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机器到金融的发展（下）

许光伟：机器到金融的发展（下）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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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本部分为机器到金融发展的下篇——“金融工厂的发展”（《保卫资本论》第十七章内容的后半部分，该著初版于2014年，2017年出了修订版）。上篇锁定资本主义的整史进行研究，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历史概念。下篇集中阐明“剩余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生产价格形式”的社会成长形态。通过对“虚拟”的物质与社会根源的深刻揭露，本篇给出资本主义生产“道不和”的历史根据：从历史现象学中走出的是“巨型的分配权力”——资本财产社会分配的发生学，这是财产关系发展的“极致化”；在这里，物的权力、事的权力、工厂权力、市场权力达成资本抽象统治的“四位一体的权力概念”，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过犹不及，善贷且成”。套用一句话：阴主生、阳主长，社会主义可以相机利用“资本主义工厂”，但决不能对“金融工厂”生长现象无所节制，任其发展，必须以“劳动正义”社会对抗“资本正义”，变“金融的无限掠夺”为“金融的有效服务”；深层次看，此为社会主义生产“道”性，亦为社会主义经济“德”性。本文的推出同时可视为对“价值转形问题”的一个历史视野的解决方案，因为对生产价格的分析不能够仅仅依靠过于复杂的数学工具，还必须从现象发生学中寻求“生产价格”和“生产价格形式”（成长）的共生，寻找各种分配关系的“共生态”。简言之，还必须将对价值转化的“真问题”的寻求牢牢建立在对实证主义的“逻辑自洽”的科学迷信的破除之上，牢牢建立在社会分配关系的“真知真识”之上。

第十七章　机器到金融的发展（下）*

　　雄关漫道真如铁

　　——题引

　　此文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

金融工厂的发展 

　　上文交代，资本主义劳动协作整体涵容的发展形态，包括：简单形态、特征形态、一般形态以及作为衍生形式的金融形态。机器到金融的发展是马克思以后时代的客观逻辑，也是梳理现代资本主义生活逻辑的基础。这种解决不可能走平坦的道路。问题是当资本的界限被达到时，资本能依据自身的强大整体的要求重建自己的发展出路，可见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剥削工人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逻辑特征上看，本章分析论证主要侧重在上述第四种，即金融控制社会生产的劳动协作形态。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1)现代金融统治的基础仍然在工厂层面，即劳动力再生产的发展策略;(2)金融剥削的深层次内涵体现于“剥削公式”的变轨与转形;(3)以金融工厂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对应了更为“激进的”生产价格形成策略，从而生出对虚拟工作的要求，产生对剩余价值进行社会性拟制的现象行动。这莫非是“欲令其死亡，必令其疯狂”寓意所在?如此方能晓得《货币战争》的缺陷实不在阴谋论之宣扬，而在不懂《资本论》之逻辑。[1]

　　(一)

　　我们在本章楔子中提到了何新先生关于中国资本的发展沿革的一个概括，对比他的以下论述：“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规律，即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日趋绝对贫困化。许多人现在不信这个规律。理由是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愈来愈少，而白领工人已走向中产阶级了，富裕了……但人们却没有问一下，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会愈来愈少?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现在这个主要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世界中，在相当巨大的人口规模上惊人地发生。这一规律之所以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发生作用，显然也是世界经济日益深刻地走向一体化的结果。”[2]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何新用语特点。何新先生试图继续他的理论判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虚拟经济’正是马克思发明的名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并非任何人事先规划和设计，却惊人地吻合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资本发展规律。这本身就是历史有序性和决定论的证明。”显然不能硬说中国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到什么“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其实，何新自己也把这一层意思说透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有一个引人触目的新现实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新经济’、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3]

　　为了查明真相，我们重回《资本的生产过程》。在那里，马克思讲明了一个基本史实：在疯狂的资本世界中，“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4]这就是说，扰乱人间的妖魔已钻出束缚它的瓶子。资本主义原本是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消灭自己，——这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特征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已不再存在健全的道德和经济的正当性……资本主义曾经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形态，但那已经是明日黄花。资本主义之所以继续存在发展，并不是因为没有可行的、更理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因为那些资本主义最大受益者依然有极大的权力阻止任何这样的新制度出现。”[5]

　　资本积累是再生产的核心内容和目的性规定，决定再生产具有特殊的时空形式。这和时空条件本身是有严格区分的。任何社会生产均具有一定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生产力对象)作为其存在形式，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如以时间换空间，或者反过来。但是不同于此，作为再生产对象的时空形式(生产关系对象)是互为补充、相互延展的规定。这样运用大卫·哈维的工作用语，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是“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同时进行、策略并举的。这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整体介入再生产的出场条件。作为一种总体策略的整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先进之处在于使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控制手段的资本发展达到了自己的极限。这又表明：资本从来都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存在。

　　所谓时间修复，指的不外是创设新的积累方式和形式，又以社会配置的土地财产所有权(这是金融化的社会土地财产，意味着整个资产者阶级而不仅仅是土地所有者，共同获取和分享“阶级-垄断地租”)为运动前提，在“初级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循环)基础上创设“次级资本循环”(土地所有权和地租被纳入资本循环体系，通过虚拟化操作，直到产生各种虚拟资本循环的运动叠加为止)。所谓空间修复，指的不外是创设再生产社会劳动力的新的空间场域和社会雇佣条件。这样，就足以保证劳动力被金融的策略性手段社会购买，成为“社会自身”可予以调适的一项特殊固定资产：一次购买，分次使用。时间的延展打破空间的界限，新的积累方式和形式将带来资本积累容量的极大地增加。其借助社会空间具有不断自我修复的功能这一手段(不断创设新的使用价值社会形式和产业活动方式)，将有效的空间策略往时间的深处逐渐推移。通过上述意义的时空“修复”，资本总是力图在更高的发展层级意义上实现自身的运动条件，这样，资本把自己意想中的时间规定和空间规定再生产了出来。

　　以上是资本进行时间生产和空间生产的实质涵义。现代的新的控制方式产生了，并持续地再生，微观体制具有了宏观基础，换言之，微观基础和宏观基础合而为一了。

　　(二)

　　据前面分析，扩展型的社会剩余价值生产整体讲述社会劳动(实体)对协作形式(或生产形式)的发展关系，实现路径是：剩余劳动对简单协作关系的发展(劳动协作的低控制结构)→剩余劳动对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亚控制的或劳动协作的基础控制结构)→剩余劳动对机器协作关系的发展(劳动协作的高控制结构)→剩余劳动对金融协作关系的发展(社会控制的结构或劳动协作的超控制结构);很显然，最后一者的发展关系是剩余劳动对劳动的社会分工形式本身的一个特别的转化，即社会分工的金融形态向度上的发展。可见，工厂体现直接积累的一般性，金融工厂体现直接积累的特殊性，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在这里，扩展的剩余价值生产是作为工作转化形式和巩固形态的面貌出现的，以此实现社会分工的金融向度上的成长。金融所执行的不是搬运工式的零和博弈的再分配功能，宁可说成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组成的构件。因此，“金融”可谓附加在“工厂”之上的规定。

