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天职和时代的失职
赵居平
屈原最感动我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曹操最感动我的诗句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杜甫“暮投石壕村”的时候，有两个差人前来征兵，老头子吓得逃走了，家里只有老婆子和儿媳妇，实在没有男人，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较量后，两个凶神恶煞的官差就把老婆子抓走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杜甫不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他却写了千古名篇《石壕吏》。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个祖祖辈辈都以捕蛇为业的人，他的爷爷死于捕蛇，他的父亲死于捕蛇，但他仍然乐于捕蛇，即使因为捕蛇而死，他也是无怨无悔，因为“苛政猛于虎也。”柳宗元是当地的地方长官，虽然不能改变捕蛇人的悲剧命运，但他写出了千古名篇《捕蛇者说》。
白居易在宫市里看到骄横跋扈的两个太监把“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的一车炭抢走了，他虽然不能改变卖炭翁的悲剧命运，却写出了千古名篇《长恨歌》。
关汉卿听到了窦娥的悲剧故事，写成了千古名篇《窦娥冤》。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诞生像屈原、曹操、杜甫、柳宗元、白居易、关汉卿一样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并不缺乏写成千古名篇的题材或者见闻。
当我们看到了成都女人唐福珍因为螳臂当车地阻挡拆迁而不得不浇上汽油而自燃身亡的情景，我们不光无动于衷，而且麻木不仁，当然不会写出千古名篇《唐女冤》的。
当我们听到或者看到嫖娼幼女的官员的时候，我们不光无动于衷，而且麻木不仁，当然不会写出千古名篇《乱搞吏》的。
当我们看到或者听到有的小小村长比古代的灭门的知县还要残暴的时候，我们不光无动于衷，而且麻木不仁，当然不会写出《地头蛇》的。
当我们看到许多假共产党员借着党和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奸淫掳掠大发国难财的时候，我们不光无动于衷，而且麻木不仁，当然不会写出《弱势者说》和《变节吏》的。
我们不会写出一句为民请命的诗句的，我们也不会写出一句揭露黑暗现实的句子的。尽管我们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尽管我们的思想觉悟高过了屈原、曹操、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封建士大夫，但是，我们不会写出一句富有人民性的诗句来。
我们其实应该是被称为作家的那一群体面的人们。
昨天，我读了近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上面写道：11月28日，杀害了父母、妻子、两个儿子、妹妹共六位至亲的北京人李磊在三亚被抓。为了说明此类现象的普遍性，文章又举例说，今年8月13日，安徽人宋美生把妻子和一对正在上大学的儿女锁在家里活活烧死。2008年12月，河南一位妇女将公公、婆婆以及不满十岁的一双儿女杀害，随后自杀。2006年12月，安徽人朱大鹏将妻子和两个儿女先后杀害，被捕后他还扬言道：“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杀死父母亲！”
我没有从网上去搜索更多的杀亲惨案，然而，我却不能面对这样的案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真的有话要说。曾记得几年前，有人因为谋财害命而让县长一家灭门；曾记得几年前，有内蒙大叔因为两个女儿念不起书父女三人饮鸩自尽；曾记得数年前，有要因为天价药费而家破人亡。今又见唐福珍因为住不起房因为反对拆迁而自燃身亡……最为可悲、可叹、可憎、可恨的便是李磊屠杀至亲六人的灭门事件。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活在怎样的世道？是杜甫遭遇的安史之乱？是屈原遭遇亡国之乱？是曹操遭遇的建安之乱？是柳宗元、白居易遭遇的党祸禁锢之乱？是关汉卿遭遇的亡国之乱？抑或是民间传说的江湖乱道之乱？抑或是上层所标榜的和谐之乱？
