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自称“患病多年，思维能力迟钝”的何新，在博客上发表《重弹“阶级斗争、专政”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重新认知阶级问题20点论纲》（下称《20点论纲》），积极地投入了当前思想界“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论争。他认为“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因此，即使“勉为其难”，也要发表自己的“基本看法”。
综观《20点论纲》，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一、1——6点，宣布抛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二、7——13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批判”;三、14——20点，宣扬五千年剥削、压迫的传统私有制社会有理!整篇文章，就是一份狂妄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言书。
习近平同志就任党中央总书记后，面对13亿人民的不少迷茫，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的界定，澄清了不少模糊观念。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分析国际问题和社会现象，应该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党校开班上的讲话》)
可是，何新的《20点论纲》，否定的恰恰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批判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声讨的恰恰就是习总主张秉持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法，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资产阶级右派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归的恐惧，害怕未来中国历史会沿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这促使一切要求维护五千年传统秩序的人们联合起来，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跳将出来，以求一逞。
《20点论纲》的出现，无疑就是当前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是对以习近平为首党中央权威的一种公然挑战。非如此，又能作何解释？
宣布抛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鼓吹走“第三条道路”
何新《20点论纲》的第1——6点内容，以“回顾”、“总结”方式，否定“前30年”;鼓吹“改旗易帜”，走“第三条道路”。何新认为：
“当前中国主流政治理论和学术思维中存在三种思想道统：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包括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票选政治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思潮)”。(按：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道统)
何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地歪曲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简称‘阶斗论’)”。为了维护自己的“道统”，毛发动文革，“基本目标是反修防修”，搞“极左路线”。
什么是“修”?何认为，“就是试图变更、改变上述毛泽东‘阶斗’理论的政治路线”。文革后“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即‘阶斗论’)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基本路线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邓小平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基础。”
接着，他采取夸张的笔法，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宣称“70年代末国人所憧憬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现代化)目标，现在都基本实现。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出的第一大国，GDP的第二大国。”
至于“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某些政策失误，导致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未来隐伏社会分裂、思想迷茫、民族关系复杂的风险性。”虽也引出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但只要能“反思、总结和研究”就行。
那么，“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按：资本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已经受到中国相当多数百姓的反对)，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这个方向有可能导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极左路线的回归)”?何新的结论是：
“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外来的，都是不切合当今中国国情与世界现实的理论。”“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这第三道路，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之路。”
表面看来，何新打出的是拥护习总“中国梦”的旗号。其实不然！
人所共知，习总提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句爱国主义口号，也是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中国梦”本身并不是发展道路。这里，何新故意把“目标”混同于“道路”。
近代中国历史早已作出结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抽象肯定习近平的“中国梦”方式，却把习总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篡改成为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因为“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已被何新否定!)。这就是何新的主张。
习总一直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早就明确，这是一条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今世界，虽然有形形色色的“主义”和社会制度。但说白了，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资本主义；一家是社会主义（尽管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多）。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即第三种社会制度存在？所谓“混合经济”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你不姓“社”，就必然姓“资”，关键要看政治路线导向。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狂妄攻击
何新《20点论纲》的第7——13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攻击与“批判”。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阶级调和。在这部分，他着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攻击：
第一，攻击马、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何新说：“184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与世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继续发展。因此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1840)。”可是，“事实上，近二百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力一直在蓬勃发展。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是拥有最强大资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经济体系。”
先指出一下，引文中有两个“1840年”，这在史实上都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是1848年而不是1840年!
学人一旦变坏，学风也会跟着变坏。1990年初，笔者读到何新的新著《龙：神话与真相》，当时认为他像是一位“做学问”的人。以后又看过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他几篇对毛泽东的评论（典型的如《毛泽东是不可思议的神话》），更是言之有据，说理透彻，不由不让人产生好感；感到他不是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一位实事求是、为文严肃的学人。如今何新变了，行文也就随意了，不严谨了，以致连文中不应出现的低级错误亦随处可见。
何新对马、恩的攻击是苍白无力的，是不符逻辑的。
谁都知道，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马、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鉴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它可以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自然也不可能为它的灭亡规定具体的时日。
事实上，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地冲击着旧世界。仅仅经过69年，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从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俄国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形成一个由14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难道不正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与世界革命的时代”的明证?
当然，新生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私有剥削制度的较量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因此，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产生反复、历经曲折，是很自然的。如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处于低潮，但这否定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不过166年时间，这比之长达五千多年的私有剥削制社会的历史，仅为它的1/30!不错，在第一个回合的交锋中，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无产阶级还在，斗争还在继续。别忘了，我们同何新的论争，难道不正是这一斗争的生动表现?何新凭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错了呢?
