问。在这个雪山下被森林环绕的小镇上，两个同行的巴塞罗那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从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失业率一直在20%的水平居高不下，但是以这个小镇为中心的蒙德拉贡合作社中，却没有一个工人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失业。
蒙德拉贡有着与其他欧洲小镇同样的美丽和宁静，然而不同的是，这个小镇所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即蒙德拉贡合作社，以其独特的活力和巨大成就而享誉国际，对社会经济的探索和发展影响深远。驱车进入蒙德拉贡，远远就可以小镇的一边由一大片工厂(FAGOR)环绕，而另一边则是一个极大规模的超级市场(EROSKI)。蒙德拉贡联合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个小镇，从总部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整个小镇的全貌，其中的蒙德拉贡大学尤其令人瞩目，这间大学在合作社支持下于1997年创建，而大学的前身就是一间规模不大的职业技术学校。
蒙德拉贡系统是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何塞·玛丽亚·阿里斯门迪(Don Jos'e Maria Arizmendi)所创立，1941年他第一次来到蒙德拉贡这个被西班牙内战毁坏的市镇，1943年，在村民们的帮助之下，他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工人子弟建立了一所初级技术学校。
1956年，这所学校第一届的五位毕业生在他的教导之下，创建了一家生产煤油炉的小型合作社工厂(ULGOR)，工人本身有拥有权及管理权。这个工厂便是今天的法哥合作社(FAGOR)的前身。此后，一家又一家产业合作社陆续诞生。为融资需要和提高合作社的科技水平，1959年、1974年先后成立了合作社性质的劳动银行(Caja Laboral)与技术研究中心(Ikerlan)。1991年，为适应欧洲统一市场的竞争环境，该地区的众多合作社又联合起来，组建了蒙德拉贡联合公司(MONDRAGON CORPOILACION COOPERATIVA，简称MCC)。目前，MCC已发展成为集工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和培训、科研和信息、服务等120多个合作社为一体的跨行业合作制联合体。公司下设金融(Financial)、产业(Industrail)、分销(Distribution)三大子集团。2004年，MCC在全球的营业额高达191.41亿欧元，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团。
蒙德拉贡系统里尚包括有消费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及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建筑合作社，至今这整个系统的净值达数十亿美元。蒙德拉贡系统共有86个产业合作社，每一个平均都有数百位会员、有44个教育机构、7个农业合作社、15个建筑合作社、几个服务性合作社、一个有7万5千个会员的消费者合作社网路、及劳动者银行。劳动者银行则有超过130个分行在巴斯克地区里，而在马德里及巴塞隆纳则各有一个办事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显示出蒙德拉贡系统可以突破巴斯克地区。劳动者银行有超过10亿美金的资产。
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如今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团。生产的产品包括家电产品，自行车、巴士、电梯，它拥有养羊场、超市(Eroski)、加油站，一家银行、一家互助保险公司、一个退休金库、一所大学。其中最大的法戈尔(Fagor)公司是全欧第五大家用电器公司，拥有诸如Brandt、De Dietrich、Sauter、Vedette等品牌。成立之始仅仅拥有24位会员的蒙德拉贡合作社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9万个员工，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的大企业。
蒙德拉贡是近120家合作社的联合体，是全球最大的合作社。它的雇员不是领薪者，而是合股劳工。他们都是合股人，有终生职业保障。他们不拿工资，而是拿劳动预付金，金额依业务情况而有所不同。任何一位新来者都需在3年里支付一万欧元，才能成为合股工。这笔钱到他退休时可以取走。
蒙德拉贡合作社何以取得成功？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合作社组织的四个基本理念:1,合作(Co—operation)：社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社员利益与企业发展荣辱与共、休戚相关。2，参与(Participation)：人人持有“股份”，并参与管理，分享利益。3，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分配是建立在平等、稳定的基础上，集体利益优先，确保合作社和集体的发展;个人的目标与合作社的目标相一致，合作社的目标与其社会角色相一致;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4，创新(Innovation)：只有不断创新，才是合作社发展的不竭动力。
另外，在合作社运作过程中坚持以下十个基本原则：
1. 自由加入(Open Admission)。MCC向所有能够证明自己胜任合作社工作的人开放;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民族和不同性别的人，在加入合作社时，均不受歧视。一视同仁，共享平等。
2. 民主管理(Democratic Organization)。MCC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全体职工组成的社员大会;社员大会遵循“一人一票”制，而无论其投入“股金”多少;MCC所有成员，在占有和了解信息方面权力平等。
3. 劳动者主权(Sovereignty of Labor)。MCC认为，劳动者是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类自己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享有合作社最高权力，包括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力。MCC负责人一再强调了我们听着非常耳熟的话——“在MCC工作，劳动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趣”。
4.资本处于从属辅助地位(Instrumental and Subordinate Nature of Capital)。MCC认为，是劳动创造财富，资本只是一种工具，从属于劳动，是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的积累应当与个人的贡献挂钩。
5. 社员参与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MCC的民主办社理念，不仅体现于入社资格的开放性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建立和形成了良好的社员参与机制等方面，使所有社员实行自我管理并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合作社管理工作。