　　劳动协作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特殊衍生形式固然不建立在技术工艺学基础上，而建构于社会工艺学的地基。在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生产工人“意志”被逐渐收拢起来，机器的统一应用使之一体化;在金融统治得到巩固的工厂发展阶段，统一的强制逐渐地变成工人的甘愿，延展出特殊的生产专制形式。据此，金融工厂可说成由社会对直接生产过程施加的以金融治理为核心内容的特殊经济专制。由于工厂政体更多的成分由国家力量介入条件下的社会所塑造，又可说成是发展了的特殊的社会强制形式：迫使工人为了夺取新岗位或保有工作而向资本或社会资本让步。强制变为专制，专制发展为霸权，这是布洛维在三部曲[6]中着力题写的内容。受单纯的微观场域的工作批判分析视野限制，布洛维没有更多地考察资本主义积累与生产政治或工厂政体的新塑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未能把全社会场域的“金融控制”锁定为由生产专制或专制政体本身引申出来的一种经济特性，或者说，是它的内在发展需要，是一种“霸权政体”。而实际上，后者恰恰是实现“同意性服从”“超额游戏”“有控制的合作”等等内部生产现象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进一步，一个统一性的社会金融工厂体制毋宁说代表了生产强制的新类型。[7]

　　《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毫无争议的马克思生前写出的一部成功性的独立作品。马克思提出的主要观点都建基于工厂主进行直接剥削，尔后据之形成社会分配生态。因此，工人本身被考虑为一项特殊的流动资本。毋庸置疑，这部作品也并不“真正独立”，恩格斯在对《资本论》进行整理的时候，多次地提及像《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形成对于它的修订、调整和补充。这里，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马克思在《大纲》中将人本身形容为固定资本。事实上，在真实的资本的生活世界里，这也不能算作是一种形容或工作譬喻，毕竟，工人是把他的终身捆绑在这个体制中的，受到了它的整体束缚和支配。从资本生存与发展的整体生态出发，从而彼此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家即金融资本家，必然地要对这个“特殊固定资本”行使特别的权利：从其劳动中相应直接提取出一份“折旧基金”。这种特殊折旧基金和普通折旧基金不同。它并非将全部金额最后等值地归还给他的所有者，而会从中“扣留”一部分。它的实质是从直接生产工人那里，因而从产业资本家的手中直接夺取了一部分的剩余价值。提供给金融资本家这一机会的发展条件是：全部积存起来的资本都是社会(货币)价值，以至于这里，劳动力本身就是社会价值，而且仅仅是以货币实体表达的社会价值，即一揽子社会货币。

　　马克思研究工厂剥削的公式是4 + 4 = 8这一运动形式。“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working day)。”“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并强调：“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8]

　　资本和越来越多的劳动相交换，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劳动直接或间接地并入自身，这是资本不断扩大交换条件的动因。剩余价值率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生产-分配条件。这种条件具有“社会平均数”。它由一定历史文化养成，由特定生产方式具体地体现出来。马克思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率一般=100%，是因为，“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9]这是阶级对抗关系上的一般水平，是一种社会实现形式和阶级关系发展上的趋势性公式，因此避免了公式的抽象性。而那种脱离开生产方式动用“平均法强制”的做法，反而使真实的历史数据生产不出来。同样，利用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现象中归结平均的办法也是不行的。那样的话，不仅基本范畴关系得不到确定，而且为了说明“这个平均”，一般只会增添越来越多级别的范畴运动。经济学家的叙述必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前提，这是确定无疑的认识生产条件。真实的数据是通过历史本身得来的。从而随着叙述的深入进行，历史学家的在场将愈发显得具有工作重要性。[10]

　　这是一个巨大的用于社会分配的股份生产公司。也说明，“虽然商品价值之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各单个商品资本，也必定适用于并且结果也确实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商品资本，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因此尽管，“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但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把问题看成是，好像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11]

　　(三)

　　4 + 4 = 8关系有两种实现途径形式：

　　公式I：m'=t2/t1，剩余劳动时间除以必要劳动时间，在直接的总量形式上即社会的一般剩余价值率=∑t2/∑t1; 

　　公式II：m'=w/v，剩余产品社会价值除以必要产品社会价值，在社会的总量运动形式上即平均剩余价值率=∑m/∑v。 

　　在实行工厂直接剥削的一元化生产体制下，公式I(生产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比率)、公式II(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的比率)是合二为一的;在概念上和从形式上看，公式I先行，公式II由公式I引出，但“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在同时实施间接剥削的工厂生产体制下，形式是颠倒的，是从公式II出发引出它的公式I。即在这里必须要强调：“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2]

　　因此，尽管最终在社会计算的工作形态上，公式II从来居主要地位和作用的，但在第二种场合下还是具有一些根本的不同，——在金融间接生产剥削这里，不是工厂主本人直接消费他的工人，而是金融主本人间接消费社会工人。并且金融主的剥削对象也不是特定的劳动力的生产耗费活动本身，而是说工人在他的工作场所之外同时也受到剥削，即为了进入生产劳动过程，他在与之关联的生活场域，同时地遭遇剥削。这与工人在他的单纯的生活场域内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不同：一者是系统性的生产剥削，一者是经济运行状态的再分配概念的价值掠夺。金融主利用特殊的霸权体制主导的生产剥削，是建立在工厂主的生产剥削基础上的又一次的直接剥削。实际上，“第二次的剥削”始终离不开第一次(生产)剥削的形式，它从它的前提出发，改变它的具体剥削方式，转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强制形式和经济控制方式。与之契合的“第二种剥削方式”就其实质规定而言，是特殊的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社会获得，因为它在4 + 4 = 8即在工厂主剥削之外，新增了1小时的社会剥削，似乎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其实是形成一种公式：“(4﹣1)+(4 + 1)= 8”，即“3 + 5 = 8”。严格地说，这是通过社会化的剩余价值生产，促成绝对剩余“二次结晶”。[13]

　　其实，一定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始终是公式I和公式II的出发点。这是一系统性的制度变量：第一者是把v和m社会性地分开，第二者是通过发展手段进一步调适自己的社会实现形式，因而反过来影响了第一者的实现。在直接生产者之外，社会生产者[14]也要获得“1小时的剩余价值”[15]，不能看作是什么“社会博弈”的结果。事实上，它只能被看作资本进行特殊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果，是执行特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产物。亦即，赶工啊，赶工啊，可这就是工人们的心声!工人们毫不吝惜他们的身体，为了得到更多利益，他们拼命地积攒自己的才能，以便在关键的岗位上“多收三五斗”，为了资本家的钱袋子，也为了自己的富有梦。工人们表达了要忠实地履行自身的历史使命的工作愿望，愿望如此地强烈，以致他们必须勒紧腰带，对自身才能进行不遗余力地“投资”。于是，这不会是直接生产工人仅仅在为了计件工资而赶工的现象，而更加是在社会力量驱使下的甘愿的赶工，是赶工的“甘愿形式”。

　　我们提到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消费的描绘，要点是：“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这在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成为了现象生活中可见的事实。购房、买车，无论作为“自由工人”，还是“贵族工人”，工人为了成为工人就必须先行接受社会概念的资本家的经济剥削。社会概念的资本家并不出现在生产场域中，而他们就是“魑魅魍魉”。他们无处不在，所以就会随时光临剩余价值生产场域，在其内“现身”。藉之，他们甚至重写了剩余价值率概念，通过社会操纵，使之越来越不明确，并且严格抵御了曾经一度出现发展高潮的社会主义运动，给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通过实施有步骤的金融手段，他们从工人手中重新夺回相当一部分的在他们看来是被工人们不恰当地“夺去”的财产。从决定劳动力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角度看，间接剥削是隶属直接分配的概念，其推动者是间接进行剩余价值生产意义的社会生产者。即在这里，在生产实体旁边，同时寄生着它的孪生兄弟——社会的直接分配实体;它使生产和分配同时依存，生产同时是社会生产，并且是社会分配。深层的规定是使社会分配先行于它的生产过程。而当我们这样说时，劳动力价值就被整体锁入生产-分配运动关系的思考域：一方面，工人必须优先地作为“社会流动资本”，在若干被分割开来的时空领域为他们各自的资本家直接提供无偿劳动服务，为其带来剩余价值，相应接受“一次剥削”;另一方面，工人同样必须优先地作为“社会固定资本”，在一个被重新统一起来的特定时空领域为全体资本家的某一或某些资本家直接提供无偿劳动服务，为其带来另一种意义的剩余价值，相应接受“二次剥削”。从工作次序看，前一种剩余价值生产是生产→分配，后一种剩余价值生产是分配→生产;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对立，它们于再生产统一运动链条中聚合和不断分化，使得经济剥削形式异常地复杂多变，总体由“一次剥削”和“二次剥削”的表现运动所交织。此外，在表象上也是对立冲突的，前一场合的运动执行“金融等值规律”，而后一场合的运动要执行“金融非等值规律”。

