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

《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

——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

《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3期第5-17页

    摘 要：对《资本论》研究的“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叙述”，而应同时作为“研究方法”范畴处置；它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理论高度相应是马克思在其中确立的工作典范。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献综述”，基本做法是“史”“论”结合，并以史见论。中国化，是《资本论》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并逐渐稳定化的一个民族工作范畴，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式，是特殊方法论经济范畴。显然，它以“辩证法范畴”形态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工作内涵。通过对《资本论》研究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的勘察与比较（《中国经济原论》、《鲜活的资本论》、《保卫<资本论>》述略），可以察知：中国化意蕴之经济范畴是抽象与具体（规定）之统一，这些性质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体”、“学”、“用”的辩证环节中。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原论》开创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架构的中国化路径研究，《鲜活的资本论》是对此路径的“一种修正”，《保卫<资本论>》则是“总体研究”的回归。上述批判路径的“综述”，凸显了大写逻辑之“主观批判”，活化了有关中国化“深层构境”之讲述。

    关键词：《资本论》；中国化；历史；阐释学；发生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

    ：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研究领域：《资本论》方法论和中国经济学。

一、总论：《资本论》的“体”、“学”、“用”建构

    《资本论》到中国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首先是“学”与“用”二字。我们看《保卫<资本论>》怎样说：“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1]以《资本论解说》为例，戴季陶强调：“马克斯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更不是读一两篇小论文便随便讲马克斯主义是如何如何。”[2]王亚南后来进而强调：“大家都普遍感到《资本论》难学，这不仅在我们中国是如此，外国也一样。”[3]这些言论是对马克思的评说的回应：“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4]《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方法论和逻辑）、“应用”三者的关系，而又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运用”总揽。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体是用的前提。《资本论》之“体”是学说之体和历史之体的合一。中国早期研究普遍侧重在对“学说之体”的把握，由此产生这个前提下“学”与“用”的直接涵义：“第一，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我们都很清楚，《资本论》所引用的经济材料、经济史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并且还是一部哲学的书、历史的书，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法……（因此）《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来学习，所需要的关于经济理论与史实的准备知识，那是非常明白的……所有上面这些例解，说明较广泛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的要求构成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第一个困难。”但历史之体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第二个困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上所感到的困难。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论研究要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一是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由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5]这意味着，学说之体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历史之体中，乃至实现二者的合二为一，达到“体用结合”意蕴的中国运用。这就有了新近体识：“《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非专业者难以尽读其内容。”但是，“《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语），“是经典的经典”。[6]

    从另外的方面看，研究高点始终是内置问题。是以逻辑还是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向来是一个争论。前者贯彻的是阐释学原则，以逻辑为理解制高点，对理解进行“理解”；后者贯彻的是发生学原则，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对理解进行“还原”，进而释放“理解”，回归行动。就前者而论，容易形成“纯建构”或“建构至上”（理论建构主义）路径，即逻辑本体论架构下的“逻辑起点——体系构筑”。其优点是凸显了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足之处则在于“逻辑本体论”的预设性，而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无论其强调“历史第一位相应逻辑第二位”（通常在研究过程环节），或反过来的“逻辑第一位相应历史第二位”（通常在叙述过程环节）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唯物主义内涵的估计不足。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甚至说：“分析的方法是辩证法方法的基础”，把这看作“是见田石介在方法论研究上的伟大成就”。[7]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8]显然，这是对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的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说法——所谓“唯物主义反映论”——是：“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所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是针对方法论的唯物主义性质而言的。对辩证法来说，马克思则只是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

    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内涵的忽略或甚至是刻意歪曲的做法，导致了理解上的更大的困难。“第三个困难，和前面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这个困难应当说是较大的，但也许是我们大家还没意识到的。”那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是和我们一般人的常识相反的，是和我们日常思维方法格格不入的，或者有的是没有进入我们思想意识领域中的；而他得出来的那些经济理论所用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所不很习惯或很不习惯的。”[10]所以，归结在“用”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关于马克思怎样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这个问题”，而在“体”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历史工作本位和“同时也是我们在思想上的‘兴无灭资’过程”。[11]总起来看，文本解读，续写，中国化意蕴的重写、构建，是《资本论》中国研究的几部曲，它汇聚了众多的研究线索，但中心线索是从《资本论》的“中国化”（研究发掘）到“中国化的《资本论》”（探索）。[12]研究内容的不断推移和转换，促成“研究主体”的内涵的不断丰富起来，产生了“个人＋社会”的研究主体互动、聚合模式，单纯的专家型研究主体被扬弃，真正意义的行动主体——社会历史代言人类型的研究者——正在更多地崛起。这种研究总体看是以“用”彰“体”。其体现《资本论》文本内涵的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的时代历史的统一。从而，“越出文本”不再构成对于《资本论》的工作僭越，并且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下的工作启航，因为从本质上讲，“《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封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事件的规律，而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最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是《资本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续篇，是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实践写成的新时代的鲜活的《资本论》。”[13]

