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浏览头条，看到了《从办公室通知，看公社大集体之不可行》（今日头条：禾麦文化，2024-06-01 11:21）一文。
文章说：“从办公室通知，看公社大集体之不可行”。“在机关、国企、乃至民企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有些时候，会发一些内部管理通知，譬如：随手关灯（避免长明灯），下班关空调（有下班忘关空调，空转一夜的现象），随手冲厕所之类的。”“你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会不会出门不关灯？有没有出远门不关空调的现象？你在家里会不冲厕所吗？”
这种逻辑显然是很荒唐的。
一，“办公室通知”现象在私营企业一样存在，为什么私营企业可行而公社集体就不可行？
如果从办公室通知来看，不仅公社大集体不可行，即使是私营企业也一样不行。有谁能保证私营企业不出现“办公室通知”现象？在私营企业，有责任性和积极性的只是老板或股东，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是缺乏积极性的。因为员工拿的只是预先基本固定的工资收入，它并不因为企业发展的较好而可以多拿。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整体处于消极状态。
与私营企业相比，公社集体的生产成果所有社员都可以凭借劳动投入量（工分）进行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休戚与共，呈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紧密关系。为什么仅仅让老板或少数几个股东受益的私营企业反倒可以正常存在和发展？而让人人都受益的公社集体反而不可行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二，“办公室通知”现象在家庭也普遍存在，为什么家庭可以存在和发展，公社集体不可行？
如果从“办公室通知”现象来看，按照的逻辑，家庭早就应该灭亡了。因为即使在家庭中，完全可以存在类似出门不关灯、出远门不关空调的情况。家庭成员之间同样存在着勤与懒、享受多与少的区别，据此是不是可以判断家庭都应该走向解体呢？
类似这种管理不到位，出现某种漏洞的现象，别说是公社大集体，在任何组织、单位都是会存在的。因为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总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少部分比较积极；少部分比较消极，而中间大部分则常常处于浮动状态，或者他们趋向积极；或者他们趋向消极。即使是在一个家庭中，那怕是只有夫妇两个人，相互之间也有勤与懒的差别存在。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多个方面的差别，就如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总有长短，不可能一般齐。一个群体的行为状态，主要决定于起主导作用的那部分：如果是积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那这个单位整体走向积极，只有极少数处于相对消极状态；如果是消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那这个单位整体就会走向消极。
三，既然并非“所有的集体都不好”，那关键在于基本制度，而不要把管理问题与基本制度混为一谈。
认为：“并非说，所有的集体都不好。而是说没解决好‘成本意识’、‘责任心’、‘归属感’，以及更深层次的‘责权利’明晰，‘劳动成果和奖惩挂钩确定性’，没解决好‘法不责众’机制的集体，永远不会有好结果。”
在这里，认为并不所有的集体都不好，这个认识是对的。而后面提到的成本意识，责任心、归属情感，责权利，劳动成果和奖惩挂钩确定性等问题，是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别的，即一是基本制度问题；一是管理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一个集体成员有没有责任心、归属感？劳动成果和个人收入是不是紧密关联，这是由基本制度决定的。在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所能分配的只能是劳动集体的生产成果。田里能够得到的，才能拿来进行分配，因而在整体上生产队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仅此一点，就让每个社员不仅自己要更多、更好地投入劳动，而且更要关心集体生产状况和整体管理状态。因此，生产队社员是会通过社员大会的途径，来决定生产队的重大事务及队干部的合适人选。也就是说，生产队在整体上，比起一般的私营企业，具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这是因为生产队是每个社员的利益都与集体生产的成果相关联，而私营企业只是老板或股东的收入与企业生产成果相关联。动车比常规列车具有更强大的动力和速度，是因为动车不只是机车有牵引力，而且每个车辆也自带动力。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第二个特点是，个人收入与个人劳动投入状况紧密关联。在时间工条件下，你要有足够的时间投入，才能取得相应的工分积累；在定额工的条件下，你必须有更快更多的劳动投入，才能与别人保持一样的工分，或者超越别人的工分量。因此，只要工分制的具体形式既能与具体的生产要求相适合，同时又确实反映社员投入的差别，生产队就会有良好的、适合生产需要的劳动状态。
公社大集体就它的基本制度，相比一般工商企业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是因为，公社大集体在经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之后，建立能够体现社员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在管理上，由社员大会、队委会领导下的队长负责制来体现社员的劳动管理权，在分配上则采用工分制来反映社员投入的劳动量的差别，并在产品分配上把这种差别体现出来，体现了社员的劳动分配权。而一般建立产权制度的企业，它所反映的是资产的权利，而不是劳动者的权利。因此，这种企业只有真正握有资产的老板或股东才有积极性和责任性，而广大的员工是缺乏积极性和责任性的。
在所有进行集体生产的单位，都存在着管理问题。这与多种因素有关。第一，生产集体的基本制度，也是有其变化规律的。因此，当基本制度的具体形式需要调整时，就需要管理人员来适应这种调整的需要；第二，劳动集体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环境，这也需要管理人员和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这同样也是重要的管理问题，甚至是决定企业或劳动集体命运的管理问题。第三，管理人员本身，特别是主要管理人员本身也具有阶段性的变化，也有一个由适应阶段到不不适应阶段的变化的现象，因而管理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普遍的。管理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改变主要管理人员或修改具体的管理制度、方式来实现。某个集体或企业，出现某些不正常现象，常常不是基本制度的问题，更多的是管理性质的问题。把管理问题混同于基本制度则是一种无知。
四，不懂公社大集体的经营机制，别对公社大集体乱做评价。
