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机器到金融的发展（上）

许光伟：机器到金融的发展（上）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

　　此文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

　　【按语】本部分为“工厂的发展”篇（为《保卫资本论》第十七章内容的开端和上半部分，该著初版于2014年；该章切合了今年的纪念《资本论》150周年以及当下热论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之提供历史视界和理论支撑）。这是一个历史描述，又必然同时是有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描绘。资本主义由商品生产关系和“货币统治”化生而来，生发过程乃是工厂制度的历史建设。这是一行动的境域。它的要旨在于剖解“资本主义劳动协作”的四个发展形态：简单形态、特征形态、一般形态和衍生形式的金融形态，从中整理出“机器工厂→金融工厂”的发展轨迹。总体看，这是资本统治的生生过程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石。从社会主义建设看，则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因为它能动描绘了“工艺学”，特别是机器工厂的社会工艺生活，——“这样说，不是指示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形成的末梢时的出现，而在于强调它们生成的同时性。”（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维度”的识别，参考拙文《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载《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2017年适逢《资本论》首版150周年，在国内业已掀起的“热研《资本论》”浪潮中，需要进一步明晰“生产力科学”和“生产关系科学”的辩证界线。为此，适时重新推出此文的目的即在于明确“生产力的本体”和“生产关系的本体”之不同，以期确实寻求到理论科学的“中间地带”。当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积极拉开序幕，所谓的立足“新的高度”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我们看来，亦不过就是行动境域的逻辑。亦即在于确立以下三项历史性的内容：（1）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2）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新突破”，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理论的“时代原创”；（3）与之相适应，锁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域”必然是“人民中心”取向的发展与改革相互调适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全面结构改革，绝非一切部门一拥而上、毫无顺序、没有任何战略高度和一味争抢利益之“改革策论的拼盘”。

第十七章　机器到金融的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

　　——题引

楔子

　　(一)

　　我不仅把大工业看作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决这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当然，这种解决不可能走平静舒坦的道路。(马克思：《1868年3月17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二)

　　这里的困难是，当资本的外在的整体界限被达到时，资本能够根据自身的强大整体的要求而重新建立自己的发展出路。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剥削工人的方式或统治殖民地与不发达国家的各种方式，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正在遵循“不抵抗路线”。因为只有当“绝对剩余价值”的总量不再能够满足资本的自我扩张需求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无法比拟的巨大潜力才可能被完全地开发出来，从而转移由于资本的贪婪资本性的原始无效性所带来的资本发展道路上的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圆的地球”的规模可能被双倍地扩大，或者甚至达到十倍，这依赖于大量的其它条件与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同样，在它自身的内在动力的推动，以及在它的所不能控制的一些因素的压制下，资本能够成为一种“混合的”或“杂交的”形式——有助于延长资本的生命周期——的集合体。(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三)

　　由于经济整体增速的放缓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本主义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部门的扩张增加货币资本量，资本积累的过程逐步被金融化取代。(斯威齐：《经济回忆》)

　　(四)

　　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管子·牧民》)

　　(五)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六)

　　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金钱贵族阶级，并且藐视政府。(托马斯·杰弗逊：转引自《货币战争》)

　　(七)

　　自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1)在19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2)19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大碗茶”)，而在其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3)19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4)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由产业领域发展到金融领域……1992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金融革命”，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更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整个进程由16-20世纪，经历了三四百年。而中国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经济史缩影式地跨越了这整个进程。(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八)

　　西方经济学整体回避了对货币产生的回答。二战以后，纸币从工作形式上完全替换掉了金属货币，纸币成为本位币种，黄金非货币化。但是，这只能是表象态。美元也好，日元也好，英镑也罢，都不过是符号而已，今天真正的货币制度仍然还是“金本位制”。纸币的运作仍然不能摆脱一种“幽灵”，即含金量，除非整个世界的货币系统不欲有相对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均衡性使得货币币值很难获得稳定，而常欲背离实体，增加了国际关系的扑朔迷离性。这种“含金量”与“纸币”的二律较量是长期的和复杂的，“纸币”向“含金量”回归的道路将愈发艰难和曲折。这其实是国际资本主义生态下的发展的一个“常态”。如果说一国资本主义欲实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必使本国货币的币值大为跌减，那么从反方向看，试图通过“非竞争”(帝国垄断)、“非发展”(社会改良)的手段强行维系币值的稳定态，至多是权宜之计，从长期看并非能够奏效。归结起来说，由纸币含金量引发出来的诸种问题将“内籀”今后国际关系的基本发展走向。(《保卫资本论》)