二、《中国经济原论》：世界史与民族工作本位的确立

    关于《资本论》研究的道路，和方法论争论相匹配，一个突出的分歧是：沿着“科学的方向性”（单维度）前进，抑或是向“历史的深处”进军。毫无疑问，见田石介是“把《资本论》作为‘科学的一个活样板’进行了考察，从不同侧面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而得出了这样的总结论：“《<资本论>的方法》这本书所说的‘方法’，直接来讲，是指叙述的方法，也就是说，《资本论》系统地阐述和论证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首先就是这种叙述的方法。”[14]结论是匪夷所思的。但是，错误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工作背离。这种以“科学的方法”掌控“历史的方法”（见田称之为“历史的、发生的演进方法”、“演进的道路”或“发生学方法”）的工作路径致使其发现所谓的“逻辑＝历史说”的谬误性，而强调了“逻辑”的优先性。这种工作促成其寻求“本真意义的辩证法”，到头来则是发现：“在辩证法方法中真正起作用的，自始至终都是分析，辩证法方法的有效性在于分析的有效性。”[15]“以分析的方法为基础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意味着发生学的展开过程的每一步都基于分析的方法。不仅如此，它尤其意味着构成发生学方法基础的资本概念和商品概念，纯粹是从给定事实出发遵循分析方法而获得的。”其全部结论的依据看上去就是这么一段话：“马克思是把眼前的发达资本主义作为给定的既成的事物接受的”，导致：“发生学的展开，此后才凭借这些概念为基础而进行”，而“商品的各种现象，资本的各种现象，都是作为必然性的东西才得到说明”，“这就是《资本论》的方法”。[16]

    见田的思想被作为“非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来欢呼，认为其重要贡献是“否定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有机体’，甚至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看成‘解剖学’”。[17]见田的思想缺陷仅仅被认为是：“不但流于就方法谈方法的套路，而且不能明确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各自的地位，因此，难以摆脱‘二元论’的质疑”，以至于，“他本人也只能感叹其见解‘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而相比之下，“施韦廖夫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上升到了‘科学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对于特定客观对象及其内在机理的理论认识来说，《资本论》中的方法是科学思维中‘唯一正确的方法’，理论自然科学的进展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理论展开的规律是相符合的。”以至于，“‘发生－结构方法’是《资本论》中发展理论内容时所运用的一种基本方法。”[18]这种比较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可以用‘走向深层’来刻画”；“它的思维特征是：在承认可见的客观现象的现实性的同时，进一步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透过可见的现象，走向不直接可见的深层，其目标是寻找能够产生出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的深层世界——那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它决定着可观察的现象世界。正因方法论上的如此巨大差别，所以对于同一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得到与近代科学思维迥然不同的理论。”[19]

    尽管不同，在方法论上存有异质性，走向物质世界的“深层”（自然科学之特质规定）和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层”（社会科学之特质规定）仍然是相互呼应的。《资本论》确立方法论的研究制高点在于寻找统一历史之行动。这种工作方法从根本上讲，就是避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见逻辑不见历史”和与之相适应的“见物不见人”，寻求行动（理论）架构下的具体经济行为理论。[20]因此与之不同，王亚南在对待《资本论》的研究态度上决不止步于“抽象概念”，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业已发现的“逻辑”，而致力于走向“历史深层”，透过商品生产基本范畴打通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发掘和把握“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若干关键性的问题”：“一、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即有别于西欧各国领主型的那种地主型的封建制度……它没有沿着应当发展的方面前进，而逐渐形成依属于帝国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第二，“像我们这种具有极大流动性的封建体制，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商埠、办工厂、经营金融交通事业、争取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推销制品，是能够不大动手术，就可以很好地配合上来的。”“三、如其说，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颇有兴趣，它们对于我们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就应更有好感……（最后）补充这样一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也许多少可以从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体制中，去找到一点根源。”[21]如此，《中国经济原论》强调：“商品是一个历史的经济形态”，“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当生产物转化成了商品，贴上了商品的签标，它就与生产物是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正经验着同一的、但却复杂得多的事态。”[22]从行动的民族特性看，“要之，在中国社会史演变过程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是比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历史要古旧得多的。鸦片战争以后，土地自由买卖的传统拘束和法定规制，已更大大减轻作用了；同时，劳动力以商品姿态出现的事实，亦从脱去封建的行业束缚的消极方面和开拓有效市场的积极方面，得到了支持。舶来商品、大炮及各种现代意识，在从物质精神两方面促成中国旧社会的分解。于是在工业上、在农业上，就广泛地存在着雇佣劳动。土地自由买卖以外的社会条件被产生出来，劳动力就以商品的姿态而出现了。”以近代中国劳动力商品出现的事例为史实根据，导致王亚南能够得出具体性结论：“商品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频繁、如何大规模地出现于市场来决定，而是以它的如何条件下出现在市场来决定；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商品，是在资本关系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所谓资本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者为一阶级，使用生产资料者为另一阶级的关系。”[23]

