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主流媒体拒绝发表的旧文（之一）
迷惘的文学艺术和迷惘的作家艺术家
• 柯孜 •
《文艺报》曾经开辟过“挑战世俗”的专拦，面对相当一段时间来迷惘的文学乃至文艺现象，发表了张学昕、陈雅谦两位学者有胆有识的评论文章（见2001-6-9《文艺报》第三版），很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后来又发表了赖大仁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立场》（见2000-8-25《文艺报》第三版）作为呼应。这中间还以“加入WTO，文学怎么办？”为题（见《文艺报》2001-8-18第一版），把我国加入WTO后不仅民族工业要经受严峻考验，民族文化也要经受严峻挑战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对一二十年来我国的文学艺术现象来一番思考和品评了。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诸多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庸俗化、快餐化乃至颓唐化，确实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且不要说那些登载在众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报刊杂志上的“时尚流行”作品和地摊文学，也不要说各出版社为了获取利润抑或说是为了出版社的生存，而出版发行的大量媚俗图书，还有各影视机构粗制滥造的电影电视剧，就连在全国性文学艺术评奖中摘取桂冠或被媒体捧上峰巅的某些所谓“精品”、“大制作”，也迷失在毫无党性原则、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泥潭中沾沾自喜。
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从一面世就引发了诸多的论争，可是争来争去，还是被戴上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并作为“百年百种”经典重新出版发行。
本书被称为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采、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见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一版《内容说明》）“是大西北农村史、中国农民史、乃至中国命运史”（见上海教育出版社《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王铁仙等箸）其实是以箸史立传的手法，貌似客观公允的所谓“纯客观”的描写，“不偏不依”地通过白、鹿两家的恩怨，展现了血与火的“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国共两党斗争年代的故事。
既然是“大西北农村史、中国农民史、乃至中国命运史”，那就不能不让人在它是怎样表现历史这一点上进行关照，并引起一定的思考。
熟悉中国近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代表，也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代表。在与封建军阀、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反动派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不仅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无畏，而且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同时也能顾全大局，以全中国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戴的。不然，她就不可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但是，在《白鹿原》中，似乎对这个基本历史事实有他自己的理解。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大大小小近百个人物，如火如荼的生死搏杀，书中的共产党人或隐或现，几近乌合之众。最后，共产党虽然胜利了，但这种胜利并没有给本书中的人民群众带来明显的好处，社会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不仅钻进新生政权的有人动机不纯，就是有好的纯洁的党员也遭到了不幸的命运。
诚然，共产党在她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在她前赴后继为国为民的二十八年奋斗历程中，确实遭受过挫折，确实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她在革命的大方向，在肩负历史重任时那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战斗和牺牲，即便不愿意去讴歌，至少也应该给以肯定。可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竟有那么多的权威人士连篇累牍地为其张目，煞有介事地奢谈它的“史诗性”、“广度”和“深度”，甚至称为“中国的《静静顿河》”、“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等等。我这里绝不想否定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并不反对它的出版。但它不真实地反映历史，甚至歪曲历史，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是应该明确予以指出的，更不应该给以以上的葆奖和推崇。作品本身在误导着广大的读者和青年，文学艺术的权威人士甚至机构也在推波助澜，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难道不是一种可悲的迷惘吗？
《白鹿原》的陈忠实曾在网络上宣称，“文学只有回归到真正的文学时，作家的创造才会出现更率真的繁荣。而近20年仅能算作排除非文学因素，接近真正文学的过程，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将在下个世纪出现。”首先，我不知道他所说的“真正的文学”的特定含意是什么？难道是完全非阶级非政治非政党的吗？难道在漫长的有阶级有政治有政党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下，会有什么完全可以不受阶级、政治和政党的影响而创作出“真正的文学”的作家吗？这不像是要拎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一样可笑吗？请问，在新的世纪里，阶级、政治和政党难道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殆尽吗？如果新的世纪还有（而且必然会有）阶级、政治和政党存在，会不会有陈忠实所企盼的“真正的文学”的时代的到来呢？那么，《白鹿原》是“真正的文学”吗？恐怕在他看来，至少是什么“仅能算作排除非文学因素，接近真正文学”的吧？可是，在我看来，恰恰是这部“接近真正文学”的《白鹿原》，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抹杀在决定中国人民命运、中华民族前途的斗争里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潜移默化地误导着我们的广大读者和青年。至于什么“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将在下个世纪出现”的说法，则是全面否定了二十世纪中外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法国的巴比塞算不算伟大的作家？德国的托马斯•曼算不算伟大的作家？美国的德莱赛算不算伟大的作家？俄国的列•托尔斯泰、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肖洛霍夫算不算伟大的作家呢？他们的传世之作算不算伟大的作品呢？还有我国的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老舍等等都算不算伟大的作家呢？难道这么多被其特定历史阶段阶级的、政治的、政党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影响和制约的作家们都不是伟大的作家吗？他们的作品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吗？如果不是不懂或是忘记了文学史，那就是有些妄言了。
剖析了陈忠实所谓的“真正的文学”，我想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如此来写《白鹿原》了。勿庸讳言，自从一九○五年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见《列宁选集》第一卷《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确实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出现了“左”的偏差，把文学艺术生硬地从属于政治，并越来越简单地把它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甚至要求“写中心”、“唱中心”，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涌现出了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艺术作品，而且大设文字狱，确实使不少作家艺术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以上文学艺术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就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流文论的指导地位，就放弃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否定或忽视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用和成就。当年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曾狂妄地宣称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们是抱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肆意否定一个多世纪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辉煌成就，为他们打击一大片制造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左的文艺路线，为什么还要不顾历史事实，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流文论指导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呢？否定别人是为了肯定自己吗？那似乎就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还有一部几乎与《白鹿原》齐名的长篇小说《活着》，其写作手法也与《白鹿原》有些相似，只是它更注重于描写主人公个人的命运，没有把那个年代的政治斗争作为情节主线来铺展。但是，这部作品与《白鹿原》的异曲同工之妙在于（特别是由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从解放前的旧中国到建国后，凡是共产党取得胜利和辉煌的时候，它便惜金如墨地一笔带过，凡是共产党犯了错误遭受挫折，它便大书特书由于共产党的错误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苦难。这岂不也是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吗？
