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的真实---重读赵树理《“锻炼锻炼”》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有时文学史的书写成了在当代思想观念下的文学写作。一部文学史不单纯是作家和作品评论，肯定是体现了某种思想的文学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发展的逻辑安排。不管文学观念如何影响文学史的写作，也不管文学史是挖掘出张爱玲、沈从文，还是遮蔽了赵树理、周立波，一个基本的学术共识是文学史首先应该是一个历史，其次才是文学的历史。换句话说，文学史的写作首先要建立在历史的真实基础上，如果否定了历史的真实和基本事实，那就不叫“文学史”了，只能叫“文学”。但是，有些文学史的某些论断“似乎”是用概念去过度阐释文本，从而得出了超越作家和文本本义的结论。

（一）　　

1959年《文艺报》第7期发表了武养的评论文章《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批评赵树理“歪曲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妇女和社干部”。接着，《文艺报》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专题讨论。[1]《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11篇讨论文章，其中2篇直接反驳武养的批评“脱离了作品的具体内容”，并以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支持了赵树理，肯定这篇小说“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 接着，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判。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邵荃麟在会上说，前一段时间对赵树理的创作“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深化”、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文革前夕，又推翻了大连会议对赵树理的评价，批判赵树理《“锻炼锻炼”》是“歪曲和诬蔑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大毒草”。　　

1978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文学史上的“新时期”开始了。对于赵树理及其短篇小说的评价有了新的改变。1980年，周扬为《赵树理文集》做序言时说，以前的评论文章写得不深刻、不充分，现在看来“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但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而这一点是赵树理深入生活的发现。作家康濯侧重从赵树理与农民的血肉至亲关系出发，指出他的小说“一贯敢于和善于大胆、尖锐揭露和批评我们队伍中的阴暗面和落后”，1958年“不合时宜”的《“锻炼锻炼”》这样“光辉”的作品。当时，除了从“暴露文学”角度重新评价赵树理，还有一种思路认为他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就是“反封建”。现在看来，反封建主题的挖掘无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复辟的基本定论有关。黄修己认为，“《“锻炼锻炼”》在描写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同时，再次描绘了旧的婚姻、家庭对造成妇女思想愚昧落后的重要影响，这些内容说明赵树理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封建仍然是关系到农村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一项必须认真对待的任务。”杨志杰、彭运清进一步指出，《“锻炼锻炼”》写出了“小腿疼”、“吃不饱”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和王聚海身上的家长制作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阻力。赵树理的创作不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要农村的现实”，而是“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文学肃清封建残余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刘再复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并没有越出当时的主流政治，轻轻放过了封建主义这个最危险的敌人，也没有如实发现我们社会制度的严重不足，这一点与1957年的“右派”作家比，“赵树理又稍逊一筹了。”由于赵树理没有达到“我们1980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水平”，因而《“锻炼锻炼”》不过是赵树理凭借其敏锐的生活嗅觉“批判了小生产自私自利的落后消极的积习”而已。在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文学性、艺术自律思潮对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的排斥，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再度陷入“低评”。一些学者认为，赵树理小说过多地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因此人物形象单薄、缺乏现代艺术手法，尤其中后期小说属于就事论事要达到某种宣传效果的“小儿科”。　　

1990年代，中国社会再次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转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成为建设现代性国家的必经之路。现代性的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铺开。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就是新启蒙主义，随着新启蒙文学观念对文学史的解读，对赵树理的重评出现了新的“气象”和新的论争。新时期以来，批评界对赵树理《“锻炼锻炼”》的“肯定”评价进入了文学史。陈思和认为，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后者被否定的时，民间立场才会曲折地表达历史的真实。因此，他说：“我觉得赵树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法抹杀，因为唯有他，才典型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龃龉。”[2] 不过，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应该把赵树理的创作放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重新认识其历史地位与意义。旷新年认为，“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历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是经历了现代洗礼的新知识分子。”[3]　　

对赵树理的不断重评，说明赵树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评论，而变成了一个当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纠葛的话语空间。这正印证了克罗齐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我们承认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建构可能性，但是历史毕竟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说历史是一堵锈迹斑斑的残垣断壁，那么考古家或历史家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去还原一段完整的墙壁，而思想家可能更多地给它涂上更加色彩斑斓的染料。那么，这样情况下，文学、文学史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关系如何，以及在其中我们如何理解和阐释，恐怕一个途径还是要尊重历史基本事实和坚持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吧。　　

（二）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也是用民间立场和民间文化形态贯穿文学史发展的典型著作。这部教材把民间文化形态看做文学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当代作家和作品都在这条或显或隐的标准下找到自己的位置。陈思和认为，本世纪中下叶以来民间文艺不是“民间文化”本身，而是国家意识形态倚重民间文化来沟通信息的工具，这就引出了一组矛盾：“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渗透和改造以及引起的一系列冲突”。冲突的第一阶段是延安时代对旧秧歌剧和旧戏曲的改造。政治意识形态让民间文化承担政治宣传使命，不允许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放任。第二阶段是“赵树理道路”，从赵树理直到文革。“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并不是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只是作为一种艺术补充出现，只有当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民间的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它才会被迫以破碎的或隐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4] 因此，“我觉得赵树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法抹杀，因为唯有他，才典型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龃龉。”[5]　　

如果说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体现了民间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龃龉”，那么，陈思和认为，赵树理在1958年一片颂扬大跃进声中的《“锻炼锻炼”》则顽强而曲折地表达了民间的立场。陈思和说：“……结果用极其曲折的笔调写出了欲哭无泪的《锻炼锻炼》。这是一篇赵树理晚年绝唱。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那些为了强化集体劳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基层干部，不但作风粗暴专横，无视法律和人权，而且为了整人不惜诱民入罪，把普通的农村妇女当作劳改犯来对待。像‘小腿疼’和‘吃不饱’，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的白粉涂在她们脸上，仍然挡不住读者对她们真正遭遇的同情。这篇小说从表面文本上看，等于是把西门庆写成了英雄，把武大写成了自私者，但从文本潜在的话语里，真实地流露了民间艺人赵树理悲愤的心理。”[6]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详细分析了《“锻炼锻炼”》文本之后，得出结论：“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天聋地哑’也就落到了实处。……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7]　　

     为了追问历史真实与文学的艺术真实、文学史的“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像陈思和教授那样对《“锻炼锻炼”》做了文本细读。在讨论中，问题逐渐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小腿疼”、“吃不饱”是什么样的农民？她们到底代表不代表广大农村的农民？第二，杨小四、王聚海是什么样的干部？他们是不是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的“西门庆”？第三，作家在《“锻炼锻炼”》到底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什么主题？是不是写“混入党内的坏分子”的基层干部不公平地整治社员的问题？第四，创作于　1958年7月14日　的《“锻炼锻炼”》，它的内容写的是1957年秋的农业合作社的生活与生产状况，怎么样把赵树理的“1960年情况是天聋地哑”“落到了实处”？第五，赵树理为何写作《“锻炼锻炼”》？换句话说，赵树理是不是一位绕过新文艺传统的代表民间立场的民间艺人？即他的写作立场和身份认同问题。　　