    根据王亚南的界说，《资本论》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相一致的。“王亚南对如何评价《资本论》的历史作用提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它的研究方法。”[24]全面的比较的发展的研究方法，是王亚南制订的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他强调：“上述的三种研究方法，是需要联合采用的”，因为，“不管所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复杂、如何具有引人入迷或发生错觉的表象，只要透过表象去看它的内部的联系，抓住它的本质，就有可能掌握它的来龙去脉或发展规律。”[25]《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系统研究了中国商品经济形态、中国货币经济形态、中国资本经济形态、中国利息与利润形态、中国工资形态、中国地租经济形态及中国经济恐慌形态，结论就是：“一种对封建专制官僚统治者意志独立的、无可抗拒的、物理的辩证的发展，正在敦促它们向着‘自我否定’的前途迈进。”[26]

    按照列宁的指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27]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王亚南指示给我们的是如下论述：“应当说，被当作《资本论》的基本方法的辩证方法，当被应用来考察和处理《资本论》的对象或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时，必须依照辩证法的要求”，“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似乎并没有完全应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也许正是历史的方法必须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实例”，于是，“就是他在答复资产阶级学者批评他的方法论，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的第二版跋中，他也并未排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不过把后者看为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一种方法罢了。”[28]真实的判断是：《资本论》首要作为“史书”看待，“资本论》作为‘史书’，立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彰显‘事的科学’规定性。”[29]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工作阶段就努力地使‘逻辑’提升为‘历史的规定’，以期书写‘信史’，那么可以断定，《资本论》首先在于书写历史，其次使‘历史’落实为‘逻辑’，完成语言和认识生产。第四卷无疑是处于工作完成的阶段，是接续生产、流通、生活交往的‘认识行动’，即逻辑的‘落实’。”[30]科学实证主义路径的《资本论》方法研究却试图把见田石介的上述思想予以“发展”“完善”，使之彻底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见田提出：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商品规定。对它的一种修订说法是：“这里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但是，“分析的主体，既是简单的小生产者，同时又是一般的‘资本家幼虫’。马克思分析它们，并非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身份混为一谈，也不是将前者当成后者的前身。”[31]更加离谱的发挥则是：“《资本论》开篇的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情景，就是马克思用‘抽象力’设定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乃至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定的特有的‘实在’形式，它类似于科学实验的理想状态”，这是对历史分析的全排除，使得“‘一般’的揭示和表现都必须始终围绕特定的成熟而典型的客观对象，必须用‘实在’的条件来说明。”[32]于是可以认为，“把‘特定的’客观对象看作一个生命机体，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解剖，才有可能把握这种客观对象由内在机理到外在表象的各种规定的有机统一”，并且，“由于它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以类似科学实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我们这里把它称为‘科学实证主义方法’。”[33]

    在这里，中华史书和西学科学似乎是“对峙的规定”，于是所谓的“马克思的独特思维”被凸显出来，好像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刻意自觉发动的“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但是，王亚南则认为，“开头所讲的商品，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面的商品，不是当作‘资本的生产物的商品’，而是当作‘资本所由发生的前提的商品’……出发点，是资本发生的前提……其所以要从非资本的生产物的商品即简单商品开始，那除了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态本身自始就是资本家的生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必要从历史上探究其社会根源以外，还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从来就把小生产者的商品生产与资本家的商品生产混做一团。”因此，“从小生产者的简单商品分析开始，恰好就是要针对着这个错误看法，进行批判，一步一步地把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尘雾，一一加以澄清。”[34]即鸟瞰《资本论》首章的工作逻辑乃是“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质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现象学批判”，“方法论和唯物主义对象的高度统一，使辩证法成为实践批判规定和革命的规定；它统一历史、存在和知识，也就最终废止了资产阶级虚假本体论（形形色色的还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存在论）及与之相契合的知识形态。”[35]

