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哀歌，现实主义的复苏--评李彦英文小说《雪百合》

理想主义的哀歌，现实主义的复苏
——评李彦英文小说《雪百合》

李宪源

    旅居加拿大的著名双语作家李彦，著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短篇《枫城轶事》、《一路平安》、《警告》、《群魔出笼》和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说《罗莎琳的中国》、《白喜》、《异草闲花》、《麟姨的城》、《故园》、《回惶》、《羊群》、《姚家岭》、《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地久天长》等作品。其新著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①无论从结构谋篇的前后呼应、松而不散之凝炼完整看，还是品味小说对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描绘刻画，乃至娓娓道来贯穿始终的诙谐幽默语调，以及常常令人难以忍禁发笑的简朴圆熟笔触，其艺术水平，堪称对原有英文创作水平的一大突破。

    任何一个不带任何预设偏见仔细品读《雪百合》的读者，不难发现对毛泽东等一辈“历史创造者”所打造的新中国，跟其不无“伤痕文学”味道的《红浮萍》类作品相比，认识已经明显趋于客观、公正与全面。整部小说不仅把全中国人民曾经衷心敬仰的白求恩医生作为小说主人公“百合”精神向往与依赖的核心支柱加以构筑，而且与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出人意外而又天衣无缝地摘引了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名著中的大段文字；这种在当今西方流行小说中已难一见的对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的表述颂扬，与主人公周围冷漠自私的社会环境相映衬，反差强烈地构成了一种令人几乎窒息的沉闷悲凉氛围。就此角度而言，如果认定《雪百合》带有浓厚“理想主义”情思，或许不能算是一个过分离谱的评价吧。李彦在来信跟本笔者交换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时，曾经毫不讳言地承认：她这部最新英文长篇小说，乃是“对理想主义从当代社会中消逝所唱的一曲哀歌”。就小说主人公“百合”对白求恩割之不舍的“英雄崇拜”情结看，这样说应该不存疑义。

    而小说对这种“理想主义”挥去不散的浓郁执着思念，如果与似乎是不经意中追忆新中国“一个晚上让卖淫盗娼绝迹”之历史加以联读，再跟“百合”在其加国经历中所见几乎无所不在的种种“金钱肉体交易”常态和陷阱相对照，一个为全世界进步思想界人士所持续关注的“妇女解放”命题，就在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层面上，在中国革命辉煌成果得而复失与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人类历史前进脚步的宏阔视野中，受到了严厉拷问和沉思追究。如果人们不忽略这一不容忽略的层面，注重对小说全部表达内容的整体分析，在“理想主义哀歌”之外，似乎还应加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复苏”这一重要补充。

    来自牙买加的学过儿童心理学的黑人女同事告诉百合：如果一直期待自己成为教师的母亲，得知她在加拿大竟然是靠洗刷浴池厕所为生，一定会伤心欲碎。这不由使百合想到了对自己生活现状同样大失所望之母亲对她所抱甚高的期待。然而，从资本主义穷国移民来的牙买加同事，跟来自在“红旗下长大”之“新中国”的百合，却存在着巨大思想与心理差别。作为对自己移民加拿大后第六个生日的庆贺方式，当前者竭力约邀后者一起去观赏由一批法国英俊小伙子组成的“脱衣舞”表演时，百合坚决拒绝。牙买加女清洁工根本无法理解来自中国大陆之女同事的反感心理。牙买加知识妇女以她所能达到的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之类先进思想及其实践境界的理解，唯一可以想象得到并付诸实践的行动，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舞男俱乐部”同样购买享受法国小伙子“自由”出卖的色情服务。两位“国际性”妇女尽管现实处境相同，却因为经历了两个不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对媒体经常高谈阔论“自由、平等、人权”话题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诸多见怪不怪的现象，非常有趣地产生“鸡鸭无法同语”的隔阂与尴尬。

