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中央电视台《曲艺杂谈》节目说到“西河大鼓”，我听着听着，思绪竟不知不觉地飘回儿时在北方乡村听书、看戏的岁月。过去农村的精神生活比较贫乏，但是人们又一直充满了对文化的渴望，于是就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如玩杂耍的、唱大戏的、扭秧歌的、说西河的，等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要村里来了个说书的，立马让家乡那个小村热闹起来。
我的家乡那个地方主要流行西河大鼓，这种大鼓一般一人就成，所用的行头也简单，就是一面用木棍支起的大鼓——说是大鼓，其实那鼓并不大，扁圆形状，鼓面如小脸盆大小，配一柄鼓棰。说书人怀抱一个半人多高的大三弦，还有一副铁犁铧片。说书人时唱时说，或站或坐。一曲唱毕，弹弦的右手又执鼓槌敲鼓，左手执两块铁犁铧片敲出碰撞声，这手执铁犁铧片是有技术的，一块要固定在食指和小母指下面、中指和无名指上面，另一块用食指和大母指轻轻捏住，有节奏地摇晃手就可以敲出声音。大鼓采用的调子很有地方特色，唱腔洪亮、激越，道白简洁、幽默。
说书人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他们一般只一两人，背一个包了三弦、大鼓的布包，抑或其中会有一位瞎子，或者一位俊俏的女人。那时候村里没有通电，生产队找来几只尿壶，在里边灌上煤油，放入一截棉绳点着，村前听说书的场子便被照得通亮。“咚吧咚吧咚咚吧，里楞里楞里里楞”……，如此三遍声响，这叫“闹场”，目的是为了召集人们抓紧时间快来听书。儿时，每到晚饭过后，一听到这说书的鼓琴，我就在家里坐不住了，连忙跑到村前，一玩就是半夜。
说书正式开始之前，一般开头还有几句固定的唱词。我现在还记得这唱词，一般是这样：(说)各位兄弟爷们，咱今天说的是……(鼓）嘣，嘣，嘣嘣，(唱)咱们上台来，闲言碎语扔又扔，大鼓一敲钢板叮啊，兄弟爷们您仔细听……这说书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有技巧。比如要把书中的情节安排好，紧松要结合。尤其是每天收场时，要会留下悬念，如正要杀某一个人的当口，要突然收住。大人说书人往往会在这时卖关子，比如说《杨家将》中的某一段时：“只见他高高举起丈八月牙刀，以泰山压顶之势一刀劈下来，就听得‘咔嚓’一声……”得了，往下怎么样了，他却不说了。我那时就往往被这说书人勾得一夜睡不好，有时还在梦中自己把故事给编下去。
记得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说书的，其中有个女的，她的小尖嗓还能变成老憨腔。大队干部在树上挂了马灯，村里的几个光棍汉天天准时地坐在最前面，美滋滋地看着说书的女人，像是听话的小学生在听老师上课。她在村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每天晚上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后来又把书场移到一个大房子里。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几个老光棍还轮番动员村干部，说“给人家再加个块把钱吧，人家挺不容易的，再说，你不加，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直到腊月二十几，女说书人才结束了《呼家将》的演出。
在姥姥家的大王庄，隔壁村小张庄里有个张瞎子，说书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名气。听大人说，只要他的鼓架子支起来，还未开场，便围成几层人墙了。他坐场说书一般二十至三十分钟为一关，每每说到关键处、得意时、紧张点，众人听得痴迷之时，他便拿起惊堂木，砸在桌上，伴着啪的一声，骤然打住，把板子和鼓槌一放，嘴里吐出一句话：“且听下回分解”。最可恨的就是，他一晚上总要卖三四回这样的关子。那动作，中规中矩，那神态，颇为自得，那气息，气定神闲。听小舅说，姥姥家与他还有点沾亲带故，按辈分我应叫他“表舅”。一次，小舅带我去了他家。当时张瞎子大概不到四十岁，敦敦实实，白白胖胖，圆圆的脑袋，光光的脑门。那天，他专门给我们说了一段，内容已经忘却，但是书中的人物曾在我幼小的心灵腾起波澜。张瞎子说书不光用嘴，还配有很多动作，一把扇子就是兵器，比比划划，能把打斗的情况准确的模仿出来。伴随着动作，还爱运用象声词，“噗”的一声，那是刀捅进了肚子。“咔吃”一声，人就被劈死了。“扑通”是人倒地了，“噌”的一声是人上房了，“呱呱呱呱”骑马的来了，“踏踏踏”是人跑了。惊险、动听！至今，我的耳边仿佛还萦绕着张瞎子说书悠扬的伴奏和淳厚的唱腔。
听说到了２０世纪8０年代，老家的说书艺人几乎“绝迹”了。不是大家不愿意听说书，而是那些说书艺人纷纷改行。不可否认，在乡间缺书少戏的那些年代，我们这代人的历史知识许多是从这些说唱艺人口中学到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和人物让我们长了见识。大家可能仍然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刘兰芳的一部《岳飞传》轰动举国上下，简直是中国人的一道艺术大餐。30多年过去了，电视、电影、互联网都已经普及了，但那种听说书的幸福感在我的记忆深处还挥之不去。心底常涌儿时调，一曲西河吟到今。这种美好的记忆和感恩的情怀，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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