马克思主义不是唯生产力论。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关键是要看社会的人，要看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处境?而绝不只是看总体社会生产力，只看有多少GDP?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递进的，后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力总是要超越前一种社会形态的。
第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非常丰富，包括“阶级分析”、“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等内容。何新对这三个部分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首先，他否定“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釜底抽薪。
何新认为，“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一种识别敌、友、我关系的社会分类方法。旧的分类标准，一是根据收入来源，一是根据经济地位，一是依据政治思想(康生)”;“依照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势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方面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依据收入来源或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和敌我关系，也是荒谬的”。因为“有钱人中有好人。社会的无产者中有不少反社会分子，即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曾经说流氓无产者最反动)”。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论，它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思想表现尽管各不相同，但就其阶级利益却是最为本质的。因此，只有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才是科学的。
何新先用文革“资反”路线推行的极“左”政策——会“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来否定“依政治思想划分阶级”;进而又以“有钱人中有好人。社会的无产者中有不少反社会分子，即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曾经说流氓无产者最反动)”，来否定“依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这能成为严肃的立论吗?
也许何新因“患病多年”降低了他的智力，竟然会以三岁小孩式的“好人、坏人”论来否定“阶级分析”法。
他更反对列宁的阶级定义。认为依“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剥削——来划分阶级，“当今非劳工阶级的众多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都有被认定为剥削者的嫌疑”，那会造成打击一大批!
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标准，何新他一概反对社会上的人们进行阶级划分。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其次，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革命斗争是一种“祸国殃民”。
人所共知，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现象。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就是铁律，谁也无法改变。要消灭阶级斗争，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阶级，才能消灭阶级斗争。
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无产阶级反抗的表述：“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何新却把这一表述，看作：革命是可以不讲条件，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一种社会动乱。这只能说是对历史的无知，才会得出“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再次，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肆污蔑工人阶级。
“阶级专政”，在近现代史上，实际上有两种，即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非此即彼。右派精英们总是讳言资产阶级专政，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反之，又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而讳言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何新既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自然就不能例外。
何新认为，中国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了多数。这话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里，何新无意中又把中国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何氏从“批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将消灭中间阶级，最终只能存在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论断着手。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大多数是“中间阶级”(何称之为为“中产阶级”)。在他看来，“中间阶级”就是“有产阶级”。于是就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今世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今天都是中间阶级(中产阶级、小中产阶级)人数居多。”“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那么现在中国的多数有产者(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成为被国家暴力专政的对象。”
中国有13亿人口，根据“人数居多”的判断，我国至少得有7亿以上的人是资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小中产阶级)?这么多的资产阶级，一下子就被何新“制造”出来了，真厉害!这就是何新的“学术”本领。
用何新自己的话说，当今中国不是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吗?那怎么可能有“多数人”上升成为资产阶级的呢?这不是成了“共同富裕”了吗?
今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数据显示，2012年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奥妙在哪里?在于何新偷换了一个“产”字的概念。他故意把对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改换成为“手有余钱”。
何新表面上赞成“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人民”中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改“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进步”。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而实现的，只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变，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何新认为，中国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据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穷人集合体，其中多数为缺少生存资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层蓝领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
何新认为，中国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还因为中国必须同国际“接轨”。
“在国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这些国家就都是中国的敌对国，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无比荒谬!”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就得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笑话!
难道美帝国主义搞霸权主义，我们也得搞霸权主义与它“接轨”?
难道美帝国主义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也得去到处干涉别国内政与它“接轨”?
难道美帝国主义到处发动侵略战争，我们也得到处去发动侵略战争与它“接轨”?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得执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各国人民的命运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们不需要输出革命，也不容许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执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中国是一个由13亿多人口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相当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国土面积，我们只要自己团结一致，何惧之有?
