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与早期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差别进行了缜密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第1卷探讨了这一核心问题,直接阐述了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换的意义(尽管商品交换早已存在,但商品交换的普遍存在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征),尤其阐述了价值和抽象社会劳动的出现及其主导地位。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引导我们了解了无产阶级如何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售给“有钱人”以确保被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反过来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价值的主导地位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再生产,也支配着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异化这一概念所指向的是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得以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机制。
《资本论》第2卷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是怎样运作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积累为什么以及如何成功地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剥削劳动力,并克服了它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影响。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进行恰当的社会劳动分工,确保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与服务的供求之间的总体平衡。具体说来,我认为:(1)积累机制需要信贷,而信贷的额度可以根据上述两个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计算(这是我对罗莎·卢森堡所提出的有关剩余价值的实现的问题的回应);(2)要实现增长的动态平衡,需要实际工资(劳动力的价值)以一定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可以根据生产力的增长进行计算;(3)因此,《资本论》第2卷中提出的模式并没有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2卷并没有提供其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形成史方面的具体信息。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他的目的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的“理想形态”)。因此,他没有考虑在英国或其他国家这种资本主义模式控制下的空间(这两卷中唯一的分析空间)与其他社会生产空间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些社会生产是先于历史上现实资本主义的存在,还是与其同时存在。
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使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成为“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的基础的,这一经济科学试图概述性地阐明资本主义商品的供求之间实现平衡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促进了这一作为社会思想的新主导形式的经济科学的发展。而商品的异化就是成功实现上述目标的奥秘所在,因为商品的异化扭转了经济与政治和思想之间的关系,经济获得了主导地位,而政治和思想失去了其在早期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我对《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读:它揭示了经济科学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的地位。
《资本论》第3卷有所不同。在这一卷中,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基本方面(“理想形态”)的分析转向对资本主义历史现实的分析。对后者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来完成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地租,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占有部分剩余价值的权利,而这些剩余价值是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创造的。这里,我们深入到了与资本主义形成历史有关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资本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与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封建社会的旧制度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可以在存在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结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形成中发现这一斗争的痕迹。
第二个问题与货币的功能(商品货币——一般等价物——信用,商品货币是支撑)有关。这一分析凸显了利息(及其利率)与资本利润之间的差别。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这既是不可分割的补充,也开启了历史性的探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对英、法银行的资金管理和其他人在该领域提出的理论进行了考察。
第三个问题集中关注的是资本积累的循环和危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是在那一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这里,我建议读者参考本人关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所作分析的著述,这些著述既涉及这些问题的理论维度,也涉及它们在历史中的具体体现。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第3卷对以下两个问题没有作出系统分析: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阶级斗争特征,以及这些斗争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全新的国际关系,包括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以及这些独有的国际关系与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过程的相互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这一主题仅仅做了零散的考察。
二、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解读
从解读《资本论》(尤其是其第1卷和第2卷)转向解读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具有一定难度,甚至超过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一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赞赏有加,他们让自己对这些著作的解读可以被认可(无论是以含蓄的方式还是以明确的方式),他们还希望从这些著作中受到启发,从而对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回应。我无意在这里回顾这些不同的解读,只是想在我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解读中清晰地阐明,那些认为“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必要的”的人(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保留和讨论哪些内容。