　　如此等等，这些当然是鲍德里亚这样的思维大脑所无法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定义方方面面濒于崩溃，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这样写的：‘当劳动生产自己的对立物(资本)时，它就是生产性的。’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当劳动像今天这种‘集体劳动者’的情形一样，终于再生产自身时，它就不再是生产性的了。”可见，“定义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结论，这一定义甚至没有考虑资本可能扎根在‘生产性’之外的其他东西中，也许恰好扎根在掏空了生产性的劳动中，扎根在‘非生产性’劳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扎根于被中和的劳动中，资本正是在这种劳动中挫败了‘生产性’劳动所具有的危险的确定性，并且开始确立自己真实的统治，不再仅仅统治劳动，而且统治全社会。”归根结底，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以蔑视这种‘非生产性劳动’的方式回避了劳动的真正定义，但资本的策略却建立在这个定义上。”此外，“我们正处于这种社会(如果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达到这种社会)：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显示劳动，这就如同显示在场，显示效忠……从个人指数计算的角度看，这种服务是否还生产则无关紧要。显然，剩余价值消失了，工资改变了意义……这不是资本向封建主义的‘倒退’，而是资本向真实统治的过渡，即走向对人的完全吸引和征用。”于是，“‘重新整合’劳动的努力正是以此为目的：这些努力倾向于把劳动变为完全的服务，因此贡赋交纳者越来越少地缺席，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牵涉进去。”最终，“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尤其是不再与它的对立词项——自由时间有区别，因为自由时间意味着相同的动员和投资(或相同的生产性撤资)……正是在这一时刻，劳动者变成了‘生产性要素’……他不再被一种劳动内容或一种特定工资所纠缠，而是被劳动的一般形式和政治工资所纠缠……这种‘生产性要素’的特征不再是剥削，不再是充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而是它的变动性、它的互换性、它那固定资本词尾字母的无用性。‘生产性要素’指称的是马克思曾谈到的‘处在生产之外的工人’的最终地位。”

　　如此等等，似乎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无法解答的。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在景观上似乎直接驶入后工厂的时代：

　　(1)与此平行，“资本过程本身不再是生产过程”这一阶段也成为工厂消失的阶段：整个社会呈现出工厂的面貌。原来那样的工厂必须消失，劳动必须丧失自己的特性，以便资本能够保障这种延伸到全社会的形式变化。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分析资本目前的真实统治，就必须注意确定的劳动场所、确定的劳动主体和确定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消失，就必须注意工厂、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消失。

　　(2)(相应地)人们可以通过住房的社会发展，清楚地看到资本的策略怎样从一种经济过程转向一种延伸过程。最初，工人的住房只不过是工棚，附属于工厂，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场所，策略场所依然是工厂和企业。住房没有被资本形式所包围。渐渐地，住房就像带有标志的时空，被投入社会空间的普遍化直接控制过程中——不再是劳动再生产的场所，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作为特殊功能的生境本身再生产的场所，不再是劳动者的再生产，而是居住者本身的再生产，“用户”的再生产。因为在无产者之后，“用户”成为工业奴隶的理想类型。这包括财产用户、词语用户、性用户、劳动本身的用户(即工人，“生产性要素”成为自己的工厂和劳动的用户，如同使用个人和集体的用品，如同使用社会服务)、交通工具用户，但还有自身生死的用户。这是偏离中心的、延伸的、全方位的策略，使用或占有使用价值是社会控制自主管理的完成形式。[16]

　　(四)

　　我们对本章截至目前的论证从逻辑方面予以小结：(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客观发展规律是这么两个：一是价值(发展)规律，一是剩余价值(发展)规律;因而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讲述，其实说的就是前者，同样，在马克思讲述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发展形式时，说的也是后者。(2)《资本论》的首篇结构安排形式，可以看成是为了介绍价值发展规律与价值运行规律的统一而设置，表明在马克思的眼里，价值规律是应当被作为总体的规律现象予以把握的，即是一个经济运动规律。在那些论述当中，由发展规律所支配的价值(形式)和由运行规律所支配的市场价值(形式)是基本同构的;并且，它们与其被说成“同构”，倒不如直接说成是加强了货币的连结中介的经济规定。这是对单纯的货币规定，即作为货币的货币在历史中的连续发展进程进行史实般的描绘。[17](3)在理论部分中，首篇结构以后的结构用于说明剩余价值发展规律与生产价格运行规律的总体统一;言其“总体”，不过说这是同一个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是接续了单纯商品生产规律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因此在分析从发展规律层面转向运行规律层面时，价值的理论角色转由生产价格承担，生产价格(形式)由价值(形式)结构中脱颖而出。二者的连结中介是资本运动形式。这表明资本是通过总资本从而社会资本的机制进行运作的。(4)生产价格的出发点是总资本的历史形成，因之，它要求以剩余价值概念为前提，并进而要求以资本运动为前提。生产价格(形式)和剩余价值(形式)是非同构的，盖因社会分配关系的特殊变动所致;可以将其描述为社会货币对价格形式的工作关系：从生产价格的个别形式形成，一直到它的虚拟形式形成。(5)由于社会生产运动转为由剩余价值发展规律所领导，社会劳动对协作的关系得到一般性发展，这大大拓宽了生产基础，促使发生价值形式运行→生产价格形式运行的变迁运动，并使得生产价格规律最终成为领导性运行规律。[18](6)《资本论》中，马克思是把生产价格规律直接看成剩余价值的运行规律这一规定，这样做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以“机器的客观发展”统合总体的剩余价值规律现象。不足之处在于，难以从客观发展层面展开对于金融过程的内在性剖析。而缺失这样的工作环节，一般而言，将导致社会协作的性质和发展状况不能够得到全面具体地揭示，不仅如此，它会使得金融在实体方面的经济特性被无故地丢掉。(7)相反的做法是把握金融(工厂)在发展方面的两面性：一面可以说发展了社会协作，另一面则可以说巩固了资本协作对于工人本身的社会统治，而使工人和资本的社会斗争越来越处于胶着状态。金融资本家提取社会货币基金的工作形式目的在于整体加强对生产工人的控制，根本目的是用于消灭肇因于各种类型的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19]，而得以产生的可能的中等财产收入者以及潜在的中产阶级。这些特性充分显明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特征，彰明其运动轨迹：不断地消灭自身，又不断地恢复自身，并力图恢复自己往昔的发展，资本有时不断地取得胜利，又一次次地跌入低峰，整个过程以一种反复进行的胶着状态的斗争形式存续。

