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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英健:马克思“改变世界”理想的公共性旨趣

贾英健 · 2024-03-11 · 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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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既内蕴了对现存世界超越的公共理想目标,同时也意味着对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品格所作的批判性超越。

  [摘 要]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既内蕴了对现存世界超越的公共理想目标,同时也意味着对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品格所作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中的;不仅表明着自身在功能指向上的变化,而且也表明着其在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而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在性质上的变化的是,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与共产主义,特别是与无产阶级的公共实践结合了起来,发动了一场由无产阶级担当的、以改变现实世界为历史使命、以谋求人类最终解放为公共价值追求的公共实践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对公共实践基础上的公共主体观的历史性创生

  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像以往传统思想家那样站在为现实作诠释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对各种传统思想的辩护性立场展开深刻的哲学批判,揭示其哲学的公共性本质。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通过对传统理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深刻批判,发现了生活世界的非公共性,即公共性异化。马克思对各种异化现象的分析批判,不仅为人类描述了一个超越现实非正义的不合理的公共理想世界,而且也找到了实现这一公共理想的革命力量,并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内蕴了对现存世界超越的公共性的理想目标,体现了马克思基于现实而又不满现实的一种公共性的关怀和理念。这是因为,马克思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由资本的逐利逻辑及其合法性所推动的私利化和狭隘的资产阶级形成的社会,也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的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时期,作为从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并由人与人之间关系构成的社会群体共同体的公共性的价值理念正在遭受着异化带来的重创。与传统形而上学那种通过自我意识、绝对观念向人们所展示的恒定的“纯真”、“纯善”和“感性”哲学所主张的那种能够对人的现实生活直接进行的感性直观不同,马克思基于对传统哲学的反思与超越的需要,展开了一场以公共性为价值旨趣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看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乃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它是由获得独立自主性的个人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利益共同体中,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被视为人的活动的一切目的,群体或他人则构成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样,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个体就被看作是一种终极的实体,群体则成为个体的派生物而存在。对个体利益的自由诉求,使人与人之间“仅仅是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其中,个人对自己的利益的过分追求由于源于对物的依赖,因而使自然的需要被追求货币、追求需要多样性满足的欲望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依赖关系表现为物(货币)的依赖关系。总之,马克思认为,现实是一个标榜自由的、个体化的、离散型的原子式的社会,也是一个由私人化的资本关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的“法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追求利益的自由不过是指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平等也无非是那种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的自由的平等。在这里,“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由此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的抽象性、形式性和虚伪性。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历史分析,确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已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障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超越私有制存在的人类“共有现实”的理想,马克思用“共产主义”来指称这种理想的“公共世界”。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才真正成为平等的关系。

  马克思也看到了在交换领域确立的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把人从原有的人身依赖和等级从属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与此同时,却又把人们置于金钱、财富等物的支配之下,使人变为物的奴隶。以物为基础的个性和独立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受到新的限制,这表明人的自由个性还只能是片面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还表现为一种对人而言的外在性和强制性,不仅使这种劳动扭曲和蜕变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活动,而且也使劳动成果具有了异己性。它非但不是属人的、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而且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表现为人的个性被扭曲和压抑。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不合乎人的公共性发展要求的社会,是一个终究要被超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建立在体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公共性旨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中的。

  不过,如果我们把马克思这种对未来理想的思考仅仅局限为一种经验层面作出的设想的话,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际。表面上看,从对现实人的生存境遇的分析中似乎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关于未来社会公共理想的要求,但实际的情况却是,马克思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对未来公共理想的一种想象,它表达的是存在于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现实层面上的逻辑推演。这种逻辑推演,从根本上说与马克思的思维逻辑是统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心目中的现实生存世界,是一个被纳入到马克思反思层面上的世界,马克思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思考并不是在于说明现实世界是怎样的,而是意在说明现实世界对人的意义何在?沿着这样一个问题思考下去,马克思要回答的是:是什么造成了现实世界对人的意义的丧失,究竟是谁应该对这样一个貌似正义而实质上是非公共性、非正义性的社会负责?而这种对问题的追问又与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理想的逻辑预设不无关系。