一、“小腿疼”、“吃不饱”是什么样的农民？——启蒙农民主题的再续　　

   “小腿疼”与“吃不饱”两个形象是农村落后农民的形象。“小腿疼”对他儿媳妇的态度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封建婆婆的做派：“她一定要让儿媳妇照住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吃不饱”她一心想要找个干部丈夫，迫于无奈才嫁给了现在的“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在和他离婚”。“在结婚以后，李宝珠有一个时期还在给她写大字报这位副主任杨小四身上打过主意”，后来打消了念头。这也是一种封建思想的体现，认为女人嫁给一个当官的才是自身价值的最好的体现。她们两个身上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性格是农民所固有的顽疾的体现。“小腿疼”说“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吃不饱”从来不拿自己的丈夫当做“自己人”，自己掌握着经济权，吃面条、火烧干饼，而张信只能吃糊糊粥。这样两个落后的人物，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是应该收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何况是在新中国？　　

“小腿疼”和“吃不饱”是农民中落后的、自私自利的形象，是农村中真实存在的投机取巧的分子。她们只是农民中落后的分子，并不代表更普遍存在的积极的农民的要求与利益。赵树理是站在“群众的、人民的政治立场”上对“小腿疼”和“吃不饱”进行了农民式的嘲笑和批评，其意在促进农村中具有封建思想、自私自利的落后农民的社会改造。“小腿疼”和“吃不饱”形象的定位是明确的，她们是中国农村当时存在的落后典型，她们骄横霸道，好逸恶劳，是亟待整治的对象，在小说中扮演了可恶可笑的“二诸葛”“三仙姑”式的角色。　　

对于“小腿疼”、“吃不饱”形象的定位在评论史上也有一定争议。1959年，武养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批评赵树理“歪曲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妇女和社干部”。1964年，方欲晓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认为，“小腿疼”、“吃不饱”就是入了社的“常有理”、“惹不起”，反映了新时期的农村阶级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要走回头路，企图占集体生产的便宜，剥削集体劳动。1980年，李国涛在《且说“山药蛋派”》中指出：“《‘锻炼锻炼’》对农民身上的自私心理和落后方面做了批评”。同期，刘再复认为：“在《‘锻炼锻炼’》中批判了下生产自私自利的落后消极的积习……。”黄修己认为，赵树理的创作主要意义在于写出了反封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建国后小说的内容“说明赵树理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封建仍然是关系到农村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一项必须认真对待的任务。后来的《‘锻炼锻炼’》在描写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时，再次描绘了旧的婚姻家庭对造成妇女思想愚昧落后的重要影响。”不过，到了2000年代，　陈思和　教授有了与以前批评家完全不同的看法，并为小腿疼和吃不饱彻底“翻案”。他承认“小腿疼”和“吃不饱”是“落后的农业社员”，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不过“这两个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换言之，她们的形象不单纯是她们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更重要地她们代表了当时农村的一般的“可怜的、普通的农村妇女”。那些基层干部不该为了整人“诱民入罪”，还应该为她们的“真正遭遇”抛一把同情的心酸泪。　　

不过，在我看来，小腿疼的人物形象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她代表不了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村劳动妇女：第一，家庭生活。不让儿媳妇去劳动，要儿媳妇像她伺候婆婆那样伺候她，端屎端尿，做饭端饭。就是杨小四大字报上说的：“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要留儿媳妇，给她送屎尿”。这实际上是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封建恶婆婆形象和封建宗族思想。对于这种自己能生活自理还要儿媳妇像奴隶一样伺候的婆婆，不仅在赵树理那个时代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思想，就是在现在的农村依然是被群众看不起的坏做派。第二，生产劳动。在农村集体劳动中，巧算工分，只挑拣争工分多的农活干，争够了工分也不管这个农活是不是紧急重要。比如，麦子没有割完的时候去拾麦子，说法是“拾东西全凭偷”。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疼。第三，为人处事。“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小腿疼和吃不饱不是农村中可怜的任意受人欺辱的软弱人物，也不是一般的普通劳动妇女。普通的劳动妇女不会看到帖自己的大字报就“听说有人敢骂她好像还是第一次”，不会闯村干部“碰头会”“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从座上跳起来闪过一边。”，不会破口大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叫……”，不会逼问村主任“什么解释解释！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事情是你承担着的！”，不会晚上开社员大会的时候直奔主席台，说“先得把小四骂我的事说清楚，要不今天晚上的会开不好！”。为什么这样一个“普通”的、“可怜”的劳动妇女面对“粗暴专横、无视法律和人权的西门庆”会这样的“猖狂”呢？“吃不饱”给我们大家交了个底：“她只是有时候想借重一下小腿疼的硬牌子。小腿疼比她年纪大、闯荡得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没理常常敢去社房去闹，所以比吃不饱的牌子硬。”原来小腿疼的牌子硬是有“官家”撑腰啊！这样一个耍滑使泼、不事生产、投机取巧的农村二流子形象怎么能代表广大的“可怜”的普通劳动妇女呢？对此，张志忠说：“像‘吃不饱’和‘小腿疼’这样的刁钻刻薄、自私自利而又不容他人置喙的人物，恐怕到什么时候都无法为其言行进行辩护吧。”　　

对于创作“小腿疼”“吃不饱”这样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上纲上线”式的评论，赵树理自己两次做了说明：“关于《‘锻炼锻炼’》的争论，基本观点是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用概念。从概念出发，他就会提出‘这像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吗？’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个大队去住几个月吧，你就不会这样提问题了。……因为从概念出发和从事实出发，结论不常是一样的。一九五五年以前，农村一半还是单干户，合作化到今天，才五年多时间，怎么会没有‘小腿疼’、‘吃不饱’呢？所以，这种争论首先得有根据，没有根据就是瞎说。”[8]“我是在生活中有了体会才写，我看小腿疼、吃不饱这种人就存在的。……，农村反封建是个长期的任务，不要以为进入社会主义了，就小看这个问题。例如一些老头，就认为我的家就是这么个家，我对媳妇就是这样的要求。……老人思想也分封建时代的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两种。”[9] 也就是说，赵树理认为，小腿疼和吃不饱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落后于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的农民，即使在努力拔高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积极性的评论家面前和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面前也是如此。那么，他写这两个落后农民形象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反封建主义，反对进入社会主义之后还存在于农村农民身上的封建残余思想和封建积习。第二，站在合作社立场上，批评小腿疼、吃不饱身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私自利、好逸恶劳。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和赵树理的自白，可以看出他认为小腿疼和吃不饱是好逸恶劳、自私自利、横行霸道的，但是这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也不是什么大恶，对于这样的人物“狠狠地整治他们一顿，犯不着”；但这并不是要对之听之任之，而是要对她们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自私自利做思想教育工作，给他们来个“思想展览会”以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爱好劳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对于“小腿疼”和“吃不饱”等落后农民的思想改造，是赵树理文学中一贯反封建、启蒙农民主题的再续，同时也是1940年代延安文艺以来的新中国文学的改造旧人、塑造新社会的新劳动者主题的延伸。赵树理出生于贫困而迷信的农民家庭，自己也曾加入太阳教，对封建迷信的一套深信不疑。1925年，他考入长治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认识了共产党员王春，在他的指导下大量阅读了鲁迅、郭沫若、易卜生等中外文学著作，成为新文艺的爱好者。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渐抛弃了封建迷信的思想，致力于反封建、反迷信。1927年赵树理在常文郁、王春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反帝反封活动，并参与领导了四师的“驱姚”学生运动。1930年，赵树理把自己的名字从“树礼”改成了“树理”，意思是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赵树理把在四师获得的新知识、新文化要迫不及待地传播给农民，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农村里像他父亲那样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根本就不感兴趣，因此赵树理才立志要通过文艺通俗化运动来逐渐地占领那些农村封建文化的阵地。他认为，通俗化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10]1941年，黎城反动会道门离卦道攻打抗日县政府之后，赵树理写了反封建、反迷信的上党梆子剧《万象楼》，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起了广泛的教育作用。其后，《小二黑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孟祥英翻身》并没有写孟祥英如何带领群众开荒生产，而是写了孟祥英如何由一个“哭不得”、“活不了”的被压榨的封建童养媳翻身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英雄的过程。这一批判封建恶婆婆、农村封建习惯势力和婚姻观念的主题在《登记》、《传家宝》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建国后，赵树理认为，“在今天这个制度下的人们，尽管有些人还受着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但在这过渡时期的继续改造中会把它们逐渐改掉，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肯定了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旧思想要算很难改造的一种对象。”[11] 因此，在《“锻炼锻炼”》中写了“小腿疼”“吃不饱”作为封建恶婆婆和受封建婚姻观影响的妇女进行了讽刺和批评，并通过杨小四安排的“斗争会”让她们的封建习惯和封建思想在群众中暴露，促使其改正。　　

