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后学习西方国家政治治理，按西方的语境标准相对应地把过去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专制独裁”的“权治”(人治——下同)，由此看来，中国的“权治”是与西方国家的“法治”是相对立的国家治理方式。
1979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一文，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三位研究员：李步云、王德祥和陈春龙。文章一开篇就提出：必须实行法治，必须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才能兴旺发达，文章最初的题目，就叫《论依法治国》。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进了十五大报告，从此，“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
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写入了宪法，成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
201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这样一来，有人下结论说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文明都是“权治”的历史，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才叫“法治”。依照或者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来治理中国才是现在人们口中所说的“依法治国”。
什么叫权?按新华字典中解释为：职责范围内支配和指挥的力量。“权治”也即是统治者对自己统治领域的管辖权来治理国家。
什么叫“法”? 百度中解释：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规范体系。广义的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狭义的法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即法律。”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权治还是法治，都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国家治理得好与不好，不是由“权治”和“法治”的方式来决定的，而是由什么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决定的。
在一些人的口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权治”，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是“权治”，“权治”的社会就是统治阶级利用权力来治理国家，是没有“人权”的“专制”和“独裁”。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方式是“法治”，西方“法治”国家也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治理方式，“权治”和“法治”只不过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国家不同的治理情况下所形成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
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占了优势，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过程中误入了西方国家语境的陷阱，误以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与法制”真象西方国家所吹捧的一样，堕入了西方话语的圈套。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国家治理历史真的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只有“权治”而没有“法治”的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有成功的“商鞅变法”和失败的“王安石变法”，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过“法治”，哪来“变法”之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数也数不清，封建法制(包括封建礼教)是残害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的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只不过封建社会的法制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保护封建剥削阶级利益为目的的。国家治理不是只用简单的“法治”与“权治”(人治)来证明优劣，封建社会的法制是奴役人民的锁链。
“法治”必须在权力下进行，“法治”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如果说“法治”可以超越“权治”，那么请问：没有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法治”还能存在么?世界上哪部法律不是代表本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有人吹嘘说美国是“法制”社会，美国国家治理优于中国是由于美国是“法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请问这些吹嘘美国的人：既然“法治”国家治理很好，美国是法治国家，为什么美国犯罪率比中国高?甚至说美国是犯罪的天堂。如果说美国的法律是平等的，怎样解释黑人马丁被杀的案件?
如果说中国社会治理是“权治”，把由于话语权占优势的西方国家打扮成“法治”的国家，而且这种“法治”是与中国的“权治”相对立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这就是恶意的颠覆和诽谤。准确地说应该是现在的中国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西方的国家是由资本主义金钱当家作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同，相对应的阶级利益也不同，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目的是对立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垄断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好几代，他们所掠夺的财富都是世袭下来的。英国女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很多还是君主制的国家都是世袭的封建体制，因为西方国家占据了世界话语权的优势，这些封建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相同，反而被西方国家赞美为“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蒋介石死后把政权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死后把政权传给李登辉这样的世袭政权，由于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反而被西方国家说成是民主政权，而朝鲜国家权力的传承就被戴上“专制”的帽子。毛泽东时代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那时普通的工人农民都可以通过选举当选为国家领导人进入国家机关进行管理国家，由于中国对反动剥削阶级进行了镇压，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样被骂作“专制独裁”的国家。试问：一个“专制独裁”国家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能当选为国家领导人吗?美国及西方国家天天都吹捧的用金钱包装起来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民主，有没有选举过普通工人和农民当选国家领导人?更可悲的是中国内部也有人随声附和，甚至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也认同西方的话语权，这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毛主席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国庆期间，中国舆论界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一意识形态的争论说明在中国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甚至很激烈。吹捧剥削阶级的人不准讲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因为他们只主张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反对多数人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进行人民民主专政，必然会导致变质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两者必居其一。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演变成资本家来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失败，“中国梦”就无法实现。毛主席早在1949年就提出过：“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群众给的权力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如果这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因为被西方国家骂为“权治”而放弃共产党人所拥有的人民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来治理国家，反而迷信用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依法治国”是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具体表现。
国家治理的好坏标准是什么?毛主席非常尖锐地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法律是国家实行专政的工具，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产生的法律保护的是本统治阶级的利益，人民国家的法律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这个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为少数资本家利益服务的。
国家的治理是“权治”还是“法治”都只是方式方法上的问题，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占有理，中国“依法治国”的实质应该是国家的治理目标是什么?依的是什么样的“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的目标不同就在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保护还是镇压，能够起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就是好的，不能保护或者镇压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就是不好的，甚至是罪恶的。能够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的“法治”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依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法”治理国家，中国人民就会拥护。而用镇压人民群众，瓜分国有企业，剥削劳动人民，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法”来治理中国就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政权，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就会群起而反对。
无论是“权治”和“法治”的语境有什么不同，也不能否定“权治”和“法治”都是通过权力来实现的，其治理的目的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目的是为少数资本家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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