我对《资本论》的上述解读一定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但是,这种解读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中并不盛行。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胜利必然需要某种程度的简化和普及。考茨基最先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小册子,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使得这种马克思主义小册子更加普及。在我看来,与这些缩略本相比,是一些马克思学著作恢复了《资本论》的真正地位,尽管马克思学一直支持一种诠释性解读,而忽视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承认普及化和诠释性解读的缺陷有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因。《资本论》分析了19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但对其的解读无法使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已经“过时”。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不是因为我认为马克思是永远正确的先知,而是因为《资本论》能够使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发展,去理解资本主义的必要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解读《资本论》能够指导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历史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当然,也是仅此而已。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进行解读仍然是必要的,这是《资本论》所没有做的事情。
我们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发现这种解读吗?或许在《资本论》第3卷中可以找到?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当然,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分析了他那个时代之前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资本主义。他考察了贯穿其中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斗争,而没有将它们简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他认识到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在英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德国、俄国等)旧政权中的重要性。他赋予农民斗争及其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地位以完整的意义,重视不同国家管理政治生活的方式存在的差异,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认识到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冲突。
秉承同样的精神,马克思分析了英国、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历史。除此之外,他还开始研究东欧和美洲的殖民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是什么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所以他才意识到了早期社会中的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变革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某些地区而非其他地区的产生。
解读这些思想深刻的著作总是能让人耳目一新且富有洞见。但是,这仍然不够,原因有二。第一,因为所有这些可以被定义为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读的命题仍然并将继续服从于我们根据过去的认知所作出的批判性解读。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不犯错误的先知。第二个原因更加重要,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并发生着变革,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马克思的著作没有涉及的,所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采取这种方法来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我在本文中不会提及那些同样致力于分析当代现实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他们是否将现实描述成资本主义。同样,我不会评论对当代世界的各种解读,而只想表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三、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及其回应
上述分析应该会让读者把我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解读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接下来,我打算对自己的理解进行概述,我的理解集中关注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其系统性危机以及对这些危机可能作出的回应。
我认为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我对资本主义(欧洲)的产生的理解会有所帮助。我不接受有关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所赞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将封建主义定义为各种朝贡性生产方式(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中的一种不完整的(外围)模式,进而将我对欧洲资本主义在早期的形成(随后它扩展至全世界)的解释建立在不平等发展(与中心国家相比,外围国家在实现新的发展方面所走的道路更加平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最发达(中心国家)的朝贡制度还包含了资本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相反)。在我看来,第一波朝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的失败(中国、近东和意大利)显示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新事物不会奇迹般地突然产生,通往新事物的道路充满艰辛,要经历不断的进步和倒退。超越资本主义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但其道路同样充满困难。我认为,我对不均衡发展的论述是马克思所没有涉及的,他似乎对此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我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的解读并不能令我自己满意。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看法(注意:我说的是“看法”而不是“理论”)促使我对“不完全决定”(under-determination)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行了澄清,并以此为基础,对每种历史形态的具体实例之间的接合模式(modes of articulation)进行了解释。我赋予文化实例的意义很明显与当前流行的文化主义理论不同。我将共产主义定义为文明的高级阶段,而不是“文明的”资本主义或没有资本主义牟利者的资本主义,正如关于文化的主导性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在这里,我只能推荐读者去看看我在《资本主义的幽灵》中所做的分析。