　　(九)

　　如果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完善一种真正民主的、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某些机制，那么，“中国案例”将比苏联案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毕竟维持了半个世纪——要鼓舞人心得多。地球上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发展战略，而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处处担惊受怕的工人，也该竭尽全力、迫切要求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的、民主的经济制度，即所谓德国特色、法国特色、意大利特色、瑞典特色、英国特色、日本特色或美国特色等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们所能希望的是，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真实而持久的利益必将战胜一切。(D.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

工厂的发展

　　资本主义劳动协作整体涵容四种发展形态：简单形态、特征形态、一般形态和衍生形式的金融形态。从逻辑特征上看，也可以宣称其遵循了个别→特殊→一般→转化形式的道路，实际上，这和价值形式的发展本身是颇为类似的，因为货币形式实质是一般等价物的转化工作形态。[1]《资本论》讨论了前三种形态，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为总括，视为前后相继、彼此替换的发展过程，视为剩余价值生产拱卫的形态。关于生产的物质方式和生产的社会方式的总体关系，马克思所说的最为著名的话不过是：“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但是，“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2]可见，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发展由历史上累积发展而来的生产力总体决定，另一方面，对它的决定作用是特定的，简言之，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总是优先地和它契合的生产关系形式相结合。这是历史自我否定意义的客观批判，在分析结局上，马克思突出了“机器工厂”的规定性。

　　(一)

　　解决行动的问题，可谓是筚路蓝缕，一路走来。行动境域的《资本论》学术保卫在于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即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工作形态。问题不限于此，其必须能够真正面对历史实践当中的一些重大议题，如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如此，方能谈得上经济学之建构。所以单单从行动语境看，中国经济学必然是批判之工作结果。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热衷于和马克思幽会，不会全出于马克思个人的学术品格，在于全面涉及了当代性问题;也不全出于他的超越性能量，在于他将工作指针调准指向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和激动人心的行动路线召唤。基于这些意义，马克思的作品就代表着对于资本现代性的最为坚决、最富彻底性的工作批判。这是《资本论》给予我们的理论遗产。从理论方面看，中国人习惯讲继承和发展，其实是“述而不作”工作思路的不断放大。不作即继承，述即发展。表明：《资本论》对中国的价值性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深层次触动中国实践，它产生和激荡一种战斗的力量——话语的力量、行动的力量。借世界历史的蓬勃发展契机，这种力量就具有了特有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性地生发出来。

　　从实践方面看，中国人最喜欢讲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品格充分涵养马克思风格的战斗精神。中国历史一路走来，依稀可见“行动语境”，赫然能看到对《资本论》实质内容的“保卫”。于是，从中卷出一部有机的发展史来。王亚南一直重视对马克思理论中自然史观形态成分的阐发，并注重中国生产形态探索。他说，“今后中国经济不论采取如何的途径，它必得针对它当前表现的诸般恶劣倾向，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作去：第一，它是必须以生产为重心的;第二，它是必须采行民主的协作方式的;第三，它是必须进行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的。”“藉此说服那些硬把中国经济混同或等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学者。”[3]从批判中，最大程度地发掘社会主义建设规定，是《资本论》在当代中国的最为宝贵的实践价值。这是《保卫资本论》第十九章要阐明的主题。

　　这些可谓是《资本论》的实践遗产。从考古学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则只有继承，缺乏革新意涵的发展，故而，充其量只有坚持问题，无时代意蕴的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重大实践问题。正如马克思举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对自己的过去实施理解的行动，并真正理解以前的经济形态——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同样，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批判开始，能够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真正的理解。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回眸，在于贯彻客观批判原则，在于引入资本一般批判这一当代实在史的问题。考古学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上的工作排序是：(1)本体论，即机械地确定一个恒定的社会，以便于史海钩沉;(2)认识论，即锁定这个社会的内容和选定了解社会对象的方式;(3)方法论，即确定工作程序和寻求说明(或解释)的具体方法。《保卫资本论》则采用倒叙。因为如前指出，在对待实在史批判这个问题上，是不存有本体论逻辑意义的工作构筑的，如果有的话，它只能是本体(论)批判的意蕴，——像卢卡奇的工作那样。从方法论入手，也有一个直接好处，从客观批判中就已经看到了主观批判性，或者说已经包括主观工作批判，在叙述中径自体现了主观要求，只是在形式上还未予以适当分离。

