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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为纲,同样不输理

于泮泉 · 2015-04-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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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同志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立即遭受到以公知大V们为代表的敌对势力的猖狂谩骂与围攻,而其谩骂与围攻的一个主要之点,是说它要恢复已被放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左派同志反击这种谩骂与围攻时,则极力撇清”王文”主要观点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区别,完全不敢正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的作用,这让我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不仅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输理,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样不输理。不同的是,讲清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输理轻而易举:大家都赞成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首要问题是要以宪治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的,与理有据、与法有据、与宪法有据,何来输理一说?!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明目张胆的违宪的行为!对违宪行为,任何一个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国家都决不能容忍,而必须毫不容情地予以狠狠打击;我国今天对此视而不见、迁就、容忍,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不正常的事情,完全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口舌(可说真话,今天若不花费点口舌还真不行,而且即使花费很大口舌也不见得顶事儿)。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已经有六十五年多历史的情况下,竟然需要花费功夫辩驳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与此同时,讲清要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输理当然就更非易事了。但说难,其实也不难,因为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同人民民主专政完全对立或毫不相关的两回事,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真想(而不是假装)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念上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治国理政都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须臾放弃的一个基本理念(尽管作为剥削阶级的统治阶级从来不会承认这一点)

  让我们从人类社会最初的国家是怎样建立的说起吧。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社会最初,有着一个不知私有制、阶级、国家为何物的漫长年代。在原始社会大部分时间里,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资料公有,社会群体(原始群、氏族公社)内部人人平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当然是极低甚至是最低水平的按需分配,或大体上而非绝对的平均分配),没有阶级之分,当然也就没有国家。国家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使人类社会必然分裂为阶级以后出现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即分化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最早分化出来的是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抗阶级)以来,奴隶主要剥削和压迫奴隶(这是必然的,否则它就不是奴隶主了),势必遭到奴隶阶级的反抗。这种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要奴隶主阶级放弃剥削与压迫不可能;要奴隶阶级服服帖帖地任凭奴隶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也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其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直至同归于尽。这时,奴隶主阶级自然会想到,要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组织,用军队镇压、法庭审判、监狱监禁等办法对付奴隶们的反抗,强迫他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服从自己的剥削与压迫;这一想法虽然不能完全如愿,但在这种高压下,奴隶阶级的反抗势头必然减弱(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地拼死反抗),从而使奴隶主阶级同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注意:是暂时缓和而不是调和,因为处于这种高压下的暂时缓和恰恰证明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如果二者的矛盾可以调和,就不需要这些暴力组织的参与了)。而军队、法庭、监狱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机构的主要成分。随着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的建立,人类社会中最早的国家就出现了。粗看起来,国家似乎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超然于两大对抗阶级之外、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第三方力量,甚至是不偏不倚地代表全民利益或上天(上帝)意志的机构(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时,都无一例外地极力宣传这一观点),这统统都是骗人的。其实,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与玩偶,其一切行为都必须绝对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都会毫不犹豫、不惜一切代价地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从国家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在实质上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是统治阶级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即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的暴力机器。而绝不是任何其他仁慈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宣称,国家是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得不从剥削者手中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无产阶级只能尽可能地剔除这个祸害的一切最坏的方面。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全民的利益;当阶级被彻底消灭,从而能够真正代表全民利益的时候,它也就到了寿终正寝、自行消亡的时候了。