    王亚南对“科学抽象法”的应用是审慎的，又牢牢与辩证法关联，因而没有局限《资本论》的文字叙述，统一了《资本论》的历史发生分析和系统结构分析，杜绝“抽象的反映论”，从方法论上把唯物主义贯彻到辩证法的高度去理解和运用。为此，他系统地谈到，“《资本论》的总的方法或基本方法，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也不是其他什么逻辑方法，而是辩证方法。按照辩证方法的总的要求，就是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或其辩证的发展关系揭示出来。要服从这个总的要求，就得对其整个辩证发展关系的不同方面、不同对象，运用这样那样的逻辑方法，或者是把某一种逻辑方法作为重点，例如说《资本论》头两卷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分析，在第三卷中，则是综合占首位。”在这一点上，王亚南坦认：“我同吴传启同志的看法不一样，也许这里存在着我们真正的分歧，因为他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的方法，看为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所以企图把每一卷每一篇每一章都说成是应用那个逻辑方法的结果，并且认为不是那样，就不能构成《资本论》的完整体系，或者会破坏那个体系。”[36]方法论争论往往是理论构建主张表述不同的缩影。王亚南《资本论》研究道路的“理论期望”是中国经济学，这决定其历史研究路径的科学观和逻辑方法的具体运用的主张。世界史研究并非是“西学东来”，而是民族历史和世界史规定的统一，说到底，就是系统把握国史、天下史、世界历史三者的具体统一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采用这样的说法：缺少中华历史的世界史是残缺的规定，而加入“中华历史规定”，则世界史是另一意义的历史规定。以否认“中华奴隶制社会”为例，王亚南的史学精神得以显露无遗：“在尚未读到恩格斯关于奴隶制有两种类型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从而否定东方至少中国有奴隶制的存在；但是，在否定的同时，却看到奴隶制因素的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却是恩格斯所说的家庭奴隶制。读了恩格斯的有关说明后，就明确认为有两种奴隶制：劳动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要之，是认识到：“由于中国的奴隶制的未发达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就限制了它向古典形态发展，而这又影响到周代初期封建制及其后来的向地主形态的转化，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症结。”[37]

    以上恐怕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以写作的深层原因。“本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38]这种路径，显然是中国分析史意蕴的。不满意“当作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王亚南强调：“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他声明：“中国人从事这种研考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且是妨碍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39]如上指出，王亚南更多基于“广义体系”提出中国经济学研究与体系构建问题。“狭义的经济学是如上面所说，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而所谓广义经济学，则是以包括资本制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40]这是由于：“1928年当王亚南立志翻译并应用《资本论》来研究中国经济时，他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经济现实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如果以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显然是格格不人，就是以《资本论》为指导，也有个灵活运用的问题，因为《资本论》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因此，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第二重涵义就是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也就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有利于中国人民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41]以至于，他强调：“要之，依据马克思主义，依据唯物辩证法所论究的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把每一个特定时代的经济形态，当作整个社会史序列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推移中的过程来理解，所以即使它的任务或目标是限定在分析某一个特定时期的经济形态，也不能不具有涉及一切时代的广义的性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其所以必然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道理。”[42]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使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看似疑难的理论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并使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科的内在关联的关系被牢不可破地建立起来，乃至于使我们认识到：“广义政治经济学尽管随时都得把握这种社会经济变动（指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作用运动——笔者注）的总关节，但它的基本任务，却需要深入到全面的经济史实中，去把那些作用在它里面的诸种法则和原理清理出来、发掘出来。”[43]因此，提出“中国经济学”，随即又指示它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指明它的实践道路，这是王亚南于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最突出贡献。

三、《鲜活的资本论》：阐释学的“发生”与发生学的“阐释”辨析

    王亚南的研究突出了世界史理解上的“民族意蕴”，突出了中国历史本位的《资本论》的研究上的“体”、“用”结合。这些史的路径在以后接续的研究者中，鲜有再现。因为大多数的后续研究者大抵是忘记了：“当作一门史学或科学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如其关于其选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本原则或历史方法论，将其贯穿着、规制着，如像一般的流俗的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教本，仅在时间的顺序上或派别国别的分野上，作着形式的编列，那将变成毫无生命、毫无生气的思想史料的堆积。”[44]“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认识之所以被马克思整体安排成关于‘剩余价值一般’的一个批判性的构造”，盖因客观批判由主观批判启动，这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诞生，使“资产阶级知识”得以改造，这或可称为“《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45]

    《鲜活的资本论》提供的研究路径是哲思式的。“哲学”的引入，又使“新理解”得以成行，因而，这是一部哲学与科学并重的资本逻辑批判的作品。论述由“曲解”开始。起点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对《资本论》的误读”因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祛除对‘神权’的崇拜中诞生，在对‘物权’的崇拜中成长……于是以一种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对天国的崇拜——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拜物教’：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当今社会又出现了股市与房市的‘虚拟资本拜物教’。”“可以说，拜物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社会基础，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是拜物教的关于‘物’本身的逻辑化与理性化的产物。”往深处看，“‘市场拜物教’正好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相呼应：二者都只看到表层的结果与现象，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结果与现象的深层本质与来源。”因此，“《资本论》揭示了这种拜物教的真谛，指出这种‘物的魔力’说到底来源于人的社会劳动，来源于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所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它们负载于物上，从而使这些‘物’具有了‘神奇魔力’。人的社会劳动及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真正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46]