　　从方法论出发归根结底在于果断地撇开知识考古学，如此，以下将进行历史的自我批判。也就是说，这里甚至没有通常见到的那种纯粹的理论意识之争。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说，它不过是《资本论》已经进行的资本自我批判工作的继续，是当代域内的自然延伸;而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说，则意味着全部结束形态的自我批判的开始，即经济形态社会自身瓦解逻辑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援引列宁关于“垂死资本主义”的分析，采用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些分析。这些工作指明自己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后发展时期的分析，从而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因素愈发显见的发展阶段上的分析。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然地与之同行，与之合流，而又必然地具有特殊的发展轨迹。这是重读《资本论》整体所具有的行动逻辑域，它注定要在各个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找出自身的合理价值，以引领人类的发展。开端仍然是必然性基础。让我们切合中国的实际来重新谈论这些话题，期望通过它能够更为有效地导向对必由之路的分析。

　　(二)

　　科斯及其追随者一步跳向成熟态的企业对象，以对量的扩张收缩的高度关注掩盖其中的质性分析。与之相反，我们的分析触角仍由直接过程的成长开始。《资本论》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分析成果是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工厂史进行了研究。“机器工厂”这个工作用语之所以能如此简洁地总结这段客观史的成果，基本理由有两条：其一是“机器”(机器的发展);其二是“工厂”(工厂的发展)。

　　先来看前者。这是一部辉煌的技术史，是人类技术的总汇。马克思通过技术史追踪，回溯和找出它的发展轨道：(1)劳动者的劳动素质的不断提高，遵循着简单智力型(简单能力意义的劳动力)→常规智力型(能力不断扩展的劳动力)→高级智力型(具有学习能力的劳动力)→智能型(简单劳动力或一般劳动力)的演化路线。(2)生产工具的进化，循着轨迹：简单工具→通用工具→专门工具(体系)→机器(体系)。劳动力演化方向是进一步智能化，向真正“社会智能”类型迈步。生产工具进步方向则是“智能工具(或机器)”类型。由此形成叠加生长(规定)，产生主客体要素的相互推动(发展)，促成劳动过程形态总体具有不断智能化的历史趋势性要求。主客体两方面的互补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这是生产力的发展规定性，也是其尺度，是对生产力演化带有“历史活化石”意味的考证的结果。从而可用一个发展标准，即由图17-1 显示的“劳动互补性”(核心内容是技能和技术的互补性)，来说明这一点。

图17-1 技术、分工演进与劳动协作水平

　　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来，劳动过程从而劳动协作水平越来越处在了高度互补的发展形态上了。“人们往往把劳动力、自然和技术看成是三个完全独立的因素，这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不仅是因为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起作用，而且还因为它们自身在形态和作用方面相互制约。”而马克思“在具有更大概括力的意义上来使用‘生产’和‘生产方式’这两个词。”即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不仅是技术的作用，而是有三个建设性因素：劳动力、自然和技术。由此可见，社会物质资料永久性的再生产是和三种不同的技术条件分不开的：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的。”[4]

　　这一切文明成果就集中在机器的发明中，集中在机器体系中。“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是具有分析功能的综合的复杂性工具体系，因为人和物从两方面提供着作为工具的材料，即是综合工具体。马克思指出，“正像许多工具只组成同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5]“机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绝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6]

　　可见，机器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机器是技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类分工协作水平达到文明化程度后的象征和展现，而说到底是劳动的产物。机器(体系)的应用水准本身是生产力发展水准的一个特殊的衡量尺度，是一个标准和数据指标。机器替代“人手”乃是通过合并劳动协作的发展方式来完成的。从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最终，“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它越是成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程度越少……它也就越完善。”[7]

　　亦可见，“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8]

　　来看后者，这是工厂制度史。有人借口手工工场在资本主义实在史中占据极为短促的发展地位，而质疑它作为机器工厂“入口”的理论角色，不能理解恩格斯所做的分析：“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9]在这种分析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进一步引证马克思及芒图的各自的一段有力量性的话，作为比较。