  一个国家政权建立后,掌握这个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要做好经济工作,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外,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处理好两个关系: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处理好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谈得上开展好其他各项工作。所谓“治国就是治吏”,讲的是如何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而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整合统治阶级的力量,在尽可能地缓和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全力以赴地去对付被统治阶级的任何反抗。如果我们把统治阶级缓和同被统治阶级矛盾的举动称之为胡萝卜的话,那么,其全力对付被统治阶级反抗的举动就是大棒了。而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反映在统治阶级执政实践中是统治阶级专政;反映到治国理念上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治国理念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作为执政实践的统治阶级专政本质上就是一码事。区别仅在于:前者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后者则是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前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后者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二者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的一切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始终都在坚持统治阶级专政,从而永远都在坚持而不会放弃阶级斗争这个纲(美国今天实施的一切内外政策表明,它时刻都在坚持资产阶级专政,从来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动放弃阶级斗争这个纲是一种慢性自杀行为。我们在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人家已经能够明目张胆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了,甚至能够明目张胆地攻击这个国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攻击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目张胆地为被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人民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作为这个党的头目——人民公敌蒋介石翻案了。这些就是我们这种愚蠢的自杀行为正在进行中并已经产生了效果的铁证——13亿中国人都该清醒了!只是在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时候,他们是绝不会承认其政权的统治阶级性质,即不会承认其政权统治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事实的。因为他们的政权都是占人口少数的剥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工具,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在动员人民大众来反抗自己,他们是绝然不会去干这等傻事而必然千方百计地去竭力掩盖其阶级性的。加上一切剥削阶级都知道要充分利用其掌管的媒体舆论的影响而欺骗公众、混淆视听。因被统治阶级没有话语权,这种欺骗往往总能见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语)。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为了最有效地震慑敌对分子,并把人民大众最广泛地动员起来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公开申明其政权的阶级性质,公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不断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右派精英和公知大V们疯狂反共、反毛、反祖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甚至丧心病狂地叫嚣要杀左族毛,且逢中必反、遇美必赞,这不叫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叫做什么?!只是他们是要以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为纲,同我们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或根本对立的而已。一旦得势,其必然会将这种反对与叫嚣直接转化成镇压人民群众的行动!文革中所谓人们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预言就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是否敢于并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政权的阶级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及其他剥削阶级专政的的一个根本区别。真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得理直气壮地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心二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远离甚至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就不是、更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坚持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任何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无一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离开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放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资本主义复辟也是随时可能的。

  早在160 多年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指出,自土地公有的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还告诉我们,这种必然产生且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革命,即被剥削阶级反抗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新生阶级反抗腐朽没落阶级的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虽然社会变革和发展深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种变革与发展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而几乎都是通过阶级斗争甚至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是实现的,以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论是原始社会为奴隶社会所代替、奴隶社会为封建社会所代替、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新制度都是在激烈、曲折、反复的阶级斗争中才最终确立起来的。因为即使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腐朽的统治阶级仍然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利用其已有的统治地位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例如当初新生的资产阶级反抗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就曾经历了长达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较量,包括不可避免而十分残酷的流血斗争,才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工业革命而最终确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同样不是永恒的,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但因为(1)社会主义革命是推翻一切剥削阶级、摧毁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如果说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前一种社会制度下的剥削阶级中的一些人还可能转化为新的剥削阶级,继续在新的剥削制度下作威作福,这个革命仍然充满着曲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取得胜利,一切剥削者将统统失去其作为人上人的原有地位,只能同原有的无产者平等地生活,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甘心的,而必然遭受到他们的拼死反抗。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所能遭遇到的反抗会出奇地强大,离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法有效地组织动员起人民大众,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同时,(2)由于以往革命,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新生的生产关系会在旧社会机体里萌芽并逐步成熟起来,其战胜旧制度当然会容易很多(但往往也必须经过长期、反复甚至是流血的较量)。社会主义革命要推翻一切剥削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产生,更不可能成熟起来后再起来革命,其难度之大自然可想而知;(3)资产阶级已经成长了几百年,本身已经相当地成熟了,其对付无产阶级的经验驾轻就熟,(4)加上人类几千年剥削制度影响已经深深地扎根到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血脉中去了,即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取得了政权,资本主义复辟也随时都存在着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在人民大众中也仍然深入骨髓般广泛地存在着。(5)何况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发生,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一诞生,就必然要处于资本主义列强们的四周包围之中。(6)无产阶级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压迫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创造出崭新的政治形式来代替它,由于这崭新的政治形式是前所未有的,往往难以为大多数人们所理解,何况它往往还必然存在着种种缺欠……这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了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革命胜利,这种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之曲折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及其尖锐程度也必然大大地超过以往。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让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人心,把自己连同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统统团结起来,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进行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暂时战胜了,胜利成果也难以巩固起来,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