赵树理在文本中除了针对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封建家庭观和封建习俗进行批评之外，他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好逸恶劳的“懒汉”思想和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从事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受到了资本家的阶级剥削和个体剥削。劳动者几乎在赤贫的状态下被迫加入到劳动秩序之中，他们不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劳动不再是一种体现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的实践，而成了被迫获取生活资料以维系自身存在的异化活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成了劳动的主体，劳动不再是为自己的生活资料，更重要地是为了比自己更大的集体和国家，也就是劳动变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实践活动。因而，劳动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翁，“人人爱劳动、能劳动、会劳动”成就了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伦理学。与之相对，“不劳而获”在新的社会伦理中是一种剥削者的罪恶，而“好逸恶劳”就是一种剥削制度影响下的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和行为无一不是与社会主义的“劳动最光荣” 的社会伦理尖锐对立。因此，提倡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就成为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政策和社会伦理。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的途径之一就是全面地、彻底地改造人，“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会”。改造人而再造理想社会的活动在农村就表现为“如何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12] 在这一过程中，改造农村的“二流子”就成为塑造新农民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1943年，为了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生产自救，延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这势必要增加劳动力。这样农村那些不务正业、不事生产、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二流子”就不能再游离于生产之外，需要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二流子运动的基本过程，是议定二流子，开群众大会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誓改过自新、寻出保人制订生产计划；对于宣誓改过的二流子，有政府安排分配或租借种子、土地和农具，帮助监督农业劳动；而对于一般宣传教育改正不了的顽固二流子，则采取大会训斥、当众耻辱和强制改造。　1943年4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甘泉县六里庙乡“改造二流子大会”中对道佐铺街女二流子冯老婆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现在看来，这一运动达到了三重目的：第一，为农村生产提供了劳动力，推进大生产运动的胜利；第二，还提供了通过农业生产来改造人、塑造人的经验。1943年，《解放日报》说：“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了健康勤劳的农民。”第三，树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伦理规范。1944年，中外记者采访团在延安发现：“那里没有颓唐的现象，人们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称为‘突击队员’‘劳动英雄’的青年，和这些名词对峙的是二流子，这批人则到处遭到白眼，受人鄙视。”1949年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启，“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社会主义劳动伦理学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对于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的赵树理，对于农业劳动有一种天然的热爱。他在农村生产中是一把好手，各种农活样样精通。他的“体验生活”就是作为一个农民与农民“共事”，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自觉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劳动伦理。他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甚至认为农民的劳动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不论一般知识分子，不论专门人才，都是由劳动人民花钱培养的——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由国家直接从劳动人民手里拿过钱来培养成的。”对于通过农业劳动改造人的思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民花钱培养人材，为的是叫给自己办事，因此在没有托付你办事之前，就须先考查一下你是否和他们自己一条心。……想要考查你的心，最简便而可靠的办法就是请你到他们的队伍中过过日子，看你和他们是否一家人……。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要经过劳动锻炼”的基本道理就这样简单。”[13]与此相反，对于不热爱农业劳动的思想和行为，赵树理是不能容忍的。1957年9月，他给自己的女儿赵广建写了一封信《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他要求高中毕业的女儿作为一名农民回到合作社参加劳动，但是女儿根本不愿意考虑，因此他写信说：“认为参加生产和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旧观点，偷偷地流传到很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而你不幸也是接受了这份坏遗产的一个人。”克服这种旧有的劳动观的方法，赵树理建议“最好是参加农业社直接生产，……参加进去就是锻炼的开始。”[14] 由此可知，对于那些不参加劳动或者好逸恶劳的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村二流子式的人物，不论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是小腿疼、吃不饱，赵树理的回答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锻炼锻炼！”正是在这一点上，赵树理强调他的问题小说是为了政治上起作用。“比如山西，每村总有那么几个落后的人，但比较消沉。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威信，农民也不听他们。”[15] “农村大队是把‘吃不饱’‘小腿疼’当做讽刺教育的对象，说自己队里哪些人是‘小腿疼’等等，说明这样写还是有作用的。”1958年刘少奇视察江苏时和平公社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劳动。”[16] “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予必要的约束”。因此，1958年创作的《“锻炼锻炼”》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改造农村二流子运动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再发展。　　

二、王聚海、杨小四是什么样的干部？——真实的基层干部　　

谁需要“锻炼锻炼”？王聚海、杨小四是什么样的干部？是金旺兄弟、阎恒元那样“混入基层政权中的流氓恶霸”还是在基层执行党的农村政策、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基层干部？这些问题在讨论中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　　

（一）西门庆新论？　　

　陈思和　教授认为，杨小四是“混入基层政权中的坏分子”。他与金旺兄弟一样是农村的西门庆式的地主恶霸。得出这样结论的依据之一：“小腿疼大闹社办公室，但终于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所治服。”“‘大字报’‘大辩论’在整风时期是群众发扬民主的武器，利用它们向领导提意见，但在‘反右运动’以后则变成了领导干部整治群众的工具，而且干部嘴里口口声声挂着‘法院’、‘乡政府’，他们对群众的蛮横态度就是仗了国家机器的后台。辩论中干部句句逼人，不断上纲上线，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来，逼得农民无话好说。农村干部……只会用‘罚款’、‘坐牢’和‘送乡政府’来欺侮人。”[17]简言之，　陈思和　教授的结论是村干部（还不止是杨小四一个人，而是村干部）利用国家和政权力量蛮横地威逼和欺侮农民（不再是小腿疼，而是普通农民）。那么，我们重新回到文本来读读这段“小腿疼大闹社办公会”的离奇文字，正如赵树理所说，农村很复杂，不要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应该好好看看，理一理才能明白这事情到底谁对谁错。　　