鼓吹“剥削、压迫有理”，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
何新《20点论纲》的14——20点，竭力鼓吹五千年剥削、压迫的传统私有制社会有理!为资本主义制度大唱赞歌。为此，他抛出了以下“三论”：
一是抛出“人类社会不平等”天然合理论，为保持剥削制度辩护。
何新无法否认人类社会五千年剥削、压迫不平等的事实，但却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这是天然合理的社会现象。
“人类社会确实是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是几千年来一切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他甚至以文革失败为例，力图证明这一现象是无法变更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但是，这个目标即使在文革过程中也没有实现(所谓‘走后门’就也是特权现象)”。
人类社会的发展真的是像何新所讲那样的吗?非也。
现今的历史考古学已充分证明，在长达两、三百万年漫长人类发展史上，人类一直是生活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社会里。在原始社会里，原始公社成员之间大体都是平等的，包括氏族公社领袖在内，没有特权，一无例外。
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近五千年才形成的。这是人类社会在低级、感性阶段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五千年时间虽长，但比之人类两三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史来讲，那仅仅是1/600的瞬间!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人类必将从低级、感性阶段的私有制社会，向高级、理性的阶段的公有制社会过渡，进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事实上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至今已存在了97年时间!凭什么讲私有制社会就是永恒的呢?
文革的失败能证明私有制社会的永恒吗?也不能。
文革失败有种种原因，归根到底，它是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包括五千传统势力)问题造成的。诚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空难的?》)
显然，何新的“人类社会不平等”天然合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抛出“文革翻案”论，妄图以此镇住论敌。
何新把文革中由于走资派疯狂反扑，为混淆敌我，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政治混乱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一律归结是文革的“罪过”，从而把文革妖魔化，并把“文革复辟”变成妈妈嘴里吓唬孩子的“口头禅”——“狼来了!”这是他在论战中因理屈词穷，借助“极左分子”这顶政治帽子来压住对手的最下三烂的一招。
“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文革的指导理论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核心目标是“反修防修”，“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何新把“改革开放”说成就是“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不知道已作古了的刘邓是否会同意?不过据邓小平能够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事实来看，至少邓小平是不会认同的。这只能说是何新所强加于邓的。
历史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社会运动——特别是像文革这样的、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运动，不管当事人怎么评价，不管评价的人是什么样的“权威”，说到底，都必须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它绝不是凭何新宣布一下“错误”就能完事的。
文革初衷是否正确?当时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无的放矢，还是确有这种危险?现在经过近半个世纪时间的流逝，结论已很明白!它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还不清楚吗?
何新自己不是也承认，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成为市场改革的主要引导思想，导致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未来隐伏社会分裂、思想迷茫、民族关系复杂的风险性”，“引出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总结和研究”吗?这难道不是反证文革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吗?
作为一名学人，为什么就不能客观地研究一下文革，而非要妖魔化文革，并把它作为洪水猛兽来对待呢?
真理总是越辩明的。越是把文革当作禁区，并把它当棍子打人，越说明文革问题需要研究、反思与总结。“文革翻案”论吓不倒真正的学人。
三是抛出“盲从”论，重弹“不争论”老调。
何新似乎是不主张重弹老调的。他本次文章的篇名就是“重弹‘阶级斗争、专政’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可是他在17点中却竭力主张重弹“不争论”的老调，这就是当前何新主张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何氏写道：
“不争论，就是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避免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极其英明。不如此，就不会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继续避免陷入和纠缠于错综复杂、永远难以理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路线争论，以至使社会再度分派、分阶级而陷入严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一会儿反对“重弹老调”，一会儿又主张“重弹老调”，这就是何新的逻辑。此种逻辑混乱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它只能说明何新已经彻底撕去了“学人”的外衣。
借口会“撕裂社会”，反对重提阶级斗争，无非就是掩耳盗铃的把戏。事实上，随着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中国社会早就被“撕裂”了!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弥合。
所谓“不争论”，说穿了，就是你只要“跟着干”，不必问“为什么?”就是搞愚民政策，让人盲从，推行奴隶主义。这究竟是正道，还是邪道?
