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绝不是那种迎合读者的作家，恰恰相反，《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偏偏选用了一句冒犯读者的话来结尾：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资本论》第一卷虽然没有展开论述资本，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就得出了惊世骇俗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计算起源于交换活动，数学的基础是经济学。
即使今天的经济学家们还是这样认为：经济学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经济学是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的。但是，《资本论》开头却说，恰恰相反，数学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的，正是在买卖、借贷活动中，计算和数学才发展起来，更确切地说，一切关于“等价”的观念，都是从人类的交换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观点，它的革命性怎么形容也不过分。
什么叫等同?什么叫等价?等号意味着什么?马克思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等同的东西。把两个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这其实正是因为市场交换活动的需要，但是，也正是在这种“等同”中，蕴含着认识论的陷阱。
这个陷阱最要不得的地方，就是把人类的“交往”活动等同于市场“交换”。但是，人们的交往活动是多样的，它绝不等于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比如，人与人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互相馈赠，这种非常古老的交往活动就不是等价交换;再比如说，人民把劳动产品交给国家，国家对人民进行财富再分配，这种到处都存在的交往关系，也不是市场上的交换。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商品交换关系。市场交换，不过是人类交往活动之一种，经济学却把它假定为唯一，这是十分荒谬的。
是啊，马克思怎么可以等于恩格斯呢，一个杯子怎么可以等于十块麻布呢?数学不过是思考和表述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和数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说，数学中“相等”的观念，一定是从市场交换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为了交易和交换而产生了数学，古典经济学却用数学反过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把经济活动简单地理解为市场交换，这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缺陷。
资产阶级把“平等”理解为“等价交换”，它的实质是指：人作为“劳动力”，在市场上是可以“平等”买卖的。但如果商品在市场上真是平等交换的，那么，剩余和利润就不可能存在。而要使剩余和利润产生，还要使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得以成了，那么，某种决定性的商品的价值就必须被低估，马克思说，这种被强制低估的商品，就是劳动力。马克思说，只有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且能够人为压低这种商品的价格，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能勉强成立，不过，在人口不多的欧洲，要长期维持这样的“劳动力商品市场”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总起来看，除了运用暴力和强制之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劳动力很廉价的海外才能维持。即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成立的前提。
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等同”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市场里的“等价交换”，而更是指：“投资”必须等同于“利润”。如果这个“等式”不能实现，那么，生产者和交换者就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甚至必须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以来偿还和兑现其对投资者的“承诺”，而这就是所谓的“公平”。资本主义剥削的真正秘密，就是建立在“投资”=“利润”的单向公式之上。
《资本论》开篇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一举揭示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通过抽象的市场关系掩盖了真实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市场社会里，而是生活在由资本支配的社会里。
由于丧失了马克思恢宏的批判视野，人们便无法像马克思那样从根本上质疑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资本论》提出的这个问题，后来只是被尼采发展了。尼采说，人(man)这个词，就是从计算(manus)这个词中发展出来的，它假定人就是“会计算的动物”、会“估价”的动物，人就是“会讨价还价的人”——马克思说得一点也不错，文艺复兴从来没有发现“人”，因为它发现的不过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已。
数学起源于人类的交换活动和放贷的行为——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头《商品与货币》一章中所论述的主题，无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对今天的经济学而言，这都是一次根本的革命。
《资本论》第一卷并不长，而它的伟大发现当然还远不止这些，实际上，上述发现只不过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开头罢了，而接下来一个更加了不起的发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萨伊定律，彻底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总危机，因为每一次的卖出都是一次购买，而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卖出，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总定理：C-M-C所表达的东西。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均衡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市场上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大量的持币观望者，从而造成流通性的短缺，造成M不能再次转化为C。因此，市场的运行不能依靠卖方自动转化为买方，而是从根本上依赖于货币的提供者和制造者。
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把市场经济的总定理C-M-C转化为一个新的定理：M-C-M。在这里，是货币的提供者和掌握者，而不是商品交换者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这样一来，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就被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理论代替了。
《资本论》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划出了市场经济与资本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并把市场经济改造为资本经济学。
因此，《资本论》告诉我们的是：进行正确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必须是把思考的焦点指向货币的提供者和掌握者，而不是指向市场交换者。且马克思进一步论述说，如果货币的提供者和掌握者是少数资本家，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如果货币的提供者和掌握者是国家，那么，货币政策就变成了最为重要的公共政策，研究和思考货币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只有到了这一步，只有把公共政策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建立这个问题作为思考的基础，我们才算真正触及到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如何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正是《资本论》启发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优良的货币政策的基础是健康的财政，只有建立持续有效的财政，才能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健康可持续的财政依托于公共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运行，而不单纯依赖于税收，特别是对私人企业的税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最后的章节会比较全面地谈到。
《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部分，开创了“年鉴史学派”的先河，它全面分析了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与战争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研究人类现代进程、为研究金融史打开了全新的天地。至于《资本论》第二卷中资本流通量、流通速度的论述，今天生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我们，也许才有可能第一次读懂它，而此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这一部分。《资本论》从第三卷开始才全面论述资本，特别是精密地分析今天风起云涌的金融业的方方面面，但万分可惜的是，大部分内容都没有来得及展开。
《资本论》是未完成的，实际上，除了马克思之外，没有人能够完成它，今天看来，马克思的悲哀是，那些号称追随他的人，很少能够读懂他，而马克思的骄傲则是：那些不自量力号称要Pass他的人，最终都被时间证明是些无知者无畏的喜剧人物。
伟大也要有人懂——这句话用在马克思身上，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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