    基于对上述《资本论》“真谛”的认识，《鲜活的资本论》进行了理论逻辑建构：“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类面临的物质世界，必然产生出劳动二重性的思想：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及其使用价值，而且生产以物质产品为载体和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于是，作为劳动的产物的社会物质，也就必然具有双层结构：一是表层的自然物质结构，它包括由各种生产要素所组成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物质产品系统，它在经济学中体现为商品（包括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体系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二是凝结于、或负载在这些物质产品（使用价值）身上的社会关系力量，它构成了社会的深层结构。这二者的统一形成了物化的社会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与之相反，“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与拜物教的社会意识引导下，不知道社会物质的双重结构，只看到表层的物质结构，而看不到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47]唯物史观中“社会物质”概念的解读，即“提出以劳动二重性为灵魂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见解”，支持了其理论创新：“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以劳动价值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市场权力结构”。[48]

    我们可以对《鲜活的资本论》的上述理论逻辑建构思想进行认识还原，即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想说而未明确说出的话：“（1）动用虚假本体论解释技术，即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拟制自然－社会的发生关系；（2）确立物象的解释学目标——资本物象理论，从而，三位一体公式的出笼为资产阶级理论家最终寻找到‘合意的社会工艺学’。”[49]核心就是这么两条。于是，所谓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示的是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50]但资产阶级学者的真实认识是：“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是“物象二重性”而不是“物质二重性”，作为其理论根基。“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意义的对接。实践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规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继续）；前者是将物质内容处理成‘实体’，后者则将社会内容处理成‘形式’。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像，促成拜物教认识。”[51]这充分说明了：“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劳动二重性（批判）的对立面的规定。”[52]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由此是有关于空间抽象的存在（规定）。但不同于实体和形式的物理对偶结构，它是空间实体和社会物象形式的虚假对偶，是物理形式在社会存在中对社会物象的伪饰。这样，它制造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拟真对应。”[53]

    《鲜活的资本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能否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如果那样的话，“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观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54]回答这个问题，是弄清楚《资本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以及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是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体认：“《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绝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的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生成的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的实践逻辑和开放的批判结构。”如资本可否有“二重性”的问题，只能如此说：“资本具有二重的社会性质：货币和商品，或者说，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资本（品）的商品。前者更改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社会内涵，后者更改了‘作为商品的商品’存在形式。”要之，是需要我们认识到，“首先，劳动二重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规定，‘二重性’不能作为独立化逻辑定义以‘定位’劳动、商品和资本；其次，商品不具有原生态二重性含义，乃是外在表现，‘资本二重性’则是二重性规定衍生物——二重社会存在。”[55]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是需要我们明确：“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范式来说，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56]它的工作实质是“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57]因此，“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58]归根结底，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就在于揭示发生学的“阐释”，杜绝解释学。由此看来，《鲜活的资本论》深层次的问题是：未能深刻地认识到“物象二重性说到底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加以认识掩盖（直接或间接地），构造物的存在和物的精神现象工作统一，便于从中引出物象的纯关系的经济学对象规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有关于空间的认识（两重因素）混同和歪曲为‘存在二重性’”，目的是“极力调和工艺学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差别”，因此，劳动二重性之实践化的进程“并不旨在重建知识论”，“相反，旨在建立起真正具有历史实践蕴涵的工作批判。”[59]

    就《鲜活的资本论》的理论建构主张而言，其仍然未能逃脱对“人的二重性”和“物的二重性”的抽象询问，从而仍然深陷于“物的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境地。其理论建构的理想寄放于历史阐释学，以哲学生成论路径深层追循阐释语境的“科学发生”。以历史史实为“阐释”，与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仍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在：（1）方法论的与解释学的纠缠不清；（2）逻辑的技术主义路线；（3）对批判与建构的时常的界线模糊；（4）对本体论的误读误用；（5）社会历史的自然科学理解倾向性：致使“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存在着折回“解释世界的经济学”之可能。一个突出的工作混淆就是劳动二重性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一语二用：“这种具有二重性的社会物质，必然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是随心所欲的关系，而是服从某种客观规律的、具有其客观逻辑的社会关系。于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按照这种客观逻辑进行历史发展，并且由此生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60]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物化逻辑一旦和人类劳动逻辑划上等号，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系统控制论”观：“物质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将人的生命与社会关系物质化的过程。文化符号系统将人与人组织成集体以进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体系）则通过所有权进入物质生产系统，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这些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61]