　　从而，劳动协作的金融的社会特殊态是对“金融的客观发展”予以观察的认识产物。它接续了“机器的客观发展”，是资本主义协作一般形态的特殊工作延伸，是特别衍生的然而必然的现代生活形态。前一层意思是从资本真实统治的效能的极大地发挥角度说的，因此它似乎意味着：“这是附属社会阶段的终结，或者说是工厂的上层建筑、资本的潜在预备队的终结。”它直接导致一种结果：“工厂与劳动的原则大规模发展，扩散到全社会范围，以致工厂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变成了‘意识形态’：(在革命想象中)保持工厂的特殊存在，这是资本的圈套。到处都有劳动，因为不再有劳动。”因此，“正是在此时劳动达到了自己的最终形式，自己的完成形式，达到了自己的原则，由此它就与历史上在其他社会空间中形成的那些原则连接在一起了，这些社会空间出现在手工工场之前，并且成为手工工场的模式……相反，如果资本没有被任何东西所确定，如果它的绝对武器就是再生产作为想象的劳动，如果这一切都变得显而易见，那么资本自身离断气也就不远了。”后一层意思是，“劳动在自己的完成形式中，与确定的生产没有关系，同样，它与工资也没有等价关系。”因此，“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对如下的系统而言不再有意义：这个系统曾经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者，是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发生器，现在则通过再分配或预先再投入社会剩余劳动的全部等价物，成为全部生活的再生产者。”以至，“剩余价值既无所不在，又无所存在。准确地说，不再有‘资本的假成本’，反过来说，也不再有单向面榨取这个意义上的‘利润’。系统的法则是放弃剩余价值并将其再分配，以便它能流通，以便所有人和每个人都进入这种不断再分配的密网，成为剩余价值的管理者，而整个群体则成为剩余价值的自主管理者，这样就全都深深地投身于资本的政治和日常秩序中了。如同剩余价值从资本这边看不再有意义一样，剩余价值从被剥削者那边看也不再有意义。”协作的金融形态表现为金融态的生产——特殊的非组织、半组织化和网络化的社会协同方式，资本的统治达到一种空前，似乎，社会生产者能替换掉他的直接生产者，或者说能够不依靠后者而独自地求活，——这是鲍德里亚指认的无论从那一边看，剩余价值(直接工厂的剩余)“不再有意义”的意旨所在。所以，衍生形态的自我否定景象是：“劳动者曾经是在工资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人，而现在变为在一般化劳动过程中再生产自己的全部生活的人，与这样的劳动者相比，一部分返回到工资的劳动和另一部分被称为剩余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意义了。”[20]

　　很显然，这是资本自我繁荣的最后景观，是劳动者遭受全方位的社会剥削的特殊景象。剥削采取了超时空的放大方式：工厂的有形边界被大为超越，社会工厂无处不在，工厂制度社会生活化;它的边界并不由物理资产上的经济特性予以确定，而要由金融资产上的性质予以锚定。鲍德里亚认定这是一种生产仿真，从而它超越了生产，来到了纯生活的形态。但其实仿真之后未必全部是仿象的规定，而具有真实基础：剩余价值II，指称工厂域内的为金融资本家等直接占有的社会剩余，显然，它和原初意义的剩余价值——为工厂主直接占有，即剩余价值I——是相对而言的。剩余价值II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的原有规定，只是由社会直接确认，变成了社会间接确认，而导致一种错觉：“工资仅在劳动力数量再生产的视野中才是劳动力的等价物(它是仿造的、不公平的等价物，但这并不重要)。当工资是对劳动力身份的认可时，是服从资本游戏规则的符号时，它就完全不再有劳动力的等价物这个意义了。”[21]

　　这时候，产生一种“超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决定“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就要理解它的改变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彼此独立和依赖的变量之间的关系。”[22]于是，这种发展情形反映在资本家的脑海中是越加地清晰，他们愈来愈清楚自己将要做什么，为了瓦解工人们时常能够聚在一起的头，他们需要动用彼此能联系在一起的投资之手，而且除了这个手段，没有更好通达“掠夺之手”的途径;他们除非结成社会联盟，密织成一张天罗地网，否则，并不能真正实现剩余价值生产。显然，这是完全社会意义的剩余价值生产体制。于是，“结合的总体资本家”(规定)基于这个条件最终得以浮现出来。

　　(五)

　　我们在金融资本条件下重新回顾货币转化为资本之资本形式产生道路。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形式转换关系，以下的两段话在理解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货币是在交换中自然形成的结晶，在交换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转化为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使劳动产品越来越具有商品的性质，同时使商品本性中包含着的对立，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也发展起来。交易的需要本身迫使人们赋予这一对立以躯体，要求产生一种可以感觉到的价值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向商品的普遍转化的完成，一种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也就完成了。

　　(2)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只是在商品生产和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才出现的。两大陆的贸易和市场的建立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史。如果撇开使用价值的交换，也就是说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方面，只考察商品流通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最后的产物。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如果从历史上研究资本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然而，我们不需要回顾过去，只要观察今天眼前发生的事情就足够了。现在每一个新资本仍然以货币形式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货币市场上，经过特殊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23]

　　所以，工作体式转换实际上是由“价值形式”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变换关系所完成。前者只涉及买或卖的孤立行为，因而并未完整考察交换过程的发展，目的是得出货币形式的规定。与之不同，后者涉及了买和卖行为的联动关系，即是在货币形式的发展中考察问题的，探讨各种资本的发展形态。因为，货币的存在使得买和卖同时进行，从而流通成为了现实可能。方便起见，以下设立前后接续的四种流通体式或剩余价值形式的发展道路：

　　A.简单个别的剩余价值形式：W-G-G-W

　　B. 扩大的剩余价值形式：G-W-W-G

　　C. 一般的剩余价值形式：G-W-W-G′

　　D. 转化的剩余价值形式：W-G-G-W′

　　这里探讨的剩余价值形式和剩余价值的收入形式或者说剩余价值的收入构造的诸种形态是不同的。在直接形态上，它仍然是价值形式，是价值实体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或发展形态。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的讨论思路：其一，在以“具体”为形式的劳动的发展形态上讨论了使用价值和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其二，在以“抽象”为形式的劳动的发展形态上讨论了价值和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其三，在汇总两者的基础上，在劳动(形式)上探讨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接着这个思路，在以“增殖”为社会形式的劳动的发展形态上，我们势必讨论“价值增殖”和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对应地，货币(形式)将为资本(形式)所替换，货币职能的地基上逐渐生长出来资本意义的职能，资本伴随着资本的各种形式而一同产生。例如，第一体式只能涉及高利贷资本，W-G到G-W的转化本身并不是产生增殖的行动(本身只是价值生产的基础)，但是，它提供高利贷资本的发展机会。因为，个别生产者即价值形式意义的生产的提供者，他们的竞争行为和破产方便了高利贷资本者的从中渔利。第二体式显然进一步扎实了价值生产基础。货币的集聚使用为一般意义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从而也就为组织商业目的上的剩余生产创造了可能性和条件。在第三体式当中，产业资本形式发展起来，——这是马克思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设置条件。第三体式促成历史上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作为剩余价值形式意义的生产的发展的形成基础。第四体式对应了转化的剩余价值发展形式，即由社会全体来组织剩余价值生产，即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推动下的社会金融化的剩余价值生产。即(1)8 + 8 = 16，7 + 7 = 14，6 + 6 = 12，5 + 5 = 10，4 + 4 = 8;(2)复从4 + 4 = 8到3 + 5 = 8，2 + 6 = 8，1 + 7 = 8。[24]从形式上看，《资本论》开篇是从生产讲到流通的出现，再由流通的发展(因为商品流通基础上的货币的流通形式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形式的发展的萌芽)讲到资本的生产，从而流通是一个中介的发展环节。但是在第四体式当中，流通是前提，是以流通为前提再回到生产，即资本流通条件下的社会剩余价值生产。于是，金融资本形式进一步发展起来，按照本性，它直截了当地把商品和货币作为“社会财产”，作为资本增殖自己的物的或社会的条件。

