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人类的灾难当摇钱树是最大的人性扭曲
无意间看到了《叶匡政：〈唐山大地震〉是关于中国式苦难的寓言》，立即对这个“中国式苦难”产生了疑惑。莫非这苦难也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样，也有西式中式之分么？是不是中国的苦难是苦的，外国的苦难却是甜的？想来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怪事。可是，这位 叶 先生却从中感触出了“中西”的异味，看起来此人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奇人：此篇则是了不起的奇文了。
于是就耐着性子往下看，果然如此， 叶 先生的“文下之意”真是高深莫测！
一、灾难只有扭曲人性的一面吗
叶 先生开门见山地搬出了“人性”，
“震后的废墟，水泥板的一端压着姐姐，另一端压着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亲，将如何抉择？……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这里的无解，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人们在电影院中流下泪水，不仅是为这对母女，更因为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
这是他的此文要阐述的主题，也是他认为的《唐山大地震》的主题。
那么，灾难真的就只有对人性扭曲的一面吗？不要说影片中这个“无解”情节只是一种艺术虚构，即使完全真实，也不能表示灾难扭曲人性的“罪过”。
因为，这种“真实”十分罕见，属于一种偶然的现象。大量的“真实”却不是灾难扭曲人性，而是一次升华人性的大演习大练兵！
在灾难面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真凭实据”比比皆是，不但是汶川地震大量存在着，其他灾难中也涌出了许许多多。唐山大地震中也是如此。想来 叶 先生对此了解的一定不会比我少。所以在此就不作例举了。
既然如此， 叶 先生的笔触为何却集中到了这个偶然的个别现象上而抛弃了那种相当普遍的必然现象呢？“文章”就在后面显山露水了。
二、抨击“灾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叶 先生抨击灾害对人性的扭曲，并非为了抨击灾害而抨击的，其实，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抨击灾害之意实际是为了抨击人祸。
文中说：“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镇》等很少的几部电影，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
我们知道，《芙蓉镇》描述的“众生之难”不是天灾造成的，毫无疑问只能算是一场人祸了。所以，他在这里指的“苦难在公共话语中失声”实际指的是人祸在公共话语中“失声”了。
接下来他引用了冯小刚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 天灾在这里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
冯小刚的话与叶非常合拍，“失声”的只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叶将冯的此语称之为“意味深长”，其深其长在何处呢？我的解读是：这就叫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苦难就在于人祸，时间则主要在毛泽东时代。
解读出此义的还大有人在。凤凰网上有人解读说：
“中国式苦难在于人祸——苛政之苦……它是可避免、可逆转而不避免、不逆转的，因此是最可恶的苦难。还要补充一点：除了苛政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国那种变态吃人的文化与体制，这种文化与体制造成的“人祸”远较天灾来得严重得多 。哪天中国真正实现平等民主了，那么中国人才算真正摆脱苦难了 ”
中国的天灾总是会和人祸拉扯到一起，这恐怕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记得范美忠的《那一刻地动山摇》，也是一开篇就来了个“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
叶的此文虽然没有这样直白露骨，但也毫无掩饰地道了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说：
“假如一个社会对于苦难或灾难的集体记忆是残缺的，或稀有的，只会导致民众对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败坏。因为他们极少感受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可能变成苦难的施于者。从这个角度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迈出了我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艰难，但仍是重要的一步。”
对第二步第三步的迫切期待和促其早日成为现实，这才是叶的此文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大家一定都看得很明白了。
三、对苦难的记忆和眼泪能修复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吗
叶在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
他接下来又说：“这是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
那么，冯小刚破解这个难题的法宝是什么？简单的回答：一是眼泪。二是记忆。
叶文中说：“社会要保存苦难记忆的价值所在，它既可成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源泉，也能让民众达成对保护人性免受伤害的共识。人们通过对苦难的见证，来期盼苦难远离所有的人。”
而要加深人们对苦难的记忆，这就是让人们多为苦难掉眼泪！
观者无不流泪，是这个片子宣传推出的一记重拳。叶则把这些眼泪的功用吹嘘到了神乎其神的程度。
叶文中说：“我是含着泪看完这部电影的”，接着又指出：“人们流下的泪水，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流出的不过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
有没有这么神，我是不相信的，大家可能也不会相信，叶本人相不相信恐怕也很成问题。如果谁要问他：“流过眼泪以后，你的人性有何变化？”他能回答出来吗？
他举的例子是那位从苦难中被人救出又被抚养成人却在读书时早恋并与人非法同居以至怀孕的“姐姐”。因为记住了在地震时被妈妈遗弃的苦难，所以，为了不让刚刚孕育的“孩子”遭受被妈妈遗弃的“苦难”，她毅然决然作出了放弃学业回家生孩子的抉择。这样荒唐的举动竟然是在修复被扭曲的人性，岂不是天下奇谈！
其实，冯小刚导演也非常清楚这些举措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特意给饱受苦难的“姐姐”安排了一条远离苦难的康庄大道——最后投入了洋人的怀抱。
远离中国，这也是今日一些中国人远离“中国式苦难”的通用法！
四、拿人类的灾难当摇钱树是最大的人性扭曲
首先要说的是，作为今日的市场经济时代，电影业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追求利润追求赚钱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非要在前面冠冕堂皇地挂上一个“修复扭曲人性”的招牌，那就隐含了“骗钱”的成份，这就是用几十万人的生命和鲜血作摇钱树在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什么人性？这就是扭曲得最大的人性！
隐含的“骗钱”成份还不只如此。