“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支书王镇海三个人都正端着碗开碰头会，研究整风与当前生产怎样配合的问题，小腿疼一跑进去就把个小会给他们搅乱了。在门外看大字报的人们，见小腿疼的来头有点不平常，也有些人跟进去看。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从座上跳起来闪过一边，主任王聚海趁势把小腿疼拦住。杨小四料定是大字报引起来的事，就向小腿疼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得到法院！”又向王聚海说：“不要拦她！放开叫她打吧！”小腿疼一听说要出罚款要坐牢，手就软下来，不过嘴还不软。她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你？”“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你还昧得了？”王聚海说：“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来没有？”小腿疼马上顶回来说：“只要不提名就该骂是不是？要可以骂我可就天天骂哩！”杨小四说：“问题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说清楚的是骂你来没有！我写的有哪一句不实，就算我是骂你！你举出来！我写的是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该没有提你们的名字。我本来提着的，主任建议叫我去了。你要嫌我写的不全，我给你把名字加上好了！”“你还嫌骂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不识字的老百姓活的哩？”支书王镇海站起来说：“老嫂你是说理不说理？要说理，等到辩论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念给你听，你认为哪里写得不对许你驳他！不能这样满脑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谁不叫你活了？”“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哩”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叫……”支书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看的人们早有几个人忍不住了，听支书一说，马上跳出五六个人来把她围上，其中有两个人拉住她两条胳膊就要走。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却拦住说：“等一等！这么一点事哪里值得去麻烦乡政府一趟？”大家早就想让小腿疼去受点教训，见王聚海一拦，都觉得泄气，不过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小腿疼见真要送她走，已经有点胆怯，后来经主任这么一拦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势稳定了，就强鼓着气说了几句似乎是光荣退兵的话：“不要拦他们！让他们送吧！看乡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头！”王聚海认为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就拉长了调子向小腿疼说：“老嫂！你且回去吧！没有到不了底的事！我们现在要布置明天的生产工作，等过两天再给你们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解释？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好好好！就说个过来过去！”杨小四说：“主任你的话是怎么说着的？人家闹到咱的会场来了，还要给人家陪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杨小四和支书王镇海再把王聚海说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场，就赶紧抢了个空子和王聚海说：“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担着的！可不许平白白地拉倒啊！”说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门去才想起来没有装腿疼。[18]　　

之所以把《“锻炼锻炼“》中这么长一段引用过来，我怕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毛病。在“小腿疼闹社房”一事中细分为四件事：打架、骂人、贴大字报、送乡政府。小腿疼因为听吃不饱说有人敢贴大字报骂她，她也没有去看杨小四的大字报内容，就“挺挺挺挺跑到社房去找杨小四。这正是吃不饱靠着她的原因：“仗着年纪大、闯荡早，又三个本家兄弟都是村干部，有理没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闹。”小腿疼到社房之后，并不是为了大字报骂她的事情找杨小四论理，而是“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从座上跳起来闪过一边”也就是说小腿疼是去打杨小四的，不是说理。从赵树理的描写看，要不是杨小四从座上跳起来闪过一边，就被小腿疼打着了。当然，一个五十岁的老太太能打多狠，那另当别论。不过，作为社里干部的脸面在农村就荡然无存了，恐怕他作为干部基层工作也就难做了。如果杨小四不闪到一边，跟小腿疼扭打的话，恐怕“农村基层干部无故殴打五十岁　农村老　太太”就成了当代网络的头条新闻了。杨小四闪开之后，小腿疼并没有罢休，而是被社主任王聚海、小腿疼的本家兄弟“趁势把小腿疼拦住”。在小腿疼突然闯进了社房，找杨小四打架、杨小四客观和主观上有不能还手的情况下，（客观上小腿疼是在场的支书王镇海、主任王聚海的本家嫂子，在农村怎么样都不会让一个年青的外人打自己的嫂子，主观上杨小四是为了思想教育和说服小腿疼，与小腿疼没有私人恩怨，不需要打击报复她。）杨小四只能机智地保护自己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得到法院！”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打架不对。小腿疼她不开会，不知道现在的法律，因此要说明“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第二，打架后果。如果王聚海拦不住你，还要打我的话，那好告诉你结果是“罚款、坐牢”。第三，再打法院处理。保护自己，要是再打的话，杨小四就会运用法律的手段把小腿疼告到法院。在这里，恐怕　陈思和　教授有点误读，“罚款、坐牢”也不是对小腿疼的欺侮和威胁，而是杨小四在不能打架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自我保护和政策说明。“把你请到法院”不是说杨小四有直接把村民送到法院的权力，这也与法律制度实际不符合，而是说杨小四作为村民社员有权利向法院告状，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小腿疼明白了如果打杨小四就会诉诸法律，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不打了。　　

第二件事“骂人”。小腿疼马上质问杨小四“政府规定叫你骂人没有？”因为她听吃不饱说“杨小四那个小死材贴黑帖子骂咱们呐”。骂人，在农村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不管是过去农村还是现在农村，只要不是家庭里的训斥和骂人，一旦进入村子里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家庭与家庭、社员与社员之间开始骂人的话，一般情况下那就意味着两家或者两人彻底“撕破脸了”，就变成了严重不和的敌对双方。因此，杨小四也很惊讶，说“我什么时候骂过你？”因为他的大字报里并没有骂人的内容。王聚海不明事理说：杨小四的大字报没有提名，因此不能说骂的就是你。小腿疼马上顶了回去，不提名就不是骂啊，那我可以天天骂。这样杨小四解释说：“不在于提名不提名，关键在于你说我的大字报上哪个内容说的不是事实，虽然我没有骂你，但只要有一条不是事实，那就算我骂你了。”杨小四的大字报所说的四条：不让媳妇下地要伺候她，干便宜活，敢偷敢抢，谁提意见跟谁闹，无一不是事实，因此，小腿疼在内容上无话可说，只能胡搅蛮缠地说“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不识字的老百姓活的哩？”。这时候，也是小腿疼本家兄弟的正支书（争先社的最高领导）王镇海说出来“骂人”事件的结症所在：“老嫂你是说理不说理？要说理，等到辩论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念给你听，你认为哪里写得不对许你驳他！不能这样满脑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谁不叫你活了？”他的话有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在这篇小说中，被　陈思和　教授称之为“大辩论成了干部整治群众的工具”论断不成成立。如果辩论会也像斗争地主恶霸那样的斗争会的话，支书王镇海就不会说在辩论会上说理，“那一句话不对你可以反驳他”。可见，辩论会上群众和干部都可以发言，也可以相互辩论。《“锻炼锻炼”》中1957年秋末的争先农业社的整风“辩论会”有其历史上的事实。也就是，始于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结束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1957年8月8日，为了辨明农村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文件指出，要以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在全体农村人口中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同时《指示》还提出，“这种辩论会必须吸收包括单干户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参加，辩论时要让要让群众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那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富、反、坏等反动的煽动言论予以回击之外，对于群众、富裕中农的误解或错误意见，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通知发出后，农村采取“大鸣、大放、大争”的方式掀起了亿万农民的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湖北黄冈的刘介梅声称“取消统购统销，看不到合作社的一点优越性”，后来群众与之辩论，回忆其翻身前后的境况，悔悟自己是翻身忘了本，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对合作化的例子。当然个别地方运动中难免有过火之处，不过绝大多数辩论都是“动口不动手”“不乱扣右派帽子”。[20]1957年10月-1958年1月，赵树理到山西沁水、高平两地参观农业社，一度回到老家尉迟村参加这一时期的辩论会和村里的工作。可以说，他就是当时村里辅助领导辩论会的，深受农民爱戴，农民反映说“赵树理早就是农业社的自己人”。他正是根据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写了《“锻炼锻炼”》。以赵树理耿直的个性，如果尉迟村真的出现像陈思和所说的“大辩论成了干部整治群众的工具”、“干部只会用罚款、坐牢、送乡政府来欺侮农民”现象的话，这位自称“通天彻地式”中央干部的赵树理估计不会坐视不理，也不会不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的，因为他历来对真正混入基层的坏分子警惕性非常高的。　　