堂堂一个“著名学者”，居然公然提出这种主张?这只能证明一点，“不争论”里面一定包藏着见不得人的“脏东西”。
何新主张“社会中有什么问题，就应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虚拟政治帽子去上纲上线(什么反动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随意戴什么阶级帽子”。
一句话：不能阶级分析，不能阶级斗争，更不许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自然容许贪腐分子搞腐败，自然容许资产阶级丧天害理地进行资本增殖，自然容许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阶级内外勾结掠夺全民资产，自然容许把一个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平静地”蜕变成为一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庸。这就是何文的最终目的。
附：何新文章：重弹“阶级斗争、专政”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
——重新认知阶级问题20点论纲
【本文提要】
古今中外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今天需要倡导阶级合作而不是煽动阶级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向民族复兴，这是18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段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合时宜。重弹“阶级斗争”老调，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将再度撕裂中国社会，葬送30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
【何新的说明】
我患病多年，思维能力迟钝，因此久已不能作长论。但是，注意到近期关于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辩论。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兹勉为其难，略述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阶级问题论纲】
1、当前中国主流政治理论和学术思维中存在三种思想道统：
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包括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票选政治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思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社会的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简称“阶斗论”)以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
2、文革的基本目标是反修防修。
“修”即修正主义，就是试图变更、改变上述毛泽东“阶斗”理论的政治路线。而所谓修正主义者，即试图改变毛泽东阶斗路线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认为是刘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陈伯达，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代是邓小平(他们也确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即“阶斗论”)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基本路线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邓小平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基础。
邓小平1975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要修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
[附录：1975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文革已经8年，今后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邓小平命邓力群撰文，认定这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总纲。后遭毛泽东批判曰：邓小平不要阶级斗争。]
3、中国改革在80年代是摸着石头探路的实验性改革，一度曾经以东欧国家的改革作为范本。
90年代以后，基于传统自由主义(即洛克、边沁、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渗透中国思想界成功，新自由主义成为市场改革的主要引导思想，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即各种“普世价值”理论)也乘机而大肆进入。
我是国内最早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理论并且与其辩论的人之一。我认为近年改革政策的一些重大失误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误导有关。新自由主义理论不应作为经济政治改革的指导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学术理论毫无可取，只应当批判、抵制而不应研究、学习和借鉴。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改革开放也并非完全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4、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70年代末国人所憧憬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现代化)目标，现在都基本实现。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出的第一大国，GDP的第二大国。
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某些政策失误，导致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未来隐伏社会分裂、思想迷茫、民族关系复杂的风险性。
5、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引出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总结和研究。
但是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界浅薄无能，一百年来始终无能力形成政治思想体系的新资源。因此中国至今仍然主要只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三种政治思想资源。
当前，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已经受到中国相当多数百姓的反对)，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这个方向有可能导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极左路线的回归)，再次成为当前的政治理论辩论的焦点。这两种思潮的泛起和交锋，都直接关系当今及未来中国权力、资源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
但是，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这第三道路，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之路。
6、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外来的，都是不切合当今中国国情与世界现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其中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又分为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和晚年人类学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反杜林论》，《论费尔巴哈》、《自然辩证法》是三部代表作)，普烈汉诺夫主义、列宁主义、托洛兹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等等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邓小平思想体系，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实际都是一种异端。因此30年代的共产国际主流派，以及60——70年代的苏联学派(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异端，进行过激烈的理论辩论。
7、184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与世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继续发展。因此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1840)。
但是事实上，近二百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力一直在蓬勃发展。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是拥有最强大资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经济体系。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也是在引入了大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竞争性市场制度)、生产力和技术后取得的。
列宁在20世纪初认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即一个或几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战争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时代。这种判断在20世纪初叶是正确的。但在二战以后，新帝国主义已经具有跨国性、超国家主权的整体化联盟的新的特征，即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或“超国家的新帝国主义”的时代。
因此，不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简单化地重新照抄、照搬旧日理论作为认识现实的工具，就看不清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真实状况。
8、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一种识别敌、友、我关系的社会分类方法。旧的分类标准，一是根据收入来源，一是根据经济地位，一是依据政治思想(康生)。
依照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势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方面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
依据收入来源或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和敌我关系，也是荒谬的。
有钱人中有好人。社会的无产者中有不少反社会分子，即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曾经说流氓无产者最反动)。
列宁对于“阶级”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他还说：“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据此，定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分类的原则是关于经济剩余物的占有，即剥削。
但如果据此，当今非劳工阶级的众多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都有被认定为剥削者的嫌疑。
实际上，体力劳动并非创造财富与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智能财富即无形资本是创造有形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这正是剩余价值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疏漏。劳工阶级不是唯一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因此，传统的所谓剥削理论也需要重新估价。
9、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列宁还有这样的定义：“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10、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将消灭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最终只能存在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种判断与今天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完全不符。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今天都是中间阶级(中产阶级、小中产阶级)人数居多。
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那么现在中国的多数有产者(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成为被国家暴力专政的对象——甚至需要实行对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张春桥理论)。
这种理论如果付诸实践后果会非常严重。不可忘记，正是这种极端理论的政治实践，在文革期间导致社会生活的法西斯化，导致文革后期政出私门、毛泽东个人专权的政治状况。
11、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生产力的唯一先进的革命性代表，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集团。
实际上，无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穷人集合体，其中多数为缺少生存资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层蓝领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无产者。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蓝领工人地位日益降低的智能经济时代。新的产业革命(后工业革命)发展迅速，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推进这一信息化革命的主要代表并不是蓝领劳工，而是白领技术知识精英。蓝领劳工阶级并不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邓小平80年代说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这一论断拓宽生产力和所谓劳工阶级的概念外延，这是邓小平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2、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
实际上，今天的多数中上层工人、劳工阶级也并不是无任何资产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多数人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现代劳工属于中产阶级。而所谓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赤贫无产者和流民阶级，不可能也不应当承担领导社会的责任。
因此，重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的旧提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社会和谐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相反，只可能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分裂。
在国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这些国家就都是中国的敌对国，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无比荒谬!
