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后新自由主义”政府拯救国家职能 使社会政策优先
——访巴西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埃米尔·萨德尔
恩里克·洛皮斯 魏 文编译
从表面看新自由主义将赌注压在市场、私人部门和在所有领域解除调控，这样简单地看国家就成为供求自由流动的一种障碍。但是，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加紧利用国家机器实施反对改革的措施。可是在拉丁美洲进步的政府或“后新自由主义的”的政府赋予国家另外的作用，据巴西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埃米尔·萨德尔说，面对与美国的自由贸易条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是社会政策，而不是财政调整或地区一体化和南—南交流占优势。埃钬尔·萨德尔阿莱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的创始人—推动者之一，此外他还是圣保罗大学和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2006年至2012年曾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的执行秘书。他的主要著作有《卢拉和迪尔玛，巴西后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十年》、《新的笨人：拉丁美洲左派的道路》、《阿蒌格里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历史的复仇》等。他还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现代百科全书》的协调员。
洛皮斯：因私有化和解除调控的政策、屈从于国际倾向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在拉丁美洲开启了一个被称为“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是在什么环境中发展的?“后新自由主义的”回答是如何策划的?
萨德尔：资本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是世界范围内一些因素变化的结果。首先是社会主义在“冷战”中失败，一个“两极的”的世界走向另一个在美国帝国霸权之下的“单极”世界。此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扩张的长周期(延长达70年)结束，这意味着从一种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模式走向一种市场自由的模式。这些因素代表着一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非常有利于由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在这个框架内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想法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增长，进入了一个衰退的长周期，因为据说是存在数量过多的调控。解除调控后，资本主义将再次起作用，所有人都赢。但是由于“自由化”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资金从生产部门大量向投机部门转移，此外还有投机部门在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于是发生的情况是民众的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处在防御的地位。拉丁美洲是一个特别的受害者，因为从70年代到80年代它遭受了债务危机，在政治上很重要的国家如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或智利的军事独裁，世界上大量的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处于一种非常“激进的”模式。反应产生在选举政府的方式上，表现为拒绝新自由主义和它的管理失败。
洛皮斯：“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在哪些国家得到行政权力?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和实施什么政策?
萨德尔：不论是因为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8—1999年的巴西危机或2001—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还是因为它们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甚至通货膨胀也没有控制)，特别是因为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加剧，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确实失败了。由查韦斯(1999年)开始到拉法埃尔·科雷亚(2007年)的政府的浪潮从根本上提出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一些人(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或玻利维亚)提出将超越资本主义作为战略目标，但是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克服新自由主义和用另一种模式取代它的思想，对后者还没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汇来确定它，我把这些政府称为“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它们的基本特点是面对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将社会政策放在优先的地位，而不是将财政调整、地区一体化的优势、南—南交流放在优先地位。最后，是这些政府推动“拯救”国家。反对市场中心论，国家在政治、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便保障社会的权利。
洛皮斯：2013年你协调一本关于巴西工党政府的十年的书。主要的成绩和缺点是什么?卢拉和迪尔玛的政府实现打破新自由主义了吗?
萨德尔：工党的政府结束了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罗和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后新自由主义的”的政府的周期。结束私有化进程，恢复社会政策的优先地位，将“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其他事项放在优先地位。但是由于它们接受的负面的遗产，没有在国家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比如，金融资本的霸权继续有效，这对保持高增长的水平是一个障碍。在农村农业交易的分量对粮食自给和土地改革的政策的进展是另一个障碍。第三，媒体由私人垄断是加强政治上的反对派的一个因素。最后的因素是选举运动中私人提供资金造成公司压力的团体在国会中处于垄断地位。在上面提到的某些情况下，政府开始提出变革，但是在另外的情况下没有找到这样做的方式。这使得进展有限。
洛皮斯：2014年巴西无地劳动者运动(MST)满30周年，它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运动之一，150万人参加。它和工党政府的关系如何，特别是在农业产品加工业的问题上?
萨德尔：巴西无地劳动者运动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为土地改革而斗争，但是也有对事情也有一个政治的视角。如果巴西无地劳动者运动的方针只是为了政府的农村政策，它就应当有更强硬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它持人这一立场。但是它还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的运动，知道国家的两极分化(不仅在巴西)，选择在右翼。甚至当某些阶层离开政府或从政府离职时，如马丽娜·席尔瓦，加入了右派。因此巴西无地劳动者运动是采取反对右派和政变的前景的斗争行动，这使它在应当做的事情上更接近政府，如果只是考虑土地问题，进展是很小的。
洛皮斯：新自由主义也是(或特别是)一种价值的刻度，一种世界观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拉丁美洲左派的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中打开了某种裂缝了吗?