    阐释学的目的是使历史发生的规定工作服从于“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工作服从于“逻辑”。这是由赋以《资本论》严格意义的“哲学基因”所致，如：“关于人的生命、人的社会生命的价值观念，它是劳动价值论的伦理基础与社会规律的基础”；“物化劳动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它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思想红线”。[62]由于一味拘泥于本质－现象的逻辑路线的解释，致使唯物史观的“发生规定”，仅仅成为“逻辑的生长”，如以“市场力量本体论”诠释“劳动价值”，直至提出资本权力之“市场权力的放大器”说。以“抽象生成论”为地基，更容易混同生产力的“技术权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例如这样的话语就似是而非：“劳动价值作为物化的死劳动，通过其使用价值载体而产生出社会关系力量，驱动人们劳动从而驱动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运行……而劳动价值转化为资本之后，这种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它通过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而实现。”似乎，这就是“资本的二重性”生成之道，因为其断定：“资本的这种二重性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是劳动二重性在资本结构中的表现。正是资本的二重性，使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取得物质化形态，从而具有物质力量，从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本权力。”[63]

    这种科学逻辑的演绎有可能取消商品生产关系的批判规定。一方面，劳动力和劳动的混同使用，有可能导致“人的活劳动”（社会生成规定）从生产关系境域中的消失；另一方面，《资本论》的资本权力理论是具体特定的，即“如果说《资本论》描绘了资本权力的巨型理论，它的具体定格当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运动对构造的影响，可以说‘权力’是在一边运动、一边构造的情势下得以构型成功的。”所以，它的支撑点应当是这一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最重要本质是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64]《鲜活的资本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上述关系对“权力”的影响和限制。其市场力量“本体论说”，忙于阐述，忽略了发生批判：有关于资本动力论（含扩张悖论）－现象学的讨论完全架构于预设的“资本概念”，使之对“资本现象学”的批判流于形式，并可能以对“知识”的生产替换掉对“实质逻辑”的批判。再如，其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来源与发生机制的剖析完全依赖于一种技术分析路径，而又最终归结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二重性”命题。这些是和社会客观批判的机理相格格不入的。

四、《保卫<资本论>》：发生学路径的批判与建构

    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是倡导发生学的“阐释”与“批判”，由此引导“理论建构”。《鲜活的资本论》在克服理论不足的同时，同样具有由“发生的阐释”进到“发生的批判”的内在努力。如在第二版中宣称：“从内在本质到表层现象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讨论：一是市场力量本体论，它研究的是市场权力到底是由什么东西形成的，这就是劳动价值论；二是资本本质论，它研究的是现代市场的主导力量——资本在自我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本逻辑，这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发展的本质规律；三是资本现象学，它研究的是资本在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形态和其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65]其间可以看到“本体论批判”的方法论特色以及蕴涵“发生的批判”之工作努力性。而新增加的突出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续篇和最新创新成果。”[66]以及“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发展”，“《资本论》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意味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获得新的现实的生命，展示出新的表现形态。”[67]

    历史－科学－哲学－历史，史的结构的当代“创生”是逻辑的回历史和回中国的双重结果，它的原生结构仍然是《资本论》的四卷体，即“严格意义看，《资本论》是‘12部史’：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批判史。”[68]“历史”到“逻辑”再回到“历史”，工作航程就是世界历史（规定）和民族历史规定性的高度统一、结合，由此生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的批判逻辑，产生出理论行动结构。这是辩证法的中国工作语境，目的是创设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架构与路径下的《资本论》研究新境界。如此，知事即史的科学（中华科学）得以从中升华出来，专业史的规定和总史的规定得以统一，最终能够建立破除“现实的历史”存在论之批判规定。这就使历史真正“鲜活”了，乃至重新“复活”了！！概言之，以“中国人资格”研究《资本论》是要求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立足文本，以史贯通，力求精到的“阐释”与“批判”。文本诠释学的问题在于从叙述结构中形成对“研究”的排斥，乃至通过对“研究方法”的剔除，追求相对纯净的“叙述方法”体系。这种路径和历史分析是内在冲突的。如前文对“逻辑起点”的讨论。而有关于《资本论》体系的争执，同样是说明了纯文本研究的局限性。例如这样的争论：“如果说，《资本论》起点贯彻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比较好理解，那么在终篇的贯彻却似乎有点令人费解，毕竟马克思考察的资本运动在当时还方兴未艾，远未达到终点。但是，只要联系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就可发现理论的终点仍然客观地反映和体现了对象的历史性……在终篇，还包含着对这种典型对象进一步发展及其历史趋势的反映……只要认真研读过《资本论》终篇，这些论述是不应该不感兴趣的，从而其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应该是有深刻印象的。但是，《商榷》不仅完全避开，而且连《资本论》历史性反映也当成逻辑性安排：从‘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来看，逻辑与历史虽然是相符的，但更多是形式上辩证转换的一致，就实质而言，是不能等同的’……《商榷》还断定《资本论》只是逻辑的，不是历史的，它甚至否认起点处马克思所进行的‘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分析，将它歪曲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关系’，直接批评马克思研究的是‘在现实和历史中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东西。”[69]等等。《保卫<资本论>》解决的办法是强调了社会客观批判对于“主观批判”的工作领衔与主导，由此生出方法论和思想史统一形态——社会主观批判（规定）。这样即能明白“《资本论》是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进行工作构型的”，并通过思想和历史的互动，摹写出“《资本论》的‘实际发生史’”。[70]