如果将这种阶级斗争谬论付诸外交政策，则政治经济后果将不堪设想(1968年毛泽东下令抓捕外交部红卫兵头子姚登山，表明连他当年也无法容忍这种国际问题的极左造反派)。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在国内让一个阶级专政其他阶级，在国际攻击外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自绝于全世界来实现。
13、改革开放以后，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提法转变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进步。“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把多数人民(包括社会各个阶级)，而不是单纯把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放在政权主导者的地位上，这是符合人民民主方向的。
“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最初是中共在40年代构筑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时所提出的。但在1949年，毛泽东将这个提法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简单合一，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当时可能有意义，但今天已经不能适合当今中国混合经济的新现实情况。
14、人类社会确实是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是几千年来一切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改革前的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体制虽然名曰“社会主义”，也并非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社会中也存在各种特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但是，这个目标即使在文革过程中也没有实现(所谓“走后门”就也是特权现象)。文化革命与极权专政，都不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方法。
15、社会的不平等，当然会导致阶层的划分、利益集团的区分以及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存在。
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矛盾和对立到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论断符合历史。
国家机器的建立不仅是为了镇压，也是为了避免激烈的内部阶级斗争，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国家不仅是一个暴力的强制机器，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调解机构，即各个阶级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机构。
而列宁将恩格斯的论断极端化，提出国家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是虚伪的，国家机器只能属于统治阶级。列宁关于国家即暴力专政机器的理论，片面地强调了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国家与革命》)，这一点后来被林彪简单化为一句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1966年518林彪政治局讲话)
但是这种片面强调国家专政暴力性的镇压理论，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今天鼓吹这种理论，实质是对改革开放和人民民主潮流的逆反，是极其危险的。
16、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
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文革的指导理论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核心目标是“反修防修”。
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刘邓路线，曾经被毛泽东认为就是“修”，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17、90年代邓小平提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不争论”的方针。
不争论，就是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避免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极其英明。不如此，就不会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继续避免陷入和纠缠于错综复杂、永远难以理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路线争论，以至使社会再度分派、分阶级而陷入严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当今中国仍应坚持邓小平的务实方针。中国应当按照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向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和人民民主的国家的方向前进。
18、社会中有什么问题，就应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虚拟政治帽子去上纲上线(什么反动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随意戴什么阶级帽子。
任何国家的国内外，都会有反社会分子和集团，都会有敌对势力。国家机器有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对之进行暴力镇压的权力和职能。但是对这种反社会势力打击就打击，镇压就镇压，不必援引疑义纷纭的意识形态去戴什么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帽子。
特权势力(包括奢侈无度、欺压工人的土豪金分子)的问题是搞特权。贪污腐败分子的问题是贪污腐败。社会上各种犯罪分子的问题是违法犯罪——并非由于什么他们是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分子，或者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用说不清的阶级性给思想贴标签，例如说孔子代表什么封建地主思想，康德黑格尔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阶斗论的说法，这是30年前的笑话，现在老调重弹不仅吓不倒谁，而且显得更加滑稽荒谬。
19、中国今天应当重视研究1940——19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列宁曾经说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苏维埃搞资本主义。建国初期不那么左的毛泽东也曾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可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是可以调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详论见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奋斗与思考》)。
20、我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时的口号。让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无业流民)对全社会实行专政既是不可能的，也极其荒谬。应该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仅仅对少数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各种犯罪分子包括腐败分子和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走向民族复兴必须”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不是仅仅由任何一个阶级垄断权力的国家。国家对公民利益应当一体公平维护，依法行政，不应区别违法者的地位、阶级和身份。
古今中外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今天需要倡导阶级合作而不是煽动阶级斗争。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全中国各个区域、各个阶级的和谐合作，共同奋斗——这也正是18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老调，实际是对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逆动。
予非好辩，不得不言也。
发表于2014年9月28日“新浪网。何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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