　　(1)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被排挤，并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地出现，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求开始发展的时候……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并且，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求、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绝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10]

　　(2)马克思以其抽象天才的全部能力来分析这个运动时，把它概括为很简单的术语和很分明的时期。但要注意，不可把在马克思看来主要只有解释价值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描写。例如，如果认为手工工场是大工业时期前面那一时期所特有的、主要的现象，那就错了。即使在逻辑上它是工厂制度的必要前提，但在历史上，它确实没有普及到足以把自己的标记烙在工业上的程度。在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出现是一个何等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件，它的作用——至少在英国——在以后几百年中却只是次要的。在绝对需要时，我们可以提手工工场制度并把它同近代大工业制度相比较，但是，必须不要忘记，手工工场制度除了和以前各种工业制度之仍然十分富有生命力的残余并肩存在到底以外，始终未占过主要的地位。[11]

　　史学家芒图在考察18世纪产业革命时说：“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成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有人由于对历史的非常不了解而在产业革命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人们进一步研究这种起源时，这种起源就随着向后推移：它也许同商业和货币一样古老，或者同穷富之间的区别一样古老。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工业家同时是资本家，工厂工作的组织者，最后又是商人和大商人，他们于是成为实业家的新的完美典型。”[12]

　　因此，“工厂制度的特点是，它本身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马克思这样赞誉：“两本书——尤尔博士的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无疑都是关于工厂制度的著作中最好的;两本书的内容相同，只有一个区别：尤尔是作为这个制度的仆人，作为这个制度俘虏的仆人来讲话的，而恩格斯则是作为这个制度的自由批评家来讲话的。”[13]

　　结论是，“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14]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则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划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15]

　　(三)

　　工厂制度是关于机器工厂的生产制度，这一点确定无疑。从而，它本身表征了从协作劳动、分工劳动转向机器劳动所经历的极其漫长的历史年代。从历史深处出发，马克思感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从手工工场进发，直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工厂先是集中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的“全史”，而又焕发出自己“独特”的历史来。

　　从技术史看，简单协作不被看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理由很简单：“在资本的开始阶段，它对劳动的指挥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和几乎是偶然的性质。”但是，马克思对工厂的考察仍然由简单协作开始。“在上面所考察的协作的基本形式中，协作是同大规模的生产相适应的。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协作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特殊时代的特点。它只是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以及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在规模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同小农业区别的大农业的特点。”马克思仍然将简单协作视作起点，“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方式。”不仅由于“简单协作今天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仍然是占统治的形式”，更是因为“协作的初级形式包含着更复杂的形式的萌芽，因此，它不仅表现为这些复杂形式的要素之一，而且还作为特殊方式与这些复杂形式并存。”[16]

　　协作是穿越技术史和制度史相约的规定;由于对资本关系具有直接包含之可能性，协作成为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科学描述并预言了这种发展过程及其导致的最终结果：

　　第一，“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19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它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也都像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像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论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

　　第二，“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

　　第三，“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

　　第四，“工厂法从一项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

　　最后，鉴于这些发展结果：“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是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17]

　　(四)

　　工厂从技术史和制度史的两方面归并了协作和手工工场，从中诞生出来现代生产。这种协作一般形态，既是生产的现代协作形式，同时也是劳动协作一般的规定，属于以夺取剩余劳动为中心内容的资本主义协作的一般形式。我们在本章的一开头就言明，交换过程的形式和协作过程的形式的逻辑发展特征是相似的，以之对应，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应分别称呼为协作的简单的或个别的形态(资本主义协作萌芽发展的形态)和协作的总和的或特殊的形态(资本主义协作逐步成长和发育成型的形态)。后一种方式作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充分结合的形态的发展开端，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的特征性形式。即首先，“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这样，劳动的分工形式使劳动被分割和分配，不代表劳动者的个人意志，相反代表了资本的生产意志。其次，“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最后，“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以致，“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18]

