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由一伙小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后来经过了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主导地位逐渐转移到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手中。五一的时候听电视台里说一年能否携家到外地旅游是辨别是否中产的理由之一,不过本文谈的不是中产阶级的性质和定义,我想从这个普遍的阶级上探讨被它影响着的中国电影。
其实想到中产阶级霸占话语权上,就很容易理解第六代导演为什么都迫不及待的上岸的原因,原因很简单,他们起初是在小资的身份或者是贫穷的老百姓,反正他们原先的出发点大都不是学院派,有些只是去电影学院混个文凭罢了,这些对电影这一传播形式抱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最开始只是想拍电影来反映社会上的问题,因为宗教在大陆是个禁区,所以他们只能从自身点上着手,例如山西的贾樟柯,便是在农村的现实上挖掘冲突和问题所在,他的电影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不过到后来的《站台》,因为导演个人的野心太大,反而比不上以前的小武了,与贾一批从农村县城出来的青年不同,娄烨从城市小资身上发现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他的电影比前者更具有艺术感,喜欢的观众也自然更多,然而影片里没有任何主题的盲目感则让人为第六代能否从更深层想问题而担心。
一种是农民和工人阶级,一种是城市小资,或者是城市里各行各业的人。这两个深刻的阶级因素使得第六代的作品悖离了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口味,其实中产阶级也是从小资发展上来的,而第六代的广泛上游,显示出其很可能在将来也被这一强大阶级所吞噬的征兆,而这正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毕竟进影院平凡的还是那些收入稳定颇丰的中产阶级,发生在电影创身上从下到上的叙述转变其实在法国的新浪潮干将们身上也明显体现了出来,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戈达尔,这个曾经漫骂特吕弗有背新浪潮初衷的人到最后还不是成了保护中产阶级的守门犬。
不过介于中产和“底层”的隔离带中还是有不少人是特立独行的,你在他们的电影里不会明显的找到中产于底层之分,比如张扬的作品《洗澡》,其中濮存昕扮演的大儿子是典型的南方中产阶级,而他的父亲和弟弟则一直蜗居在北京开着一家澡堂子,《洗澡》把这两种人摆在一起,从中发现阶级的矛盾,后来这种矛盾靠亲情或许能缓解一阵,但是面对着老头子死后留下的傻瓜弟弟,身为中产阶级的大儿子会将化解矛盾保持到底么,阶级的概念难道就那么容易被消解和稀释?
阶级矛盾就象无数的革命选集里概括的那样不可化解,改革开放那时提出的允许少数人富起来,这话听起来或许是乐观的,也就是说那些人富起来后就会无私的帮助穷人,弱势。然而毕竟是人类的社会,政治家们的眼光总是放的太长远,在他们的远大理想还没实现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活在了这种理想背后的阴影中。电影作为一种传播的艺术,他用高雅概括的形式不断的上演着人生,好的电影就是能让人体会出共鸣,小资和底层社会则是这种艺术最有权利的发言人,但是有一前提,他们必须自己恪守着为影象本质而奋斗的誓言,或许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誓言,但是目标还没实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必须挺而走险,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去实践。
中产阶级作为电影工业最有力的支撑,他们想看到什么样的电影便是当今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不过从另一个侧面,中产阶级因为自身相对高的文化素质,也会客观的影响和坚固电影的质量,这股力量当然是不可获缺的。无论是冯小刚的《夜宴》还是张艺谋的《英雄》,无疑都是帮助中产们去追寻在物质充裕后遗失了的精神古典情怀。
对于未来的中国电影,尼采的话或者是唯一的救星了,人类仅存的同情心支撑着所谓底层和艺术的生存,我们不能苛求于有产阶级太多的无私援助,但是作为人类,他们一定不会放弃这个行善的机会,而电影人重要的就是好好把握这个有力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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