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不断地在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国家之间制造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产生两极分化。原始积累仍然在继续。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主导性社会思想不得不忽视这一现实,这样,就能让外围国家的人们期待着能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并通过资本主义实现“赶超”,而这种赶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前流行的思想促进了这一致命的幻想的强劲复苏。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声称帝国主义正在逐渐消失,认为其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并使得先进的资本主义模式实现了真正的、均质化的全球化。有人认为新兴国家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我反对这一幼稚的、诡辩性的观点,对这些新兴形式进行了分析,将其视为两极化发展的新阶段。我认为马克思并不完全认为资本主义扩张会实现世界的均质化,即使他在一些零散的著述中似乎提到过这一点。而在其他场合,他则毫不犹豫地谴责了殖民主义造成的僵局,并简要地提及了社会主义产生于全球化现代体系中的外围国家的可能性,他关于俄国的一些著述证明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和两极化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本国的社会斗争,因为它们与主要的国际冲突存在着关联,这些国际冲突既包括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与争取自由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包括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原本打算在最终未能完成的两卷本《资本论》中来探究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提出一种关于世界体系的批判经济学理论的计划在本质上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我认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这一计划的原因。当然,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仅仅是为帝国主义实践所作的辩护,然而,我们无法提出另外一种关于世界体系的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在这里,我们必须将自身置于更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阶级、民族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连接起来,只有这样,这个整体才有意义,并使我们能够理解现代世界体系是如何通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的。我对我们时代(从20世纪开始)的主要冲突的看法同样适用于19世纪和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之间的冲突。由于资本主义是基于中心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少数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所以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被简化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市场的竞争。马克思也指出,要用《资本论》中的一卷来系统地研究阶级斗争,但这卷书最终没能完成。他关于这一重要主题的零散著述不能填补这一空白。
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中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累过程必然要求工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提高。否则,普遍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会相对于需求不足而出现过剩。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这种致命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和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能使工资以必要的速度增长。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这种永久性危机,然而它却将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小农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小型土地资产、小型贸易等)纳入了其横向扩张中,从而成功地用其取代了需求不足。对外殖民征服也产生了类似的后果。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相当准确地观察到,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危机,而在于克服危机时的繁荣时刻(moments of prosperity)。为了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应该将自身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之中,而是应该置身于更广阔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繁荣时刻可以通过战争、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一波又一波的重大创新(纺织机械、铁路、电力、汽车和飞机、信息技术)得到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将其视为短暂的插曲的原因所在。就我而言,我试图将社会斗争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讨论,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一斗争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这一主题,我也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考察。
四、帝国主义的变革及其消极影响
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解释始于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斯威齐对第三部门占有由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必要性的考察。我认为这一重要的理论贡献丰富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将自己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变革的中心论点总结为以下两点。
首先,我们已经从189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特征是:对资本的控制实现了在更高水平上的集中。因此,所有生产方式都化约为分包合同形式,从而使得垄断能够以垄断租金的形式侵占不断增加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这一质的飞跃发生在1975年至1990年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表现为权力被垄断了所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寡头统治集团所掌控。因此,我们从历史上各种“具体的”资本主义模式转向我所说的“抽象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我指的是对价值规律变化的分析,随着这一发展,价格体系与价值体系相分离。