　　马克思于此处——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分析中，还特地强调说：“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作为弗格森的学生，亚·斯密是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泰和萨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9]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既是塑造劳动的特殊方式的场所，也是构造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这一特殊社会形式的经济形态场域。这两个结合起来的特点，使其成为直接社会分配方式。《大纲》中，马克思提到大流通与小流通，说明再生产不过是意味着货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以及劳动过程以同样方式重新不断地转化为价值增殖过程——实现资本社会生成，实现大流通与小流通的统一，资本从自身出发重新回到自身。“我们可以在作为总过程的流通中，把大流通和小流通区别开来。第一种流通包括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它再回到生产过程这一整个时期。第二种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并且总是和生产过程本身同时进行的。这是作为工资支付的、同劳动能力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20]从生产与分配的资本主义实现看，大流通所指是资本积累形式本身，而小流通所指是直接资本积累过程。“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才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的主体活动的条件。”[21]所以问题的一面是仅仅通过改变流通工具和流通组织，是不能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变革的，问题的另一面是流通同其余部分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只能是在生活过程中得以全面地呈现，这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资本的积累》(法文版单列了这个篇名)中，马克思把写在最前面的一段话称作“导言”。他在这里强调工业或产业资本家总是最先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因此，不谈剩余价值的分配和转化。之所以如此，流通的中介运动，剩余价值分割为具体不同形式的不同部分，使积累的基本过程复杂化了，模糊了。因此为了使分析简化，必须预先抛开掩盖积累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积累。这种抛开是必要的，“简化”毋宁是为了突出本质的需要。直接积累过程正是建立在资本积累总过程内部的本质性规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商品和货币》看作对商品生产和它包含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的整体上的摹写。商品生产关系由价值范畴总体表征。《商品·价值形式》说到底描绘了价值关系的整体发展，即作为价值(形式)的发展架构孕育其中的这一关系逐步历史显化的过程。价值形式的历史道路毋宁说成是劳动对个别效用的发展关系→劳动对特殊效用的发展关系→劳动对一般效用(社会效用)的发展关系→劳动对一般效用的转化形式(即社会效用的货币形式)的发展关系。其中，上述序列中凡出现“效用”的地方，均可直接替换以“价值形式”，而与之对立的发展母体则可以替换成“社会劳动”，即置换为社会劳动(实体)对价值形式(或交换形式)的发展关系。显然，这是使用价值作为类的关系在社会向度上的发展，换言之，这是类的使用价值通过在自身间不断地建立适当的发展规定的方式而逐步演变为社会的形式即交换价值(载体)。

　　价值的直接规定是生产关系，或者说，价值首先是直接生产关系。价值最终呈现交换关系和交换形式，体现分配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发展蕴藏了分配运动和它的发展，本质上是分配关系的直接实现过程，即直接社会分配形式。这从历史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愈加可以看清楚。价值的直接生产关系在这里相应表明了这样的性质：(1)“工人不是和许多人相交换，而是和一个资本家相交换。因此，资本造成交换的集中。”(2)“这一切仍然和以前一样由下述情况造成，并且在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都是如此：许多人同资本一个人进行交换，从而使交换本身集中在资本上;出现了交换的社会性;资本社会地同工人交换，而工人则单个地同资本交换。”[22](3)以致，“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在直接的交换中，单个的直接劳动实现在某个特殊的产品或产品的一部分中，而它[单个的直接劳动]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劳动作为一般劳动的对象化和作为满足一般需求的[手段]的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被肯定。相反，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基础也消失了。”[23](4)从而，“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资本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24]

　　(五)

　　作为一种公认观点：马克思的价值是对交换价值的一般化和再抽象。相应，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价值概念也即是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的抽象。资产阶级反对者们则力图表明：“用这样的论点来证明是不够十分满意的，一般还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不过用来作为纯粹独断的、教条的单纯价值定义的掩护而已。”[25]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劳动对协作形式的发展关系呢?难道劳动形式或协作形式同样可以从交换价值体系中直接抽象出来吗?据我们前面的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过是系统讲述剩余价值关系的整体发展的，即剩余劳动对个别分工形式的发展关系→剩余劳动对特殊分工形式的发展关系→剩余劳动对一般分工形式(机器分工)的发展关系。从而，形式对于内容的依存是通过形式本身的充分发展来表现的;实体的存放总是客观的，这是任何形式还原术所不能左右的。那么，优先剖解形式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马克思从形式上将交换价值(运动)归结为价值(关系)，绝不是再度的思维抽象，目的是从流通关系从而财产关系运动中进一步重新引出直接生产关系。这样，突出强调了实体的客观实在性，以及必然地与其对应的形式一同整体发展的工作性质。据此可申明：分配，既体现于形式规定的发展，本身的规定又包含于实体规定中。马克思的《大纲》从欧文《论人性的形成》中摘出一段话：“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作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人们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远比对于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为之写下极长评议。马克思认为这段话的批判性论点是：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保卫资本论》在前文中提到，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作品的审读无意中确认一个正确的观点：社会财富或语言、意义或价值、符号或幻象，所有这一切是根据“劳动”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论点的下面，马克思继而写下三段文字：

