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一、引言

　　伴随着都市社会的来临，社会理论发生了普遍的空间转向，空间正义问题成为理论界和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空间正义问题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之中产生的，因此要理解与把握空间正义，必须阐明空间生产。列斐伏尔曾经指出：“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7页。)空间生产就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作为一种商品的生产。资本是塑造空间形式、推动空间生产转换的根本力量。因此，空间生产是资本造就的新的历史场景。我们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才能抓住空间生产的根本，认清空间正义问题。所以，空间正义问题本质上是资本批判问题。一旦脱离了资本批判，空间正义无从谈起，更无法解决。这也正是大卫•哈维空间正义理论的基本指向。

　　大卫•哈维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David Harvey,SocialJusticeandtheCity,London:EdwardArnoldandStMartin’sPress,1973.)、《资本的界限》(David Harvey,TheLimitstoCapital,Oxford:BasilBlackwell,1982.)、《资本的城市化》(David Harvey,TheUrbanizationof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5.)、《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资本的空间》等一系列著作中都贯穿着资本批判的逻辑主线。而且，他从空间维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进行了重新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重组的非正义性。哈维认为：“在最近几十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中，地理和社会上的不平等似乎日益严重。”(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因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空间正义问题不断凸显。空间正义的实现必须展开资本批判，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而且，哈维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空间正义批判，紧紧立足于资本的运作逻辑、资本的积累规则与过程，避免了简单的道德化批判，超越了传统的正义观。

　　应该说，资本批判是马克思理论的中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空间化的一般趋势，并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城市化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以及城市的两极分化等空间非正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形态不断变迁，资本空间化推进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资本空间化的主导性形态。“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9页。)因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对象发生了转换，资本批判逻辑也必须发生转换。空间批判是资本批判新的生长点。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哈维以空间正义为基点展开对资本的批判，开发了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批判渠道。随着资本的创新与形态变迁，不断推进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变化，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根本路径。

　　从当代中国语境来讲，空间正义也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价值取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的断裂化、层级化、碎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空间资源占有与配置的不平等、空间权利的缺失、城市阶层分化等空间正义问题不断凸显，我们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哈维的空间正义批判思想探索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空间正义理论。

　　二、哈维对正义的批判重建与空间转向

　　哈维为了重建空间正义的批判视域，首先对正义理论进行了批判与清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正义观。

　　1.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回应

　　马克思极力反对抽象的正义原则，为此他曾经一度批判与悬置正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因此，马克思也反对对资本主义作单纯的道德化评价与辩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方式，也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学中找出路。马克思指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因此，在没有改变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与调整，妄图实现正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些学者也将马克思的正义观称之为生产性正义。对此，哈维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对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作了理论回应。哈维指出：“我无意放弃以转变生产方式作为根本目标的想法，但若因此划地自限，不去在意这在消费、分配和交换世界中的意义，那就错失了某种政治驱动力量。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引进正义概念，但又不失改变生产方式的基本目标。”(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王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第28页。)因此，哈维无疑肯定了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作用，同时哈维也强调了正义的批判力量，其重建正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与方式。

　　2.对后现代主义正义观的扬弃

　　后现代主义正义观也坚持对普遍正义原则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走向碎片化、分裂化与差异化，强调无限异质性和无限差异性，主张放任自流，使正义的共识陷入空前的困境。主张绝对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反对任何规范与约束，正义的建构将失去约束力与规范性。正义在后现代走向死亡。哈维对后现代主义正义观坚持了辩证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正义原则的批判“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5页。)。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夸大了正义的相对性，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等于取消了正义。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正义观的弊端。为此，哈维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认为“这种后结构主义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思考方式，认为道德或伦理原则没有什么特别用途”(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事实上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否定了正义的价值与功能，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不提供任何证明或批评性的资源”，这样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它们的非正义性与压迫性”，更“无力向诸如非正义和压迫这些形式发起挑战”(转引自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哈维所极力反对的。