萨德尔：这是在所有的国家出现的一件事情，因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改造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而且也改变价值。强加一种精英的集中于消费者的文化上，而不是集中在人的权利上，到最后它对美国代表着一个力量的因素。这被称作“美国的生活方式”，在购物中心(和表面上显示的广告机器)有它生活方式的模范格式。甚至在取得重大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国家(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或乌拉圭)仍然没有实现创造有选择的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做了非常严肃的思考：当左派最后掌握政府时，因自由主义的政府已经耗尽，失去了思想的战斗。这就是左派遇到更多的困难去抵消新自由主义的浪潮的事情。
洛皮斯：“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赋予国家什么职能?
萨德尔：国家在减少它的职能和将公共部门手中的财产私有化的时候，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牺牲品。拉丁美洲进步的政府恢复了国家的作用。但是的挥作用的模式来说这是一个不适用于与民众运动不同的关系的国家。它一般没有这方面的机制。在巴西通过对6000万人实施的“家庭钱袋”计划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奇迹”。我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但是它与国家深深的没有生所和官僚主义的性质是不共存的。那些重建国家职能的国家对此有很好的正解，特别是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更不用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国家继续面对不同方面的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建职能开始时是做得不好的，最好的时候以后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并没有同样清楚的前景。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国家必须重建国家，因为这是一种为了随性和现存在统治关系的再生产而建立的国家。不是一个为了履行社会的国家。是一种极为软弱的因素。因此，进行一次选举的改革或是对正常提供资金的改革是不够的。
洛皮斯：你对拉丁美洲以“自主”的方式开展的关于国家和政党斗争有什么看法?
萨德尔：我认为在建设一种有选择的霸权的时候已经失败了。世界社会论坛被非政府组织占主导地位的存在而掏空了，这些非政府组织持有一种反国家、反政党和反政治的立场。在抵抗新自由主义时一个共同阵线是可能的，但是最后到了寻求选择的时候。“特殊任务小队”运动的口号如“让氖人滚蛋!”—那是自杀。萨帕塔分子也将为了选择的一种争夺排除在外。好像没有一场全国政治的争夺，从“下层”进行改造是可能的，这已经不是墨西哥的现实，而是也不是恰帕斯的现实。我认为他们推动了历史的火车。类似的运动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建设了政党，为了盟主权而，走向领导社会。此外，没有国家，世界社会论坛的基本主题不可能付诸实践。调控资本的自由流动，肯定社会的权利，……谁去做呢?总之，这是阉割性的因素，将世界社会论坛降低到不重要的地位。
洛皮斯：关于“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的政治对手，说的是传统的右派或是说想变成更拿得出手的一堆垃圾废物?
萨德尔：拉丁美洲右派的政党或是社会民主党的右派“恢复原状的党”成了它们的模式的俘虏。在最后的情况下，他们在巴西、乌拉圭、委内瑞拉或阿根廷的候选人保卫自由市场的政策。在口头上他们确实同意将保持社会政策，但是当谈到他们的经济建议的时候，说的是使任何社会政策都不可行的模式。在巴西“精神宗师”马丽娜·席尔瓦的判断是国家的问题是工资过高。尽管他们说因为对选举合适，他们将保持这一政策，公共银行将一个不留。现在右派有传统的政党的渠道已经行不通，因为他们继承了已经失败的政府的形象。在智利谁胜利了?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前总统)，他获胜靠成功的企业家的威望。路易斯·拉卡列在乌拉圭，卡普旦莱斯在委内瑞拉，毛里希奥·罗达斯在厄瓜多尔，塞尔西奥·马萨在阿根廷……都企图寻找来自传统的政党制度“之外”的人。比如在巴西媒体企图用马丽娜·席尔瓦做文章，其想法是超越左派--右派的分化，用“新的政策”和类似的学说的语言表达。它们不得不寻找具有这些特征超越右派的过去的人物(不仅是最久远的独裁和镇压有过去，而且是新自由主义的过去)。但是当这些候选人确定他们的模式时，结果落入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曲高和寡用新的面孔。这是他们最脆弱的因素。
洛皮斯：在拉丁美洲私人媒体被认为是“右派的党”这成为一个共同点。“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在将媒体国有化或推动调控的立法方面有进展吗?
萨德尔：媒体是右派的力量的一个因素。甚至是在进步的政府将有化，从上面取缔反对派的媒体的时候，推动公共的媒体但没有私人电视台有吸引力的所有因素(体育、演出节目、美国系列剧等)。我们确实不是生活在一个深刻的社会政治化的时代，以便让一个公共新闻频道24小时都有很高的收视率。尽管进行了国有化，有许多更好的新闻频道(如南方电视台)，与私营媒体的竞争继续是很不对等的。在2010年巴西的总统选举中，全国新闻协会的主席和《圣保罗之页报》社长断言，面对政党的软弱媒体是反对派真正的政党。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说出这一点。这些媒体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实现它们的候选人的当选，但是在削弱进步的执政的政府的能力方面它们有重大的势力。
洛皮斯：为什么在屈从于重大的财政调整和紧缩政策的欧洲特别是在外围国家没有采用类似的进步的选择呢?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何时时“扭转”它的道路?