  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人类理想生存的这一人类解放的主题。正是这种公共理想的预设存在,才使马克思哲学保持着为现实人的生存提供规约引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对公共理想的未来探索中,实际存在着一种超验性的公共性理念的设定,这就是“对人的真正存在状态的理想预设”,而马克思对未来公共理想的论证实际上是对这种理想所作的严格的逻辑推演,并使之逐步完善的过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对未来公共理想的探索是源于其心目中的。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理论创造中,始终抱着自由是人的本质这样一种公共信念。不过,马克思的自由是一种奠基于现实基础之上、作为现实的否定性存在的那种“应然”的自由。作为人的自由的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扬弃、自我复归的逻辑过程的必然环节,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才真正实现了自身,人的生成史也才得到终结。所以,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强调的这种能够体现人的真正生存的理想只能在超越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而实际上,这样的人的出现恰恰是马克思公共理想中的人的逻辑指归。这种公共理想的逻辑指归,不仅为人的存在找到了逻辑上的价值寓所,而且也通过对私有制下非道德、非正义的工人存在的批判,表达了一种人之存在的“合乎道德”的公共价值的理想旨趣。

  

  把马克思关于人类公共理想看作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性理解,看作是一种对公共性理念的合逻辑、合道德的推论,虽然对破除以前那种仅仅把对理想的理解局限在知识论、认识论层面上理解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却不能够回答马克思的公共理想预设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根本的公共性问题。因此,对马克思公共理想社会的理解,还应该将其纳入到马克思对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展开的哲学批判所实现的变革基础之上来加以阐发。

  其实,把未来公共理想界定为共产主义,这并不是马克思首创。纵观马克思前的共产主义理解,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其的理解或者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或者是指以平等、民主和自由为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则赋予了“共产主义”理论以更加丰富和充实的内涵。各种“共产主义”思潮虽然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种种不满的思想基础而产生的原生态“理想”,但是,这种“理想”本身的形成却没有相应的现实为“母体”与之相对应,而只是纯粹的从理想出发的主观设想。所以,他们的这种理想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当他们试图把这种理想描绘成一种至善至美、完满无缺的美丽画卷的时候,结果却是“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称这种“共产主义”为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识到,对共产主义理想仅仅指责其缺乏论证是不够的,必须用自己确立起的理想对它们进行深刻的批判,只有在这种批判中才能进一步展开自己的理想目标。就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旨趣来说,他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所作的一种面向现实而展开的探索。在此以后,马克思通过创立社会决定论为他批判传统共产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在此基础上,他便着手展开了对共产主义的全面批判。马克思发现,传统共产主义总是从某种人道主义理性原则出发去设计一种现成的制度,然后按照这个蓝图去试验和建造,这种共产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体现,他虽然对工人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也试图为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而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它根本不会看到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果不能摆脱私有制的影响,即使能为工人争取某种财产占有权,也只能是在一种丝毫不触动私有制的情况下而作出的平均主义的努力,它根本不可能为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应该看到,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主要是基于抽象的人道主义而展开的抽象批判。

  后来,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才真正表现为运用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来分析经济理论和经济领域的问题,在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中,完成了以寻求人类的解放为公共理想目标的设定和阐发。马克思认为,传统共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们还没有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去看私有财产、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没有从全人类的解放出发设想未来,因而也就无法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生成的运动。与之相反,马克思则是从私有财产对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中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所以,他能够站在一种超出各种共产主义理想的立场上来展开对其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共产主义学说,在实质上却都属于粗陋的共产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批判中虽然还表现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学说的痕迹,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目标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这是马克思批判各种传统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以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通过批判,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脉相承性,在唯物主义内部蕴涵着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倾向。马克思通过这两方面的探索,实现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的结合,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并且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并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得到了系统阐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共产主义这一公共性目标得以实现的历史场所和历史基地,而共产主义公共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可见,马克思眼中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在现实历史过程之外有着另一个“彼岸的”基础,而是前一社会阶段的必然发展并与之对立的表现,意味着凭借现实的力量实际地推翻这个异化的世界,它不是简单地从观念上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也不是对私有财产的力量进行简单的排除,而是实际地在消灭这种力量之异化形式的同时,使之重新成为社会的力量,并为人类公共群体所共同拥有。

  

  马克思虽然通过他之前的共产主义学说以及现实人的生存世界的批判,确立了自己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的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马克思的这种公共理想就可以仅仅局限于理论的、理想层面上的理解,更不能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理解为是对旧的共产主义学说的颠倒或翻版。这是因为,马克思对旧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始终没有离开活生生的人类生存现实以及对现实的改造这一场景,而且马克思理想学说中的太多的光辉思想和学说都是与他所散发出的浓浓的生活气息密切相关的,体现着马克思把“理想”变为“现实”活动的理论旨趣。

