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九十年代最初，或者是1991年？PKO，PKO，反正那时候，日本正要通过向海外派兵的法案——
我到一个大学去。
进了校门，看见大群的学生，戴着口罩和安全帽，手持木棒小跑着，跺着脚组成一个圆阵，齐声地喊着口号。两面旗帜在他们簇拥之中，一面写着"宪法保卫"，另一面写着"安保粉碎"。
我和一个学生攀谈起来。于是知道，他们是为了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日本政府复活军国主义，去进行示威游行。
他问我的态度。
我心里一阵激动。我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不单支持你们，我真想和你们一块去！……"
今天去哪儿？那学生突然低声：
"去防卫厅！今天，打算和他们直接干！……"——
听见这个"干"字时，我心中一动。仿佛一种紧张与同伙的悸动，从心头掠过。
时间到了。不是他们出发的时间，是我和教授们约会的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离开他们，朝楼里走去。
我捉摸着自己的脚步。那一刻的感觉实在古怪。似乎我在逃跑；把自己的战线，推给了这些日本的年轻人。
（五）
二十三年前，1971年2月28日、被同伴选为赤軍派中央委員的女大学生重信房子，从羽田乘飞机前往贝鲁特，朋友和家人到机场为她送行。
当时已变身为游击队的左派学生理论，是"世界革命同时论"。毛泽东早期的井冈山、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都给他们方向的指引。苦于没有根据地的他们，甚至向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遣联络员，想直接与共产党国家结盟。派往古巴的代表已经出发，只是没能见到卡斯特罗。
巴勒斯坦，这个响亮的名字和70年代世界正义的指针，给迷茫的他们指出了一条路。
重信房子怀着一个朦胧的目标，踏上了她的人生狭路。
她和京都大学工科学生奥平刚士做了结婚登记。这样她就能用写着夫姓奥平的护照出国。此时奥平刚士已先她一步，踏上了中东的土地。
他们投奔的，是以贝鲁特为据点活动的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
当日本国内发生了残杀战友事件时，他们受到了极大刺激。在重信房子的回忆录，以及岡本公三审讯记录中，都记载了他们愤怒地向国内赤军派宣布"诀别"、决心"率直地改正错误"、在巴勒斯坦走出一条新路的心情。
必须强调：这个起点，乃是阿拉伯赤军的本质。
这一诀别的意义在当时或许还不清晰，但唯因这一次分道扬镳，使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脱离了日本国内的是非，而与巴勒斯坦的解放系在了一起。
他们以此一步，赢得了一席有争议的历史地位。无疑争议会继续很久，但随着媒体帝国主义谎言体系的破败、和人类良知的起义爆发，日本的这一支阿拉伯赤军，将会赢得历史的尊敬。
这是后话。
当时，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组织，被以色列赶出了巴勒斯坦。他们为了生存和祖国，在黎巴嫩的难民营坚持武装斗争——这就是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被"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称为恐怖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时代。
在那个时刻，日本学生万里来投，一支象征性的"阿拉伯赤军"，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怀抱里诞生了。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其中的意义何在？
结论已经在很久之前、还将在很久之后出现。
从1972年冬天开始，日本国内开始流传重信房子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给战斗的你——自阿拉伯的邀请信》：
"世界的斗争，已经徐徐化为一体。只要你拿着一张单程票走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在欧洲、美洲、或者亚洲相遇。不管在哪里，朋友的天线，会发现陌生的你为了斗争，正渐渐地靠近我们。依仗战斗世界伙伴们的世界联系，在你出国后一个月左右，阿拉伯赤军会知道你的存在。
来吧，只手提着行装，走向未知的城镇，和我们一起开始战斗吧！在你一边劳动一面学习革命、等待机会的期间，伙伴们会送去战斗的邀请。大概在一年里，奔向哪儿都很简单，无钱旅行，会检验你的革命……
没钱就没法子在国外住——这是帝国主义心怀鬼胎的造谣。只要单程票和些许费用就足够了。……有亚洲人，也有欧洲和非洲人，就像从东京到大阪、从大阪到其它城市一样，世界在展开着胸怀。
事情原本是简单的。
等着你的到达，为了握手——"
1972年5月30日，日本刀从左边出鞘了。
三名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从罗马机场登上法航客机，抵达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里达国际机场。晚十点左右，他们出示了疫苗注射证明书，办好了入国手续，走进了候机大厅。三个人进入厕所，把伪造的护照撕毁并用水冲掉。然后回到大厅，从寄存行李中取出了冲锋枪和手榴弹。震惊世界的里达国际机场袭击开始了。在激烈的枪战中，一共死伤达98人之多，其中死亡26人，机场一片血光狼藉——
但关于事件的细节，有不同的版本：
a，一般这个事件被称为"乱射"事件。官方发表的消息说，这是一次无区别（無差別）的乱射杀戮、是目标对准候机厅乘客的野蛮的恐怖行为；另一说则是，事情发生后，以色列军警立即开枪还击，死伤的人是在双方对射中成为牺牲的。
唯一生存者岡本公三的发言是：那并非一次无差别乱射事件。他们的目标，是袭击机场的管制塔。