萨德尔：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是密特朗第一届政府过后的几年。当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后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一种严重的“恢复原状”。现在这些困难因策划了欧洲统一和采用欧元的方式而扩大了。这是一个给有可选择的政策的欧盟装上铁甲的“陷阱”。尽管进步的政党赢得了选举，它们被拴在模式之上。在拉丁美洲那时一切都在准备让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巴西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但是巴西否决了那种选择并使其无效。于是美国转向达成双边协议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从那里起打开了地区一体化的道路，这在欧洲没有发生。
洛皮斯：在“多极的”世界中，如何界定这些在美国的霸权中撕开裂缝的进步政权?它们得到金砖国家集团具体地说得到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什么支持?
萨德尔：除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的看法之外，客观地说它们在为了一个打破美国霸权的“多极”世界的斗争中发挥着一种重要的作用。2013年8月美国想具备了轰炸叙利亚的一切条件，这将是打击伊朗的先兆。队了对奥巴马的措施不予支持，俄罗斯建议与叙利亚谈判，这就阻止了轰炸的前景，为与伊朗的谈打开了空间。今天存在着美国(世界上唯一对所有的地方都有兴趣的大国)“单极”能力软弱的因素。另一方面，金砖国家集团与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国家签署了许多双边协议，这改变了拉丁美洲与世界的关系。存在着矛盾的因素，但是在原则上是一种有活力的关系。
洛皮斯：西方的媒体在它们的网页上批评在某些金砖集团成员国对反对派、言论自由和腐败的打击。关于经济的前景比如在拉丁美洲有“衰退”和“制约”的说法，在这焦点的背后存在深刻的利益吗?
萨德尔：十年多以前，人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但是，如果中国今天增长7.5%，这比十年前增长10%更多，因为现在一部分增长是更高得多。此外，今天有哪个国家有7.5%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媒体上说有一个“减速的趋势”。还说拉美国家的增长率下降了。当然，但这不是一种“衰退”，在欧盟则发生了衰退。另一个问题是巴西右派对巴西国家石油倾情的运动，这在媒体上有反响。巴西石油公司是国家主要的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成果，这是国家的，不是私营的。这使右派很不舒适，因此找出侧面的事情企图使它失去信誉。这样就制造了一种舆论的环境，似乎迪尔玛·罗塞夫把巴西石油公司的指挥权交给一个私人的执政者，目的是为了拯救公司。如果这样做。那是一种自杀。但是每天在媒体上都出现特定的“人物”称任命是紧迫的。但是，迪尔玛·罗塞夫任命了一家国有企业(巴西银行)的前总裁阿尔德米尔·本迪内去挽救巴西石油公司的形象。她在演说中再次肯定巴西所有原则都保持有效。这就是私人垄断媒体的严重后果。
洛皮斯：是什么原因使像(西班牙)《国家报》这样的报纸将哥伦比亚或墨西哥作为经济“搞得好”的参考，还将太平洋联盟(由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组成)作为同样的参考，与此同时却愤怒地猛攻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或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家?
萨德尔：这已经不是从政治立场非常负面的说法，而是(西班牙)《国家报》和它的记者们实践的新闻学的说法。存在一个由《国家报》、(英国)《经济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组成的国际院外集团，它的专门职能就是反对巴西。卢拉(巴西前总统)作反饥饿斗争世界上重要的领导人让它们不舒适。同样巴西让它们不舒适，这是一个位置不在新自由主义座标中的国家。重要的是巴西社会状况的变革。因此做好新闻工作要去看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解释为什么，尽管有媒体的“包围”，工党第四次选举了共和国的总统。最近这些媒体甚至说墨西哥的形势比巴西的形势更好。现在它们已经不能这样做了。秘鲁有一个绝对没有威信的政府。巴切莱特使智利接近南方共同市场，降低了这个国家在太平洋联盟中的侧影。哥伦比亚还在轴心内部，但是它与巴西和其他国家保持大量的贸易交往。这不是乌里维(前总统)的哥伦比亚。发生的事情是《国家报》不仅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而且代表着西班牙大垄断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利益，这种利益受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或阿根廷政府的影响。这家报纸访问的地方都是被银行、雷普索尔公司和西班牙私人公司的利益变坏了的地方。
洛皮斯：最后，你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复仇》的书。用这种表达你想说什么呢?
萨德尔：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正在赢得比赛的人想在这个时候结束比赛，但是历史并不适应这种提法。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结束并没有解决的客观矛盾。相反，在世界上美国能够将“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强加于人，但是冲突的多了。此外，许多冲突没有得到控制。美国甚至不能够同时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因此，对抗的空间成倍增加，因为西方在经济上的胜利没有代表进步，而是新自由主义、危机和金融投机。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力量，它不能靠意愿或通过法令阻止。在90年代，我们觉得拉丁美洲不会打破已经建立的框架(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左派的失败和士气低落、镇压、一部美国生活方式的残暴的机器……)，但是与美国能够期待的事情相反，它在本地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立。历史表明矛盾继续有生命力。在深度上社会主义最好的宣传者是资本主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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