6. 报酬的一致性(Payment Solidarity)。MCC内各合作社实行统一的工资确定方法;合作社按工作岗位、工作业绩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以体现社员对合作社的贡献;MCC还可以通过横向调剂，确保所属合作社或子集团间社员工资水平不会出现太大差别。从整体看，MCC普通员工的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领导层工资则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在公司内部，薪金最大差距是1：4(在大多数合作社)，有些达到1：6。
7. 合作社之间的合作(Inter-cooperation)。MCC认为，为了实施“一致性原则”和提高效益，必须建立合作社之间的合作机制。MCC通过建立统一的和可以流动的劳动制度，以及实行生产经营上的协作，促进内部利益共享。MCC与巴斯克自治区的其他合作社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MCC还与西班牙、欧盟和世界各地的合作社进行广泛的合作，促进了合作社运动的全面发展。
8. 推动社会变革(Social Transformation)。MCC致力于以合作社为主的各项活动，为社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包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建立符合合作制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当地经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创办公益事业等。
9. 普遍合作(Universality)。MCC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主张实现和平、公正和发展的目标，主张缩小贫富差别。
10. 发展教育(Education)。MCC的创业者们认为，要想使合作社得到发展壮大，必须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和员工。为此，需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开展各方面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对合作社成员的培训，让他们深入了解合作社的原则和制度，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水平。
在我这一次的访问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里强调思想来源的多元性，除了坚持合作社的十大原则之外，任何思想在这里都不会受到排斥和蔑视。另外，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与政党的距离，不会要求其成员必须支持某一派政党，成员有充分保持个人的党派偏好。由于合作社是在佛朗哥独裁政府之下产生的，在难以获得当局政府的支持情况下，只能自主寻求发展空间，以便在社区基础上来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因而使其组织获得了很强的活力和自主性。
蒙德拉贡的产品虽然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它由于采用了社会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既照顾到效率又照顾到公平，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主流的市场中拥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蒙德拉贡合作社工人骄傲地说，“我们这些产品完全不同于英国的公平贸易模式，我们不需要依靠道德经济，不需要用道德口号和中产阶级慈善的力量来支持。我们要证明我们的生产方式比他们好。”的确，在这里合作社的生产组织模式优越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它们更加有效率，工人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更高，产品质量好，价钱不高，在市场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蒙德拉贡是一个在巴斯克地区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社会经济实体。它由人民创造并造福人民。它的灵感来自于合作社经验的基本原则，它致力于社区发展，追求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客户的满意。它通过企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最好的合作社成员分配来创造社会财富。蒙德拉贡坚持团结，坚持采用民主方法来进行组织管理;蒙德拉贡鼓励参与，鼓励公司的管理、利润和所有权的整合，并试图发展出一个以社会、经济与个人发展兼顾为目标的联合工程。
而在中国的今天，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脱离。工人的连环跳，大量学生工的普遍使用，对工人劳动权益的严重侵蚀等种种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惨痛后果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以富士康模式为代表的大资本垄断发展模式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反而成为了当今种种社会深层矛盾激化的来源。而蒙德拉贡的成功提醒我们，即便在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合作社经济等另类经济实践依然可能取得成功，更何况在中国这个具有长期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合作经济的独特优越性在一个随时可能受到经济危机破坏的市场体系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优点：生产与创新的活力，收入公平，就业保障，失业风险低，合作社内部的风险共担，强调成员发展、民主管理和社会福利与责任，避免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等。这一实践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经济向社会的回归，使经济发展服务于普通大众，并嵌入在社区发展之中。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以及中小城市的现实条件下，相比于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对土地和人进行彻底的商品化的市场化模式，推动和扶持社会所有制的经济模式，培育以社区为本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或许是解决中国人口就业与生存，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可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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