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与革命家，他既有深厚的才能禀赋，又有坚毅的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他一贯同情劳苦大众，为解放全人类的宗旨而奋斗终生。按他具有的高深学识水平，本可以去当教授、律师或从事其他有丰厚收入的职业，但他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宁愿过穷困日子而不悔。正是以这种精神，他为创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以取代“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辛勤一生。从马克思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写作《资本论》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去伪存真、不断深化研究、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学界对《资本论》中某些争议的不同理解，往往是因孤立地就某个理论是非而纠缠不清。其实，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有关论点，需要着眼于整体性和系统性，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研究的四十年中，可以看到他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中对同一问题的多角度说明。因此，对《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不应限于《资本论》本身，而应从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中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把握。
一、马克思的成长及其转向研究经济问题的动因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一个最古老的城市特利尔城，其幼年和青年初期都是在此居住。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于1824年率领家人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父亲的渊博知识和优良的品德对少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有一定影响。从1830年到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读中学，他对后任副校长廖尔斯的反民主行为非常不满，因为一位数学老师信仰无神论和唯物论，另一位老师唱革命歌曲，而受到该副校长的指控。马克思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写道：“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段写作带有宗教色彩，但也蕴含着马克思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深厚同情并愿为其献身的精神。
由于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所以马克思在1835年中学毕业后于10月被父亲送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至1841年3月则在柏林大学法律系。但马克思更重视对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我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已经摆脱了基督教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就属于哲学方面的。1842年，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移居科伦，并参加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团体，每月聚会一次。他对莱茵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1842年1月《莱茵报》在科伦创刊。马克思在波恩定居后，开始给《莱茵报》写文章。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接任该报主编职位。
当时，莱茵省议会掌握在贵族手中。当议会讨论林木盗窃法时，由于该法损害贫苦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在《莱茵报》写文章对其进行了尖锐批评，要求保存贫民的习惯权利。在传统上，拾捡枯枝烂叶和野果是不受限制的，但这竟遭到法律的干涉，并被称为盗窃。马克思从法律和政治的立场研究了这类问题，认为不能称之为盗窃。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中对议会立法者进行了多方面批判。他首先反驳立法者的荒唐逻辑：“一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同的规定：占有他人的林木。因此，两者都是盗窃。这就是刚才制定法律的那种有远见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国家应该反对富人对穷人的掠夺。马克思对这类实际物质利益问题的研究，成为他走向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转折点。后来马克思不止一次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的研究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莱茵省当局敌视马克思办的《莱茵报》，决定于1843年3月31日查封该报。马克思事先于3月8日辞去主编职务并发表了声明。对马克思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他决定离开德国，移居国外。
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地回顾和论述了他的这段经历：“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既关心贫苦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注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的践踏与侵略。他曾发表多篇论著阐述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与掠夺。如，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将太平天国革命与英国的侵略联系起来，“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而由于鸦片贸易，中国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1857年4月，马克思发表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该文揭露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侵略中国，还以歪曲的事实、编造的谎言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残暴行为。在1858年11月发表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揭示了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土地掠夺。马克思还发表其他多篇文章，用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情况和不利处境。他把19世纪的中国经济结构称作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低因而“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混乱。”
二、写作《资本论》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多方面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巅峰之作。早在《资本论》写作以前，马克思就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不断深化的多方面研究。从1843年到1848年，在马克思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一般将政治经济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进行研究。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简称《导言》)中提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后来马克思论述这部著作的观点时，特别说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如果说，马克思在1843年主要是在研究哲学问题时联系到政治经济学，那么他从1844年在巴黎就开始着力研究政治经济学。为了积累研究资料，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他在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异化劳动的主要含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异化为被别人奴役的对象，工人的劳动产品异化为统治和剥削自己的对立物，而劳动异化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应用较多，后来则很少使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论著中指出，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会面。由于关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观点完全一致，特别是马克思很赞赏恩格斯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受其影响，因而两人自然地结成亲密的理论和革命伙伴。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两人在布鲁塞尔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该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阐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与所有制的变革;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等。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但“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旧的社会分工被消除，人们实现全面发展，“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从事多种工作。共产主义行动在几个国家的发生，“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有关共产主义(首先指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一是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创建与发展必须依靠和提高自觉性，消除前人形成的自发性。二是讲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种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又说：“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马克思把个人占有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散的孤立的个人占有即个人所有制，这是指个体劳动者;另一种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即个人所有制，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表明公有制是与联合体中的每个个人利益相联系的所有制。