    第二，立足唯物史观意蕴的时代续写，谱写时代理论新篇。“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根本不懂得《资本论》是具有怎样一种性质的伟大著作，他们嚷叫《资本论》过时了，而事实告诉他们的却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正还在感到《资本论》的麻烦。”[71]《保卫<资本论>》突出的贡献是：“第一，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第二，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界分‘物’和‘事’，相应严格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第三，实现工作逻辑上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意义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辩证叙事和批判叙述的统一。”通过唯物史观成为“活的文本”规定，“该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实践化和叙事风格的中华化。”[72]这些研究元素与风格是建立“社会客观批判”研究体系的必备要件和基础，它的目的是使《资本论》的逻辑在“艰深”之余，能够越来越为普通的读者所清晰地理解、掌握，产生行动的力量。可见，“续写”终归是时代导向的，是学术继承发展意蕴的“主体保卫行动”。

    第三，立足创造性转化，谋划原创意义的方法论与理论创新。所谓《资本论》“过时论”，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观点，是对《资本论》研究努力实施规避者的叫嚣之词！但同时也从反面指明了《资本论》的生存危机的百年时代境遇。《保卫<资本论>》区分社会主观批判与社会客观批判、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谋篇布局，要义是“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支持力量是“中国辩证法”的锻造和《资本论》研究的推进，乃至是《资本论》本身的不断创造性转化和不断“时代的活化”。这项工作是众人拾柴的结果，是研究主体规定不断升华的社会过程，由此谋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唯物史观范畴的再研究以及与之适应的《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的深入发掘与研究。就前者而论，研究的一个要点是把握住“由发生学工作逻辑出发，《资本论》界说的研究对象应区分成‘历史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一处理完成了对历史和逻辑统一关系的内在性把握，活化了马克思的‘科学思维’”，“发生的、同时也是批判的”，以至于，“经由研究对象的实践规定，历史科学的统一性从而得以凸显。”[73]就后者而论，应当深入研究“中华所有制”问题，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对“中华所有制话语”实施创新，达到以历史高度把握与解剖“中华所有制结构”（集中体现为“三对历史范畴”：产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家有制－国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新认知。[74]

    第四，立足中国工作本位，以继承促原创、以原创促坚持和创新、以创新求发展和提高。中国经济学建构的着力点是“体”“用”并举，而又需要把研究工作重点适时放置在对“体”的寻求之上。《资本论》之体、《道德经》之体合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之“工作本位”（《道德经》是文本版的《易经》，是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初次的系统总结）。[75]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目的是寻求《道德经》和《资本论》结构巧合的内在缘由，从方法论角度显露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例如说，道和德的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性，促成：“《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76]而从“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出发，以“中华本质”（道和德）观察资本行动，则产生完整的认知结构：“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交往行动→自觉地认识批判行动”。[77]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认识到，“从《道德经》到《资本论》是术语的传承和革命，是思想领域发生的一次次重大变革”，其“延续了历史的生生不息”。[78]

    第五，立足中国运用，确立政治经济学工作逻辑与工作方法的统一。中国运用是立足历史实际的社会实践运用。学科工作领域必须置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如上指出，一是辩证法和中国历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贯通性，以发生学作为工作内置（规定），二是强调《资本论》是“史书”，以史书的广泛性内涵求工作方法，求作品的通俗性、实用性，三是强调百科全书的建构主张，求事的科学的工作完备性。这其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通过以“史书”贯通，“12部史”进一步被处置为工作连贯的系列发生学，实践态了，这样就达成对逻辑科学与世界历史之新理解。结局就是：“社会存在的生成规定的‘运动化’、‘批判化’，极大地拒绝了对于公式主义、形式化思想的寻求。这种工作走出进而必定激发了蕴藏在‘现实的历史’中扬弃发展之内源力量。”[79]