　　(1)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2)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3)正如资产阶级经济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也是如此，而这种否定便是它的最终结果。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26]

　　后面写出的文字进一步巩固了前面的观点：“真正的经济”是“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工人劳动的“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这其实是说明直接生产过程内的生产和分配的合而为一的，直接生产领域即劳动的物理场和社会场，乃是关于个人(才能)的直接配置。第一段文字中，马克思运用了一个譬喻：“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分析所引述的材料可以得知，资本主义由此得到的正是“简单平均劳动”。它的初步实现是在简单协作形式中，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其次是实现在分工协作形式中，手工工场使劳动成为资本的财产和社会财产形式的实存规定，“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演变轨迹是：第一步，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所历史发现，但有了资本所造成的交换的集中。“工人不是和许多人相交换，而是和一个资本家相交换。因此，资本造成交换的集中。”第二步，“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第三步，“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最终表明一点：“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资本同样也不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绝对形式，这两种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因而是共存亡的。”[27]

　　这种分配关系和工艺学发展规定直接相容相亲。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无情嘲弄了这一定义：“‘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资产阶级学者通过将人的发展的真正的需要降低为直接性的自然需要、物质需要来创制神秘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概念，提出“一般价值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所以聪明的瓦格纳认为：“如果人把物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来对待，那么他就把它们当作‘财物’来对待”，比如他说：“这是通过估价(价值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难怪瓦格纳偷偷地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他的出发点是：人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当作‘财物’来‘对待’。因而，他对这些物进行估价，正是通过把它们当作‘财物’来对待。”“由此我们看到，瓦格纳先生怎样用魔法，从‘人的自然愿望’(它使教授获得自己的有限的概念世界)中立刻能得出价值、价格、财宝这三个经济范畴。”[28]

　　第二段文字的中心语境是说劳动规定与价值规定的统一，从而也就是生产域内的生产和分配最终实现统一的历史道路。若按交换的形式来看，这样的行动则是：(1)“资本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交换，而是以许多人的消费和需求的代表者的身份进行交换。资本不再作为单个交换者进行交换，而是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这是资本方面同分散劳动的织工等等进行的集体交换和集中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被集合起来，联合起来，虽然他们的劳动是彼此独立进行的。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这就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条件。”(2)“第二个条件是消除这许多工人的独立分散性。这时，在交换行为中，一个资本对这些工人来说不再只是表现为社会集体力量，把许多交换联合在资本中，而是在它的指挥下把工人集合在一个地点，一个手工工场内;资本不再让工人继续停留在它所遇到的那种生产方式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力，而是创造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资本使工人在生产中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一开始只在于：有共同的地点，监工的监督，统一的规章制度，较严格的纪律，连续性和已经确立起来的在生产中对资本的依赖性。同时从一开始便节省一定的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29]所以，“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一开头关于效用的逻辑的抽象，可以说是历史的抽象的反映。在他看来，交换价值是个历史范畴，只适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时期。换句话说，只有当货物作为商品来生产和交换的时候，交换价值才发展成为‘它自己的形式’……只有当生产物完全转变为商品的时候，它才‘当作价值量来固定’。这时决定生产物交换比率的职能，才由以往依据他们对生产物效用的主观评价来确定的交换双方转移到生产关系方面来，生产关系是抽象掉买者对生产物效用的评价来确定交换比率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物品互相交换的量的比例‘依存于它们的生产自身’。”据此，米克能按上面话题的思路讲明，“首先，马克思认为需要证明的是：依据这一特殊概念，也只有依据这一特殊概念所提出的价值学说，才能满足价值学说的正式条件……但是，这决不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学说的证明’的全部，像庞巴维克和他的一些门徒们试图设想的那样。”“此外还得表明，依据这一特殊概念所提出的价值学说，事实上能够对它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提供一个真实的答案……把这个学说应用于经济现实的分析，特别是分配问题的分析。”[30]