　　3.重申正义的批判功能与正义的空间转换

　　哈维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者，他充分肯定了正义的批判功能与意义。在哈维看来，正义的意义在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批判力量。正义的这种批判力量集中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在“政治行动中发挥强大的动员话语功能”(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6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力量可以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哈维提出：“为进步政治的目标开拓正义和权利地形看来是一项急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6页。)但是，哈维探讨正义的焦点不再局限于传统正义理论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空间领域。他明确提出：“‘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问题是全部争论的焦点。”(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因此，正义关注的焦点发生了空间转换。在此基础上，正义的历史任务也发生了转换。哈维提出了两大任务：其一，“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这就是要追问社会-空间性差异产生的根源;其二，“需要批判地评价这样生产出来的差异之正义或非正义性质”(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哈维不仅要追问差异的根源，而且还要考量这些差异的性质及其是否正义。自此，哈维的理论铺垫工作已经完成，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向空间正义的理论思考。

　　三、资本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批判

　　资本城市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空间重组，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统治模式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形式的调整，由此资本城市化过程生产与再生产了社会—空间不平等。

　　1.资本剥削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空间的双重剥削

　　资本不断向空间扩展，空间被资本化，空间成为资本的转化形式。空间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具体而言，空间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而被不断地再生产。空间被资本逻辑所支配与控制，成为追逐利润、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尤其是在都市社会，空间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空间生产所获得剩余价值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哈维在描写19世纪的巴黎时指出：“巴黎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而且，资本空间化的主导性形态产生了新的时代图景，一方面，空间剥削成为新的剥削模式。再加上资本家疯狂地投机与炒作，空间发挥了更加系统的剥削功能。资本主义的剥削由以往的社会剥削走向社会—空间的双重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浸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空间具有了资本的一切权力与魅力。特别是由于土地价格不断飙升，具有了决定性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哈维指出：“巴黎土地享有相对稳健的高报酬率，土地价格也不断飙升。然而也就是这个时代，巴黎的房地产所有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定位出现剧烈变化。”(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因此，空间成为财富的体现。个人财富的多寡必然表现为空间资源占有的多少。由此，资产阶级必然不择手段占有与掠夺空间资源。空间资源的分配成为社会分配最为重要的问题。空间资源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也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同时，空间获得了自己的拜物教力量，空间似乎具有了神性，成为地位和声望的象征，奴役人的工具。

　　2.空间关系的重组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占有与剥夺

　　空间生产不仅可以直接创造财富，更主要的是空间关系的变革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哈维看来，“时空关系的革命，不仅常常破坏先前时空体系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而且‘创造性地破坏’嵌入在景观中的广泛的物质财富”(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5页。)。资本空间化主导下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以极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哈维指出：“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型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外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可能很容易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劳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转手给开发商。过去十年里，多达七千万农民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土地。”(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因此，城市化过程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过程，这种再分配成为财富剥夺的过程。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城市化成为社会财富获得的重要途径与形式，因而是财富的积累过程;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城市化成为社会财富被剥夺的渠道与手段，因而是贫困的积累过程。因此，资本城市化必然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最终贫穷不断地集中，都市贫民阶层出现，凝固为城市永久下层阶级，城市走向两极分化。因此，理解与把握城市化便成为解剖社会不平等的一把钥匙。

　　3.城市空间日益呈现工具性与等级化

　　首先，空间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支配力量。随着都市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广泛的空间控制策略。资本主义以空间为工具，实现了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哈维指出：“那些支配着空间的人可能始终控制着地方的政治，即使对某个地方的控制要首先控制空间，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定理。”(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2页。)空间已经成为政治工具。在资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必然支配空间并通过占有空间实现对地方的统治和对工人的控制。空间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资产阶级统治由经济、政治、文化的统治扩展到了空间的统治。阶级统治走向了更为日常生活、更为微观、更为宽广的领域。

　　其次，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不断重构导致了空间的断裂化、层级化与碎片化。资本城市化过程中不断侵蚀公共空间。伴随着资本、权力等各种力量渗透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走向碎片化、私有化与隔离化。公共空间不断向私人空间转型。公共空间成为封闭、排斥、区隔的空间。城市公共空间日趋堡垒化，日常生活不断等级化。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居住空间也发生分异，不断走向等级化、分裂化。城市居住空间呈现出高档社区、平民社区再到贫民窟等不同等级化的居住空间格局。其中，社区的重组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富人来说，社区的重组意味着“确保和提升已经获得的特权”。对于位居边缘者而言，社区的重组成为“‘控制他们自己的贫民窟’。不平等变得更多，而不是减少”(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王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社区往往通过警卫室、监控器等监督、围垒、隔离和管辖等空间技术手段构筑一个封闭的空间。因此，社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独立性与封闭性。强大的社区势力是一种“特权空间结构”，实质上是都市政治的再造。居住空间的等级化加剧了都市空间资源占有与配置的不平等性，不断深化与扩大城市两极化，加剧了社会差距，凸显了空间的非正义性问题。