b，在枪战之后，三人中，奥平用手榴弹自爆，安田用身体盖住滚落的手榴弹被炸死。岡本公三冲出海关闯入机场里侧，用冲锋枪向以色列飞机扫射、并向停着的飞机投掷了手榴弹。最后他企图自爆杀身，但手榴弹故障未炸，再向跑道冲去时被抓住。
以色列官方发表说：奥平刚士和安田安之两人乃是被以色列军警击毙；岡本公三并未企图自杀，也是被以色列军警活捉。
岡本公三的法庭证言则说：安田投掷的手榴弹撞在墙上，落在了近前。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卷入，安田扑在手榴弹上，被炸身亡。重信房子的女儿最近著书，也支持这一说法。（《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P.54,讲谈社）
没有参加行动的另一名原奇袭队员桧森孝雄，在30年之后，即2002年3月30日巴勒斯坦"土地日"当天，于东京日比谷公园烧身自杀，辞世于54岁。他留下的遗稿（《水平線の向こうに》、风尘社）仔细讲述了当年的袭击计划：阿拉伯赤军计划攻击的目标，确是机场管制塔——
甚至，由于担心在作战中会导致机场乘客的伤亡，还有一名参加者山田修曾经始终反对袭击管制塔。不久在游泳训练中，山田溺水而死。或许这不是一个事故，而是一个内心苦斗的结果。决意参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奇袭、又不能接受袭击机场的方案——在内心折磨和自我表白的撕扯尽头，人选择了自杀亦未可知。桧森孝雄正是为护送山田遗骨回日本，才未能参加行动。
最近（2006年），原阿拉伯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足立正生拍摄了一部电影《幽闭者》，半似荒唐半是实录地描写了这个震撼中东的事件。
这部古怪片子看似不经意地，留下一个细节：
两个袭击者已经牺牲。主人公抓出手榴弹、抱着它伏在地上——这个姿势有什么含义么？
影片手法怪异，让人难猜本意。
细节已很难追究。
只是，从针对细节的攻防中，能感到这一事件怎样地受到重视；能发觉包括细节在内，这是多么敏感的话题。
三个自杀攻击者都是大学生。
奥平刚士，1945年7月生于山口县下关。父亲是京都大学农学部的知识分子，小三岁的弟弟純三也是赤军成员。奥平是一个优等生，学习成绩经常保持前十名。1964年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同时参加"底层问题研究会"，在京都的贫民区开展服务活动。他在全共斗运动中崭露头角，由于演说形象英俊，据说大受女生们夸赞。1971年飞抵贝鲁特。约一年后，在特拉维夫机场事件中，以手榴弹自杀身亡。
奥平寄给父母的绝笔信如下：
久疏音讯了！现在正在罗马写着。也许这是最后一封信了。虽然出国后就定然不会再有生还，但是，不可思议地活至如今、和很多人相遇、懂得了很多事情、而且，走向最初思考的路——几遍想过，仍觉得都是值得感激的事。
让我随心所欲、任性一场，无致礼的言词可表。……
待工作了结之后，再回到您们二位身旁。
祝健康。再见刚士——
护身符小心藏着呢，和死去哥哥的照片一起。
安田安之，生于三重县。性格开朗，学习优秀，高中就读于名校四日市高校，三年级数学考试全县（相当中国的省）头名。父亲是高手木匠，梦想儿子能成为一流建筑师。所以他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主修建筑。68年京大学运时，他以无组织活动家的方式，积极参与。后来心醉于游击队思想，并和奥平刚士交往密切。1971年9月，对父母托言"为了学习建筑想到欧洲一转"，要来路费25万日元。母亲担心海外物价高，偷偷地又塞给他15万，他对母亲说："谢谢，我会珍惜。"
父母看见儿子的容颜，是在特拉维夫事件后，政府在全日本公布照片、寻人认领的时候。据说三个人为隐藏身份，采用了《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干法，破坏面容。但后来以色列军警从厕所里找出了粉碎的假护照碎片，复原了安田的照片并送交日本。
公布那天，据说全日本有十几个父母都声言"和我们家的孩子很像"，引起一阵骚乱。安田享年26岁。
电影《幽闭者》里，岡本公三被俘前的细节，或许也藏有什么意味：枪击已经结束，主人公掏出手榴弹。他紧紧抱着，咬牙闭眼，趴在地上。这个镜头暗示着毁容？暗示不伤及一般乘客？
镜头里，手榴弹被掏出的一瞬，引爆环脱落了，它在地板上一跳，不见了。
第三名，是唯一活下来的岡本公三。
岡本公三，1947年生。鹿儿岛大学农学部学生，父親是小学校長。那时，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领袖戈达尔用电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启发，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在1971年拍摄了一部记录片《赤军·PFLP世界战争宣言》，介绍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这部电影在鹿儿岛上演时，岡本公三曾参与协助。他于浅间山庄事件结束的次日、1971年2月29日出国，并随即加入了"阿拉伯赤军"的行列。
主人公被俘后，受到了残忍的拷打，尤其受到药物注射。据电影导演足立正生以《幽闭者》进行的揭露——他被关进一个铁笼，被特意制造的噪声、滴水、饥渴、困倦轮番折磨。军警在他头上便溺，每番折磨完毕就把粗大的针头插入后颈，注射进不知名的药物。他发狂地喊叫：杀了我！让我死！但他无法死，只能忍受超绝常人想象的折磨、忍受摧毁他肉体与大脑的注射。
日本政府为了特拉维夫机场事件，曾派遣了陳謝特使前赴以色列，把佐藤首相的亲笔信转交给以色列总理梅耶。在日本，岡本的父亲则声色俱厉："判我儿子死刑吧！"
以色列军事法庭最终判岡本公三终身监禁。
巴勒斯坦人竭尽全力营救他。每一次旨在释放被捕战士的行动、包括著名的慕尼黑奥林匹克村袭击事件，都把释放岡本公三列入交换人质的名单，而且从不在这个立场让步。1985年5月20日，在以色列监狱里坐牢的岡本公三，在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总司令部与以色列的俘虏交换中，获得了释放。他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回到贝鲁特和"阿拉伯赤军"的伙伴之中。同時，日本政府也开始了对他的国际指名通缉。