第二，　陈思和　教授所说的“文革中的批斗会变成了变相的刑场，群众都失去了人性，变成了盲从暴力的帮凶。从情节来看，是干部们诱民入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来整治落后的农民。”在这里，误置了两个概念和场景。文革中的批斗会是什么样子暂存不论，但是1957年秋季农村整风辩论会与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的群众批斗会不是一回事，两者不仅在时间上相差8年，而且在性质上也完全不同，不能简单划上等号。由此，说《“锻炼锻炼”》中对小腿疼的处理，也不能简单地得出“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整治农民”。更何况，即使在文革中的群众批斗会，城市与农村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件事“贴大字报”。小腿疼一看作为本家兄弟的支书王镇海要她详细和杨小四论论道理，因为她自己没有理，见支书也顶她，就开始撒泼谩骂。“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理？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叫……”这时候，支书也发火了，因为小腿疼不仅要打杨小四，顶回去了主任王聚海，就是连支书要她说理的话都不听，已经没有办法制止她骂街了。这时王镇海才“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在后面杨小四开全村生产会上，小腿疼再度想大闹会场，被本家兄弟、第一队队长王盈海拦住批评了一顿：“你的兴还没有败透？人家什么地方屈说了你？……人家给你写了张大字报，你就跟蝎子蛰了一下一样，唧唧喳喳乱叫喊！叫吧！越叫越多！再要不改造，大字报会把你的大门上也贴满了！”这一顶，小腿疼才慢慢退出场外。在这里，为什么支书王镇海要把“毛主席”这个大帽子拿出来呢？因为王盈海虽然也是小腿疼本家兄弟，但是敢于管她，而且说话“尖刻”，怕他二分，反之王镇海则碍于面子，一般的事不出头管，而且为人敦厚些，这些性格特点从文末对王聚海“锻炼锻炼”的批评也可以看出来。如此以来，被小腿疼逼急了的王镇海就抬出“毛主席”了。况且，王镇海抬出“毛主席”，只是为了说明贴大字报一事是符合政策的、合情合理的，但同是也说明王镇海不如杨小四、王盈海那样善于言辞。大辩论中，杨小四贴小腿疼的大字报，高秀兰还贴了主任王聚海的大字报，小说开头写道杨小四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大家都不看其他的大字报了，说明当时贴大字报相对是大量的、自由的、平等的、说理的。就文本内容看，并不如　陈思和　教授所说：“辩论中干部句句逼人，不断上纲上线，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来，逼得农民无话好说。”　　

第四件事“送乡政府”。支书王镇海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对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看的人们早就有几个忍不住了，听支书一说，马上有人要把她送走。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却拦住说：“等一等，这么一点事情哪里值得去麻烦乡政府一趟？”大家想让小腿疼去受到教训，见王聚海一拦，都觉得泄了气，不过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这里说明，第一，支书的“送乡政府”的话没有执行。第二，王聚海在，群众也没有办法教育小腿疼。第三，群众对小腿疼的意见很大，可见这样得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的人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陈思和　教授说：“于是引起小腿疼大闹社办公室，但终于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所治服。”那么，在这一大闹社房中，小腿疼到底被治服了没有？　陈思和　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可能碍于篇幅太长，没有引用这一节的结局。引用如下，就可以看出小腿疼是否“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权的力量所治服”：　　

小腿疼见真要送她走，已经有点胆怯，后来经主任这么一拦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势稳定了，就强鼓着气说了几句似乎是光荣退兵的话：“不要拦他们！让他们送吧！看乡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头！”王聚海认为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就拉长了调子向小腿疼说：“老嫂！你且回去吧！没有到不了底的事！我们现在要布置明天的生产工作，等过两天再给你们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解释？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好好好！就说个过来过去！”杨小四说：“主任你的话是怎么说着的？人家闹到咱的会场来了，还要给人家陪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杨小四和支书王镇海再把王聚海说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场，就赶紧抢了个空子和王聚海说：“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担着的！可不许平白白地拉倒啊！”说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门去才想起来没有装腿疼。[21]　　

（二）“诱民入罪”否？　　

　陈思和　教授认为，杨小四是混入基层政权的西门庆，其论据之二是支书和主任因为临时到乡政府参观整风辩论会，生产和整风的任务就由副主任杨小四、副支书和高秀兰共同负责安排了。“杨小四头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宣布第二天集中拾自由花，等到第二天本来不愿意出工的妇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为集体摘棉花，……小腿疼她们原来以为第二天是自由拾棉花，于是就自己单独去拾棉花，结果变成了‘偷棉花’，当做犯罪接受群众的批斗。……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是干部们诱民入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来整治了落后的农民。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可是，在小说里小腿疼不正是让村干部当作罪犯（是上圈套被当作罪犯）狠狠整治了一顿吗？这样写干部整治社员，公平吗？”[22]在此，第一问题：杨小四对待小腿疼与吃不饱是设置圈套“诱民入罪”吗？第二个问题：小腿疼、吃不饱到底有没有“犯罪”？　　