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经常这样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通过石壕事件，暴露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罪恶，折射了安史之乱时期的黑暗现实；通过捕蛇者的悲惨叙述，表达对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恶的血泪控诉。尽管这样地归结文章的中心思想，曾经遭到了某些所谓的专家们的讥笑。只是当后世读者面对“李磊杀亲”的亡家灭种的特殊事件时，他们又该作何解释呢？他们难道说不会联想到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的凶残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现实的黑暗和丑恶也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据有关网页讲，李磊是80后，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家庭，有勤劳善良的父母，有活泼开朗的妹妹，有勤俭持家的妻子，有可爱的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一岁半，但在一夜之间，他把他们都杀了。网上还说，李磊的父母都是农民，却因为拆迁得到了六百元的补偿，李磊自己还开着一家生意不错的餐馆，生活应该说是无忧无虑的，但他把自己的六个至亲至爱的人都杀了，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农家子弟的老实巴交，只是农民起义式的暴发户的凶残与野蛮。但他的残忍，超越了所有阶级的残忍。
即使凶残如古代中国古代的皇帝，即使凶残如中国古代的皇后，他们也未必毒过青年报上列举那几个当代中国人的。尤其是李磊的杀亲惨案真是前所未有。中国历史上杀死儿子的皇帝，可能只有十六国时期的石虎的。中国的皇帝被儿子杀死的也只有四个例子，北魏的建立者拓拔珪被儿子拓拔绍杀死，南朝宋文学刘义隆被儿子刘邵杀死，隋朝的建立者杨坚被儿子杨广杀死，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被儿子朱友珪杀死。中国的皇后杀死亲生儿女的可能只有北魏冯太后、灵太后和武则天等极少数女人了。南朝的刘骏、刘彧、萧鸾、萧宝卷为了捍卫皇权杀了好多兄弟和叔叔，却也没有对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大开杀戒的。三国后主刘禅的儿子刘谌杀了妻子儿女，却并没有杀父母和妹妹的。可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却接连发生了许多桩前所未有的六亲皆杀事件。面对这样事与愿违的事情，我们可以因其是为数不多的个案而忽略不计吗？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还要为事出有因有的社会而大唱赞歌吗？出了这样的事情，难道说跟我们这样的社会、跟我们这个社会的领导人没有丝毫的责任吗？我们把文革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毛主席一个人身上，那么，我们把我们这个社会所有丑态百出的事件的责任人又推给谁呢？
不是冤家不聚头似乎只适合于婚姻不能自主的古代，而在今天的和谐中国又怎么会上演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六亲皆冤的惨剧呢？
我知道，不管当代人怎么掩饰，后来者居上的中国读者一定会把李磊杀亲的社会责任推到我们这一代所有中国人的身上的，尤其要推到最当代的领导人身上的。
李磊是一个有钱人，一个在逃跑后每天都挥霍一万元的先富者。他一定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风度翩翩，傲然现在经常出入豪华社会场所的上流人物，也许还油头粉面，大腹便便，很时髦，很有魅力的。这个油腔滑调的家伙，他也许很会讨好各种领导和各种女人。他无疑是这个社会最吃得香的人物之一，说不定还是国家模范人物，受到党和政府和多种奖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杀害亲人的原因的。但是，我想，当他把刀子砍向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一定升起了想当皇帝取而代之的欲望；他的钢刀举向母亲的时候，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难道她的母亲是潘金莲，潘金莲也该武松去杀，轮不到他来杀的。即使他的母亲比三为王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的夏姬淫荡，而夏姬的儿子只是杀了跟母亲鬼混的国王和大臣，绝对没有杀害自己的母亲的。
那时，残阳如血，没有革命的壮观，只有白色恐怖的血腥。杀了母亲和父亲的李磊再接再厉，他把毒刀举向了妻子，他的妻子在如花似玉的时候被他爱得死去活来。中国古代杀妻的人很多，吴起杀过自己的妻子，因为古老中国把媳妇、妻子一直是当作外国人看待的，李石面对曾经同床共枕的妻子也许下得了狠心的。杀了曾经山盟海誓地要相守一生的妻子，李磊又狮子张大口地面向了他的两个继承人，面向了他亲生的两个儿子，两个曾经被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丢了的宝贝儿子。这个时候的李磊，这个三块石头组成的家伙，他果真是心如铁石了，他竟然举明晃晃地屠刀真的把儿子杀了。古人尚且说虎毒不食子，但现代人李磊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杀了儿子，他又把一母同胞的妹妹杀了。他像武松血溅鸳鸯楼一样，如寇如仇地杀害了自己的全家人。