  现在,这种复辟的危险已不仅仅是理论的推导,而早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东欧原大量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剧变的事实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而这场剧变并非仅发端于戈尔巴乔夫,而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就已经开始了。正是这个赫鲁晓夫,早在当时就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轮,鼓吹三和两全(所谓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才使资本主义因素滋长、蔓延;其后的勃列日涅夫继续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自那时起,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就已经在慢慢地改变了颜色,它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党慢慢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由社会主义国家慢慢地变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毛主席才反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只要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一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根本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的,完全可以且必须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在我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同把全党工作的重心(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提起的,而且认为,只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真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看成是两个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这一观点的影响极其深广。公知、精英、大V们就不说了,主流的观点也不提了,连许多左派同志也至今没能跳出这个认知的怪圈。连最近发的一文中也说什么“我们并不否认,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历史教训。”有的左派文章在正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却莫名其妙的指责别人把抓阶级斗争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全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将各具特定含义的“为纲”与“为中心”完全混为一谈,完全不敢在这个怪圈面前越雷池一步,反而继续为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做无谓的辩护。

  这是一个极大的谬误。

  对文化大革命应怎样评价,这里暂且不提(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文革中流行一句口号,我是相当赞成的:“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如果我们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成埋头拉车,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抬头看路了。二者显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硬要将二者根本对立起来,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作怪。有人质疑道:“‘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而不天上,你只要埋头拉车好了,干嘛抬头看路?”我要说,提倡埋头拉车固然不错;说路在脚下也是事实。但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眼睛仅仅盯着脚下那方寸之路,看不见也不想看见前方那通天的大路,是否乃井蛙之见识?在埋头拉车的同时,不忘时不时地抬起头(照样可以拉车)看看路,眼光会放得更远些,视野会变得更开阔一些,拉车的方向感会更明、目标更明确,路会走得更稳,车也会拉得更快,这有何不妥?而且,你想到没有,除了盲人、傻子或被逼无奈,只知“埋头”拉车(或“埋头”走路)而丝毫不知抬头看路的人,古今中外都根本没有发生过,包括质疑者在内。只“埋头”而绝不抬头拉车看路,不仅会因目光短浅而走不快,而且难免会翻到阳沟里去或走到邪路上去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话说得相当漂亮,听起来也很美。可是同志们(请允许我使用这一久违了的字眼儿)想到没有,如果中国再一次地发生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让中国变天怎么办?(美帝恐怕做梦也会盼着这一天),那还不是辛辛苦苦地为别人做“嫁衣裳”?谁敢保证苏联解体、苏共倒台的悲剧不会在中国重演?苏联临近解体、苏共即将倒台之时,眼睁睁地看着悲剧正在发生,偌大的苏联、庞大的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而那正是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与抹黑苏联、苏共的历史开始,连续三十多年年不讲阶级斗争、大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容忍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肆意渗透、怂恿资产阶级自由化肆意横行所结下的恶果!要知道,美帝最早策动的颜色革命并非发生在苏联,而正是发生在中国,八九动乱之所以会发生,固然源于美帝反动派的背后策动(而美帝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总不能说同我们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一丁点关系吧),但中国的走资派胡赵之流(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先念同志后来也已经看清胡赵二人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乘取消阶级斗争为纲之机,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旗号,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切唯美帝马首是瞻,从而引起黄赌毒黑沉滓泛起、官员贪腐行为从无到有且愈演愈烈,激起民怨,这才是其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动乱被顺利地平息下来了,我们将它归功于领导层,这固然不错。但根本原因恰恰在于那时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尚近,中国人民还有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警醒,领导层一提醒,人们自然很快就觉悟过来了。我们总讲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硬的那一手果然是硬,可那软的一手何曾硬气过一时半刻与一星半点儿?在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所谓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的情况下,不仅根本不可能两手同时硬起来,而且那个“一手硬一手软”本身也是用来骗人的!因为如果说物质文明本身可能没有多少阶级性的话(但仍然有一个物质文明成果为谁享有的问题),精神文明可是有着鲜明阶级性的东西。在旗帜鲜明地取消(注意:是旗帜鲜明地取消,而不是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据说那个胡姓总书记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只能是“一手真,一手假”,哪里会是什么轻飘飘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而且,在我国的今天,何止两个文明一手真、一手假,就是党的基本路线明文规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两个基本点也是一手真、一手假的:坚持改革开放,那可是货真价实,从来也没有含糊过;可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何时当真过?