杨小四在社员大会上宣布自由拾棉花，第二天临时改为集体摘棉花，让本来想自由拾棉花的落后妇女都去摘棉花了。这里有个细节，杨小四宣布的“自由拾棉花”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归集体所有。换言之，自由拾棉花是为个人干活还是为了集体干活？细读文本发现，自由拾棉花也是为了集体干活。杨小四说，“由各队的妇女副队长带领各队妇女，有组织地自由拾花，各队妇女只准到指定地点拾花，不许乱跑。”高秀兰逮着小腿疼偷花后说：“三队的妇女是在给社里拾花”。杨小四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没有单独给小腿疼和吃不饱设置“圈套”。如果小腿疼等按时到南池边集合，就会知道不自由拾花了改为集体摘棉花，也就不会出现偷花的事。如果小腿疼听了集体自由拾花而没有去参加，那也就没有偷花的事了。那她为什么要去呢？杨小四一语道破秘密：“你们真是想拾花吗？一个人一天拾不到一斤籽棉，值上两三毛钱，五天赚不够一个劳动日，谁有那么傻瓜？老实说：愿意拾花的根本就是想偷花！”。小腿疼知道自由拾花就单独去了杏树底北面地里了，这样一来按照杨小四头天社员大会上宣布的纪律：“谁要不到南池边集合，或者不往指定地点，拾的花就算偷”。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因为个别社员如果不到南池边集合，就不知道分配给自己哪个地块自由拾花，不知道地块就不能和集体在一起拾花，也就是说那就是自己个人自由拾花了，就是没有其他集体社员看见，拾了棉花归自己，这不是偷吗？杨小四宣布开会后，准备偷花的妇女们也是如此商议的：“一分开队咱们就散开，看谁管得住谁？分给咱们好地方就去，分到没出息的地方，干脆都不要跟上队长走”。而小腿疼根本就没有去南池边集合，而是像吃不饱说的“咱们叫上几个人天不明就走，赶到她们到地，咱们就能弄上他好几斤！她们到南池边集合，咱们到村北杏树底去，谁也碰不上谁；赶她们也到杏树底下咱们跟她们一块拾。拾东西谁也不能不偷，她们一偷，就不敢去告咱们的状了！”　　

所以说，杨小四不是设置圈套整治小腿疼，一、杨小四社员大会有宣布纪律，小腿疼她们知道得很清楚：不到指定地点拾花就算偷。二、南池边集合宣布改变工作，小腿疼没去。高秀兰说：“不告说为什么还叫到南池边集合？告你说你不去听，别人有什么办法？……我们一点也没有变卦！昨天晚上杨小四同志给大家说得明白：‘谁要不到南池边集合，拾的花即都算偷的’，何况你们明明白白在没有摘过的地里来抢哩？这是妨害全社利益的事”。　　

第二个问题，小腿疼到底是“偷花”吗？到底有没有“罪”？第一，小腿疼没有到指定地块跟集体一起拾花，那假如真的是拾花，因为没有集体看见就归了个人，这也是偷花。另外，假如小腿疼真到在杏树底地里拾棉花，也不能到北面没有摘过三遍花的地里摘棉花。第二，小腿疼根本就没到南池边集合，而是避开了集体一大早就到了杏树底才摘过二遍棉花的北面地里摘棉花，这是基本事实“她们正在五六亩大的没有摘过三遍花的地里偷得起劲”。第三，三队妇女来北面地里为集体摘棉花，小腿疼以为跟她一样也是来“拾花变偷花的”说：“笑什么？许你们偷不许我们偷？”第四，垫背的同伙交代了事实：“小腿疼约她去就去了，去到杏树底见地里没人，根部没有到已经摘尽了的地里去拾，四个人一去，就跑到北头没有摘过的地里去了。”第五，吃不饱自述明知故犯：“有人追问她拉垫背的有什么用处，她说根据主任处理问题的习惯，犯案的人越多了处理得越轻，有时候不处理；不过人越多了，每个人偷到的东西太少，所以最好是少拉几个，既不孤单又能落下东西。”　　

这样，“小腿疼偷花案”应该可以判决了吧：犯罪事实：以小腿疼为首四个妇女单独到杏树底北面没摘过三遍棉花的地里偷摘棉花。同伙交代：小腿疼约她根本没有拾花，直接去北头没摘过的棉花地里摘了。犯罪动机：拉人垫背，既要事情败露处理轻些，又要落下棉花。罪犯自述：小腿疼“许你们偷不许我们偷？”犯罪后果：多数人种地让少数人偷，妨害全农业社利益。判决：小腿疼伙同吃不饱教唆他人到杏树底北面地偷棉花。根据《“锻炼锻炼”》文本中的事实，我们应该宣布犯罪事实，同时为杨小四恢复名誉。首先杨小四做法不是为小腿疼设置圈套的“诱民入罪”。其次，小腿疼也装作受委屈的样子说：“说什么？算我偷了花还不行？”　陈思和　教授问：“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答曰：“偷盗罪”。　　

综上所述，第一，杨小四并没有利用政权、国家机器和法律威逼和欺侮农民，反而是在小腿疼闯社房扑打杨小四、顶主任顶支书撒泼辱骂杨小四的情况下，杨小四理智、适度地利用法律自我保护。从杨小四不长的话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聪明灵活，对小腿疼的步步紧逼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既维护了自己作为干部的尊严，又坚持了原则。第二，杨小四并没有设置“圈套”“诱民入罪”，而小腿疼的确犯有偷盗棉花罪。社员大会对真的偷棉花的小腿疼有恶意的“整治”吗？从文本中我们最后对小腿疼的处理：“她说完了，大家决定也按一斤籽棉五个劳动日处理，不过也跟给吃不饱规定的条件一样，说这工一定得她做，不许用孩子的工分来顶。”如此以来，可见杨小四不是一个欺辱普通劳动妇女、利用权力和法律来整治落后农民的“西门庆”了，也不是如同金旺兄弟一样混入基层政权的坏分子，反而是一个尽心为集体、办事靠群众、作风民主化、坚持原则又比较灵活的农村基层干部。　　

（三）“谁需要锻炼锻炼？”　　

在搞清楚了小腿疼偷花的事实和还了杨小四清白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着力刻画的两个基层干部形象：主任王聚海与副主任杨小四到底是怎么样的农村干部。赵树理到底赞成哪一边？　　