1847年7月初，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用以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马克思曾说，《哲学的贫困》这本书中的内容，已包含着《资本论》的萌芽。它说明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极其抽象，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哲学的贫困》对生产关系中的所有权做了特别说明：“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同时指出所有权不是一种独立的关系。这段话曾被某些学科误解，以此否定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其实，这段话是要说明，所有权作为产权的基础，会渗透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并于1848年公开发表。《宣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统一。它既论述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使生产力发展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总和;又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深刻矛盾与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必然导致最终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建立国有经济，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它还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马克思第一部作为专门讲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是1849年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部著作的基础是马克思于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几次讲演。《资本论》中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基本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已开始提出。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还提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才明确说明，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不过该书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它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而“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工人处于受资本家统治的奴役地位。它论述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决定，进一步论述了商品价格的涨落与供求变动的关系。而供求关系的变动会引致三方面竞争：商品卖者之间的竞争、买者之间的竞争、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它还论述了商品价格最终由劳动决定，不过其论述与当时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劳动耗费称作“生产费用”：“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
三、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准备阶段
如果说1848年前，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前期阶段，那么进入《资本论》写作准备工作和着手写作则是19世纪50年代的事情。
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参加并领导革命运动，因而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由于革命失败，运动陷入低潮。1849年8月，马克思流亡到伦敦。这对马克思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创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准备《资本论》的写作，反而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和学术条件。伦敦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被称为资本的“首都”。在英国博物馆中，存放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各派前人的有关论著都容易找到。英国博物馆创建于1753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马克思于1850年夏获得了出入博物馆的许可证，这等于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潜心研究学问的新天地。
英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伦敦是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的中心，有关世界重要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的资料也会汇集到这里。另外，马克思在伦敦既可以搜集到有关资产阶级各方面状况的资料，也容易搜集到有关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的资料。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贫民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生活状况路人皆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十三章“机器大工业”，特别是在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引证了大量这方面的有关资料，说明工人阶级在资本车轮的压榨下贫困悲苦的真实情况。马克思曾专门讲到在英国博物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有利条件：“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
1850年到1853年，马克思翻阅了大量经济文献和经济资料，整整做了24大本笔记摘录，并对摘录进行了简要评注。这为他写作《资本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1854年到1856年，马克思因患眼疾，延缓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57年，马克思夜以继日地工作，整理多年积累的经济资料。从1857年到1858年，马克思写作了大量的《资本论》前期著作。1858年8月，他写了带有草稿性质的《导言》，其原本是要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导言而写作的，但后来马克思没有发表它。《导言》虽然是草稿性质的，但其内容很丰富，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方法。针对前人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相互关系的肤浅看法，马克思运用辩证方法，科学地论述了这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生产起决定作用，但处理好其他方面的关系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会阻碍其发展;消费为生产提供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生产的发展;如果处理不好分配与消费的关系，则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导言》还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导言》指出，研究生产，不是猎人渔夫的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因此，重在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此外，《导言》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重在逻辑的方法。特别是论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的安排问题。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应从哪里开始，《导言》提出首先要确定“普照的光”，正是这个“普照的光”主导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当然是资本，而不会是土地、人口等，但也不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而是产业资本且首先是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才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是首先在第一卷研究工业资本的生产过程。在工业资本的主导下，土地所有制、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都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完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简称《手稿》)的主要部分，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他创作《资本论》的最初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要点，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剩余价值论。这一理论同他已发现的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价值规律、资本、雇佣劳动、银行进行了系统阐述，并论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历史趋势。
《手稿》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对人的发展和相互关系问题也有论述，并且特别强调提出未来新社会制度中时间节约的重要意义。因为物质生产劳动所用的时间越少，人们用于精神文化生活、全面自由发展的余地就越大。“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劳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重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转变增长和发展方式，着力于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特别应注意到，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抓好两大环节：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在《手稿》中，“货币章”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对货币属性着笔较多。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对于货币的本质属性，普遍将其界定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其实是从苏联的有关教材中“搬来的”。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则反复说明，货币是与诸特殊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货币的属性是：……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亚当·斯密认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还必须生产一般商品。换句话说，劳动者还必须赋予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货币由于每一种特殊商品在观念上或实际上采取的一般形式，因而是一般商品。”“在一般等价物这一规定中已包含着一般商品的概念规定，而货币只有作为一般商品才能实现为世界货币。”其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一般”，与货币的社会属性是“一般商品”的“一般”，其内涵是相同的。这个观点延续在《资本论》中，共有三处同样的论述。应将强加于马克思的颠倒其原意的观点再颠倒过来。