其次,变革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原有的冲突减少,并被一种新的、由三方力量(美国、欧洲和日本)构成的集体帝国主义(collective imperialism)所取代。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其他途径来维持其对世界体系中广大的外围国家(85%的世界人口)的主导地位,而这些外围国家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动乱。这种集体帝国主义的出现绝不意味着会像我所批评的一些理论家所提出的那样,同时出现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和管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世界政府”。政府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国家层面的: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德国的,等等。制度的经济基础正常运转所需的条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挥其管理功能所需的条件之间并不必然是一致的。这里不存在各种因素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相反,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的特征是“不完全决定”。“多元决定”概念暗含着一种线性的和决定论的历史观,而“不完全决定”这一概念看起来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观点,它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社会演变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以及对这些挑战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回应。关于这一矛盾的最好例子就是当前欧洲的制度危机,该种制度无法克服欧洲各国政府的现实困境以及可预见到的欧盟的崩溃。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变革对所有的国家制度的政治管理形式都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心国家,新的寡头统治集团(不只限于俄罗斯,尽管西方的宣传希望我们这样认为)对权力的垄断已经使代议制选举民主在过去所获得的相对积极的意义消失殆尽。社会民主的调整(它已经转变为社会自由主义,它对阶级权利的立场也是如此,换言之,自由主义病毒污染了一切)破坏了这一民主的公信力并使其失去了合法性。这一悲剧性的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在那些日益走向整体混乱的社会死灰复燃打开了大门。当代寡头统治集团掌握绝对权力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的新的现实,甚至其独裁统治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左翼和右翼政党的存在,迫使工会陷入无权的境地,并奴役媒体,使其沦为专门服务于寡头统治集团的“传教士”。不幸的是,这种独裁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非常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大言不惭地谈论“公民社会”简直可笑之极。这样的公民社会之所以可以被容忍,甚至受到鼓励,完全只是因为它会使人们陷入无助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在外围国家,政府通常仅仅是服务于美、欧、日垄断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这一新的次级寡头统治集团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国家历史集团(national historical blocs),它缺少足够的合法性作为其权力基础,只能诉诸不断使用暴力。然而,这种一般性的观察结论并没有准确地描述一些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仍然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古巴、越南、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显而易见,集体帝国主义不容许任何国家拒绝服从其构建的全球化模式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任何政府如果想要以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我所说的并不是那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规划),并且成为构建世界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则美、欧、日三方集团会坚定否决它们的这一权力,正如我们在它们对俄罗斯的强烈敌视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三方集团中的国家会陷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断战争中,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无限期地容忍无条件的依附。
当前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是不可行的。权力过度集中的唯一获益者是寡头统治集团,这一点从如下方面得到了证明:在中心国家,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不断加剧;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外围国家,劳动力遭到过度剥削,自然资源被掠夺。这一矛盾只有通过不断快速地实现经济生活的进一步金融化才能被克服。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一种体系是非理性的。按照这一思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其他改革者声称,想要走出这一僵局,控制金融化恰恰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寡头统治集团就是从这一体系中获得特权的,这一体系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荒谬的,但是却使寡头统治集团获益。
当前的危机与资本控制权的集中有关。因此,它是一种系统性危机。在其特点可以用U型曲线来描述的一般危机中,经历了相对较短的几年时间的间断期(在这一时期,通过资本贬值和对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清算来实施经济调整)后,导致经济衰退的经济发展逻辑同样会带来经济的复苏。相比之下,在其特点可以用L型曲线来表示的系统性危机中,复苏可能需要发生重大的结构变革。在现有的条件下,这种结构变革正是要在中心国家的层面和世界体系的层面都实行经济控制权的去集中化。面对寡头统治集团的坚决反对,要使改革有效,就要制定一个彻底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为挑战资本主义自身开辟了道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彻底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所以这一始于1970年代的系统性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现代世界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首次系统性危机。资本对该危机的回应就是向资本集中的迅猛发展(19世纪末首次出现的垄断)、殖民主义全球化的深化以及由当时的特许市所掌控的金融化,这些正是其应对当前系统性危机时的做法,所以其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所幻想的资本的“美好时代”(1900-1914年)十分短暂。历史对于第一次系统性危机给出的回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1929年危机、纳粹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以及亚州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无外乎如此!这些回应涉及的范围很广泛:社会主义革命、法西斯主义、改良主义和民族独立。那么,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第二次危机为什么不会引发同样多样化的回应,即第二轮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以及第二轮法西斯主义浪潮呢?