  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之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不仅仅是对生活世界的这种解释,而是对其的改造活动,即把这种理想的理论变成一种改变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运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与理论上的规定相匹配的现实形态就是人类历史的全部运动,这种运动即是共产主义的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中,生活和历史构成了马克思区别于其他各种共产主义的两个维度,而二者的结合便是人的实践活动,即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这样,立足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既不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固定社会形态,而是一个有诞生、有生成和历史的现实活动运动过程。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对象性活动”,以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为公共价值目标的真实世界中存在的真理才能得以重建。

  马克思所言说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活动,其实现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的“否定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及“真正解决”自由和必然、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等人类诸多矛盾一直伴随其中,而且这些矛盾的解决决非是一个时期或某个阶段所能做到的,只有在全部历史运动中才可以设想这些矛盾的消除和解决,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十分明显,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日常的经验思维,而把它作为哲学视域中的意义、价值和情境。在马克思看来,谁要是乞求这些矛盾在某个时候全都解决了,那么,历史也将在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而这种完美的历史造就的完美的社会和国家,永远都只能是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在这里,马克思所要告诉人们的是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人类只能付出自己的全部历史。

  如果说,共产主义必须伴之以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公共性经验的诞生过程。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是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对于人的交往活动来说,它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不仅要以世界历史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其本身也就是这种世界历史的最深层次。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创举,在那里,“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会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通过“世界历史”思想再次向人们表明,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在人类全部历史中存在的、在世界历史中不断生成的人类恒久追求的类的意义和类的价值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为人类贡献了一种体现人类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类的实践哲学。

  

  既然共产主义公共理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那么,与此相关的便是这个实践的主体是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能否解决实践的主体问题,这便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重要标志,也正是这一问题决定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后完成。因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他所说的“改变世界”不仅表明其哲学在功能指向上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性质上变化的是把自己的哲学与共产主义,特别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结合了起来。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共产主义实践的主体呢?马克思显然选择了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理论立场。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一切理论从根本上看都不过是从一种抽象的类公共性理念出发来谈论抽象的主体、谈论抽象的人的实践活动,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属于理论哲学,不具有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性质,这也正是马克思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定位于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一公共性价值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认为,哲学不应该关心那些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哲学的生命活力在于它是一种面向人的生存和生活这一公共领域全面开放的智慧,哲学要担当起为该领域的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使命。但是,当时的一切传统哲学却忘记了哲学的这一公共本性和公共价值,把哲学变成了一种维护少数人利益、为各种不合理的、非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辩护的工具,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超越传统哲学,就要首先对传统哲学的唯心主义,以及意在维护日益膨胀的私人利益的非正义性哲学进行批判,确立一种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诉求,以及面向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公共哲学的立场。

  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理想,很快就在实际的斗争中遇到了令他困惑的问题。在实际的生活中,马克思不仅发现了现实生活世界存在的一些现有特权的人通过国家获得本该属于其他人所有的利益,而且作为那时的国家却拼命地对这种不合理的现实辩护,这使马克思很快就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变为实际斗争中对广大人民利益的辩护上。对工人群众利益的关心使马克思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工人劳动异化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资本全面异化的时代。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分工造成的私有制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造成一个与之而来的庞大的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也同时促成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就必须起来进行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的疾病,单靠自身是无法医治的,必须将这种非人的世界推翻,开创一个属于人的新世界。同时,他还发现,在这种旧的社会制度中产生了两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一是日益壮大和觉醒的无产阶级队伍;一是能真正独立思考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汇聚到现实的运动之中,成为埋葬旧世界的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主体的发现是与他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的思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把群众设定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主体,并把群众物质利益看成推动实践的根本动力。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实践,从而形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后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找到了完成人类解放伟大历史任务的现实主体——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因为无产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他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是最彻底、最革命、最无私的阶级。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还必须掌握人的哲学。而人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一种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在这种学说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即没有无产阶级,人的哲学决不能走出自己的界限,只有这种哲学与作为它的工具——物质武器和无产阶级相联系时,只有这种人的哲学符合无产阶级的需要并为它所掌握的时候,它才能得以实现和传播,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所以,马克思强调,彻底的理论构成解放的头脑,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本身也可以变成摧毁性力量。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必须而且能够掌握群众,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总之,马克思不仅为人们确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公共性理想,而且也把这种理想看作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公共的实践运动,它由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所担当、以改变现实世界为公共历史使命、以谋求人类最终解放为公共价值追求。正是通过这一切的努力,马克思才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并最终实现了以公共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群体生存共同体为价值本位的公共性理念、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公共性品格的哲学革命性变革。

  贾英健

  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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