武松是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现实中的人物，但凭着天下第一英雄的神勇，杀了十五条人命后就动弹不得了。然而，也许并不是武林高手的当代中国的真实人物李磊，在轻轻松松地杀了全家之后，他也没有想到自杀，而是逍遥法外地继续享受人生，像所有的穷凶极恶的人那样，他只知道眼前的快活，只知道无耻之尤地享受人生……这样的六亲不认的家伙，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有哪一个时代和社会有过呢？也许真的只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和时代，才有着诞生李磊的客观土壤和主观生存的环境的。毛主席的六位至亲成为中国的六位名垂青史的烈士，李磊的六位至亲成了自己屠刀下的牺牲品，对比如此鲜明，自然就洞照出了毛主席时代和李磊时代的光明与黑暗来。
董卓、李逵都是杀人不贬眼的魔王，但他们不会把屠刀面向亲人的，而且，他们孝敬母亲的美德千古赞颂。蔡邕之所以对着董卓被所有人唾弃的尸体号啕大哭，施耐庵之所以对动辄杀红了脸的李逵唱赞歌，就说明董卓和李逵身上还有着不可泯灭的可取的人性。而李磊却是毫无人性的，他比董卓、李逵更无耻。他既成事实的杀妻灭子的行径，比阴谋未逞的陈世美还要残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子不嫌母丑，儿不嫌家穷，虎毒不食子，糟糠妻子不下堂，兄妹情同手足，李磊把人类最亲密无间的关系全部破坏了，双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那些跟他的血液息息相通的鲜血，无法唤醒他的良知，就像金钱的魔鬼腐蚀得当代中国的一些精英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底线一样，他比无恶不作的大搞种族灭绝的殖民者还疯狂，他比十恶不赦的古代暴徒还要残暴十万倍。我曾经说，古代中国的皇帝是最坏的人，现在看来，今天的像李磊这样的改革开放的利益者和发狂者才是最坏的人。
今年的中国可以说是“杀”字当头的最不和谐的一年，邓玉娇杀了淫官，全国人民拍手叫好；刘汉黄杀了台商，全国家人民拍手叫好；通铁工人杀了总经理，全国人民拍手叫好。当然也有不叫好的，那就是人民的敌人。而这一次，李磊杀了自己的六位至亲，全国人民都不会拍手叫好了，估计人民的敌人也不会拍手叫好的。也许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面对李磊杀亲而无言以对的。禽兽不会做的事情，当代中国的有钱人李磊做了出来；杀人魔王做不出的事情，当代中国的有钱人李磊做了出来。五千年中国记载中没有的事情，当代中国的有钱人李磊做了出来。这是当代中国的光荣还是悲哀呢？我曾经试图在《白雪儿》中塑造出杀母逆子的形象，但写到最后，我还是让想杀母的逆子白亮子阴差阳错地死在父亲之手。生活果然比艺术更荒诞，更恐怖，李磊杀亲添补人类史上最丑恶最空白的一页。呜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嗟夫，猛回头吧，一意孤行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你们再也不能执迷不悟地继续发展人类的精神大危机了。我认为，警钟声声的2009年，我们中国人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发人深省的四大危机：一是经济危机，我们靠着抬高房价的泡沫经济战胜了；二是政治危机，所谓民主人士妄图改变颜色的革命仍然有恃无恐地进行着，人民简直没有还手之力的；三是文化危机，我们仍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仍然没有写出人民满意的作品，我们仍然不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人心、国民和民心，金钱至上仍然占领着中国的每一寸领地；四是精神危机，是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虽然有网民网开一面地加以挽救，却是收效甚微。李磊灭门便是精神危机到了极端境地的集中表现，正所谓“中华民族到了危机的时候”。精神危机如果不能迅速根治，我们所面临着不光是亡党亡国的危机，还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机。
李磊的恶行显然超越了有史以来最丑恶的人生和人性。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社会所培养的不朽的典型的。李磊不是万恶的旧社会的培养出来的，他是我们这个最伟大、最和谐、最美好、最开放、最先进的社会培养出来的。也许，仍然会有人为李磊的行为辩护的，因为替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阴暗面而辩护的人从未缺少过的，就像是为剥削者辩护的精英在三十年里从来没有缺少过一样。相反，直视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作家却是少得可怜的，鞭挞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丑恶现实的作家好像严重地缺席了。据我有限的阅读，我没有发现哪一个著名的作家为今年的“杀”字大张旗鼓地说真话的作家。改革开放时代的所谓作家，他们从来没有对改革开放做过一件有益的事，他们除了助纣为虐，什么有益于人有益于历史有益于党和国家的好事都没有做出来的；他们既没有写出一句关注民生的名句，也没有写出一篇提高民族精神的名篇来。好多年来，我们都说是文革摧残和毁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像所谓的夫妻间告密和父子、母女断绝关系的事情，被夸大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只是那些事情，比起李磊的杀亲，在我看来就简直不值一提了。我们总不能把李磊“大义凛然”地自我灭门的罪过记在文革的头上吧？李磊改革开放地极端残忍地灭绝人性地杀害六个至亲灭门的罪过，毫无疑问只能记在改革的头上的。
