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同志在《孙冶方治学是如何标新立异的——《孙冶方文集》序》中指出：
孙冶方1957年末“到经济研究所后，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和主张，包括：恩格斯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并不是错误的、后来被恩格斯本人抛弃的观点，而是正确的、对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回顾历史，1844年，24岁的恩格斯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34年后，恩格斯在“价值”消亡的注解中指出，
“……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 《德法年鉴》第95 页) 。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文9，327，《反杜林论》）
这就说明，恩格斯青年时提出的“关系”命题，作为一种衡量，是一种中性列举，它意味着商品经济经过资本主义，到其消亡，始终存在着生产费用和效用的两者关系对价值的作用。至少可以出现两种主要的，也是截然相反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马克思的第二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按社会需求，用效用即使用价值分配某一门类产品的总劳动时间，从而决定价值，这是价值规律的深入。这正是恩格斯后来强调的，他早年“关系”命题的科学解释“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例如我国当下汽车生产中，新能源车性能突出，在中东BB机爆炸和特斯拉远程禁用事件后，华为车系以自研的昇腾芯片和鸿蒙方案的综合效用，超过同档次使用美国英伟达芯片的众品牌，而传统豪车奥迪宝马大幅度降价依然滞销。销量的升降变化，普遍认为是投入不同的研发费用的结果，但只有马克思的第二种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在各品牌产业链中，分辨产品效用对劳动时间的分配，由品牌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正确回答了费用与效用的关系，而这正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用效用偷换劳动时间解释价值，失足并投降的地方。
那么，仅凭“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中性命题，能否如孙冶方和张卓元同志所说的，“对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重要意义”吗？是不能的。因为还有第二种解释。费用和效用的关系也可以和从斯密、李嘉图到萨伊的“三位一体”相联系。劳动所有者获得工资、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或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如此“三位一体”下，生产费用可视作成本，效用视作营业收入，要害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马恩全集26上，87），产生效用价值论，全要素价值论，这是资产阶级观点。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通过原料、工资、费用的成本核算，熟悉价格、销量与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构成的利润关系，但对于一般来说数字相同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对可变资本中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构成关系不熟悉，准确的说，是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不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去认识问题，或者根本不承认。
从两种不同解释的对立可以看到，孙冶方、张卓元同志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中性列举做出的评价，绕开了马克思和庸俗经济学的对垒，留下了包容“三位一体”和效用价值论的空间，虽然同一时期也强调着价值规律，实际上注意了费用和效用，丢失了价值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反映了孙、张两位同志的理论误区和言不及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实践中，出现岐见是正常现象，但领军人物在不同时期重大问题上的不同理解，必然影响社会实践。包容“三位一体”、效用价值，忽视生产关系，孙冶方同志的此观点和八大决议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静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上就遥相呼应了，实际上也支持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提出体现“三位一体”，改变生产目的的GDP体系。从经济理论角度，为邓小平同志批评、反驳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坚持八大有争议的观点，进而提出以GDP为衡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二元论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支持。孙冶方同志的言不及义诱发了邓小平同志先是平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继而在“不争论”、埋头干的前提下，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背书式的“解放思想”。
而GDP体系取消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过去被批评的利润挂帅变本加厉为利润最大化，而非满足社会需求的全社会盲目生产，推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产业化，引发房地产业向国民经济首要部门攀升畸变，阶段性激发假冒伪劣生产；利润最大化推动对货币额的无止境追求，形成长期持续通胀和巨额债务以及对美元霸权的屈从，形成极快的两极分化和一定的西方垄断资本渗透。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民有民治民享”以及民国新三民主义的靠拢交叉，这些后果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流血战斗过的，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民主革命派的老同志在批评毛泽东同志“左倾”时所万万想不到的，也是其继承者西化派熟视无睹的。而张卓元同志信奉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仅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市场主体化，但长期混淆简单商品和资本商品，认为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直接等同的，向党内输入全要素价值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力解释科技、文旅繁荣下的两极分化、不婚不育、人口锐减、货币贬值、失业加剧、债留子孙和乡野空巢等等这些对典型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复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就需要从实践出发，正视GDP体系的市场决定带来的矛盾，问题导向，倾听群众心声。
从“天才大纲”上的“运用对立性的经济学家自然要同双重的价值即抽象（或实际）价值和交換价値打交道”（马恩全集第一卷，603），到马克思“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胚胎与长成，对此的分歧也容易形成修正主义的坯胎，核心在于对青年恩格斯批评的“臭名远扬的效用论” （马恩全集第一卷，604）的容忍兼容和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而对价值规律的运用，应当回到毛泽东同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宏大思想体系上来，我国高铁、农电等的项目收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的处理，实际上就是既尊重又限制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成功实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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