　　由个别而扩大的对劳动者而言是异己力量的劳动过程(A、B)完成资本的古代史，由工业资本家逐步掌控的劳动过程(C)完成资本的近代史，由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共同掌控的社会劳动过程(C 、D)完成资本的现代史。[25]在高利贷资本下，第一体式的意义是“从实物商品到实物商品”;在商业资本下，第二体式的意义是“从货币财产到货币财产”;在产业资本下，第三体式的意义是“从资本投入到资本产出”;在金融资本下，第四体式的意义是“从股票到股票”或者“从房地产到房地产”。由此可见在这里，商品和货币是彼此更换的剩余价值的运动载体。通过或利用这些载体形式，《资本的生产过程》初步讨论了剩余价值形式的成长，进而提出剩余价值(形式)的一般构造，以及它的历史运动;《资本的流通过程》系统地讨论剩余价值形式(即资本的社会形式，因为剩余价值形式的完成形态是实现在资本形式上的)的构造，以及它们的社会运动，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才是有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生态即剩余价值的收入形式的讨论，《剩余价值理论》则是探讨剩余价值(形式)的认识史。

　　(六)

　　真正的仿象规定是生产价格形式。但是和价值形式兼具有实体和形式的性质不同，生产价格形式只具有生活形式的性质。和它相对而立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形式，这是实体发展的规定;和它直接依存的是置身在流通领域中的剩余价值形式，乃是表明资本形式的发生规定。生生谓之易。生产价格形式其实是考察利润形式的发生和生长情况，即周详地勘察平均利润范畴的历史起源(偶然的发生)、总和扩大的发展、一般形态以及转化形式。既然剩余价值形式成为中介，它的一端连接实体和实体的形式，另一端连接生活形式，那么由这个规定起步晋升到对生产价格形式的考察，全部的发生变化可谓尽入股掌。

　　同时，这种仿象也是一步步完成的。生产价格形式最初并不具有工作仿象(拟象)功能。可以将生产价格形式的成长形态概括为同样遵循了个别→特殊→一般→转化形式的道路。这不过表明：第一，生活逻辑归根结底是实体发展逻辑的生活再现形态，是添加了生活元素的实体形式;第二，生活逻辑由于执行特殊分配功能，具有完成不同的形成机理和表现机制，这使得它和发展实体“形同陌路”;第三，生活逻辑和发展逻辑的联结点是统一的剩余价值实体;最后一点，由于成本价格由c和v合成，并且作为一个工作整体予以考察，那么在c和v均由社会金融体制控制和具体确定的运行条件下，它更多是一个可控的变量参数，而非单纯的部门的或社会的常量。这些因素是在计算社会利润率所必须考量的一些要点，也从侧面说明了价值转化的工作复杂性和动态性质，指望利用数学模型技术达到成功解决它的途径几乎是一种妄想。这根本是实践的议题。

　　第一形态是简单或个别的形式，是利润率的成长形态或生产价格作为价值转化形态的伊始。正如m'是引出m的基础、c'是引出c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成长中p'同样是引出利润p的基础，价值规定成熟过程亦是生产价格的发育过程。此外，无论中等有机构成水平是否居优势地位，或者无论该部门是否已经合并在某个资本家的手中，这其实都是生产部门价值的发育过程。[26] 

　　所谓行业价值，是以生产部门价值形成为基础的生产价格形式。这是生产价格的潜在的发展阶段。“虽然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没有‘行业价值’这一层次……按马克思的方法……所以，‘行业价值’就是在第一层次‘价值’的前提下，再平均化‘生产条件’而形成的‘价值’。”并且能够说，“每一个层次的价值范畴都是按一定的逻辑思维原则而提炼出的抽象概念。在它们自己的层次范围内，它们是一般概念。但是，当考察范围扩展到更大范围，原来层次的一般概念转化成另一层次范畴的个别概念。这种转化形成一个连环链，除最后一层次外，所有层次的概念既是本层次的‘一般’，又是后一层次的‘个别’，一身二任。”总起来讲，即是：“价值范畴的辩证转化是指范畴从‘一般’向‘个别’的转化。”[27]引文观点正确而方法错误。价值=社会价值只能基于实体的规定予以理解。“各种价值”不能从实体方面解析价值。行业价值是社会价值运动形式，不是价值实体本身，从逻辑思维上推理“各种价值”的一般→个别的运动升级，并不能真实地指示生活逻辑的形成道路，相反掩盖了社会资本运动的中介作用。此外，把价值→生产价格的转化运动嵌套在一般→个别→一般的运动序列中，也直接删除了价值(形式)的工作整体性，造成逻辑上的概念运动的认识错觉。实际上很简单，行业价值的概念不过是生产价格具有的第一个外化的表现，即从各个个别的生产部门价值转化而来的直接表现形式;并且，这里也就已经有了一般利润率(总剩余价值除以社会资本)的萌芽。

　　但个别的直接形态是尚未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竞争，即未把竞争扩展到生产部门之间。像马克思考察价值形式时采用了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说法，这里的等价形式(生产价格形成的标准)是中等有机构成水平的企业，而相对价值形式是指处在了资本积聚或集中的行程中的各个企业。“相对价值形式”是围绕“等价形式”运动的，这是产生社会平均价格的条件——市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具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不管该行业的竞争和发展最终处在怎样的状态，——是均势发展呢?抑或发生大规模兼并了呢?这总归是一样的，“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结局总是市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为，“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28]

　　第二形态是总和的或和特殊的资本成长形式，以产业资本(生成)为基础。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替换了历史上的简单再生产类型：这意味着，“生产=分配”(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一条件固然保存着，但实现上乃是通过社会。于是一方面，市场价值形成(个别生产企业围绕生产条件的市场竞争)总是问题讨论的前提，另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生产条件的社会差异总会促成适当的产业竞争结构。例如，在市场价值由优等的生产条件所形成或决定的条件下，商人资本即倾向于以此为基础或作为依据产生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利润率。可以说，“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29]历史上的一般利润率和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逐渐对接。关于这些事实，现在只要强调马克思的以下说明就足够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部门之间的交换按价值规律，部门内生产按剩余价值规律，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各个行业价值(直接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较为充分地发展，可以认为社会竞争已经形成。毕竟任何时候，垄断并不改变竞争实质，它限制着竞争的自由形式，本身同样产生特殊竞争形式。马克思所说的运动界限是：集中发生在社会的层面上，才算达到极限，手段是竞争。这当然不能算作单个资本家的追求，应当算作资本的集体的追求，竞争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熔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30]

　　问题要害在于说明剩余价值(形式)和生产价格(形式)发展构造的内在联系。因此，所谓探索社会生产价格的形成道路，目的其实在于揭明一般利润率实现道路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在《1895年3月11日致桑巴特》中，恩格斯则认为：

　　(1)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

　　(2)马克思从个别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各种数值m/C=m/(c+v)得出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时所借助的那些逻辑中间环节，单个的资本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具有某种历史类似现象或某种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现实性，所以它们在下面的过程里也就获得了这种现实性：资本家甲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超出利润率、因而也超出他在总剩余价值中应得份额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入另一个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总是低于其应得红利的资本家乙的钱袋中。 

　　(3)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

　　(4)但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而我们只是到现在才能判断，要费多大气力才能达到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了，亚当·斯密，甚至配第，一定早就会指出这一点。

　　(5)那么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

　　(6)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

　　(7)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31]