在漫长的监禁中，岡本的精神已经疲弊。非人的折磨，摧残了肉体，他成了一个痴呆和衰老的病人。
特拉维夫机场事件发生的当夜，巴解阵线（PFLP）宣布对事件负责。
阿拉伯人宣布：这次事件，是为了反击和报复以色列杀害两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行为、由PFLP组织的突击队实行的一次奇袭。因此，事件的硝烟尚未落尽，岡本和他的两名战友，已经被阿拉伯人民视为英雄。尤其岡本公三，在阿拉伯人中被称作"阿拉伯之星"，无人不知"Couzo"（コーゾー，公三）。
日本的赤军，在阿拉伯受到了承认。
这是一个民族的承认么？——因为审判中岡本曾宣言："我们三人，死后将成为东方的三颗星。"
1997年2月，日本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特使，要求引渡国际通缉中的岡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军。但是贝鲁特和阿拉伯人民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仅有400万人口的黎巴嫩有200多名律师挺身而出，志愿为岡本辩护。紧接着，在1999年5月30日里达机场烈士牺牲纪念日，黎巴嫩年轻人们涌向贝鲁特沙迪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墓地，为奥平刚士和安田行之修建坟茔。
2000年3月，黎巴嫩政府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接受了被阿拉伯人民热烈拥戴的、岡本公三的政治避难。从此，岡本公三就在贝鲁特定居下来，一些来自日本和阿拉伯的年轻人守护着他。
一个呼吁建立援助岡本公三基金的网页，在2000年的夏天这样写道：
"在黎巴嫩，每年到了5月30日，人们都去给在里达机场斗争中倒下的日本赤军战士扫墓，召开集会。在火热的太阳下，大家割掉杂草，清洁坟墓。
今年的5·30，岡本公三也给奥平和安田扫墓来了！
所有的参加者，都一人一人地和岡本握手。拥挤着的人们有一点紧张，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CouzoOkamoto"(コーゾー·オカモト，岡本公三)。
直接和岡本见过面的黎巴嫩人，都因为紧张而显得姿势绷紧。我也重新实感了这位传说中的岡本公三，是怎样一位"阿拉伯的英雄"。扫墓结束后，大家朝着难民营往回走，沿途老人们说着"岡本回来了"，都流着眼泪。……
黎巴嫩的年轻人，结成了"岡本公三及其同志的友人会"。他们表示，"不管出了什么事，也要保护（这些日本人）"，"这是我们的义务"，"日本赤军是为了我们拿起武器战斗的同志"，"虽然我们穷也没有钱，更没有地位，但保护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表示感谢时，他们甚至生气了。连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他们是为了阿拉伯斗争的、我们的同志！……"
有一个故事。
在日本赤军五个人被逮捕的时候（指1997年黎巴嫩政府在国际压力下逐出日本赤军，引者注），一下子来了200多个志愿者律师。有一个女律师布沙尔·阿尔·哈丽丽对我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岡本公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那时以色列的攻击异常猛烈，因此，总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吞食阿拉伯的怪物"、是"不会崩垮的压顶大山"。
但是那以后发生了里达斗争。这一作战不是由阿拉伯人、而是由东洋来的日本人干的。这样一来，全世界都听见了巴勒斯坦的呼吁。
她说："我第一次觉得以色列那么渺小"。因为那次作战，她被赋予了勇气，从那以后决心做一名律师。
在南黎巴嫩听说了日本赤军被捕的消息后，她径直赶到贝鲁特，参加了辩护。她就逮捕经过严厉地质问总检察长。在以后的辩护中，她挑起了最深触及了日本赤军的政治性的辨论，强调日本赤军里达斗争的意义……
"阿拉伯赤军"发动的里达机场事件之后5週，1972年7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报复。以色列特务把炸弹安置在汽车上，杀害了要送侄子上学的巴勒斯坦诗人卡桑·卡纳法尼。据山口淑子即李香兰著《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参加卡纳法尼葬礼的人多达7万。在李香兰书中的插图里，卡纳法尼正在对她滔滔倾诉，背后的墙上，贴着毛泽东和格瓦拉的照片。他是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也是一个热情澎湃的诗人。
紧接着两週后，又一个邮件炸弹在卡桑·卡纳法尼的继任者、巴萨姆·阿布·谢里夫的手里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眼睛和几根手指。
人们说，报复的相酬是无休止的。那以后，悲剧不断循环，而且愈演愈烈。慕尼黑奥林匹克人质事件不久也发生了，紧接着是以色列更大规模的报复。在核武器与石头块、导弹与步枪的悬殊对峙中，巴勒斯坦人渐渐被逼到了下风。再随着十字军战争升级和媒体的助纣为虐，我从戴着红领军的时候就听惯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陷入了绝望。
使用电影手段的原赤军成员足立正生，在他十年一剑的电影"幽闭者"片名上头，不顾摄制组反对，非要添上一行日文注音："テロリスト"（terorist，恐怖主义者）。
据影评家四方田犬彦的诠释，影片在这个单词标音之上，表达了相当学究的观点。他说：这一称呼，这个恶谥，是在布什的战争中、专指谓战争的敌对方的。在巴勒斯坦没有这个词，巴勒斯坦人只使用"游击队"一语。影片要描写的，"是威胁着テロリスト——战争对方的、国家的无限制的暴力。影片以不点其名（因为谁都知道就是它们）的讽刺，揭发了某某和×××才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恐怖主义者。"