王聚海是争先农业社的老主任，是个中农出身的干部。他的行政理念是“和事不表理，只求了事算了”；用人思想是主张研究性格、按照性格用人；对待下属“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说别人欠锻炼”。对于他在农业社的工作情况，他一再动员妇女们下地摘棉花，就是没人去，棉花摘不了，花杆拔不了，地犁不了，种播不了。在《“锻炼锻炼”》中，王聚海的性格主要通过处理小腿疼与杨小四之间的矛盾体现出来。第一，他庇护纵容小腿疼，为人只求八面圆。在杨小四准备给小腿疼写大字报促进她改正缺点的时候，他怕惹事上身，坚决反对杨小四贴大字报；写出之后，他又要求杨小四把名字去掉。小腿疼大闹社办公室，扑打杨小四，他拦住了，支书要把小腿疼送乡政府，他又拦住了；最后还要杨小四给小腿疼“赔情”“解释解释”。在处理小腿疼偷花一事的社员大会上，他不明事情因果就要让小腿疼回去，回头再给她解释。因此，小腿疼视这为农业社主任、自己的本家兄弟为靠山，比如在处理偷花会上一见王聚海回来就说：“老弟啊！你走了一天，人家就快把你这没出息嫂嫂摆弄死了！”。第二，处事不公正，群众意见大。由于仗着本家有三个当官的小叔子，小腿疼作风封建、投机取巧、偷盗集体、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当她辱骂杨小四、顶撞支书的时候，众人早就看不惯了，想送她到乡政府受点教训，“见王聚海一拦，都觉得泄了气，不过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小腿疼偷花事件后，群众差不多都要求推迟整风处理这件事，因为多数人想等王聚海回来前处理了，免得他回来再来个“八面圆”把问题平放了。吃不饱找垫背的，是因为她琢磨透了王聚海的性格“法不责众”“人多也许就不处理了”。第四，官僚作风，压制新人。事情不交给年轻人做，也不依靠群众，只靠自己按照各个人的性格说好话，工作展不开，生产都误了。杨小四1955年党内外提名做副主任，他不同意；1957年辈民选为副主任，他什么事也不给小四做。常说年轻干部欠锻炼锻炼。至于妇女干部，他认为不过是摆设，连锻炼锻炼的机会也没有。事实证明，杨小四与高秀兰都是严肃认真、精明能干的好干部。第五，方法不对头，生产整风两耽误。他推进农业社的生产和工作，只靠两个办法，一个是给落后社员说好话，二是降低定额。事实证明这两个方法都不行，正如支书所说：“要仍用你那‘摸性格’的老办法，恐怕十天也摘不完，……全社妇女你连一半也没有领导起来。”因此，老支书王镇海在小说的结尾说：“要不是你的认识给他们撑腰，她们早就不敢那么猖狂了！所以我说你还是得‘锻炼锻炼’！”老支书不过是说出来了赵树理的初衷：“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23] 有人认为，这种和事佬式的农村干部不会跟着激进的倾向走，只是采取比较温和的传统的对待农民的行政方式，这比起杨小四来还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在这里，其实是对农村传统的权力-伦理秩序有点误解，每个农村调解集体与个人、家族与家族、个人与个人的矛盾和纠纷的人，一般都是一个民间的既又知识能力方面权威又具有个人道德伦理权威的“权威人士”，否则根本调解不了。就好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说的一样，作为传统的调解民间纠纷和矛盾的人，至少也是个农村农民公认的“能人”，而不是像王聚海这样是非不分、公私不明、和事不表理、生产够不上去的干部。那么，王聚海式的干部，就实际上在农村是领导不了朴实而狡猾、勤劳而耍懒的农民的。赵树理曾说：“有那么三五人，对农民出身的队长也不尊重。支书也不认识这种阶级矛盾，不给撑腰，为了三个工分就把队长打了。还是我去那里，公社司法人员来了，有几个人代打热的人作证，被打的，不会讲话的反而不站起来讲话。后来我建议仔细调查才搞清楚。这种斗争，集体与个人是有的。”[24] 可见，小腿疼好像就属于“那么四五个落后的人”，而王聚海则是“不给生产队长撑腰的支书”，那么这样的农业社工作怎么做的，只好像大字报中所说“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棉花摘不了，花杆没人拔，牲口闲站着，地又不能犁”。　　

那么，作为新生力量的杨小四、高秀兰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干部呢？经过小腿疼大闹社房、开群众会布置生产、处理小腿疼偷花事件，我们对杨小四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特征。第一，“说理不认人，不怕不了事”。这是王聚海总结支书王镇海的性格特征，不过在我看来更符合杨小四的个性特点。他明知小腿疼会闹事，但没有退缩，针锋相对；他也不怕得罪主任和支书。小腿疼要扑打他，利用法律和政府维护自己安全；贴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以是非道理服人。第三，领导靠民主，办事靠群众。在给小腿疼贴大字报之前，他给领导班子里的正主任王聚海、正支书王镇海商量过，并尊重了他们的意见。如何布置生产和整风，他又去找高秀兰和副支书商量，并召开社员大会。小腿疼等偷棉花之后，并没有开支部会处理，更没有直接送乡政府，而是尊重大多数群众意见和要求推迟整风马上召开处理偷花的社员大会。小腿疼在大会上公开辱骂他，他没有发火过激，最后依然尊重群众的意见，按照先前的处理办法罚一斤籽棉五个劳动日，并没有趁机报复，处理问题公平得当。第四，工作肯动脑筋，善于发现问题。在落后妇女不下地，棉花摘不了，地犁不了的严峻形势下，王聚海提出降低定额的老办法，杨小四一语道破其中问题：“那样也就对不住人家进步的妇女！明天要减了定额，这几天的工分你怎么给人家算？”这正是涉及了高级农业社生产劳动中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问题，也就是影响农民劳动积极性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劳动公平。第五，熟悉生产情况，工作认真务实，布置任务周密，落实工作心细。在布置生产任务时，杨小四说：“棉花摘不下来，花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再过几天地一冻，秋杀地就算误了”就这样的生产情况，对农村农活不熟悉的人不会真正的了解生产的急迫性。他在南池边地里布置生产任务和安排，指令明确、职责分明，也充分说明他具有统筹布置和安排生产的能力。这种对于生产业务的精当，既是农民又是基层干部的赵树理非常推崇，他说：“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坚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以一个队长为例，至少要做下列一些事：决定种植、估工估产、调配人才、调配畜力、调配肥料、调配农具、安排耕作顺序、检查耕作质量、检查牲畜喂养情况、会议汇报、解决队内纠纷、收藏、分配、审核队内开支、评定和审查各种定额、评定奖惩、带头劳动等。这些事绝大部分与每个队员都有关系，因此队员懂什么队长也就得懂什么。例如，检查耕作质量一项，就包括每一个粮种从耕地到收获的一系列技术。”[25] 这是一生产队长所必须的农业生产和工作的基本要求。如果这个队长或者主任达不到这样的要求，那在农村估计社员没有人会听他的。赵树理说：“要把这些社的主任让一个出来叫我这个知识分子来当，不但我自己不敢领盘，而且群众也不敢把这个事交给我。……只是光凭一条心也不行，还得有那种领导生产的本领，否则他们会跟着我饿肚子。”在小说中，杨小四在1955年党内外都要把他选为副主任，王聚海不同意；1957年通过农业社选举，被大家选为副主任，得票跟老主任王聚海一样多，而且“大多数人都说杨小四比他强”。这说明杨小四作为民选干部符合党的干部标准和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群众中有威信。也就是说，杨小四符合赵树理所说的“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说明他是农业生产的行家里手，不然群众不会服气，不会支持他的。同时，《“锻炼锻炼”》是由杨小四的一张贴小腿疼的大字报引起的故事。那杨小四明明知道小腿疼是闯荡早、牌子硬、有后台、谁提意见给谁闹，他为什么还非要捅了这个马蜂窝呢？因为他要解决争先农业社地多劳力少，落后妇女不下地干活的问题，那就必须首先批评改造两个自私自利的头子小腿疼和吃不饱，因为一半妇女受她们影响让她们“领导着”。可见，他写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大字报，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打击报复，而是立心为民，尽心为公，急集体所急、想农业社所想，如果“过几天地一冻，秋杀地就算误了”，那全部农业社的社员可能就会饿肚子，这才是杨小四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由此也可以看出，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哪里是文学，分明是一个常年工作在基层的农村干部的年度报告。因此，我们还是像赵树理一样务实地去学习认识农村实际工作，务实地去评论他的“工作报告”，还是不要过多地用概念去推演情节、给人物无限地“上纲上线”，他的人物甚至都不是什么文学形象，而是真实地在那个时代农村中的田间地头劳动的农民和基层干部。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赵树理不是“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只能站在杨小四等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恕我直言，赵树理好像是坚定地站在杨小四之类的新生力量一边的，而且没有“所谓”。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还真不是描写“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倒是杨小四属于小二黑、《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字辈、《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之类的有理想、有正气、有办法的劳动英雄之列。恍然间发现，　陈思和　教授对杨小四等基层干部的批评和对小腿疼等形象的评价倒是与1959年《文艺报》发表的第一篇评论赵树理《“锻炼锻炼”》的文章——武养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赵树理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农业现代化中的矛盾　　