　　第三卷中，马克思说明了产业资本围绕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转移运动条件下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说明了商业资本的产生及其对平均利润率的历史调整过程(在《商业利润》内详列了具体的数例)，说明了社会竞争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在科学分析的进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从产业资本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出发的，后来由于商人资本的介入才得到校正、补充和修正。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情况却正好相反。使商品价格最先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是商业资本，而一般利润率最先形成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起初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生产者自己变成商人之后，商业利润才被归结为由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商业资本在全部剩余价值中应获得的适当部分。”“可见，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32]

　　鲍德里亚持有的激进主义的批判立场，是指责马克思的革命道路没能厘清资本的生活逻辑，说马克思“对表现形式他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分析”。因此，他试图从现象域中打倒生产主义，似乎这样才能“对生产形式进行根本的分析”。其实不然。鲍德里亚指证马克思揭露这个过程的方式是制造劳动和生产的“意象”，即是在逻辑上无法得到证明的“镜像之物”。马克思的《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意料到了这种指责。我们已经引证了那些话。其中，马克思也会对鲍德里亚这样说：“他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是很少‘直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德法年鉴》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最终通过生产价格规律迂回表现出来。这样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价值规律本身有了进一步的现实性表现：“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导致“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满足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的前提。”于是，“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33]

　　马克思的答复显然与一般利润率的决定无关，而和它的实现有内在关联。实际上，就是更多强调了第二卷中已经分析过的社会再生产的决定因素。意味着在这里，价值成了实在的社会价值，即本身是工作蕴涵生产价格(生成)规定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范畴。“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商品不能马上卖出，或者说，因为商品流通过程有足够的时间偏离商品所包含的并为商品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34]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规定是社会价值逐渐发育成熟的表现，至此，它成为内涵饱满、工作内容丰富的一个社会规定，“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以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价格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生产价格，是价值具体的一个初步的完成态。

　　(七)

　　以上重新讨论了金融的基础，使之和剥削公式联系起来，阐明“公式的变轨”对生产价格成长形态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虚拟条件下的价格决定行为。

　　在成长形态上，从第二形式实现向第三形式发展转化是一次质的飞跃。第三成长形态(职能资本的生活的形态或一般形式)以货币实体的社会生成为基础。生活领域中，非资本主义规定的市场价值完全转化为资本主义规定的生产价格形式。意味着，严格意义的生产价格形式始终是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分配条件;竞争不局限在部门内部，而提升在部门之间进行，一般意义的生产条件竞争或垄断为产业结构(形成和不断变迁)范畴的资本竞争所撤换。意味着：生产各自进行，分配由社会施行;从一般利润率中生出平均利润率的行动，同时是“生产=分配”对“生产≠分配”这一社会分配设施条件的转换过程。毫无疑问，这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形成，也是仿象(规定)的正式形成。因为在这个阶段上，在起决定作用方面，价值生产实体完全为价值分配实体所替换，一般利润率相应要全面实现为平均利润率，并且取得社会名义表现。这些工作汇总起来形成了对纸币实体的吁求性。因此，这是生活域的等价值规律运行调节对等利润规律运行调节的全面性转换关系。

　　资本是货币和商品的统一。但在这一历史发展时刻，有一个特定的货币商品进一步夺得了特权地位，这就是社会法权概念的纸币。一般生产价格形式(市场生产价格)是纸币本位币制度下的生产价格表现形式，是将“总剩余价值除以社会资本”名义化后，依据转化了的一般利润率(货币名义的社会利润率)的标准确定具体的平均利润率。[35]纸币本位代替金属本位之后，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直接调节器变为了分配实体，而非生产实体。因此，这种资本积累是在资本已经历史存续条件下对现象总运动过程进行的社会分析，揭示和根本解决这一认识误区：“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种所指的拜物教，或者一种实体与价值的拜物教……物恋的对象将成为异化的主体……对拜物教的重新阐释中，我们将发现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的乃是能指的拜物教。也就是说，主体陷入到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体系化了的物之中。拜物教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可见，在资本社会表面化的形式运动中，在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中，拜物教确已发展成为“对于形式(即商品或者交换价值体系的逻辑)的一种(模糊的)迷恋”，乃至“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在一种限制性的抽象的逻辑体系中的攫取。”“于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并不在那些被各种上层建筑所反映出来的异化了的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36]

　　(八)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构型绝不是纯粹符码化过程。它的批判性依据即在于平均利润率实现机制的现实性，从中产生虚拟的必要性。虚拟形态或虚拟生产价格是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化形式，很显然是以完全分配意义的财产关系实体的生成为前提基础的。我们可以将财产关系实体全面总结一下。根据《保卫资本论》到截至第十七章为止的考察，可取出四个工作用语：抽象劳动的财产关系实体(实体I)、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的财产关系实体(实体II)、货币的财产关系实体(实体III)以及财产形式本身的财产关系实体(实体IV)。这些用语显明了一种发展序列：经济形态的特定财产关系的生成→以经济关系为内容的财产关系的生成→商品社会的一般财产关系的生成→一般财产关系的工作转化形式。这种概括从商品社会发展逻辑的高度上进行，从而是把商品社会作为一个发展总体来看待的财产关系的运行形态。这个形态说明发达的商品生产一般而言，需要以更为高级发展形态的财产实体形式作为调节运行的中轴，以期建设更为复杂性和更具有多变性的分配关系的生态群落。

　　这是一般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率以特殊方式而存在，也就取得了特殊的实现形式的经济规定。那么，生产价格具有虚拟(运动)形式意味着什么呢?平均利润率也要被虚拟!从中产生社会虚拟利润率(虚拟利润除以虚拟资本)。秘密在于对剩余价值的社会性拟制。马克思说明：“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37]在虚拟条件下，这似乎是可以“相机抉择”的。虚拟利润率是可以抬高“社会利润率”的，即仿佛利润率是自我实施的，社会是一个巨型股份公司，其结果是某些个别利润率如脱缰之马，社会加权的平均利润率在水准上严重离开了一般利润率轨道。真实的事件其实是，人们试图完全遗忘一般利润率，直把经过虚拟了的平均利润率当作资本的社会利润率。这个自我实施的公式是：社会(成本)价格=预期资本品社会收入/预期资本品利润率。或以认识还原的形式表达为：K=m/p'， 即m = K × p'， 或者  虚拟的m = P × r 

　　预想的社会剩余价值除以自己预期的社会利润率，这就是虚拟生产价格(P)的认识初像;反过来的行程则表明了剩余价值“被虚拟”过程，基本手段是两种：(1)通过虚拟价格，虚拟社会收入(条件是锁定利息率r)，以及(2)通过虚拟利润率本身来虚拟社会剩余价值生产。亦可以对二者兼而用之。简单地说，完成了的虚拟生活形态群落是资本发展关系的最后一个历史运动，是生产价格对自身进行自我设立的社会虚拟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性的，也就是“可控的”“可拟制的”。剩余价值I、剩余价值II的分配比例由分配实体决定，竞争从而成为绝对社会意义的规定。

　　归根结底，这是对个别利润率的极大寻求。形式仿真和工作仿象是实体仿真技术的继续。目的是通过不断产生“虚拟产业”(想象中的实体产业[38])，来对抗以下规律：

　　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利润率的这种下降意味着：(1)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由这种生产力构成的新的生产的物质基础[增大];而这同时又以科学力量的巨大发展为前提;(2)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中必须同直接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减少，也就是说，为再生产出表现为大量产品，大量廉价产品(因为价格总额=再生产出来的资本+利润)的庞大价值所需要的直接劳动减少;(3)一般资本……规模增大;从而，交往大大发展，交换活动量增大，市场扩大，同时进行的劳动具有全面性……正因为这样，可以看到：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已经造成的、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以及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等等，一句话，财富的一切条件，或者说，财富的再生产即社会个人的富裕发展的最重大的条件，或者说，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要被脱掉，而这种脱皮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一切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39]