几年前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是老干部的病友对我说，今天的腐败分子把国民党和封建统治者没有做出来的坏事全做了，一件也不剩的。
但愿李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丑恶全演光了，但愿他的出现能让我们的当权者和决策清醒起来。真的，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也许发展到有一天，中国就会成为杀人冠军的时代和社会，不光杀家里人，也会杀领导人，还会杀所有人的。钱不光会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发疯的，也会使所有人发疯的。因为，重物质而不重道德的时代只会使所有人走向堕落和毁灭。诗曰：六亲不认杀人狂，改革开放谱新篇。父母妻妹两儿冤，斩尽杀绝攀高峰。又曰：骨肉相残寻常家，帝王心肠败家子。神女当今中国殊，摸着石头磊李磊。
李磊惨无人道、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的杀害至亲的案件，黄帝尧舜不负责任，秦皇汉武不负责任，朱元璋、康熙、乾隆不负责任，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蒋介石、汪精卫不负责任，毛主席不负责任。但是跟李磊的年龄一般长的我们这个时代要负责任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要负责任的。
我知道，这显然不是领导人的主要责任，而似乎更应该是作家的责任，因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作家没有尽到自己的天职，我们的社会和时代才这样的堕落与腐朽到了极点。想想伏尔泰、左拉、萨特等一代代敢于坚持真理的法国作家，我们的当代作家就更应该为自己的失职承担起无可推卸的责任的。萨特荣获诺贝尔奖而拒绝领奖，中国当代梦寐以求地想获得诺贝尔奖而不得，其人格的高下何止是天壤之别。
一个不能承担责任的人就是一个懦夫。哪怕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还是杀人不见血的政客，只要他不承担责任，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懦夫。
一个不能承当责任的作家就是一个小人。哪怕是腰缠万贯的文人还是官运亨通的文人，只要他不承担责任，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一个不能承担责任的民族就是一个堕落的民族，哪怕创造的GDP再高，只要他不承担拯救社会文明的责任，它就是一个走向自我毁灭的民族。
当代中国那些名声大振的作家，几乎都没有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更没有尽职尽责地担当起作家拯救社会的天职来的。
当代中国道德的沦散，与作家的失职关系最大的。即使时代失职了，即使当权者失职了，作家也不能失职的，因为作家是堕落的时代和社会永不堕落的良知。
我不是作家，不要说是国家级和省级作家，连县区级作家都不是的。但是，作为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个失败的文人，我仍然觉得我对这个社会和时代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紧急刹车四个字，既说给那些决不走回头路的叛徒，也说给那些真正能够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头脑清醒的卓越的久经考验优秀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但愿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愿我能够写当代中国的《石壕吏》和《卖炭翁》来。
不写了，再写下去，可能又要为先富者和当权者所耻笑了：你吃得不多，管得多，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不在其位，却是想谋其政，真是居心叵测！你不是作家，却对时代和社会指手画脚，真是没有经过文革没有经过焚书坑儒时代……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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