重信房子被捕后，在公审中说："过去也好，今日也好，我都不是恐怖主义者"。她在2005年10月的法庭最終陳述中说"与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相联合，至今是我的骄傲。"検察方求刑无期惩役，但被东京地方法庭否决，重信房子在2006年2月23日被判惩役20年。
桧森孝雄的遗书，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对侵略与屠杀、以及对人种歧视的抵抗。无论和平的或暴力的、无条件地支持为恢复人的尊严的抵抗。……"（《在水平线的对面》、p.5-6）遗书的落款是：
在连接着巴勒斯坦的海边，2002／3／30土地日，尤素福·桧森
尚不很清楚他们的宗教归属。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阿拉伯名字，而且在著作或遗书里郑重地使用这些名字称呼：尤素福·桧森、巴西姆·奥平、萨里哈·安田、瓦利德·山田……他们成为死者后都埋葬在贝鲁特的穆斯林墓地里，石碑上只用阿拉伯文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这一切，和一切的代价，至少增添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事件，是一次袭击更是一声呼喊。哪怕嘶哑难听，那一次，巴勒斯坦的心声，是用日语喊出的。世界虽然吓得一阵哆嗦皱起眉毛，但世界已经不能假装没听见。无数人因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穆斯林，包括中国人。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也就成了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认识的、一个深刻的注解。
同样，固执地要写这一节的我，也是为着这一点拿起了笔。巴勒斯坦问题并非是人们在电视控制的时代，晚饭时瞟上一眼的佐餐谈资；更不是不觉间被谁灌输的、落后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条坏消息。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上纷争的最主要起源；是世界硝烟滚滚的主要原因。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70年代之初、企图投身解决的这一顽疾固症，今天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了不治的癌。
抗议日益右翼化的日本，也是赤军重提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5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500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
顾名思义，阿拉伯赤军是投向阿拉伯、也就是投向亚洲母亲怀抱的一群日本儿女。
1972年，重信房子在贝鲁特接受李香兰采访时，曾说及一个"日本人不会为别国人去死"的旧意识。
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一刹那被打碎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从阿拉伯换来了传奇、荣誉和贵重的好感，回赠给自己的日本民族。我想，日本可以拒绝这一回赠，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们；但日本必须正视——"阿拉伯赤军"代表的、"归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锲而不舍否定革命的工程，是注定徒劳的。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切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阿拉伯赤军以一种日本方式证实了这一可能，其慑人的力量，远非侏儒与党棍能否定——
回顾他们的实践和勇气，我只觉得羞愧无地。在他们的影子下，我唯觉自己的渺小。独自看那个电影的夜里，强烈的冲动撞击着胸膛。在标榜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无人传达他们的讯息。
责无旁贷，这是我的责任。他们能不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老鼠大军。我不愿——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说出。我要一吐为快，歌颂瞬间的光荣。我总算写出了这一篇。这是招致围剿、毁名丢利的一篇，但这更是我的文学年表上重要的一篇。
我早就分担了罪恶感的齿咬。在那太激烈、太庞杂、太短暂的历史中，辉煌和阴暗、罪过和功绩，纠缠得难解难分。一切都属于他们，一切也都属于我们。
"阿拉伯赤军"——他们不过用犯规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极端的手段强调了公正。他们衣衫上满溅的血污，使人忽视了他们捍卫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来、企图把革命诬蔑为一种恶魔疯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国主义宣传之前，它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例子。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
从桦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我想，能忍受住苛刻的历史审视、能俯瞰侏儒的世论、能使追求正义的人敬服、并成为他人生参照的，或许只有"阿拉伯赤军"这一页。