　　4.社会分化与身份等级的空间再生产

　　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的过程。空间生产造就的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均等以及空间的断裂化、层级化与碎片化不断导致社会的断裂与分层。哈维提出：“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表现。”(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空间隔离将人们彼此区分开来，进而形成了不同所属的社会阶层。具体而言，空间隔离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隔离与排斥，另一方面是保护与垄断。不同的空间层级赋予不同的权力与利益，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加剧，加速了社会分层。相对应的是特权阶层与永久贫民阶层在空间区隔中得以形成与持续维系。空间层级化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转化形式。这种形式表面上掩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实质上将阶级冲突与矛盾转化为空间的矛盾冲突与对立。

　　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和社会身份的再确立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空间层级造就了身份等级。空间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人们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空间的分割过程就是社会身份形成的过程。因而，空间生产生产着社会身份与地位。空间生产不断解构原有的身份，塑造新的身份。哈维曾经指出：“巴黎每个区各有其‘模式’，能够显露出你是谁，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标。”(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因此，这实质上通过空间分割，使人贴上身份与等级标签，实现了社会等级的划分。空间隔离背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尊卑关系，书写着等级与身份的差别。随着空间的重构，随之而来的是身份排斥、身份歧视，空间地位差异悬殊，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空间生产之外，被剥夺了话语权与身份，呈现边缘化、弱势化的趋势，难以享受城市空间生产带来的权益。

　　四、资本全球化与全球空间生产布局的非正义性批判

　　空间正义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资本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资本主导下的全球空间生产布局导致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由以往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转向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剥削，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为此，我们必须从空间生产维度揭示与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1.全球空间生产布局造就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与依附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走向区域空间、走向全球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等级性便表现为全球空间生产格局的等级性。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必然走向资本的空间集中、聚集。资本的空间集中与聚集产生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布局与依附关系。因此，哈维指出：“某种核心—边陲关系必定会从集中和地理扩张的紧张中诞生。”(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王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第358页。)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空间扩张与空间重组导致全球空间形成了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空间生产等级格局。这种空间等级格局有着重要的世界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样的空间关系确立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在全球空间生产布局的核心位置，相反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空间布局的边缘地位，因而必然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与压迫。因此，传统的剥削形式进一步得到了扩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拓展为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由地方的剥削走向了全球性的剥削。 另一方面，全球空间实质上也被片段化、断裂化与等级化了。全球范围内的核心、半边缘与边缘的空间等级组织与结构形式不仅是经济性而且更是政治性的。全球空间生产等级布局决定了一个地方、区域与国家的位置与功能，具有了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属性。中心地区必然支配与控制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必然处于附属地位。因此，中心与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等级结构是阶级统治的另一种转换形式。核心—边缘结构也发挥了阶级统治的功能。阶级结构由社会结构走向社会—空间的双重结构。随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与控制转化为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的支配与控制，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也由地方性的社会统治转换为全球性的社会—空间的统治。

　　2.全球空间生产等级格局支配下空间非对称性交换与结果的不平等

　　在全球空间生产等级格局支配下，“空间体系内的竞争是一种垄断竞争”(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9页。)。这种空间垄断竞争必然导致全球各方面的不平等，其中影响最大、最为突出的就是非对称性交换。哈维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空间上连为一体的垄断力量，限制资本等不合理行为”，进而形成了“具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与超额剩余价值，通过产业的全球空间布局与重组，控制全球的产业价值链，进而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空间布局导致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以极不平等的形式出现。因此，这种非对称交换产生的“结果的不平等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和地理表现，通常为特权和权力集中在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0页。)。非对称性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和权力的空间集中与集聚。“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由此，形成了世界财富和权力分配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财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日趋加剧，世界越来越不平等。

　　3.资本积累危机的空间转移与价值倒流

　　资本积累具有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大量资本过剩与劳动盈余，形成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是，哈维认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可以通过空间扩张得到转移，从而缓解危机，这正是资本主义延续到今天之谜。哈维认为：“马克思粗率而急切地拒绝了任何空间修复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效力，使他得以专注于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王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第453页。)因而，某种程度上马克思过早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哈维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成为哈维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的拓展与贡献之处。