  一个国家的工作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但这些矛盾并非等量齐观,而是有着主次关系的。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7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因而一般情况下,只有经济建设工作所体现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相比之下,其他矛盾则都是非主要矛盾。所以,只要不是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统统都要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与此不同的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往往并不是一项专门的工作,而是渗透于或自然地存在于其他一切工作中(虽然人们往往难以觉察到)的。内在于各项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同各项工作本身就构成了一对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毛主席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同上)如:要搞好经济建设工作,就有着一个依靠谁、为了谁,按照怎样的方式搞好经济建设的问题。这一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并最终决定经济建设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大问题。就是说,内在于各项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同各项工作本身的关系是同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或纲与目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提纲就能挈领,纲举才能目张。

  所以,这里的“为中心”,说的是在有许多矛盾并存的复杂事物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则统统都是次要的。要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就必须全力找出这个主要矛盾,以它“为中心”,让其他矛盾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中心。只要“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里的“为纲”,说的是构成任何一个事物矛盾的两方面中,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另方面则是次要的。由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抓住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它“为纲”,才算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和关键,矛盾的次要方面即“目”才能“张”起来,从而才会使矛盾获得完美的解决。

  由于“为中心”与“为纲”各具特定含义,就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而可以同时处理好、也必须同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不能放弃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我们要专门进行阶级斗争(如三反五反、整党、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这种阶级斗争工作也必须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并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经济建设的实际去专搞什么阶级斗争;同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建设的性质完全是由阶级斗争的状况所规定,要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就是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

  有同志可能会怀疑说,你讲“为纲”是处理同一事物矛盾之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关系,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均各有一个,为什么毛主席却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是一个,“其余”指的可是多个)?道理很简单:阶级斗争是各项工作的总纲,抓好了阶级斗争,作为“目”的各项工作岂不都会“张”起来?

  进一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是相辅相成、相互照应、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并存于我国这个社会主义有机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有机体比作一个人。如果经济建设是这个人的肉身,阶级斗争则就是同一人的灵魂。人固然不能没有肉身,但同样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绝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活死人(在亡党亡国的紧急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可不统统都是些活死人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社会主义祖国不断地强身健体的需要,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与规模;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规定着我国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与方向。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可能(注意:这里仅仅是可能,而不是必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接近、并逐步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最终彻底消灭阶级的目的;同时,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并为经济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之源泉。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一切重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自然功不可没;而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众多严重问题,包括很多具有颠覆性的大问题,包括那个“砸三铁”运动将作为我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砸”成弱势群体的问题,包括持续不断的改革让本应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变得可怜到三分天下无其一的问题,包括我国国民经济28个行业被外资控制了21 个行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央视竟然允许美国人持股的问题,包括毕福剑这样的央视主持人也能当着外国人的面儿,表白其反对共产党、侮辱解放军、辱骂毛主席的问题……其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也难逃干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建国六十五年多的实践检验,每一位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都应该作出自己理性的判断了。

  我们党历来讲究唯物辩证法(这是我们党最重要而时刻都不能丢弃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一点轮,提倡二分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当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重心(或中心)只能放在革命战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上。但经济工作做不好,革命战争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所以,即使在最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党从来也没有忽视经济工作。革命战争一结束,我们党事实上就立即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中来了,即使在抗美援朝、清匪反霸、三反五反(阶级斗争极其尖锐、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党经济恢复工作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否则,短短三年时间,我们为什么就能让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中国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所以,即使经历了所谓的十年动乱,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也承认的。现在,我们表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本无可挑剔;但与此同时,却非得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恐怕就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举动了。

  四、阶级斗争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阶级分析法是我们党观察、分析、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发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会被掏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大厦就会坍塌下来而变成毫无意义的空壳;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统统都会丧失其生存的依据;共产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统统都会成为任人践踏的对象。

  这一点,就无须多说了吧?