再就是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所谓“热播”，被媒体炒得不得了，被演艺圈大腕们众星捧月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编导标榜的是想通过“白家老号”的兴衰遭际、家庭恩怨，揭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时代变迁、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中“家国共存亡”的深刻主题，并曾大言不惭地自诩当代《红楼梦》。其实，招摇过世之后，不过是一部“思想内容贫乏、世界观颇为局限、视角单一、负面作用很大，以及过分沉缅于自恋之中的一曲封建家族的挽歌，一部名不副实的所谓大制作。”
仅以以上三个大部头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为例，我们便不难看出当代文学艺术的迷惘和作家艺术家的迷惘了。
当然，问题决不是那么简单地产生的。正如张学昕在《站稳我们的立场》一文中所说，“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当代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极大影响，文学更是深受西方文学话语的强势遮蔽。我们发现，西方极力倡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自由竞争及所谓的‘全球化’，其实质已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文章在概括分析了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疯狂侵蚀之后强调说，“现在看，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和西方化，正像亨廷顿说的，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的全球化。” （见2001-6-9《文艺报》第三版）
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像《白鹿原》、《活着》这类作品所产生的年代和背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清算左的思想的同时，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国际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一时间，好像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灵了，共产主义从根本上成了泡影，共产党也不能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成功地领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了。梁晓生就曾在他的那些“断想”、“随想”、“凝视”的政论文章中，毫不隐讳地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学说”，似乎并不是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普遍真理。所以，我们的文学艺术迷惘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迷惘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甚至连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搞不清楚了吗？连仅仅半个世纪前的世界历史也忘却了吗？连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经过艰苦奋斗，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二个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的基本历史和不可否定的功绩，也可以一笔抹杀了吗？连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使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以漠视和忽略了吗？
文学是人学，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学，这恐怕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都一致认同的。文艺作品要写社会意义上的人的感情、性格和命运，都离不开这个特定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虽然文艺作品不是历史，但文学家艺术家也不能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任凭以照自己的好恶对历史肆意篡改、随意杜撰。各国共产党人从事着人类历史上绝无经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挫折和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怎么能就此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今天和今后仍然有可能犯错误。但是，不要说党员作家，即便凡是有良知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文学家艺术家，也绝不会因为她局部性、阶段性的错误，而抹杀她整体上的历史功绩和英明伟大。
陈忠实曾在《白鹿原》的序言中反来复去地大讲特讲所谓“生命的体验和生活的体验”。他说，“生命的体验是可以信赖的。它不是听命于旁人的指示也不是按某本教科书去阐释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所体验到的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生命的痛苦和欢乐，生命的顽强和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等等难以用准确的理性语言来概括而只适宜于用小说来表述来展示的那种自以为是独特的感觉。”这下我们更清楚了，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完全是个人化或私人化的立场。看来他是把作家和艺术家当成了完全凌驾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是不受历史和社会所制约的。一切的选材立意取舍褒贬包括创作灵感，都来源于他那个“生命的体验和生活的体验”，“他们只关心自我的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只追求表现个人的情感”（见2001-8-25《文艺报》第三版赖大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立场》）。所以，他就完全可以不顾历史的事实真伪来写《白鹿原》了，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就成了“一部具有史诗风格、在新时期文学中带有独特个性的标志性佳作”（华夏出版社“出版说明”）了。可是我想，这种纯个人化、私人化的作品，却也是要诉诸社会的，却也是要给千百万人特别是青年人看的。尤其出版评论界的肆意吹捧和媒体的炒作，“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它就决不是个人和私人的东西了，它的认知作用、导向作用，就是不可避免和无法估计的了。我不知道《白鹿原》、《活着》的都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那他们至少是在创作中丧失了应有的党性原则。如果不是，那他们便是对共产党历史和现实中的错误所迷惘，从而失去了应有的良知和正义感，也忽视了自己作为作家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感。
至于《大宅门》的选材、拍摄、炒作和倾巢出动的捧场，则是京城大腕们沉溺于名利而迷惘的“杰作”。他们本来就是远远地脱离实际、脱离下层群众的，他们的影视作品不是秦皇就是虞姬，不是新贵就是大款，不是靓男就是倩女，不是宾馆就是别墅，不是京城就是异域，一味的戏说，一味的言情，一味的侃煽，一味的娇情，广大观众和评论界恐怕也是见怪不怪了。
最近，媒体又报道说，西安电影制片厂以50万元的高价购买了《白鹿原》的电影电视改编权，并要与美国合资进行2000万元的大制作。看来，由于《白鹿原》一改中国革命文学的立场观点，还真是备受国内外某些方面的青睐。但愿在改编中能还历史一个公道，不要像原著那样篡改和歪曲历史，再进一步误导广大的青年和观众。
我最后想说的是，贵报在开辟《挑战世俗》这一栏目的编者按中曾说，“面对西方‘经济一体化’的全球战略，民族的文化精神一点一点被侵蚀”，而忧虑“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对这种危机的无视和冷漠”。这无疑是给当前的文学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们的一针清醒剂。不错，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中国文学艺术现状的时候了。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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