影片的名不副实也是一个方面。唐山大地震是毁灭一个城市而又在很短时间内建起这座城市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必须用记实的笔触进行全方位的记述才行。一个仅仅是以这次地震的几个镜头为背景描写的几个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居然窃用了“唐山大地震”之名，这与用“二战”为背景的一个悲欢离合故事而命名为《二战》很有一些类似。是货真价实的“冒名”，假冒“要人名人”之名！冒名是本片收获票房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实中一些不学无术的庸人冒充要人名人或要人名人之子和亲属行骗而“成功”者大有人在。
近日又有虚报票房的质疑。为何要大炒票房甚至还要虚报票房？目的就在于渲染视听，收获更高的票房。
植入广告就不用说了，这是赚取的附加收入。
总而言之一句话，《唐山大地震》从它的孕育到出生到走向影院，就是为了赚钱。
谁要说是为了纪念唐山大地震、是为了“记忆苦难而远离苦难”、是为了“修复扭曲的人性”，那就请你看看下面两个电影院的票价：
嘉禾深圳影城 票价：70元 150元90 元230
金逸国际电影城 深圳店 票价：40元 80元 160元
票价奇高就是票房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观众在流着眼泪的时候，数着大把钞票的影院老板会跟着流泪吗？数着大把钞票的制片人和投资者们会跟着流眼泪吗？如果他们真的流出了泪水，也绝对不是伤心，而是幸福的热泪！他们是流着幸福的热泪收获你的“眼泪”！
再说，如此高的票价，有几个打工仔会舍得花钱去送眼泪！真要是为了让大家“记忆苦难远离苦难”，就该降下票价，就该送到乡下公演才是嘛！
可是，那些满含热泪收获“眼泪”的人会干吗！
附：
叶匡政：《唐山大地震》是关于中国式苦难的寓言
震后的废墟，水泥板的一端压着姐姐，另一端压着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亲，将如何抉择？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留给人性的一个难题。当徐帆扮演的母亲，无助而绝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时，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样的无助和绝望。23秒钟的一场灾难，带来了一个家庭32年的生离死别。对他们三人来说，活下来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女儿也无法面对母亲放弃自己的心灵创伤。这里的无解，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这是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父亲死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但内心的伤口却一直张开着。人们在电影院中流下泪水，不仅是为这对母女，更因为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
我是含着泪看完这部电影的，很多年没有这种观影体验了。无论是对故事、画面节奏的把握，还是对观众情绪的驾驭，冯小刚都显示了他娴熟的功力。对大地震的灾难表现，冯小刚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即形成了对故事发展的推动和压力，也没有过度的渲染。电影在意的是如何让观众能设身处地走进角色的情感中，一旦与之呼应、合拍了，你自然会与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复杂的人性世界中。人们流下的泪水，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流出的不过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
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镇》等很少的几部电影，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冯小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 天灾在这里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其实无论天灾还是人祸，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
张静初扮演的那个姐姐，之所以宁可选择退学，也不选择堕胎，就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苦难记忆，使她对生命能作出这种积极的回应。这也是人类修复创伤的一种方式，就是牢记那些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让它们绝不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的承受者，虽不会被我们视为英雄，但她对人性的这种自我修复，又何尝不是一种英雄行为？这也是社会要保存苦难记忆的价值所在，它既可成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源泉，也能让民众达成对保护人性免受伤害的共识。人们通过对苦难的见证，来期盼苦难远离所有的人。
假如一个社会对于苦难或灾难的集体记忆是残缺的，或稀有的，只会导致民众对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败坏。因为他们极少感受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可能变成苦难的施于者。从这个角度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迈出了我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艰难，但仍是重要的一步。我记得早年看过一部电影，叫《苏菲的选择》，也有类似的故事核心。那部电影说的是一个母亲在纳粹集中营中面临的抉择，是把儿子还是女儿送入毒气室？母亲留下了儿子。但那部电影中的母亲，最终并没有走出苦难施加给人性的困境，以自杀离世。《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通过惩罚自己实现的自我救赎，倒像是对那个波兰母亲苏菲的回答。母亲对女儿说：“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就更对不起你了”，因这种自我救赎，所以这部电影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尾。
没有人能预料到，苦难或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它往往在人们最无提防的时候，突然来临，就像汶川和玉树地震一样。不愿面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的苏醒。苦难的受害者，并不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对人性的追寻。《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一部寓言，它用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
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会回来了，那些受难者失去的青春也不会回来了，但这种对于苦难的聆听和见证，会让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实际上，在这个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个对苦难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也是一份骇人的行动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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