这一页平衡了厚厚的一本。
（六）
那么，对思想贫穷的我们来说，还有什么遗产可言呢？
不尽的悲剧一直在说：激进的革命思潮，只能导致非合法、暴力、炸弹，它是一条无望的绝路。所以，抗议和反体制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时至如今，已经没有谁再为革命辨护。已经很久没有清新的词汇诞生，刷新这贫乏的话语了。
何况——整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鲁迅讲过这种微妙的心理和思路：革命的伙伴派他去暗杀，他不习惯，也不愿意。结果，没有去就回来了。
一个选择的黑影，悄然但严峻地隐现在前。虽然形形色色的行人过客，终其一生，都未曾与这样的大命题相遇。
鲁迅说的是最深的心底话。他最初曾把这种心情向增田涉透露，后来又对许广平讲过：他不喜欢刺杀之类的手段。虽然他一生都为反叛和异端辨护，但他坦白：他不喜欢那样的方式。
究竟是否存在——以"和平"为手段执行的"正义"呢？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和拒绝流血的道路，它存在么？究竟为什么，和平与正义这对孪生的姐妹，却像是相悖的分歧？
在这样的思路上苦苦寻索，就会与另一些日本人相遇：比如记者本多胜一，比如影星李香兰。
1.
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更雄辩的是李香兰。
被想象成嗲声唱着靡靡之音的、满州国电影明星李香兰，怎能和极左派恐怖分子岡本公三、还有重信房子扯到一起呢？
谁敢相信：正是李香兰，曾经首先推动了日本的良知，在七十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
李香兰（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在那个时代担任电视主持人。几乎与日本的阿拉伯赤军同时，她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并进行了对巴勒斯坦的采访。归国后，写了一本《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最近，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中，再次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为"阿拉伯赤军"表示同情和辨护。（《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1974年，产经新闻社，《生于李香兰》、2004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社）
读着这两本书，心头的感动是异样的。感觉居然和读着赤军的史料一样。这昔日大红大紫的明星，用娓娓的女性语气，毫不迟疑地呼应了——站在被杀戮者的一侧、推动世界公正的观点。
《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扉页上，印着一帧她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照片说明写的是：
"阿拉伯游击队的特拉维夫机场袭击事件后访问贝鲁特难民营。一个女人塞给我这个婴儿说：这个孩子送给你了，盼你把他培养成岡本公三一样的勇士！"
后来，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的开头，更详细地写到这件事。
在贝鲁特的难民营里，一个老太婆抱着一个男婴走向她，嘴里不停地讲着听不懂的阿拉伯语。翻译迟疑地用英语转译着，好不容易才弄懂，原来那阿拉伯老太婆是在说：
"这个孩子送给你。带到日本，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经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能让这孩子战胜以色列，踏上祖国的土地……"
（《李香蘭を生きて》P.11）
那一次，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特别给她留下了亲切的印象。卡纳法尼甚至给她起了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加米拉（Jamila），这个词的意思是"美丽"。
李香兰喜欢也珍视这个名字，所以把它当做自传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她用这个名字做题目，来纪念不久后就遭以色列暗杀的、那个优雅的诗人。
当然，李香兰对巴解人民阵线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最好的追悼，是她在这本明星自传里准确传达的、卡纳法尼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基本观点：
"巴勒斯坦人斗争，是为了回到家乡巴勒斯坦。……
我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我们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等过去曾经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处的人们，再次一起生活。……
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教给孩子们：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邻居。"
（《誰も書かなかったアラブ》，P.168-169
也许用岡本公三的例子，已经不能说服饱受美国式洗脑的朋友们。李香兰的例子，是否会多一些说服力呢？
其实无论谁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人们纷纭的议论，其实只显露了自己做为人的质地而已。
2.