  连帝国主义者都看到了。他们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五、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彻底推翻私有制、彻底消除私有观念的影响,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轻易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轻易地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是同样错误的。

  前面说过,国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产生了私有制并分裂为阶级以后的必然产物。下面,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私有制、私有观念与阶级产生的过程。

  原始社会大部分时间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生产的产品,除了仅能勉强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这时,离开了集体,单个人完全无法活下来。为了生存,人们只能结成集体(原始群、氏族),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实行最低水平的按需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观念,也就没有阶级。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缓慢地提高,人们共同劳动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外,还有了些许剩余。而有了剩余产品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在共同劳动中暂时担任领导或相应职责的人,开始时会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保管好这些产品,以应付人类群体共同的不时之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产品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进而有意地将些许乃至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装进自己的口袋,化公为私,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最早变成私有财产的是食物,后来是生产工具、牲畜,最后是土地。当土地变成私有财产的时候,私有制就正式产生了。同私有制同时产生的,还会有心目中自然生成的私有观念。

  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为可能;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的产生则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私有制提供了这种无偿占有的制度基础;私有观念则提供了这种无偿占有的动机)。当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变成经常性与合法化后,社会就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了: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完全不劳动,靠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为生,他们就成为最初的奴隶主;另一部分人则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在奴隶主的皮鞭和棍棒的驱使下从事非人的劳动,忍受奴隶主的剥削,他们就是最初的奴隶。最早成为奴隶的是战争中抓来的俘虏;后来,还不起债务的氏族成员也不得不把自己卖身成了奴隶。

  可见,“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语)

  从阶级产生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阶级的产生与存在除需具备最基本的生产力条件(出现了剩余产品)外,就只同两个东西紧密相连了,一是私有制;二是私有观念。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注意:列宁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是已经消灭了阶级。一旦完成了消灭阶级的使命,人类就从社会主义跨进共产主义了社会了。修正主义鼓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而要消灭阶级,就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在首先须花大气力消灭私有制的同时,更须花费更多时间、更大气力去消除私有观念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庄严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消灭私有制,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仅要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这已经实属不易),而且要对付成千上万个体小生产。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同时,我国公有制经济形式本身,也还有一个领导权是否掌握在人民手里的问题。这些,都要通过长期斗争才能解决。更要看到,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推翻了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之后,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又不得不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就是说,又不得不通过改革开放,把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请回来(所谓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和主导这些企业的则都属于资产阶级——我们再也不能掩耳盗铃般自欺欺人地拒不承认这一事实了)。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强大后盾,时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斗争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宣言》语)。努力争取并不断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巩固工人阶级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同时,还要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地加强人民大众管理集体经济的能力和地位。否则,就无法对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我们的挑战,就难以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与共产党人思想的纯洁性。更遑论最终完成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了。

  消除私有观念的影响,即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仅须连根挖空一切剥削制度(私有制)的祖坟,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斩断人们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任何念头!这自然是比消灭私有制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必会受到一切剥削阶级的拼死抵抗与反扑;而且,几千年私有的剥削阶级社会影响所形成的私有观念不仅存在于剥削阶级成员中,也广泛的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之中,时刻都在腐蚀着我们自己的队伍。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被装进棺材、埋藏到坟墓中去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在毒害我们大家。消除私有观念、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我们不仅要同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作战,而且要同我们队伍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战(这是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阶级斗争)。这就使得这场斗争还难以为我们自己的许多同志所理解,也难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刻理解,从而使这场斗争更平添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如果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作强大后盾,不能果断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心目中没能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打败仗了。

  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首先必须全力以赴把已经丧失了的意识形态阵地统统夺回到党和人民的手里。在我国的今天,连新浪、百度、腾讯、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也允许外资控股,连央视这样的媒体竟然也允许外资持股,连毕福剑这样的央视主持人竟然也能欣然自得地辱骂党、辱骂人民军队、辱骂党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连我国大公无私的观念都会遭受颠覆,连雷锋、邱少云、无数革命先烈的大公无私精神都会遭受质疑,连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小岗村人,竟然也能被堂而皇之地树立为英雄典范,连宣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会惨遭围剿……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六七十年前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我国今天,社会上的统治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包括不能再搞什么特色邓三科了)。我们允许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但绝不能允许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我们争夺并占领我们的主流思想舆论阵地。

  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须管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权力不能任性”,话说得好。但还必须同时宣布“资本不能任性”。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及时地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好汉,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能够对共产党人进行糖弹袭击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那时的资产阶级还完全没有形成同我们抗衡的力量,我们对资本主义企业又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政策,我们只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就成功地打败了资产阶级的糖弹进攻。今天,资产阶级在我国已经坐大(资本主义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至少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其发射的糖弹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十八大后落马的那些高官,哪一个不是被资本的炮弹所击中的?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讲“权力不可任性”,却放任资本任性,权力不会变成人民公仆,却必定变成资本的奴仆

