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已经时隔三年多，但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这一事件，似乎在应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开篇中描述的场景：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无疑是某种带有警醒性质的预言。
美国霸权危机及其根源
如果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在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体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的赶超。然而，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自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而1873—18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霸权转移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首先，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然后，霸权主导者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并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最终，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在老霸权影响最大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重建世界秩序。1965—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19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这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出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由于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的特权，因而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紧密相关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终结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霸权危机信号的出现，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意图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权的内在局限性。小布什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发动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不但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并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反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其他国家安全稳定的罪魁祸首。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更依赖于从属群体的认同，因而美国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引导，而是不顾及长远后果的勒索。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
新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西方学者对以往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显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
西方忧虑的核心是，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与之呼应的是，约瑟夫·奈直接在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令人堪忧的发展。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更要能将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体系放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在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而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造成其金融市场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的转换。在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30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吸收、容纳并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二是有一个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他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不带偏见地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外部超常购买力的持续流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久，毛泽东就对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突破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这些探索使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有别于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它们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立足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维市场体制”。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裹挟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开始了极其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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