在援越抗美的世界大潮中，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思想。
就像书题的表述，在纷争杀戮的今天，任何一个打算活得正直的人、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该有这样的立场：无论强权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
不止一个人回顾过初次接触本多胜一思想时的感受，回顾他们无法忘怀"被杀戮一侧的论理"——这言简意骇的警示，对他们灵魂的冲击。
"论理"其实不是理论，它只是贯穿熔化在一册《被杀戮一侧的论理》之中，其实并没有哪一篇专门做思想的阐释。本多胜一的文章，是一系列行动的组成部分。一个新闻工的"取材"只是他的涉及之一。他以关心世界为己任，他也有做如此关心的能力：从殖民主义在美洲的屠杀，到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屠杀，全球范围内，上下五百年，他清算不平、声援弱者、毫无妥协、从不惜身。
本多胜一那驱使庞大知识、排除一切暧昧、直逼问题要害的气概和文笔，拥有一种扫荡的气势。默默读着，我见识了日本的骨气。
何止越南，包括对南京大屠杀，他的鲜明，他的雄辩，那些激烈的句子，那些严肃的考据，在庞大的文章之海之中塑造了。他是一个誠実的人，主动救援苦难的人，从不转向的人。只是浏览了目录，瞭望了他的文章构成，就使我感到了敬重和信任。
不尽的恶意，被他激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若想了解本多勝一的全面，几乎等於面对整个现代史。三十数卷的全集中，越南战争、柬埔寨残杀、美利坚合"州"国的霸权、南京大屠杀、原住民问题、贫铀弹、环境破坏……等等，覆盖庞大，人所不能。他的著述早已超越了新闻记者的职业，他不仅为自己、更为日本的思想界赢得了名誉。
我读得较细的，除了最早的政论集《被杀戮一侧的论理》之外，只有他的《南京大屠杀》。这是最使他招致恶毒咒骂的一本著作。但对中国读者来说，遭受的咒骂愈恶毒、愈说明他勇敢地冲决了禁锢日本人思想的民族主义，站到了当年被屠戮、今日被歧视的中国人一侧。
《南京大屠杀》是本多胜一给中国的最好自我介绍，也是他庞大著作的基本注释。对南京的态度，证实着对越南的态度。对南京真相揭露的雄辩，支持着对伊拉克真相之揭露的可信。
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尤其是他，摆脱了曖昧的日本病。他攻击体制豢养下群儒的言动，是由于对日本思想平庸的愤慨——正如他自己所表白，是由于对日本的热爱。
前年（2006）在东京，由结识多年的朋友、原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田所竹彦领着，我们去拜访了这位前新闻记者。
我对他说：
那是越南战争刚结束不久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日本朋友，第一次对我提到了你的名字、和《被杀戮一侧的论理》。这个书名给了我很特别的印象，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书名。
而今天又像越南战争时一样。美国又掀起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高潮。而且它打出的是十字军的旧旗，把杀戮强加给穆斯林世界。然而今天很难看到新闻记者、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尤其是青年，站在"被杀戮者的一侧"，谴责歪曲的时代。甚至正相反：从共产党到红卫兵，侵略者募集了巨大的啦啦队。在北京，只因对美国侵略的态度不同，数十年的旧友便反目交恶。作为本多胜一，你怎么看这一切呢？
他说：……我对现在的记者是绝望的。越南战争期间，记者很活跃，都是个人行动。那时流行做实录，很有意思。而今天，比起正义，人们更关心的是个人的利益。电视的影响很大，新闻记者再也不去冒险，再也不亲身去"现场"。他们只是利用网络，只利用第二手资料。而人们，大家都习惯于——似乎是真相的新闻。
本多继续说：老年之后，我在编辑《周刊金曜日》，就是想给读者尽力提供"现场的感觉"。2002年我去伊拉克，调查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贫铀弹的问题。在废墟和残骸上，放射线很强。从那次调查以后，身体就衰弱了。调查之后仅半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爆发了……
我提了最想向他确认的问题：
"我一直想，美国不是只要打一个伊拉克。它是要发动一场征服和控制世界的大战争。"
"已经开始了。"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听得难过，又问：这样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
会越来越严重。他在回答中分析了美国。因为，从大的视野看，美国是一个唯有在战争中才能存在下去的国家。它虽然只有200年历史，却从未停止过侵略。从华盛顿的时代开始，先是针对美洲；进入二十世纪前，已经瞄准日本。此外还有夏威夷、菲律宾。接着是越南，直至伊拉克。即便伊拉克战争结束，它也一定还要发动别的战争。它的轨迹是连续的。
我听着想：关于这一点，有几个中国教授会同意呢。
他说：日本历史上没有革命，所以很难期待。日本人的基因，百分之九十是顺从的，不会干革命。这也是让人绝望的原因。日本人的基因，很像羊。