像往常一样,不可能对有关未来的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应,这样的问题总是开放性的。但是,我们能够、也应该通过不断分析当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及其与国际冲突(尤其是美、欧、日三方集团的集体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的关联,来简要提出可能的回应。我们可以从考察北方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社会构成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开始。在这里,我将概述一下本人认为最重要的几点。
在发达的中心国家中,人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数量下降到了福特主义时代大工厂的工人数量,同时其政治影响力也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被定义为只能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工人,从而无产阶级这一身份变得越来越普遍。已经有超过80%的工人是工资收入者,我认为,在其中对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占大多数)与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占少数)、甚至是直接服务于资本管理者的工人(极少数)进行区分是有帮助的。自由工也是在出卖劳动力,他们的自由仅仅是表面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是作为资本的分包商在出卖其服务。
但是,与无产阶级化不断加剧同时发生的是,从多重标准来看,无产阶级出现了极度的细分(妇女、青年、移民、不稳定的就业人口以及失业人口,等等)。当前的各种政策的系统性实施导致了这种细分,而这种细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无产阶级化的人们在其从捍卫自身利益转向实施彻底变革的斗争中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在名声不佳的政党中的无所作为使得这一状况变得日益复杂。这种情况导致了各种错误观念的传播,其中最严重的是导致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同时也导致后现代主义流派提出了一些幼稚的想法,例如,尽管他们认为公民社会不能“改变政府”,但却认为它能够“改变生活”!然后,斗争的重心被替代,转向了那些被视为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性别和生态挑战)至关重要的行动领域。我要明确指出的是,我认为这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远非如此。马克思已经批判了资本主义逻辑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代谢的不平衡,这一不平衡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不幸的是,当代许多生态学家并不明白,如果不彻底地与资本的逻辑决裂,那么重建平衡是不可能的。此外,历史上非常不幸的一个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很少认识到男女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开展革命,然后处理这一问题。”这是不正确的,斗争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在人类解放运动的每一个阶段,没有两性关系的同时进步,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社会进步。如果不将所有的斗争联合起来,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稳定的进步,这种整体一致的运动能够对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的堡垒展开进攻并将之摧毁。
不幸的是,当前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斗争虽然并没有注意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看不到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上的团结一致。帝国主义寡头统治集团发动的战争甚至获得了支持。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掩盖这些战争真实目的的谎言。这算得上是寡头统治集团的独裁及其对媒体“传教士”的利用所取得的很大成功。
近几十年来影响着南方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变革同样是巨大的。尽管这些社会变革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遵循同样的逻辑,都是由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所强加的。因此,这些变革给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了比中心国家更加剧烈的影响。
主流趋势是要使破坏农业社会的各种进程加速进行,而此前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属于农业社会。显而易见,农民问题直接引发了与男女之间不平等关系相关的问题,因为农村社会的瓦解最终总是会带来更多的贫困和对女性的压迫。我已经分析了其他地方所发生的这种加速进行的、极其野蛮的破坏进程所采取的形式。缓解该进程所导致的人类悲剧所需的城市就业率的增长没有、也不可能弥补这种破坏。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除了构建起一个贫民窟星球外,没有带来其他任何东西。显而易见的是,迫切的移民压力也是这种大规模的贫困化过程带来的结果。在城市地区,贫困化表现为生存活动(survival activities)快速增加,这些活动被称为非正规就业。所实施的这些制度性政策与有计划的排斥有关,它们使得过度剥削分包劳动(subcontract labor)成为可能,从而让垄断资本获益。
伴随着影响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口(60%-80%的人口)的悲剧性发展的是,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促进了由被纳入这一生产体系的少数人构成的新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这少部分人在50年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今天却占据着这些国家1/5的人口。而且,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该体系唯一的受益人。支持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对于这一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给予了盲目的赞扬,因为这种赞扬完全忽视了该阶级的崛起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大多数人的贫困化。
无产阶级化或贫困化的具体形式造成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政治形势。结果就是,各国国内的垄断统治集团听从帝国主义三方集团的指令,而这些垄断统治集团的独裁成为了解决这一永久性危机的唯一方式。在早些时期,即1960-1980年间的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时代,向本国平民政府负责的政治人物通常与新的全球化为伍,他们希望留住自己的权力,并被美、欧、日三方集团所容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埃及纳赛尔的继任者、叙利亚的阿萨德、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所进行的彻底转变,或者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巴西的工人党等进行的改革,都是如此。但是,尽管本国垄断统治集团得到了受益于这一体系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但在贫困的大多数人眼中,这些垄断统治集团的权力仍然不具有合法性,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区的动荡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运动还仅仅处于泄愤的阶段。我们所谈及的这种落魄流氓式发展模式产生的阶级结构所具有的黏性特征,自然解释了这些反抗的结构性弱点。因此,这种基于宗教或种族的、保守的错误方案很容易获得短暂的胜利。