    如果说，上述内容还能使读者在蕴意含蓄的情节描述中，感受到某种夹杂诙谐轻松的有趣，百合另一位白人女同事对她不需要戴“结婚戒指”、更不需要一结婚就改姓丈夫之姓的惊奇，以及由此惊奇而引述的故事，②却使人感到了莫名的沉重与压抑。—个加国女教授，离婚之后，为能继续使用她改用夫姓之后建立的学术知名度，必须自愿自觉地把自己跟前夫的名姓牢牢捆在一起……。这类荒诞故事清楚向人们揭示：“奴役”与“解放”这个贯穿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冲突性老话题，在自诩“平等、自由、公正”的西方社会，仍然是何等地差强人意、任重道远！

    小说揭露批判西方社会现实的生动具象笔触，并不仅仅停留在西方“女权主义”大而无当却又往往漏失最要害本质的层面，而是用娓娓道来的从容，信手拈来的娴雅，从当今文学主流人士们常常有意无意忽略的阶级矛盾对立层面，鞭辟入里地观察思考，形象化地描述“全球化”阴影笼罩下的“天赋人权”、人性探索和资源分配等类话题，并对宗教涵义、文化和“代沟”冲突……等，表达了独具一格的思考认识。

    百合在其产假结束并长期领取生活经济金之后，找到了一个美其名曰为“仓库经理”的职位，实际上就是单独管理整个仓库货物的“大半个”搬运工。但老板对职工个人权利与尊严的公然蔑视和侵犯使她忍无可忍。“难道加拿大不是以拥有世界最高的人权标准闻名于世的吗？”当她面对工厂下班时工人们的提包必须接受检查，百合不能不惊讶地高声发问。但在她身边一起排队等候检查的印度女工，立即嘘声提醒警告她：“快压低嗓音，包括吃饭场所在内，都有监视摄像录音头！”下班时间到了,为了能够自由而有尊严地表达她的这一不平愤慨，百合无视排队等候搜包的规则，管自挺胸昂头地走出了厂门。百合因此“自由而有尊严地”丢失了“仓库经理”的职位,不得不“自由而有尊严地”去寻找另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然而，百合在工厂尊严被伤害的感觉，在换成到一家旅馆上班之后，却以她所意想不到的形式，再次曲折重现。在交给她负责清扫的厨房，其肮脏程度固然使她震惊；但相比之下，她在厨房门外不远处整洁房间见到的情景，却使她更为吃惊。她发现一个女孩全身裸露着在跟一个男性房客交谈闲聊。随后在另一房门洞开之房间的椅子上，又发现另一个裸女正怡然自在地翘着大腿在抽烟。百合虽然不无犹豫，但还是对舞女说出了自己的疑问：“难道你就无法找到其它职业吗？”舞女淡淡回答说：“能挣我这么多钱的找不到；我一个月挣四千加元，你呢？”百合震惊，无言以对。不知是因为想起了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一举禁绝娼妓的历史，还是作为一个随新中国一起长大的知识女性，很难忍受身边这种对做人尊严的自我作践和对“妇女解放”概念的无情嘲笑，百合辞掉了这份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对作品主人公再次遭受“心理伤害”的描述，恰是用“百合被刺伤的骄傲，很快就被第二天就找到的一份工作治愈了……”这类调谐语调开始的。在使用手中那把解剖社会现实时显得锋利无比之“手术刀”的过程中，李彦似乎总能摆出一副不愠不火的姿态，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外加时常眨着眼皮、做着鬼脸的调皮模样。
   

    遵循类似不无嘲讽而又不无感慨的语调，还用较多篇幅,描述了一个在大陆养尊处优的女子Camellia（以下权译为“山茶花”），在加拿大遭受所谓“家庭暴力”后，被教会人士收留下的怨艾心态——“每个中国人都在嫉妒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奢华优裕生活，天晓得我是掉在哪一码子的地狱里了！”与她在国内的生活相比，山茶花觉得自己亏吃大了。在老家跟情人生活在一起时，一应家务均有农村雇来的保姆操劳，绝不需要她为此弄脏一个手指头；每天需要操心之事，就是该怎么穿着打扮、上哪家餐馆品尝美味佳肴之类。放弃了这一切生活欢乐与享受，跨海涉洋来到这个陌生国度，却当上了自诩为“上帝女仆”之米太太的女仆，而且是以接受难以接受之施舍恩惠式的居高临下方式。但是作为还不懂得怎么在一个陌生世界与人打交道的一个新移民，她只能忍气吞声，强颜欢笑。