五、总结：中国化的深层境界

    让我们从《资本论》的“学”与“用”的再谈说起。“学”与“用”一旦失掉“体”，就失掉了工作灵魂。“《资本论》的‘灵魂’，是它贯穿在每个文字中的价值情怀——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则是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上述二者的内在融合，是‘心’与‘脑’的完美结合，它使《资本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科学方法论的光辉示范。”[80]因此，“必须像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把它拿来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就要针对着这个目的，看怎样学习它，才有助于结合中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学习《资本论》，必须更多注意学习它的方法论。”[81]中国人如何进行《资本论》研究，其一是弄明白资格问题，所谓“中国人资格”即是在中国方法层面贯彻唯物主义（规定）；其二是搞清楚何谓“中国化”的问题。从狭义的经济学体系看，《资本论》的中国化程度必然是相对的，且严格局限在“用”的层次上。针对这种意义，反对意见同时指出：《资本论》的中国化无可能性，因此，进一步需要区分《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与《资本论》的中国化，原理的中国化是可能的。其不可能的原因不外是《资本论》架构不适合于解释中国社会，例如说在中国是没有典型奴隶制的社会，并且，马克思在说明所有制问题时，采用的只是西欧的社会阶段发展形态史观，这与中国历史上的事实不符。

    王亚南是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待“中国化”的，实际是《资本论》之本土化导向的研究。就《中国经济原论》实质性而言，试图研究的是“中华资本论”，以“中国资本形态”为例，其讨论的是“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变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社会不但早有劳动力买卖的事实存在，且有过剩的劳动力存在，为什么总不易实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国历来的商业资本，对过去欧洲的商业，具有怎样的特质？”“在一个生产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它的货币资本，为什么有最大一部分在商人手中？”“中国社会的商业资本，不肯支援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却反而侵蚀产业资本，其关键究在商业，抑其在他方面？”“中国民族的产业资本不发达，为什么外人在中国的产业也不很发达？”以及“高利贷资本与银行，乃至银行资本与金融资本，究有什么本质不同的地方？”等等问题。[82]

    王亚南内在关联了《资本论》原理、《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资本论》”，——最后一者可看成从“中国原理”出发的资本论学说，致使从总体上能够将其界定为“《资本论》的中国化”。它所要询问和解决的问题是：（1）《资本论》的“如何来到中国”？（2）《资本论》为什么要中国化？（3）《资本论》为什么必然能够中国化？（4）《资本论》如何中国化？以及（5）“中国化的《资本论》”时代的发展新形态。“工作是开放向度的。这是一项与中国经济学之建构直接关联的宏大的系统性“研究计划”。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标定位就是‘开放性研究’。”在开放的路径上，《鲜活的资本论》、《保卫<资本论>》的理论演进路线是互补的，但目标仍然不同，前者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论》原理的中国化”范畴，后者某种程度上则越出了这种束缚，将分析视角更多放置于“广义－狭义－总体”运动的高度和回归线路上，因而直接地引出了“中国原理”问题，突出了“中国化的《资本论》”范畴之存在必要性。因为，它鲜明地提出，“有理由认为：《道德经》就是中国话语和行动之辩证法文本。发生学和辩证法的用语相通，使得我们可以于实质层面重新考量问题，从内容出发，而不是直接从形式规定性出发。由此坚持整全历史域内的发生学逻辑认识观。按照此认识观，犹如《资本论》堪称工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应被界定是写就农业史‘经典’（包括思想和工作逻辑经典）之著作。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应强调这样来理解《资本论》：它是一部科学作品意义的史书。包括十二部史：转化史I → 转化史II → 资本主义生产史 → 运动史I → 运动史II → 资本主义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I → 资本主义积累史 → 范畴史I → 范畴史II → 资本主义认识史。一言以蔽之，它应当就是一块整钢意义的‘史书’。”《保卫<资本论>》的上述观点可谓更加明确、具体，对《资本论》研究而言，“这可谓是‘纲举目张’的一个简洁阐述。”“而这样一来，‘《资本论》的中国化’被进一步推进为关于‘中国化的《资本论》’的探求。”显然，这是中华事的科学的体现与要求，“要之，这种逻辑化处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但是，秉持了马克思‘书写历史’的固有习惯，可谓善读、善用、善于中华创造性转化。”[83]

    中国化，显然是历史范畴，其理论构境定格在《资本论》的现当代研究域中。《资本论》研究，“现代化”了近代中国经济理论，而在当代境域中，哲学、科学、诸种新学科的“新思维”、“新语言”的熔炉，则使“中国化”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基本范畴。它凸显了“中国原理”的存在性。犹如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是历史涵义的“中国特色”的底色，中国方法是中国道路的固有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今人正在走而前人未曾系统走过的一条道路。但我们相信，只要辩证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合历史规律性的发展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作内涵的“中国方法”，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新境界的理论内涵逻辑，则中国道路一定更加自信！

载于《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3期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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