  资本坐大后,不会仅满足于向高官发射糖弹,他们还要直接掌控权力。表现为大量富豪直接要求入党,表现为大量富豪纷纷挤占本应属于工农的权力而充当人大代表。这是不行的!富豪们可以入党,但必须是在其自愿向国家交出了其所能掌控的一切股份,证明他及其近亲属已经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和其他多余财产而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之后才成(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各阶级成员组成的大杂烩);他们也可以当选为人民代表,但他们在人民代表中所占份额不能超过富豪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然,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就不是人民共和国而变成资本共和国了

  一切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运营,赚取合法的利润(剩余价值)。但我们党必须无例外地在这些企业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人也必须按自己的意愿成立工会,不能受资方的制约。就是说,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但政治上必须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占据这些企业工人头脑的主流仍然必须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能让这些企业成为向我们的社会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阵地。

  如果我们还继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拒不恢复这个纲,不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更严格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任凭资本“任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须大兴学习之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斗私批修,在人民内部广泛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毛主席曾曾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曾经实行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级领导干部走“五·七道路”、下放劳动,督促他们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监督和批判一些领导干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问题,直至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等等,本质上既是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具体行动,也无一不是对我们自己同志的真心关心和爱护。但许多人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极力反对。只是经过长达三十多年实践检验,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许多同志才逐步觉醒了。想一想当年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清正廉洁,看一看我们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因为申明再也不搞群众运动了,完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有多少领导干部因而放弃了思想改造,私心膨胀,蜕化变质,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受到依法惩处的事实,就会明白这种思想改造的现实意义了。为什么黄克诚、王震、习仲勋、薄一波等许多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老同志文革中受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却对毛主席毫无怨言,反而对毛主席崇敬有加呢?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毛主席不得不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他们深深地知道,虽然他们曾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未来;进城以后,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还像革命战争年代一样深厚无暇)?有没有时刻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深处有没有一种“终于熬到头了”,该好好享受一下做人上人的滋味的些许想法?如果有,受到一点点冲击有何不可?解放前,为了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我们连流血牺牲都不怕,今天,受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看一看毛主席怎样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亲属、子女又是怎样对待的,想一想无数为革命牺牲了战友,他们只会更加感佩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哪里会有什么怨言呢?连邓小平同志晚年都认识到,中国今后要出事,还是会出在共产党内!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实现两个“决裂”,没有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所以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提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大力倡导人们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为根本的是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我们的党整顿好。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十多年,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也已经停息了三十多年,思想不纯(传播过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散布过反党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祖国的人在党内广泛存在)、组织不纯(许多先富起来的“共产党员”手中已经握有各种形式的大量资本而早就不是无产阶级一分子了)、作风不纯、经济不纯(党内还有许多贪腐分子)、政治不纯(许多敌对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混入党内、赖在党内)等问题严重存在,“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之类的怪现象屡见不鲜。为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严格按照延安整风精神搞好整党,并在整党过程中搞好党员登记,毫不吝啬、毫不顾忌地坚决把一切不纯的党员统统清理出党的队伍。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不要一提起阶级斗争,就想到你死我活,想到疾风暴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的阶级斗争都反映在人民内部,反映在人民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灵魂深处)中,反映在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具体工作中。即使人民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也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和风细雨式的积极思想斗争即斗私批修的方式予以解决,并最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除非有些人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即使是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也完全能够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得到解决,并最终达到既坚持我们的原则又保障资本家合法权益这样两个目的(除非有些人执意要同人民为敌到底)。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社会和谐与人类幸福,反而正是增强社会和谐与人类幸福的必须手段。那种动不动就动用法律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端地给人定罪判刑,甚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办法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对那些贪腐犯罪之人当然另当别论),接受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变得更加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会再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再犯社教四清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错误、再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错误——而这些个东西,统统都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原意,而恰恰违背了、歪曲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造成的。

  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我们还应该补充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而且也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明乎此,我在这里热切地呼吁党中央,为了社会主义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无数革命先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为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不会得逞,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解放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实现,要理直气壮地重申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以比当年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信心百倍、千倍、万倍的勇气,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党要果断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别看三十多年来积攒起来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只要我们党果断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漂浮在人民共和国上空的政治阴霾将被一扫而光,重新显现出社会主义祖国的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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