"那美国佬的基因，一定像狼啦！或者像野猪！……"我忍不住，开始嘻笑胡说。"中国人呢？像——"
听着我的发泄，本多勝一微微一笑。
注视着他，我想，包括中国革命和日本精神，都没有在教育方面战胜美国。今天时代的大潮已经退尽。异议和抵抗，正被恐怖地孤立。凶恶的帝国主义在小人欢奔下流自娱的喧嚣中，一路硝烟，攻城略地。
有人说：一场越南战争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也许就是本多勝一的这句话："被杀戮一侧的论理"。
我想，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人最应有的品质，年轻人应有的品质，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都凝缩在这一句之中。也许没有另一句话，比它更能揭示从越南战争到野蛮今日，这社会和人的紧切需要。
我想得到一本《被杀戮一侧的论理》做纪念。
我说，我想在今天读这本书，会有新鲜的感受。他却送给我全集的另一本，《南京大屠杀》。
读后我才知道，这本书是本多胜一郑重送给中国的礼物，哪怕中国人多不知道——他因这部著作，被右翼分子咬牙切齿欲食其肉，也招致了不少自由君子的反感。
如果他没有遭受围剿，如果不是连我的一些日本旧友都对他攻顸，也许我不会这样认识本多胜一。当不安的新世纪肇始，无论中国，或是日本，并没有多少人——为"他人的苦难"不能安宁。大家都在享受自己的小康，不在乎世界的一隅，杀戮正以堂皇的名目实行。
此刻我想引用一段。
但哪怕薄薄一册《被杀戮一侧的论理》，内容也涉及广大的领域：屠杀与歧视、越南、美国的战争轨迹、原子弹的毁灭、珍珠港、黑人运动、阿伊努原住民、质疑人类学、探险的追究、日本的作家、评诺贝尔奖、中国、靖国神社……等等，还更有与一个宣布"我爱星条旗"的美国牧师就越南索米村屠杀事件展开的、往来四五回合的激烈论战。
尽管不易选择，我还是移译一段：
"战争嘛，本来就是那样！"
现在对正遭杀戮的越南民族能这般说话，如观战棋局，对美国的战争推进者而言最佳不过。……
某来信读者、一个曾是日军官佐的公务员，对索米事件这样写道：
"十人里，有两个游击队其他八个护着他们，能以危险为由后退么？我是哪怕杀十个也要完成任务。"——
能让如此发想随便冒头的日本，对数百年、否，对千年来一直蒙受侵略的越南朝鲜，是何等可怕的国家！
正因日本是这么一个国家，才愈是不能拥戴美国。因为若拥护了美国，就会犯下比美国更甚的侵略罪行。……
我们日本人要有——偏是越南朝鲜，才非要拥护的立场。若不这样，再说到广岛长崎，美国人这么一说日本人就没办法了：
"原爆嘛，本来就是那样！"
《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朝日新闻社1982版，P72－73
确实，非暴力的原则，愈来愈成为人们的愿望。在今天，具备说服力的不是阿拉伯赤军的牺牲，而是本多胜一的说理。
……成城学园站前的咖啡馆里，邻座的主妇们吵嚷得震耳欲聋。
我竭力地竖耳分辨他低沉的嗓音，一瞬间想到一个古怪的话题：
知识分子的责任。
如今，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中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肯舍身向前，为那些被占领家园、杀戮性命、剥夺话语的人，辩护他们的道理呢？
我没有问。我知道，这个问题该提给自己。
3——
圈子虽然绕得太大，但已经绕回了起点。
其中交叉着那么多人的轨迹；桦美智子、重信房子、岡本公三、李香兰、本多胜一。此刻——那个时代的儿女，有名和无名的、逝去的和生存的，都从往事中、从书籍中，默默地起身，向着我们走来。
比起不少诺贝尔奖和媒体炮制的人物，他们更真实、更具备意义。而且，也更有人情味。他们是一些无形的碑石，埋在路口，当残暴横行时，当谎言肆虐时，他们会显现出来，挡住强暴，给和平以救援。
在这血肉之躯围起的圈子中央，矗立着一面写着"和平"的旗帜。
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如日本。它有一部美国占领军替它制定的宪法，但正是美国，今天竭力怂恿它违宪、修宪、毁弃这部宪法。
而日本民众的一切奋争，不论是过激的还是理性的、不论是群众的运动或是孤胆的努力，都是对宪法九条的防卫。日本宪法因染上的淋漓鲜血，完成了它的奇异质变，如矿石在烈火中炼成了金。它早已蜕尽了底色，荡涤了美国占领军的涂抹，变成了一种世界的追求。
哪怕有一天九条离开宪法，日本已不可能后退到昔日。未来日本民族的体质中，将会活着一个灵魂。它是由那些著名和无名的战士以鲜血浇灌的、新的民族之魂。
它像墓地中的一座纪念碑,像雨林簇拥的一株千年松。这是日本曾有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形象，是亚洲和世界高举双手欢呼的日本象征。染血的"和平"在残破的旗子上呼呼作响。九条或许会成为历史，但是象征将会永存。
它已经是新的日本文明的基础。
我头一次感到了它的份量。九条，和平，回想起那么多次长期居留日本，我从未仔细思索过它。
如今，在直面着新的帝国主义进攻的今日，我终于感到它如一股新鲜的血液，也流进了我的身体。我不仅能向日本、也能向美国和一切强国、向我的祖国尖锐地提问：
在中国，会产生这样的理念么？中国人会做出绝对的不战允诺么？会用宪法约束对和平的守卫么？
我们敢于挑战傲慢的大中华思想、并以法律禁止未来可能的、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威胁么？
我紧张而兴奋。
所以人们常说，和平宪法早超越了日本，它已是进步人类的一致愿望。围绕九条的沧桑已提示人类：社会的最好契约，必须是一切国家都盟誓允诺、放弃战争这貌似神圣的"主权"。