　　如此，资产阶级越来越需要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式。单纯再分配的斗争方式已不敷需要。真正需要的工作手段是，通过虚拟，以颠覆矛盾论的境况。这样有了一种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界说：“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各种解释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采取了对所调查的对象进行解释性批判的形式，根据这些解释，所调查的对象被揭示为辩证矛盾的东西。”更详尽一点，即“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实体(经济理论和范畴以及各种表现形式)，又涉及(Ⅱ)需要这些实体或对它们做出解释的对象(各种结构关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实体是纯然虚构的(如工资形式)，拜物化的(如价值形式)，否则就是有缺憾的;就后者而言，马克思的解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逻辑上会导致对产生这些实体的对象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并且认定它们会发生实际的变革。马克思把特殊系统的辩证矛盾(诸如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本质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现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矛盾引起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矛盾，而后者既有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原则的倾向，又为用另一种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动机和手段。”[40]

　　直接性金融控制将被整体需求，统治直接生产工人的手段——各种金融设施，相应为了虚拟的需要而陆续出台。这是正在发生和不断深化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最后的惊人的一幕。一句话，金融工厂代表着“资本围墙”的日益社会化、普及化和无形化。按照这个发展趋势，资本家和工人也就像“相互诅咒的符码”，工人的生活领域一天不被全部地商品化，资本家的事业将得不到最大和最充分地发展。

　　这就是为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参数之内，任何改良的可能性都不能导致结构性的变革;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它们到目前为止的近百年的历史中——从伯恩施坦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到它的战后仿效者——对既定秩序的大厦没能造成丝毫损伤。尽管以社会主义精神就既定秩序的虽说是渐进的、却是全面的重建有过种种承诺，但他们并未能这样做。这是因为，对资本制度的哪怕是最小成分的持续改进的可能性，也预示着进行不断更新的、双重出击的进攻的必要性：一方面攻击它的构成“细胞”或“微观世界”(即对特殊生产企业内单个工作日借以组织的方式);另一方面是攻击资本的自我调节以及它的结构性局限内整个自我更新的“宏观世界”。[41]

　　【本章附识】从历史现象学中走出的是“巨型的分配权力”——资产阶级财产分配的发生学。机器到金融，工厂制到金融工厂制度，生产力的技术性质完全转化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理论性质，从表面上看，巨大的力量体系和庞大的物质生产力就成为了资本运作自己分配事业的“权力体系”。从而，深化了《资本论》第三卷的“主题论述”(通过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贯通第一卷与第三卷主题的方式)，使之定格为以下几条内容：(1)“政治经济学批判”副标题，锁定的是学科工作规范;而此处的“客体批判”，显示了“主体的卑微”，从中激发出阶级行动的规定。(2)所谓本质对现象的社会历史关系，在这里专指的是特定的阶级经济实践关系，从而遵循了“阶级科学”逻辑。(3)所谓“阶级斗争”认识论，盖由经济斗争生发，又由“价值生价格”的发生认识论支持，而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三位一体公式”教条认识论。(4)从中还可以得出简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认识论：历史——范畴——理论体系，而锁定马克思主义价格范畴的逻辑发生与社会生长线索：商品生产——商品价值(生产价格)——市场价格(供求);以这个线索看待资本家的直接剥削条件和社会间接剥削条件，能够清楚察看到“剩余价值-国民收入”之发生机理，这样，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认识就更加自觉，免除了现象迷惑性的干扰。因为，它在规定性上仅仅和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关系有关。(5)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切现象学皆由上述规律所生发，这在分析上是所谓的“科学抽象法”力不能及的，而最终要由价值形式的“历史辩证法”来分析解决。(6)从性质的转化看，资本的分配权力最终来自于对社会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归根结底，资本不是物，不是生产资料本身，而是对于权力的规划，通过对物控制工厂和市场的事权的过度地行使，——以至于在这里，物的权力、事的权力、工厂权力、市场权力达成了资本发生学内涵上的“四位一体的权力概念”，它从而能直接排掉对自身所进行的主体批判(规定)。

　　【本章判语·好事终曲】都道是太虚幻境，可怜偏无悔，金玉淘尽英雄泪!过程忆!最忆垄断起。争渡，争渡，一滩鸥鹭!造衅的门，戴罪的踵;竞利从价值，皆是财产身，质本洁来陷泥污。幻用必主淫，信用每主歹。待发生，总虚化，落了个致败的根!实体儿苦，虚拟着跟!物多舛，因人物亦废，因事人亦非。是非成败，知向谁边?夕阳依旧红，几度浪头紧。嗟!柳风斜，青山影。器质形态，稍向实践求智慧。叹!过犹不及，善贷且成。悔教夫婿觅封侯，灌愁的海，离恨的天。

　　〔本文载于《保卫资本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第533-558页〕

　　* 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马克思以后时代的客观逻辑·历史脉络”。往深处看，此即全史意义之商品生产的社会客观批判也。

　　[1] 人们对“六册计划”存有热烈的工作向往，不过是对理论应用怀有“强烈的想望”(尤其对后三册而言)罢了。其实，理论经济学通过语言生产体制的中介予以推广，在工作推广中逐渐地实现和应用经济学的结合，发挥具体指导作用，与如何“分册”并无实质性联系。马克思当初那么做的首要原因在系统执行客观批判之需要，次要原因则是为了图方便出版罢了。后三册计划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深度结合和更为复杂的现实形态，显然，也意味着运动的更深入地进行。这些研究整体上仍然落入第三卷，即理论部分的结束形态。并且，生长根基仍然在第一卷。可见，如果我们不把《资本论》看作“自我成型”之封闭结构，而看作发展的结构，那么意味着它始终不是死的文本，而是活的工作结构和活的历史逻辑。这是结构上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工作统一;而如果将资本主义劳动协作的特殊衍生形式从分析上囊括进来，那么工厂的发展规定势必在“金融”上有直接的照应。如此，连结它们的第二卷也必不可少要发生工作变化，生产价格形式必定具象为更加具有复杂性和现实性的成长形态。所以，金融工厂这个规定不过表明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是怎样地又一次改装了它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使其从具体内容和形式方面实现“更为有效的”形态结合。

　　[2] 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时事出版社，2010，第121页。

　　[3] 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10，第264、293页。

　　[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84-685页。

　　[5] 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298页。

　　[6] 《制造同意》(1979)、《生产政治》(1985)和《辉煌的过去——匈牙利通往资本主义路途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1992)。

　　[7] 这种强制的新类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从而产生了新的机器生产规划。旧的机器的组成是物质动力、传动机构和工具机，革命的对象是工具机代替劳动者这一活的工作机，作为真正的与物质动力而非人的体力或蓄力匹配的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旧的机器体系则是机械技术和机器装置的统一。“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体系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机械技术的机器体系的控制中心毋宁说是由直接的人组成的，它替换了人手，却没有完全地替换人脑，例如马克思这样说，“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够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新的机器体系以信息技术和机器的结合为特征，——这种技术组织形态同时是产生金融活动的条件。控制中心作为物质条件由个别的劳动现象转为普遍的劳动现象和生产现象，标识了其本身的全面的物化过程;这种物的全面的有系统的控制在工作场所中最终完全排挤了人脑，最后并扩展到生活场域，也就可以说替换了人脑。物的控制系统的机器构造和物化的劳动过程是同构的。这样才能够在彻底的意义上说，“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9、438、442-443页)