　　哈维则指出，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贬值可以通过空间扩张得到补救。哈维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时—空修复。时—空修复就是“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4页。)。在这一个过程中，空间修复使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哈维批判道：“‘时间—空间修复’呈现出一种更加邪恶的形态，因为它转化成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耗损的行为。”(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通过空间修复，过剩的资本被空间消化吸收，危机通过空间加以转移与缓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延续。但是，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空间转移实质上是凭借空间的组织转嫁与扩散危机。对此，哈维认为：“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因而，“金融危机既是地方性的，也是蔓延性的”(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空间组织形式不断将危机向全球扩散，实现了危机的空间转移。但是通过空间转移，并不能解决危机，却把危机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质上是发达国家的危机输出，以此实现发展中国家不断为发达国家承担危机的代价。哈维借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讽刺道：“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84页。)可见，危机的空间转移背后却是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从不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利润，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贫穷落后，加剧了南北差距，这成为新的全球不平等。

　　4.资本主义征服和控制全球空间，走向新帝国主义

　　资本的空间化与全球空间扩张趋势必然走向征服和控制全球空间。为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争夺、占有与支配空间，控制关键位置，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为资本的全球积累策略服务。资本的逻辑不断转化为支配领土的逻辑，实现了空间体系内权力的领土逻辑服从于权力的资本逻辑。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生产和维护集体财产，人们必须在区域内部建立某种治理体系，并将这一体系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管理体制中去。统治阶级和霸权阶级联盟会在这些区域内部得以形成，并给这些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带来重大影响”(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页。)。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利益，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需要，必然通过全球的空间组织与结构形式建立全球性霸权治理体系，实现资本主义的控制形式由地方走向全球,形成了全球性的空间格局与治理形式。通过这样的空间治理体系，保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控制，维护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走向新殖民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但是，这种帝国主义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帝国主义。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页。)这种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资本的空间扩张与控制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占领来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与组织全球性的空间生产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从当今世界来看，美国对非洲、中东等石油资源丰富地区的控制，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争夺，都是资本空间扩张逻辑的体现。资本家通过空间控制保护自身的垄断利益不受侵犯，维护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总之，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格局生产着剥削，生产着贫穷，也生产着非正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未来研究的核心要旨。

　　五、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走向空间正义

　　哈维的空间正义批判理论不仅是认识与反思资本全球积累的重要理论维度，而且也是推进与实现空间正义的可能性路径。资本空间化着眼于资本的积累，因而，资本空间化不会消除空间正义问题，反而正义问题越来越凸显，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贫困与贫富两极分化。因此，空间正义的实现必须开展资本批判。但是，哈维认为：“至关重要的不是仅仅试图解决问题本身，而是首先对抗并改造产生问题的过程。”(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0页。)因此，空间正义的诉求最为根本的是要从根源上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那么，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是否可能，我们必须深入分析。

　　1.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固有的矛盾为空间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空间化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哈维指出：“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页。)因此，资本主义空间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具有不可持续性、断裂性。特别是，“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成为别处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5页。)。资本的空间化特别是庞大的固定资本的僵滞性更加加剧了资本积累危机。空间转移或者空间修复只是缓解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策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相反，“这一矛盾不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新的地域实现有效运转也需要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因而将会不断重复出现”(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5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再次缓解危机，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城市化，不断地都市更新，以实现资本的再循环、再流通。所以，哈维指出：“资本主义要再生产，那么不得不城市化。”(David Harvey,TheUrbanizationofCapital:StudiesinTheHistoryandTheoryofCapitalistUrbaniza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5，p.222.)由此周而复始，但是空间更新的难度越来越大，空间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小。这也正是哈维所揭示的资本的最终界限。因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具有历史性、局限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有对抗的可能性。资本主义虽然通过空间修复实现了延续，但是，资本主义终究灭亡、社会主义终究胜利的规律并没有改变。空间正义的实现也是可能的。

