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劳的狡辩——评《苏联祭》中关于“躲避崇高”说的辩解

徒劳的狡辩——评《苏联祭》中关于“躲避崇高”说的辩解

    

    《苏联祭》一书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迎接2007——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十周年”，是自称“中国文坛上重要作家”的那位。敝人不敢怠慢，赶快买来拜读，原来此书是旧作的结集，读后虽获益不多，却发现一则被我过去忽略了的故事。这便是此人对曾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的“躲避崇高”说的辩解。大家知道，1993年《读书》第1期上此人曾著文《躲避崇高》评论当时所谓“火火的”青年作家王朔，由此提出了名噪一时的“躲避崇高”的主张，文艺界大多不以为然。他为此进行辩解的文章是1995年写的，题为《想起了日丹诺夫》。该文竭力谴责苏联的日丹诺夫，赞颂曾遭日丹诺夫批评的小说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文章说：“日氏们的杀手锏乃是崇高二字。《真理报》的杀气腾腾的社论的题目便是《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真是讽刺呀，可怜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显得那样卑微而批判者是那样‘崇高’！” 接着，替自己辩解的高论便开场了：“顺便说一下，笔者所肯定的王朔的‘躲避崇高’，当然指的是躲避这种吓人杀人的自封的崇高即伪崇高。”好家伙！这样一来，“躲避崇高”说不仅毫无不妥，而且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然而，利斧难削白纸黑字，诡辩难掩客观事实。在《躲避崇高》一文中，明明强调，在王朔“火”起来以前，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处于同读者不平等的地位，“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据说，直到中国文坛出了个王朔，事情才起了根本的变化。王朔与读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他“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而这“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
    应当说，这是对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作家艺术家的莫大侮辱！难道这些作家艺术家都是居高临下，如同论者所说，是以“先知先觉的‘精英”’面对广大读者，以“高出读者一头” 的架势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吗？不是，根本不是。拿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来说，他就是平等地对待读者，像最亲近的知己一样与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的，不论是他写的小说、杂文还是诗歌，都是情真意切，使人们读来如坐春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这一点，以此来教育我们党的干部，要求干部在人民中间，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写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 （《毛泽东文集》第 8卷第 354—355页）这难道不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说的最有力的驳斥吗？历史上的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无不如此。毛泽东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曾有如下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出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白居易的平等心情既对歌女，亦对读者。所谓“横眉立目、高踞人上”云云，纯粹是论者的信口胡诌！
    稍有文艺常识的人都知道，以平等态度对待读者与发挥文艺对人民大众的教育功能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完全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文艺是崇高的事业，文艺工担负着塑造人们灵魂的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但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教育文艺工，给他们以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又是文艺工的母亲。文艺工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然后反过来再给人民以营养。这个营养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作品中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决不等于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观众，反过来，否定文艺的教育功能也决不等于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观众。就拿论者推崇的王朔来说吧，他确实是彻底否定了文艺的教育功能，但是，作为一个读者和观众，我们难道能够从他的作品和言论中感受到哪怕一丝一毫平等的态度吗？当我们听到王朔自称“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之类，当我们看到那或玩世不恭、或大言不惭的自白，难道我们不感到是在被耍弄，是在受施舍吗？这些年来，人们对王朔的作品和言论颇多非议，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文艺史上看，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从来不是论者所称道的什么“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而是热烈地歌颂真善美，有力地鞭挞假恶丑的文学。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号召对我们社会中视为崇高、神圣的东西，一概加以调侃、嘲弄、亵渎，令人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是荒诞，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处之。这实在是一种有害的腐蚀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哀莫大于心死”。如果精神支柱垮了，人们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没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希望呢？人们对“躲避崇高”说之所以反感，所以要予以驳诘，意即在此。今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敝人体会，其深远用意亦在于此。然而，谚云：“眼睛一眨，老鸡婆变鸭”，按照论者的诡辩，“躲避崇高”原来是为了反对“吓人杀人的自封的崇高即伪崇高”，呜呼！真理完全在论者一边，夫复何言！
    但是，恕我直言，这种诡辩是徒劳的。这不仅因为《躲避崇高》一文白纸黑字俱在，认错是可以的，抵赖是不行的；而且即使在论者看来，现在日丹诺夫似乎已经成了死老虎，自己怎么说怎么有理，恐怕事情也还没有那么简单。过去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有些做法确实欠妥，教训深刻。例如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理应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具体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例如由党和政府作出某种决议，肯定某类作品和某个学派，否定某类作品和某个学派等，这非但不能达到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目的，相反会阻碍艺术的繁荣和科学的进步，会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极为不利。貌似空前统一，实则万马齐喑。不同的意见包括错误的意见不让发表，并不等于它们就不存在，而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其实是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如今我们谈论日丹诺夫当年代表联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主要吸取的教训似应在此。至于涉及的具体作家作品，仍可讨论，不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按之入地，现在捧之上天。质之“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不知以为何如？
     《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