　　[8] 同上，第251-252、265-266页。

　　[9] 同上，第271-272页。

　　[10] 这种关系“无须证明”，所说的证明由“历史本身”来提供。亦就像列宁说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8页)

　　[11]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09、483页。

　　[12] 同上，第607-611页。

　　[13] 马克思简约说明过这些情况的发生：“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但同时强调：在仅仅考虑生产实体的工厂剥削体制下，“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因为按当时的历史实际，马克思分析的是这一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借贷给资本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么，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特有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资本论》第3卷，2004，第688-689页)借助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学说，大卫·哈维坚定地认为，这是由“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策略所造成，并且强力的手段直接就是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发展策略。“对雇佣工人而言，一方面，他们要在直接生产领域中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即在购买或租用住房时，还要遭受土地或房屋所有者的剥削。”“‘阶级-垄断租金’遍及房地产市场，其最终的攫取者是谁呢?从现象来看，低收入租户会把租金支付给某个房东……低收入租户缴纳的租金，会通过房东，转移到投机者-开发商手中。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流向……金融资本位居这个结构的顶端。”“金融资本(通过产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而运作)作为霸权力量，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崛起了。都市化也从工业家的生产性需要的表现，转化为在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下，金融资本凌驾于作为总体的生产过程之上的控制权力的表现。”因此，“研究地理学出身的哈维，始终不满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后者的明显的弊端，是未能将空间维度纳入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哈维以尖锐的笔触写道：一直以来，‘在将有关都市化过程和营建环境形成的认识，纳入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理论方面，都没有出现严肃的努力。其结果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因危机而如此欣喜若狂，却倾向于把最近这次崩溃看作只是他们所钟爱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版本的反映(不管这是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抑或其他什么版本)’。在哈维看来，当代资本积累从根本上是由都市化推动的。”(孟捷等：《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14] 很显然，他们往往是一定形式的金融资本家。

　　[15] 《保卫资本论》仅为考察方便起见，给出这样一个代表性社会份额的分割的数据。

　　[16]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20-24页。

　　[17]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据之书写出货币流通规律公式：MV = PQ。

　　[18] 据此，上述公式应改写成：M总/W总=P/Vq。很显然，无论流通中的货币总额超出商品价值总额或商品生产价格总额，结果总是一样的，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其一般表现就是，商品价格水平不可阻挡地逾越商品价值(我们以Vq代表社会意义的商品价值水准)。生产价格规律在这里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于，它将使得[M总]本身作为“纸币的流通”，而不再是“金属货币的流通”。实际上，正是这个改变催生了现代的银行结算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金融控制体系。 

　　[19] 社会主义运动——为争取自由联合体(注意：这里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运动——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却不会是唯一的一种。

　　[20] 同上，第23-25页。

　　[21] 同上，第25页。

　　[22] 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75页。

　　[23] 《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67、129页。

　　[24] 这给人一种“一母三子”的感觉，即剩余价值生产的母体上生出三种子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绝对的形式(延长工作日)、相对的形式(压缩必要劳动时间)、社会金融的形式(以上两者形式的双管齐下)。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始终是母规定。它的意义是说，工作日绝对地大于劳动者的必要时间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保障和巩固了这一基础，是一大历史进步，此其一;其二，劳动者的社会必要的工作日是“绝对延长”和“相对缩减”的统一，即从4 + 4 = 8逆推到8 + 8 = 16(即单纯地为了保证一定的社会剥削率)，和从4 + 4 = 8顺推到1 + 7 = 8，从资本发展的趋势来看是社会手段互补的，所以它们二者在时空上是并存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相比工人生产自身的必要劳动时间，工人工作日的延长是绝对的，生产自身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减则是相对的，两者的合流才有“4 + 4 = 8”的产生。归根结底，社会金融的剩余价值生产——普遍伴有加班现象的赶工，既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涵延伸，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外延形式的一种工作转化。作为稳定社会剩余价值率的各种手段，过程实质是相同的。

　　[25] 这是设置《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深层的讨论目的。我们对比联系一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原始积累》的讨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工场主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在大规模进行的劳动过程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要求有广阔的市场的时候才开始的。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资本指挥下在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而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罪恶就来到人间。人们用创世数日之后发生的奇遇来解释这种罪恶的起源……但是在恬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按照这些教科书的说法，除了当前这一年以外，劳动和权利从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人们总追问第一个资本家是如何产生的，回答这个问题是把资本家作为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来考察，从而考察的条件是资本形式的发展，最终必须追溯到第一个资本的历史出现;这是两个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接续，表明只有在把资本作为存在到存在者的发展的分析路径中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工业资本家的成长道路是以前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从封建的经济制度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23、767-770页)

　　[26] 所谓生产价格内容的不断予以丰富，实指实体形式和生活形式的运动连结，即资本运动的发展;这个过程说的简单一些，就是产业资本的发生和发育以致不断地社会壮大起来。在最初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社会价格形式即按照价值=生产价格的规定来予以简单地确定。因而《资本论》开篇提出的价值定义：价值=社会价值，是一个有待成长的规定;就价值能够下的明确定义，只会是由总体发展的历史含义给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是“抽象的”，并非“具体的”。所谓“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后来指明了是中等的资本有机构成水平。这种中等水平最初并非由竞争造成。马克思说明资本积累的历史规律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而导致：“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1、3︰1、4︰1……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递减为1/3、1/4、1/5……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2/3、3/4、4/5……”(《资本论》第1卷，2004，第725页)马克思并特地指出，“假定的序列，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37页) 

　　[27] 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第50-51页。

　　[28]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01页。

　　[29]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021页。

　　[3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6-677、72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1-743页。

　　[3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17-320页。

　　[33] 同上，第716-71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398页。

　　[35] 关于货币名义到底带来怎样的经济效应，有一个不怎么正式的说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在一些人眼里却仅仅归结为GDP的高速增长。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增长率在过去30年里平均达到了15.8%。大概是为了继续保持和体现这种数字化的增长成就，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一段时间以来被博学家们确定为‘保八’，即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8%。但是，不管博学家们提出的理由是什么，这种高速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忽视了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曾批评过这种增长的迷信。这是因为，撇开货币的贬值问题，即便1克黄金那么微小的经济规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连续增长742年后，它也将增长到超过与地球同等质量的黄金，即超过600亿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若按60亿人口来算，人均将超过10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这可能吗?”另外，“与增长魔方类似的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不断地将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去追逐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资本积累，又可以追逐多久呢?从高等数学的角度来说，除非平均利润率向下趋于零，否则资本的积累率就可以是一个与利润率成比例的不趋于零的序列，资本的积累就会趋于无穷大。整个宇宙都不够被资本家的贪婪来吞噬。”然则，“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息率可以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例如，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0.7个百分点至0-0.25区间，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这一是因为金融寡头投入纸币获得铸币税，已经是一本万利了，不在乎这点利息收入;二是因为在现有的劳动和再生产条件的限制下，大量的资本甚至无法获得趋于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只能满足于微薄的利息收入;三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借助于救市的名义，金融寡头们降低利率来掠夺银行的储户。”(《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第177-178页)

　　[36]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8-79页。

　　[37]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36页。

　　[38] 作为可供仿真的产业条件是：(1)利润率持续上涨;(2)供给和需求均十分地旺盛;(3)具有十足的社会分配效应。在我国，毫无疑问，由于产品社会发展的既得“优势”，土地部门和房地产行业很快成为了这种对象的首选目标，“想象中的房产”成为虚拟的金融品。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48-150页。

　　[40] 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10页。

　　[41]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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