　　2.空间批判意识的觉醒走向空间的实践与行动

　　虽然空间正义不能由空间批判意识来实现，但是正如苏贾所言：“资本主义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对一种日显包容性、工具性和从社会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间性的建立，这种空间性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借以逃避批判视线。”(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7页。)因此，空间批判的无意识造成了我们对资本积累的空间扩张策略的漠视，遮蔽了对资本空间扩张的深层本质的认识与批判。面对资本的空间扩张策略所导致的空间正义日益凸显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空间批判意识。通过空间批判，揭露资本空间积累策略的邪恶本质，可以促使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国家的人们的空间觉醒与行动。对此，哈维阐释了空间性想象的重要性。他指出：“想象(思想、幻想和欲望)是各种可能的空间世界的肥沃资源，那些世界能够预示——尽管没有条理——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物质实践。在研究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的替代性绘制时，空间性想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哈维所倡导的空间性想象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唤醒人们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反抗的意识。而且，哈维充分认识到了空间正义的政治批判性力量及其在政治话语动员方面的理论功能，成为空间反抗与集体行动的重要意识。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我们既然认识到了资本的空间扩张策略是导致空间正义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就需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延续的秘密，采取积极的空间实践与行动，把资本主义从空间的栖息地驱赶出去，以此来实现空间正义，推动社会变革。所以空间正义意识的觉醒必然走向空间正义的实践与行动。

　　3.开拓阶级斗争与反抗的新形式，剥夺资本主义对空间生产的控制权

　　空间正义的诉求不仅要从经济上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而且要上升为政治上的反抗。在哈维看来，“一种真正人性化的城市化尚未实现。这种城市化需要一种能使以剥削为基础的城市化到适宜人类需要的城市化的革命理论来探索实现的路径。同样，也需要革命的实践来完成这样一种转换”(David Harvey,SocialJusticeandtheCity,London:EdwardArnoldandStMartinsPress,1973，p.314.)。空间是重要的政治反抗策略。资本空间扩张过程既是一个空间重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重构过程。空间正义的实现就要抵制资本主义空间的政治化、权力化。其中，空间生产权是空间正义的核心命题，也是未来实现空间正义的着力点。哈维指出：“控制与生产空间的能力是一种权力，通过这种权力，即便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能颠覆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把空间斗争纳入视野，开拓阶级斗争与反抗的新形式。空间斗争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行空间斗争，争夺空间的生产权。更为重要的是，哈维认为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剥夺资本主义对空间生产的控制权，改变空间生产的性质，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

　　4.以边缘空间整合一切反抗的力量，颠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布局

　　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布局既造成了对边缘地区的剥削与压迫，同时也为区域联合反抗提供了可能。哈维提出：“全球化实际上只是不平衡地理和历史(时空)发展的过程，它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创造了多样性的地形，而那些斗争则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综合起来。”(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0页。)边缘性空间是彻底开放的空间。因此，空间正义的诉求，空间的反抗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而且要以阶级对抗为根基，超越国界、区域和民族的对抗。空间反抗某种意义上需要打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抗，整合一切社会差异。最终要通过重构空间，容纳一切反抗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向区域联合反抗，颠覆中心一边缘的空间等级格局，建构公正合理的全球空间格局。

　　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传统上我们只是强调社会的变革，而忽视空间重构的力量，这是不合理的。列斐伏尔首先倡导：“我们要改变生活，首先我们必须变革空间。”(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London:BlackwellLtd.,1991，p.190.)因此，哈维等西方空间批判理论者也希望通过空间的变革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变革。当然，空间不能脱离于社会。空间的重构必须与社会的变革、政治反抗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离开了社会的变革，空间的重构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空间的重构与社会变革的同步一致，以此为底板，实现历史的变革。

　　当然，哈维的资本批判与空间正义理论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应该辩证地、历史地看待资本的空间扩张与转移。既要看到资本的空间扩张所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空间正义问题。同时，还要承认资本空间化的历史意义与进步价值，肯定资本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巨大作用。特别是，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仍然无法超越空间化资本。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空间化资本的推动。因此，我们要继续利用空间化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同时，我们不能对其放任自流，更不能否认空间化资本的剥削本性。因此，对其消极的方面以及非正义性的后果，我们必须进行批判与引导，规范其运行，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

　　[3]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4]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5]陈忠：《发展伦理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6]张凤超：《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

　　[7]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8]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9]EdwardSoja,SeekingSpatialJustice,Minnesota: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10.

　　[10]DonMitchell,TheRighttotheCity:SocialJusticeandtheFightforPublicSpace,NewYorkandLondon:TheGuilfordPress,2003.

　　（简介：任政，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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