    在此对现实的揭露剖析，虽然并没动用厉声疾言的笔调，而更像是在漫不经心地调侃闲聊，读者如细加揣摩，中国与加拿大各有特色的“主导与被主导”、“利用与被利用”之社会生态，却跃然纸面。不同之处，在中国人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造就被压抑者心怀不满和愤懑的条件，在笔下竟然以“去忧解难、乐善好施”的形式出现了。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在中国大陆，山茶花曾经俨然以社会优胜者的身份，通过金钱名正言顺地“交换”占有了中国进城农村妇女的劳动。而在加拿大，台湾来的米太太，却以“上帝”赋予的“优胜者”地位，无偿占有了另一位大陆昔日“劳动占有者”的劳动。神通广大的“资本全球化”魔力，在世界范围按照自身逻辑划分“城市、农村”的标准，冷酷无情地把一个养尊处优的中国“城市丽人”，毫不吝惜地打入了被加国“城市丽人”所雇用的“世界农村进城者”行列。

   李彦批判现实主义的锋利刀刃，不仅不断搅刮翻掘西方社会追求物质主义享受的油腻奶酪浮表，而且深入到西方社会安置精神寄托层面的底层。为曾在台湾受过教会学校系统训练和肩负向人类传播“福音”重任的米太太，开列一个用餐前的“祈祷”内容一览表，其中包括为长女的数学考试卷上去除任何偏难怪题、给次女坚持学钢琴的智慧决心、为儿子解除早晨得的感冒病痛等等巨细无遗的事情。对教徒们在“对主信仰”和“求主保佑”之间怎样建立紧密“交换关系”的生动描绘，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所谓对“自由市场经济”负面作用颇具匡救功能的西方宗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心理基础。

    李彦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西方宗教实践中负面现象的洞察和奚落，并没有导致她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追求采取一概蔑视排斥的虚无态度。恰恰相反，她对中国人中因为缺乏精神寄托而疯狂“及时行乐”的倾向，同样显得忧心忡忡；作品笔触所向，常常直指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合理安排自己人生的深刻命题。借用山茶花对自己老家生活追思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图景，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那是一座充满街头喧嚣的历史古城，人们在喧嚣声中所无法逃避的，却是深深的孤独感。由此及彼，严肃认真而又不无嘲讽之意的笔触，又有声有色地伸向了小说人物对心灵寄托与归宿的探寻之旅。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李彦的笔触，并不仅仅满足于单向度地凸现人类在追求宗教信与精神归宿过程中存在的局限缺陷。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百合”个人心理与精神追求层面的剖析，揭示了带有浓厚国际主义、人道主义之另一类信仰的宝贵价值和感召力量。正如一位加拿大法裔作家在相关书评文章中所提到的，③“百合坚定的信念与忠诚，是寄托在一个灿烂辉煌的道德理想之上的。它像夜空中的北斗星那样高高在上、永久不灭地放射着熠熠清辉，并且具体地蕴涵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不是那个被基督徒们所崇拜的完美无瑕的上帝之子，而是一个被所有中国人简单地称为‘白求恩’的普通人……百合心目中的英雄，就是这位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在她眼里，白求恩所代表的独特的共产主义精神，包括他终身致力于为底层人民服务、不分敌我地拯救所有病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等等品质，远比她所遇到的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的行为更像耶稣基督。”

    如果说，对小说主人公“英雄主义崇拜情结”的描绘，是对有关基督教信仰所作的思考的进一步延伸或有意无意的反衬，那么，小说对女主人公“百合”跟其“母亲”之间“心理冲突”和“代沟差异”之描写，则可以视为这一“反衬”的反衬。

    作为一个自视甚高和新中国一成立就加入革命队伍、随后又饱经沧桑磨难的知识分子，“百合”的母亲对女儿移民加拿大之后碌碌无为甚至不无尴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满失望之情，几乎达到了惊讶甚至引以为羞的境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爱情寄托上笃信“曾经沧海难为水”境界的母亲，对女儿似乎颇为轻率的结婚离婚，也是颇有置词。母亲对女儿的另一不满，反映在她虽然命途多舛却仍然持有相当强烈的“正统观念”。所谓“子不嫌母丑”，她叮嘱沉溺于写作的女儿，当写作话题涉及自己的祖国时，应该着力描写表现那些正面的东西，而不应该一味批评或显示其存在的不足缺陷。而女儿同样固执不让的回答却是：一个国家或人民要不断进步，必须能够看清楚自己存在的问题。