事不关己的时代就要结束，历史已经强求中国思考。
是的，在日本的启发下，我们也开始摸索——让自己的祖国、尤其当她钱包鼓满船坚炮利之后，也做彻底的不战承诺。让我们在修改了百年仍是草案的宪法上，在它庄严的共和国条款中，也表达如上的精神。
它会刺伤大中华的虚荣么？它会破了泱泱大国的面子吗？不，那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象征，那才是大国的风范景象。
无论历史将怎样演出，早晚中国要走到这一关口。是的，如果我们能推动自己的祖国抵达那样的繁荣，就连逝去的日本同志，也将得到安慰。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令人陶醉的理想。
（七）
让我找到一个焦点，结束最后的段落——
阿拉伯赤军的负责人重信房子在阿拉伯生活了二十八、九年。她与一名巴勒斯坦战士之间，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日本女性和阿拉伯人的女儿！我想着只觉光芒眩目。
是的，他们不仅留下了足迹，还留下了女儿。赤军的女儿，这个朦胧的形象，使我浮想翩翩。她似乎能淡化一切沉重，包括血腥和歧路，如一个天使或幻梦。也许，这梦一般的女儿，能成为我沉重话题的结尾？
听见我多次重复，不断念叨赤军的女儿，有人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心思，可以设法让你见到重信Mei。
我说不，你错了。我不需要见她本人。因为我更愿这"赤军的女儿"，继续留在想象里，成为一个神秘的憧憬。
2001年4月3日、重信房子的女儿、28岁的重信Mei（メイ，命）初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应了一个算命的阿拉伯老奶奶给她的预言：在那一年里，人生会有大变。
既然已经被捕，也就结束了潜伏的状态。母亲决心让女儿恢复国籍。她在拘留所写了一本上交日本法务局的申诉书，这就是题为《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的重信房子自述。
经过了复杂的手续和DNA鉴定，从出生以来28年无国籍、隐姓埋名、扮做一个黎巴嫩女孩长大的"命"，终于恢复了日本国籍。于是，恐怖组织的领袖母亲虽在坐牢，潜行异国的女儿却堂堂正正、合法地回到了日本社会。
一个从小就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长大的女孩、一个能讲阿拉伯语、日语、英语、法语四种语言的天才、一个贝鲁特美国大学硕士和日本同志社大学的博士、一个显然对世界有话要说的、潜在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日本左翼运动的年轻漂亮的女发言人——沉着地走进日本，露出迷人的微笑。
重信Mei名字的汉字，是"命"（メイ，Mei）。母亲解释说，是为了纪念革命、牺牲同志的生命、危险中的命。但她一般不用汉字而用日文メイ表示名字，为阅读方便，我采用"重信Mei"的写法。
我不愿让她具象化，没去刻意寻找她的消息。我只仔细读了一本她写的自传，《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以及一篇她与人讨论一部库尔德题材电影的文章。
由于生得漂亮，打开电脑，甚至能找到她的粉丝网。
她的政治色彩如何？
谦和回避的日本人很少议论。无疑她不会重走母亲的狭路。世界已展开在她的面前，道路唯有她自己才能挑选。好像她也正表演着这谜语般的角色，熟练而神秘。
当然，尽管她还没有拿出本色，重信Mei已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解说者。到处都有人请她去举办讲座，做巴勒斯坦专题的讲演。
母亲在没有桌子的监狱里写下的回忆录，记载了她的降生。为重信房子接生的贝鲁特一家医院，在母女出院的时候，坚决拒绝收费。医生激动地说；
"要道谢的是我们。我们一直为只能说一句谢谢，感到心里难受。不管怎样请别付什么钱！……我也是巴勒斯坦人。光荣的为我们民族斗争的日本人，能来我的医院让我高兴。……祝贺你顺利出产，然后再感谢你；为巴勒斯坦，为阿拉伯。而且我相信还应该说，为日本人民。愿真主给你女儿保护，她是我们医院的骄傲。起名字了吗？（重信房子回答：名叫命，Mei，阿拉伯语的Hayāt，哈娅苔）祝贺你，Mei·哈娅苔！平安赐予你，真主保佑你！"
（《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幻冬舍，2001年，P136－137）
谁是赤军的女儿？
Mei－Hayāt?
我只知道，一代新人的她们已经诞生。世界已转交到了她们的手上。她们是健康的、多民族结合的产物，天生就否决了种族主义。她们自孩提时代就失去了家园，所以她们的梦想，只有家园。她们最热爱的，唯有和平。
谁是赤军的女儿？
Mei－Hayāt?
我只知道，一次新的革命已经启动。也许和过去的革命有了巨大的差异，也许暴力和流血已被摈除。但是，捍卫和平的终级目标不会变，援救弱者的冲动不会变、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正义不会变。
赤军的女儿。
美好的梦想——
她将继承我们的灵魂、刷新我们的时代、跨越我们的悲剧。
她将在新的世纪，迎来世界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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