认为：“并非说，所有的集体都不好。而是说没解决好‘成本意识’、‘责任心’、‘归属感’，以及更深层次的‘责权利’明晰，‘劳动成果和奖惩挂钩确定性’，没解决好‘法不责众’机制的集体，永远不会有好结果。”“人民公社大集体，恰恰这些都没解决。反映在现实，就是心态的松懈，对集体财产的浪费、消耗性使用、不在意、不爱惜。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浪费损耗严重，日积月累，就是整体的低迷。”
从这段议论不难看出，对公社大集体的运行机制并不真正了解。在进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之后，人民公社的基本单位一一生产队即形成了由劳动收入波动为特征的按劳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一方面使劳动者个人收入与个人劳动状况相关联，形成了生产队内部的多劳多得的机制；另一方面把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分配直接与生产队的生产成果直接相联系进行分配，使社员的收入随着集体生产的状况而自然波动，从而形成了社员对生产队管理状态和生产状况的关注，并通过社员大会、队委会的管理体制为社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调整生产队管理状态和生产状态形成了适合的调节途径和方式。这就是真正的按劳分配机制。
而从所提的“成本意识”、“责权利”、“劳动成果和奖惩挂钩”等内容可以看出，他是用产权型企业的一些概念来套用到公社大集体，完全不了解作为大集体的生产队本质上是一种劳权型企业，因而有不同于产权型企业的经营机制。这与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大寨模式的是一样谬误的。
五，说公社大集体“浪费损耗严重”、“整体的低迷”是张着眼睛说瞎话。
所说的“心态的松懈，对集体财产的浪费、消耗性使用、不在意、不爱惜。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浪费损耗严重，日积月累，就是整体的低迷。”如果用来描述现在的民营企业整体状态还算适合，但用来描述公社大集体那就非常荒谬了。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物资紧缺，开始时生产队都要用杂草、沟泥来制作农家肥料，要用诱蛾灯这种物理方法来治虫，哪来的集体财产给你浪费？哪来的集体财产给你消耗性使用？这“浪费损耗严重”又从何谈起？
人民公社从1957年到1983年，共有25年左右的时间。在这25年时间里，我国人口从6亿多人增加到10亿多人，也就是说，我国农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从养活6亿人发展到养活10亿人，农业劳动生产力增加了60%以上。这是“整体的低迷”？
人民公社使我国原始种植的农业生产状况出发，先后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电力化、水利化、种植管理科学化，并进一步向农业生产机械化、农村工业化发展，这是没有效率的表现？
难道在评价公社大集体，不需要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的基本情况出发？
六，在那个艰苦奋斗的时代哪来的“心态松懈”？
我不知道是不是经过那个时代。但从他说“松懈的心态”这样的描述不难知道，对公社大集体的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
从大的环境来说，我国的农业在公社开始时，是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农业生产还处于原始种植状态。在没有实现电力化和水利化之前，我国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状态。在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的环境下，迫切需要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在这种环境下，试问是谁有“松懈的心态”，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各级政府部分？是既要保证交够国家公粮的社队干部？还是要养活一大家子的社员？
人民公社时，一到大忙时，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那些老师、各单位干部、甚至是社队企业管理人员及工人，都要到生产队农业生产劳动。试问，在这种环境下，谁有“松懈的心态”？
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创业过程，从没有医疗卫生系统到健全的社队医疗卫生系统；从没有学校到普及农村的中学教学；从没有电到农业生产的电力化；从靠天吃饭到灌排系统的建立；那亩产从一、二百斤到三、四百斤，从三、四百斤到五、六百斤，七、八百斤；……。所有这一切都是依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的。在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创业过程中，无论是社队干部还是社员，怎么可能是“松懈的心态”？
七，公社大集体有没有尊重人性？
谈到“因为没有尊重人性，注定不会有积极性，注定不会有产量。”
在这里，又谈到了人性。说到人民公社，说到大集体，许多人总要谈到人性，言下之意，就是人民公社大集体没有尊重人性。这显然是一种无知。
说到人性，它总是以现实的人为对象的，而非抽象的、一般的人。
现实的人，在当今社会，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那就是资产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
资产所有者，也称为资本所有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企业的老板或股东。他们的人性是什么呢？那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经济学家把这种人性抽象化，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于是便有了“经济人”的假设。
劳动所有者，也称为工本所有者，更具体地说，就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他们一方面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这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概括的“劳动人”概念。作为“劳动人”的人性的体现在于用自己提供的劳动追求消费价值量的最大化。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无论资产所有者还是劳动所有者，都是自利的。只不过两者满足人性的形式不同：在按资分配的环境下，所体现的是资产所有者或资本所有者追求产权，满足盈利最大化的本性；在按劳分配的环境下，所体现的是劳动所有者或工本所有者追求劳权，满足消费价值最大化的本性。一个是谋求资产增殖的利益要求；一个是谋求劳动价值化的利益要求；一个需要建立的是产权制度；一个需要建立的是劳权制度。
公社大集体的劳权制度，相比于产权制度，它体现了生产队所有劳动者的人性要求，而不仅仅是个别或少数人的人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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