    然而，以上差异和分歧，并不代表了母女矛盾的全部。作为凸现人物思想个性高度复杂性的另一面，跟因为受困于“白求恩情结”而对教会始终保持不即不离态度的女儿相反，曾在“无神论”队伍中混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却因为抗战时期结识的初恋对象是一个虔诚基督教徒，而对参与加拿大教会活动充满热情。她那几乎寄托着她整个生命价值的长期等待和不息寻找，直到她得知作为她心中神圣偶像之北美德高望重的高层神职人士，不仅没有遵守其当年“终生不娶”的诺言一婚再婚，而且几乎把她忘得一干二净，才戛然而止。面对冷酷无情的事实，她终于用“基督徒也兴骗人吗？”的愤懑责问，喊出了内心寄托与精神向往的彻底破灭！

    笔者以为，李彦的文学功诣在对这一“母亲”形象的建构描绘上，达到了人物塑造、环境铺垫及主题发掘三者的契合和映衬。作为百合长辈这一代人，那种外表显而易见的矜持、正统、保守与一本正经，却无法彻底遮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西风东渐”之潜移默化影响，在他们这一代人灵魂深处和精神期盼方面所打下的隐蔽烙印。而或许正是这种通常被忽视、而实际上容不得忽视的烙印，才在特定条件下和不同程度上，微妙曲折地改变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社会面貌，并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延伸和充分展示，最终诱发了对很多人士来说至今仍然不甚清晰的幻灭感。

   在我记忆中，李彦似乎是在众多海内外华人作家群中，第一次关注挖掘出这样一个虽然略显单薄却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来。这一人物塑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悄悄扮演了一个具有“历史转折”特征的重大文学隐喻和象征符号。

    任何一名小说家，当其愿意抛开“主流话语”的流行框架，依据其自身对社会现象的观察积累，真诚细腻而又充满思考地加以文学梳理，忠实而不是虚假地重塑再现社会现实的本来面目，其作品就会放射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刺人光芒来。从19世纪30年代起，西欧工业革命带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矛盾和深刻弊端逐渐暴露，大批具有人类良知和深厚“人文关怀”情结的著名作家无法罔视人间苦难创痛和污浊丑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客观真实反映现实生活、辛辣揭露批判社会黑暗，从而产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洪流。在《雪百合》小说的情节展开和人物刻划描绘中，到处能够看到类似的描写，特别是对美加边境“偷渡客”因被捆在大卡车车底下吸进太多有毒废气而昏迷的描述，以及偷渡尼亚加拉河水在激流中丧生等细节，更是直接摘自加拿大媒体报道过的真实案例。这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严禁劳动力相应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畸形利益机制所造成的人间惨剧，无法使人不想起十九世纪英国伟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揭露社会黑暗现实作品中的悲惨场面。而百合亲身经历和在各种场合见识到的加拿大社会生活百态，也很容易使人记起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那些脍炙人口短篇小说中的描写。

    在《雪百合》所描述揭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挟卷一切所派生的浮表“泡沫”之下，人们不难看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全球性贫富两极剧烈分化。也就是这一分化，直接催发专门描述底层百姓怎么在“资本全球化”压榨之下艰难挣扎之中国大陆“底层文学”的崛起。而李彦笔下有关加拿大社会“底层小民”生活的描述，或可被视为加拿大“底层文学”的特定表现形式。这一横贯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文学明流与潜流，显然自觉与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俄国批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在评论莫泊桑时指出的那样，依靠“形式的美感”和“鲜明的爱憎”，他说莫泊桑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看到的面貌而是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去“揭发暴露事物，促使人们爱那值得爱的，恨那值得恨的事物。”

    联想李彦笔下之“母亲”对“一往情深”之“初恋情人”种种美好想象的最终破灭是否通过《雪百合》一书的构思描述，对资本主义发展情景，产生了新的审视与思考？我想，如果小说读者们能够一起来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就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其它海外新移民小说所没有的巨大思想价值和涵意吧。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