　　第一段文字揭明资本主义主题所在——发展的实质性规定。第二段文字涉及生产力实践科学和生产关系实践科学，继而描述历史发展概貌上的内涵：真正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化养成。这似乎就是资本文明的历史使命。“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31]马克思据此将“价值”视为一种人类劳动累积发展上的社会关系。因而有了第三段文字的分析，引出马克思最终的批判性主题：“正如资产阶级经济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也是如此，而这种否定便是它的最终结果。”“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最终结果是，“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但此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以简短的一句话总结这个变化趋势的最终结果，即：“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32]

　　直接生产过程已经显露出这一点：劳动协作——他们之间依据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的协同，不费资本分文，是资本的任意的可资利用的自然力，“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33]这就为分配奠立良好基础。顺着这个基础向前向后，我们可以认为，价值关系从而依次迈过了这么三个发展阶段：(1)“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34](2)与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同一。以及(3)扬弃工作形态：“在这里，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35]

　　(六)

　　因此，关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性质，马克思结论性地予以讲明：这就意味着，“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不仅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而且意味着“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这在简单协作时代多少属于外在的强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分工和机器大工业这里已完全作为从工艺学上发展起来的真实。“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的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现在，“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的劳动协作关系并不是他们自己结成的关系，是资本安排给他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也就表现为资本对他们的关系，工人直接成为可变的社会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36]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公式，这就是W = c + v + m真实来源。起初，它还只是一个形式公式，现在同它的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一道成为社会真实，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如果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那么，资本家劳动正是通过对这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无偿消费，而进行最大化地无偿占有，从事具体职能活动。亦即，“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家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对科学(知识)“占有”就是为了他的工人“不占有”，从而他就是分配权力本身，是“生产力本身”;他的劳动是为了夺取劳动，从而在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之外，决定他也需要“进行劳动”，以获取“生产权力”。这种剥削的劳动按规定性也像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艺人的活动一样，是极复杂的劳动、像蜘蛛(网)一般的文明和技艺。最终，“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并且，“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37]

　　这是一项极其疯狂的对于社会劳动的掠夺和攫取活动，成功解答了资本家劳动的性质：“智力”转化为资本对劳动进行支配的“权力”。体力和智力的彻底分离和社会分立是在大工业中完成的。机器体系成了这项历史工作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则成为它的社会形式。职能资本家的活动是作为统一化劳动行动的“特殊劳动”，它代表着劳动体的社会统一意志。从中并可以看到，“原罪到处发生作用”。这其实是W = c + v + m公式成立的总根据。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他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只不过这同一种看法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全部现存的资本都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38]

　　〔本文载《保卫资本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出处的页码为：第514-533页〕

　　* 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马克思以后时代的客观逻辑·历史脉络”。往深处看，此即全史意义之商品生产的社会客观批判也。

　　[1] 马克思说的很清楚：“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唯一区别，只是金现在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唯一的进步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0-161页。

　　[3] 《王亚南文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834-835页。

　　[4] 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490、506、519页。

　　[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6-43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90-91页。

　　[7]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155、20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90-92页。

　　[9]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页。

　　[10]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198-199页。

　　[11]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64-65页。

　　[12]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9、296、308页。

　　[13]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169-170页。

　　[1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页。

　　[15]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52-53页。

　　[16] 《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31-337页。

　　[1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45、488-489、553、564、898页。

　　[18] 同上，第417-418页。

　　[19] 同上，第415-41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6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6页。

　　[22] 同上，第589-59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2页。

　　[25] 米克认为，“这样的攻击是一种误解。不错，马克思是从他在相当早期的经济著作里研究出来的一定价值概念开始的。他把价值看作是物化的或结晶了的劳动。然而这一概念决不是独断的或教条的……价值作为物化劳动的概念，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即经济过程应当从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来分析。当然，这种概念本身是不能用证明几何学原理那样的逻辑论证方法来‘证明的’，但是，依据这一概念所提出的价值学说自然要加以证明。”(《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8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7-10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8-59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05-40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9页。

　　[30]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81-184页。

　　[3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2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03-104页。

　　[3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8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7页。

　　[35] 《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9页。

　　[36] 《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386-387、455-457、487页。

　　[37] 《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443-444、486-487页。

　　[38] 同上，第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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