马克思曾多次讲过，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分六个分册。1858年2月22日，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这六个分册的题目分别是：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说：“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简单纲要。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内容与上列目录相同，不过对第一分册“资本”进行了分篇，共四篇：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资本一般篇的内容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其实，马克思信中想要讲的内容并未写完。他信末附言：“今天不能继续写下去了。讨厌的胆病使我难以执笔，一低头写字就感到头痛。”事实上，马克思庞大的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未能完成，后来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加上原本作为其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其原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1858年5月，马克思中断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重新整理已有的材料。为了便于自己查阅，他在同年6月对1857—1858年手稿编写了《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内容涉及他计划写作的新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并于1859年6月出版。其实际内容只包括两章——“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没有包括原计划在内的“资本”章。因此，恩格斯为此书写书评时，在其书名后加了“第一分册”注解。马克思原准备将自己的巨著分册出版，后来改变了原计划，拟定了以四卷《资本论》的计划取代原六册计划。第四卷《资本论》于马克思去世后曾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书名问世，后经过重新编辑，改为《剩余价值论》出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序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经典说明。它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以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即前三章的内容。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某种意义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篇，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关于商品、价值、价格、货币、流通的内容，既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容的转述，也不是其缩写;尽管二者的观点相同，但在内容的取舍上、理论的表述上、逻辑的安排上还是有不少差别。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加入了比重不少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对诸多经济学家关于商品、流通、货币等方面的论著和观点进行了系统评析。如，其中专设“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方面内容在《资本论》中就简略了。因此，在《资本论》出版以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仍有其独立的经济科学价值。
四、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和《资本论》的出版概况
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1867年秋《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花费了近24年的时间。《资本论》共三卷，按马克思的原计划还有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目前讲的《资本论》主要是指第一、二、三卷。《剩余价值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由后人整理并作为单独著作出版的。马克思只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不过《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内容初稿，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前就已写完。有人误认为《资本论》第二、三卷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才着手写的，妄说《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的某些观点。这是违反事实的。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1894年序言中讲：“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准备付印。”事实上，从1863年至1865年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三卷《资本论》的初稿。到1866年初全部著作完成后，马克思才着手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他首先完成了第一卷的加工，并于1867年出版。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修订后两卷的手稿，但由于诸多原因而延缓了后两卷的出版。其一是马克思的工作任务繁重，特别是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同时需要为此写作有关文件和文章，有时不得不放下对《资本论》的写作。其二是马克思的长年病痛影响了写作工作。1864年10月4日，马克思致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整个这一年我都在闹病(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要不是这样，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866年2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使我最不愉快的是，必须打断自1月1日即我肝痛消失时起，已有出色进展的工作(指写作《资本论》——引者)。‘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还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其三是贫穷影响了写作的顺利进行。1851年，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在英国博物馆里(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引者)。……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干扰，这是在贫穷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具体说，就是为了谋生需要为报纸撰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讲：“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马克思有时连寄手稿的钱都拿不出来。1859年1月21日，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因为我把几笔小额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期绝不能再拖了。……我又来逼你，我是多难受啊。”可以看出，马克思处在负债度日之中，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推迟《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是在贫病交加的状况下写作《资本论》的。1867年8月2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的理论上的结论已经完全被事实证实了。最后，这是在痈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写成的!”其四是马克思写作的工作量大，同时又要精益求精，力求把最完整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就是不断修改与加工的过程。
马克思知道《资本论》的出版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它是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和指导革命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将产生改天换地的作用，所以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忍受病痛和穷困的折磨，夜以继日地从事《资本论》的写作，不断精益求精。马克思本想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对第二、三卷的原稿进行修订整理，并尽快完稿出版，但未能如愿。从开始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并一直继续《资本论》的写作和修订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所以人们常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其实不是连续写作花费了四十年时间，而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拖延了三卷《资本论》特别是后两卷的完稿出版。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资本论》进行整理、校订、编辑，耗费了不少时间。经过恩格斯两年多的辛勤劳动，《资本论》第二卷于1885年7月出版。后来，恩格斯的健康状况也恶化了，但他继续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进行校订、整理，使其于1894年面世。也就是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对自己的挚友马克思做了完整的交代。马克思亲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出版工作，恩格斯则主持了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出版。此外，恩格斯还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版。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特别在扉页上写了“献给我难忘的朋友威廉·沃尔弗”。可以看出，马克思与他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他在《资本论》出版前已经去世。沃尔弗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诚战友。他出身于佃农阶层，反对普鲁士暴政，于1846年流亡到布鲁塞尔，参加了马克思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沃尔弗于1864年逝世前，把自己的书、家具和820英镑留给马克思。这给马克思带来很大帮助，解救了全家的困境，也是马克思为感激沃尔弗，特别在扉页上写将《资本论》献给他的原因。
1868年9月11日，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根据德国代表团的建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下列决议案：“我们，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建议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去年出版的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呼吁协助把这部重要著作翻译成目前还没有翻译出来的各种文字。马克思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他是经济学家当中对资本和它的组成部分作出科学分析的第一个人。”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自己书桌旁的椅子上，默默地与世长辞了。在他面前的书桌上，还放着他正在修改的《资本论》有关手稿。从他1843年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到他1883年逝世，经历了40年的坎坷岁月：因贫、病、累交加，使他只走完了65个春秋。他曾将他的生活处境比作“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并且讲为了写《资本论》，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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