五、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步骤
在上述分析中,我试图简要介绍我对当前系统性危机的双重特征的解释:其一,这是依赖于不可行的经济模式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权力危机;其二,这是大多数人的危机,他们是牺牲品,却不能提出一致的替代方案。这一危机的双重特征排除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革命性进步(这种革命性进步有可能使我们超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对于那种想要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可能跨出的第一步,我提出了一些看法。
前一段时间,我为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与西罗马帝国衰落时的形势之间的相似之处感到震惊。我给拙作《阶级与国家》(1979)一书的结论部分起了一个使人们产生共鸣的标题——“革命抑或衰落?”。这本书回顾了仍在持续的长期系统性危机的起源。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将朝贡性剩余(tributary surplus)的流动和使用集中起来的制度,这种剩余源自对罗马帝国所属民众的剥削,它超出了该时期生产力的再生产和进步所需的数额:所有东西都流向了罗马和意大利各省。这种剩余的流动(drain of surplus)的过度集中化排除了帝国所属的各省(帝国的“外围”)获得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为了克服发展的阻碍,帝国的崩溃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各省要与帝国“脱钩”。同时,将部分剩余重新分配给罗马平民的举措排除了在该体系的中心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罗马帝国因此陷入混乱。封建制度的特征恰恰是剩余的流动和使用的去集中化,而长达数个世纪的野蛮入侵和政治混乱这种“外部压力”为封建制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谈论“封建革命”而只提及罗马的衰落的原因。近10个世纪后,新的去集中化的制度带来了穿着封建主义外衣的文明的复兴,其基础是整个欧洲的进步。
当代的体系也遭受着剩余价值过度集中化的不利影响,现在剩余价值的流动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这种过度集中化削弱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人们对该体系进行彻底变革的雄心壮志,同时也使外围国家的人们陷入没有前景的落魄流氓式发展。迎接这一挑战需要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脱钩”,不再去无休止地适应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危急情况造成的僵局,而是要代之以各种主权国家方案(sovereign national project)。
这一类比启发我提出了从现有体系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的两种可能的过渡形式。当一种生产方式穷尽其所有的历史潜力时,相关的社会就会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构建出一种可能的和有效的替代方案,此时,文明的更高形式便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这一视角来考察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从而将其描述为革命。但是,历史也迫使我们考虑其他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是在社会行为者没有进行主动的、有意识的干预的情况下产生的。欧洲封建主义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种可能的社会演变形式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使我拒绝接受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提出的决定论解释,而强调“不完全决定”。
当然,封建主义的分权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我通过解构当前的全球化形式所提出的概念。封建主义的解构逐渐被重构剩余价值的集中化所超越。这一重构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旧政权中有着绝对权威的君主实行了新的、全国性的集中化,这与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有着紧密联系,其本身是在向完全的资本主义过渡;第二阶段(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形成实现了集中化,现在它在全世界范围内运行。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漫长过程,共产主义被视为文明的更高阶段,其形成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要经历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解体,接着是重构一种真正具有可替代性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建立在个人与民族的团结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该原则取代了那种资本与国家之间竞争的原则。我不会妄图描述一种更美好的未来,或者详细说明整个世界在哪些方面应呈现出一致的模样,哪些方面又有幸不会如此。未来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人民的构建。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理由将“文明的自杀”这一替代性方案排除在外。历史中充满着不能克服自身矛盾的各种社会的“尸体”,此时,这些矛盾是致命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坚决选择了非决定论的历史观。社会各方面的不匹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致命,这一点通过相互叠加的各种异化的持续更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异化与早期历史上的各种异化相互强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解该体系的矛盾和问题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套一致的替代性方案和有效的行动策略的能力在当代历史中仍然缺席。头脑清醒的社会行动者已然消失。罗马帝国时期也是如此。那个时代的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陷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野蛮状态。虽然那一时期的欧洲在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当现有的各国政府拥有前所未有的毁灭手段时,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吗?
也许,在这里列出的两种极端情况(高度的革命意识或革命意识的缺乏)之间还存在其他“中间的”可能性:一部分意识来源于特定的斗争,例如,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农民斗争或妇女斗争,以及尊重人民主权的斗争。这些特定类型的觉悟的融合使得我们朝着超越资本主义的新道路前进成为可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简单避免强制的乐观主义(forced optimism)的问题。不断适应资本主义积累提出的各项要求并不会带来觉悟的提高,相反,只有认识到必须与这些要求决裂,才会提高觉悟。因此,最具有启蒙性的运动不应该蔑视其他运动而孤立自身。相反,它们应该参与所有的斗争,以帮助其他人增进他们的理解。
(萨米尔·阿明,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
本文原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16年第69卷第3期,译文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王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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