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该书很快就有了中文版，中国出版方给它加了一个副标题《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2版)。读罢此书，深深感觉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某些西方人快疯了，其编造理论自圆其说地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真可谓用心极其良苦，但依然捉襟见肘，破绽百出。这个副标题加得也不很好。
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一、自远古时起，大约从西元前14000年到西元500年左右，西方长期领先于东方;二、西元500年以后，尤其是以中国的唐宋时期为代表，东方后来居上超越了西方;三、到18世纪，东方又落后了，再次被西方超越;四、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东方即将再次超越西方。为此，甚至给西方撰写了一个“墓志铭”——“西方统治，1773-2103，愿灵安息!”
这一观点让很多中国人很兴奋，因为它首先承认了中国曾经在较长的时间里领先于西方，因而由一个西方人驳斥了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中国长期、从来不如西方的观点。该书的“推荐序”连用了六个“前所未有”形容这本“巨著”，并称之为“是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其次，这本书又由西方人认定中国即将再次超越西方，很多中国人因此而激发了民族自豪感，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莫里斯的这本书有非常致命的问题，使得他的结论值得严重质疑。
第一个问题是，超越或落后，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莫里斯教授的确制定了一个评价标准，他的上述结论也是在这个标准之下得出的。那么，这个评价标准是否合理?评价标准的制定与结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评价标准制定得不合理，结论也难以服人。我不知道伊恩·莫里斯教授的评价标准在多大程度上被全世界的学者们广泛接受，因而我无法判断莫里斯教授的上述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被各国学者普遍认可，至少我本人对此就不太认可。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就算我们接受莫里斯教授的评价标准，我们仍然可以高度怀疑莫里斯教授的结论。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何为西方?何为东方?一般来说，狭义的东方、西方是指中国和欧美，广义的东方、西方是指亚洲和欧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但是，莫里斯教授的东方、西方不是这样。在他的书里，东方基本上就是指中国，偶尔捎带了日本;而西方则是指从亚洲西南部到北非、地中海，再到西欧、北美这样一个游动的历史过程。莫里斯这样划分东西方意味着什么?说白了，莫里斯教授是将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都算作了西方，于是，我们发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莫里斯教授的东西方比较，几乎是中国与世界的比较，而非寻常意义上的东西方比较。如果按照寻常的意义，东西方只是中国与欧洲的比较，那么，没有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撑腰，莫里斯教授的第一个结论，即西方在西元500年前近一万五千年时间里长期领先中国的结论是否还能成立?读书人都应该记得，长期以来西方所认定的西方就是从古希腊起源的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被欧洲人认定为东方，而不属于西方。莫里斯教授颠覆了这个经典划分，莫非是面对中国的发达文明，不得不拉上曾经的“东方”为自己撑门面?
其次，即便莫里斯教授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划归西方，但是，莫里斯教授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即，莫里斯教授几乎将古代印度文明剔除出了他的东西方比较。莫里斯教授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印度算东方还是算西方?如果我们广义地比较东西方，即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那么，把苏美尔、埃及算作西方的同时，是否应该将印度算作东方?这样是否才更合理?如果把印度也算作东方，那么，莫里斯教授说西方曾经长期领先于东方的结论，是否还能站得住脚?如果狭义地比较东西方，印度不算东方，是否也应该将苏美尔(今伊拉克)、古埃及划到西方之外?单纯的东西方比较，基本上就是中国与欧洲的比较，莫里斯教授的结论是否又成了问题?
第三，莫里斯教授在该书的开始部分讲到了一个问题，西方自工业革命后领先于世界，这没有多少疑问。但是，关于西方为何能领先于世界，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是莫里斯教授所说的“长期注定理论”，另一类是“短期偶然理论”。简单说，“长期注定理论”认为西方因为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了东方专制主义所缺乏的民主，所以注定西方长期领先于世界。当然，“长期注定理论”曾经还包括种族主义理论等，如今已被抛弃，只剩下民主之类;“短期偶然理论”认为，西方自工业革命后超越了中国，只是因为偶然的地理大发现，因而获得了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白银，搭上了东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圈、经济体系的列车，才使得西方从买了一张站票发展到占据了车厢、车头。莫里斯教授此书将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划归西方，等于将曾经的“东方专制主义”也划归西方，因此，西方因为有了古希腊的民主而“长期注定”领先世界的理论也开始摇摇欲坠。我不知道莫里斯教授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颠覆有多么严重?
我认为，莫里斯教授书中的核心结论之一，即西方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是站不住脚的。我在新书《中国自信》中指出，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比莫里斯教授所认定的时间更长，当然，我的这一结论是基于中国与欧洲的比较，至少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从来没有超越过中国。当然，莫里斯教授核心结论的后半段大致是正确的，即，西方自工业革命后超越了中国。但是，不管是否将苏美尔、古埃及算作西方，都意味着“西方因为有古希腊民主这一独特发明而注定长期领先世界”的结论都无法成立，因此，西方自工业革命后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只能是短期偶然的，就如同我在另一本书《超越利益集团》中所言，西方领先于世界恰如当年的成吉思汗，来得快，去得也快。莫里斯教授为西方撰写的“墓志铭”意味着西方真正领先世界只有二百多年，比成吉思汗强一点。
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来中国，我应邀出席了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柯伟林教授讲到了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我在简单发言中指出，中央电视台曾经拍摄了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罗列了西方国家的挨个崛起。我说，对于《大国崛起》中的每一个西方国家来说，“崛起”成为世界领导者都是第一次。今天如果谈论“中国崛起”，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即，只有中国不是第一次领先于世界，而是再次领先于世界，只有中国是再次回到过去的位置上。因此，以西方那些没有领导世界经验的愣头青的观感来谈论有长期领先世界经验的中国，恰似中国老话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西方对中国的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国和世界?是否只是以他们的狭隘来审视中国的博大?
回到莫里斯教授的这本书。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莫里斯教授称西方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面对当今中国的迅速发展，面对西方即将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莫里斯教授不得不祭出“老子当年是英雄”的老本，但他把西方“当年是英雄”的老本建立在了从非西方世界强行“拿来主义”的基础上，不再按所谓民主、自由的“先进”理念来划分东西方，而只是按地理远近来划分，试图为西方只领导世界二百多年便“夭折”的短寿而找回点面子，如同强扭的瓜不甜，这样的学术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反而漏洞百出。
面对中国超越西方之后，西方未来能否再次超越，莫里斯教授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即，未来将没有东西方之分，从而避开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莫里斯教授是在逃避一个问题：西方标榜它的先进来源于它“特有”的民主、自由，那么，面对西方的衰落和能否再次崛起的困惑，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是否仍然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在这个问题上，莫里斯教授基本上同福山一样，不愿彻底认输，还要像阿Q一样顽固地坚持民主、自由的精神胜利法。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民主、自由是错的，也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民主、自由，而是想指出，西方因为缺乏历史经验，他们的短视使得他们所理解的民主、自由，他们所施行的民主、自由制度都显得幼稚而有缺陷，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比西方所理解和施行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即便未来世界如莫里斯教授所说的那样“没有东西方之分”，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我们还是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谁将占据主导?或者说，东方真的如同西方中心论宣称的那样，可以用“东方专制主义”而一言以蔽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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