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哥和堂堂的关系说起来有点复杂，属于那类非敌非友，却又仿佛亦敌亦友的关系，总而言之，他们绝不是相互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有过帮助、有过瓜葛，更有过批评。按堂堂的说法“ 相得者两次，疏离者两次“。
堂堂提倡幽默，且是将英语humour一词转译汉文“幽默”的首创者，并定义“幽默“为“处于俏皮与正经之间”。可迅哥对这个说法却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他于是问道：“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并明确讲他是不爱“幽默“的，因为那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但，说归说，做归做，迅哥的文章确能令读懂他的人常常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不是幽默又何以名之？堂堂虽然爱谈幽默，他的文字展示给读者的似乎更多是一种“悠闲”的意味，可供品味，然而，幽默感实在是不多。读堂堂的文章，能够让人深深的感到堂堂是热爱生活的人，他细致、洒脱，淡定，富有情趣，懂得享受人生。在他的笔下，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人物故事都被以雅致轻松的风格娓娓道来，不仅有相当的知识量，更能感觉到文字艺术的魅力。迅哥则不然，莫说洒脱、淡定与他的文字毫不沾边儿，就是讲生活的情趣，好像也读到的不多。批判，讽刺，哀痛、愤懑、呐喊是讯哥文字的主题，在他那里几乎没有一丝的悠闲，因为他在与时代一同前行。讯哥也是细致的，但远没有堂堂那样雅致，他用的是一把精准的激光手术刀，把古往今来的裹在雅致外衣里面的黑暗与血腥解剖给大家看；迅哥的文字也含有丰富的知识量，但不像堂堂那样用来展示中西，古今生活方式的如何不同，他用历史告诉众生古往今来只有“吃人“二字。堂堂与迅哥是如此的不同，也难怪玩不到一起，尿不到一壶。
迅哥的家庭出身虽然远非闰土一类的贫下中农可比，但也算是个吃过苦的孩子。按他自叙： “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and “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和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堂堂则出身于一基督教牧师家庭，虽不是大富大贵之家，却自小生活优裕，家庭中西文化气氛浓厚，所接触的基本是那个时代上流人群，全然没有迅哥少年时代困顿不堪的遭遇。不同的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信仰，所以让两个身份、背景不同的孩子产生相同的信念的确是难了点儿。在国难当头的时节，堂堂以一篇又篇的文字，细腻的描写戒烟的痛苦，椅子是坐着舒服还是躺着舒服，这是讯哥绝对不肯做的，他没这个时间，恐怕也没那个心境。堂堂是”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旁观者，迅哥则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士。堂堂仅仅是喜欢”革命“而已，而讯哥则是”革命“的推动者和革命思想武器的制造者。思想的力量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能够成为人们实践动力的思想才是力量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迅哥的思想远深刻于堂堂，被称为”民族魂“是恰如其分的。作为个人，迅哥是一个觉悟了的人，他意识到他个人的遭遇实际上也是全民族大多数人的遭遇，而制造这种遭遇的根源是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去加以铲除的。堂堂总爱说中国人的性情是爱悠闲的，也许因此他说他不喜欢革命家是有道理的，因为革命家都是激进的，不懂悠闲。其实，“悠闲”是一种过生活的产品，想悠闲的不仅是中国人，西方人也多得是，关键是看侬是否有购买力，连吃饭都成问题还想悠闲，那成本未免太大了。在堂堂与迅哥的年代，堂堂虽自有一方天地，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主流，只是比迅哥的日子过得舒坦一些而已，属于那类在家有若干佣人，出门洋车代步的精英人士，这恐怕也是我们在他的笔下看不到危机的原因，因为，在他眼里世界本该如此，自古亦然。个人的“明性达理“远比“战斗”更重要。堂堂称讯哥，曰：与其称文人，无如号战士。战士注定是痛苦的，要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不胸闷那才活见鬼了，因为堂堂们的悠闲成本都由迅哥们给承担了！
然，世间人如堂堂者常在，而如迅哥者却不常有。为那只占20%购买力的80%的人群去生产精神之产品、思想之武器，本身就是个累活，有时候既吃力又不讨好，盖非人中之圣者而不为，或不敢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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