　陈思和　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认为，赵树理这样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26] 他认为，这就是赵树理要在《“锻炼锻炼”》中所揭露的问题，这一观点同康濯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暴露文学”是一致的。不过，我认为，赵树理小说有暴露黑暗面的一面，比如说《小二黑结婚》中对真正混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坏分子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更重要的赵树理是为了提出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小二黑结婚》是他在处理岳冬至被陷害案件时发现1943年晋察冀解放区农民对自由恋爱和婚姻法不甚了解，在婚恋和家庭问题上还有着过多的封建势力干预和封建包办、封建迷信思想，以此才改变了小二黑和小芹的悲剧命运，有了自由恋爱、政府主婚的大团圆结局。赵树理曾经说：“我在做群众工作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写的主题。……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27] 因此，赵树理才多次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那么，在《“锻炼锻炼”》中赵树理遇到了什么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呢？他自述“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而且他认为，这是不是农村中新的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带着赵树理的问题意识和发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细读《“锻炼锻炼“》，发现其中有两条平行而交叉的叙事线索，同时也相应代表了两种平行而交叉的矛盾。一条叙事线索是由贴大字报引发的小腿疼与杨小四的冲突，这代表了文中的“整风”矛盾即改造自私自利思想；另一条叙事线索是小腿疼、王聚海与杨小四、高秀兰的冲突，这一冲突背后实质是平时不下地、偷懒取巧的落后妇女与农业社集体利益、进步的积极的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农业社在生产上的矛盾。1959年3月，赵树理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中说：“写人民内部矛盾，也得去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看准了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动力，怎么写都可以，不必篇篇都要写上个支部书记。”我们回到文本和当时的历史语境，结合赵树理在1957年-1958年的思想矛盾看看《“锻炼锻炼”》到底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什么问题和不得不解决的矛盾。　　

小说中，小腿疼因大字报大闹社房不过是真正问题展开的一个引子。真正的问题就是支书所说的生产上的困境：“生产和整风是分不开的。现在快上冻了，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要不整风，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变过来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小腿疼和吃不饱以及她们所代表的落后妇女不下地为集体干活，也就是生产积极性不高。在小说中，对于小腿疼们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王聚海认为是定额高了，把工分定额降低下来，然后加上给这些落后妇女多说些好话，就可以改变了；而杨小四和支书认为，这是一种“自顾自己不顾社”的自私自利思想，不予以彻底改造是不能改变和促进生产状况的。也就是说，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是一个局部的、工作中的策略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全局的、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和倾向问题。对此，赵树理也是矛盾的。　　

少数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是赵树理所思考的农业合作社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着文本的“缝隙”和赵树理在1957年-1958年底的思想，即写作《“锻炼锻炼”》前后，可以看出赵树理认为，少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在于两点：第一，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即在农业合作的高级社阶段，多生产了粮食农民多吃不了。第二，社员与社员的矛盾，即高级社中的生产与分配的劳动公平问题。　　

（一）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在农业合作化的高级社阶段，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比初级社更加突出，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吃不饱”这个人物身上。在小说中，“吃不饱”明显是被所嘲讽和批评的，李宝珠具有浓厚的封建婚姻观和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她把张信看做是“过渡时期”的丈夫，不是自己人，因此她等张信下地干活了，自己在家里吃面条和烙饼，等张信回来吃饭，她就欲盖弥彰地做一顿米粥说“粮食不够吃，只能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不过，吃不饱欺骗张信和邻居的说辞，连张信、张太和这样的农民都骗不了，却让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有意抑或无意地“信以为真”，还声称：“小腿疼这一外号似乎暗示了农民生活待遇的低下。”“1958年农村‘大跃进’运动……迎合好大喜功的国家意志，结果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但赵树理就在这个时候发表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更有甚者以此为据，盲目引申推理，更得出了对1957年-1958年那个时代的这样结论：“作品中虽然写了‘吃不饱’的丈夫喝稀糊糊时因为‘吃不饱’自己在家吃干粮点心而专门给丈夫做稀饭，但读者于此仍可以看出当时农村基本吃粮的困难，从而使农业集体化期间所鼓吹的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带来物质富裕生活幸福的神话最终破灭。”[28] 换言之，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弄清楚1957-1958年农村（主要是山西省，因为赵树理的资料来源和《“锻炼锻炼”》写的地点都是山西长治地区）到底绝大多数农民有没有饿肚子？　　

第一，相信文本的真实性，否则一切文学批评和结论都是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式的臆想。小说中说：“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位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等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她吃的是做成的面条、火烧、干饼的白面，而作为“长工”的张信不敢提，一提这事李宝珠就要离婚。由此可知，她不是粮食吃不饱，而是“白面”吃不饱。第二，通过吃不饱经常自己吃白面（“在吃饭方面她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说明当时一般农村家庭常有白面，也常吃白面。1953年11月，主管粮食工作的薄一波在华北（包括山西）调查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还说他的实际调查与粮食部的分析是一致的。[29] 1953年的华北农村情况尚且如此，经过4年农业经济的大发展，1957年作为主要产粮区的山西省怎么也不会出现“农村基本吃粮的困难”吧。　　

第三，还有一个细节也可说明1957年农村没有普遍的农民粮食不够吃、忍饥挨饿的情况。小说中杨小四大字报说“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这里所说“四百二”指的是“争先农业社”年人均定额420斤原粮，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小米等各种粮食，不包括蔬菜等辅助食品。根据资料显示：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的消费量，1957年409斤，1959年366斤。[30] 也就是说，小说中农业社年人均原粮420斤的数字，是符合事实的，为何略高一点呢？可能因为山西长治地区是老解放区，又是产粮区，加之1957年全国粮食丰收。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每人每天1斤原粮是足够的，1957年的争先社每人每天1.1斤怎么会“挨饿”呢？那么，小说写于1958年7月14日，会不会赵树理在预示1958年农民生活“遭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而“基本吃粮困难”呢？资料显示，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4000亿斤，是五十年代中粮食收成最好的丰收年。1958年1月，南宁会议之后开始农业大跃进，7月出现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嵖岈卫星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农村的广泛开展，是从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办人民公社好’的讲话开始的。”1958年10月-12月，全国农村人口90%都在公共食堂吃饭，“由于粮食丰产，加上大放农业‘卫星’，认为粮食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不但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还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少公共食堂以吃饱、吃好为目标，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吃，导致食堂浪费严重。”（101）可以参照下表1　　

 表1　大跃进年代及其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单位：亿斤）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统计年鉴为生产年度（　1月1日　到　12月31日　），粮食部数字为粮食年度。所以数字有差异。　　

至此，我们弄清楚了1957年争先农业社社员不仅没有饿肚子，而且1958年也没有发生普遍的农村“缺粮饿肚”的“基本吃粮困难”。那么，赵树理写“吃不饱”这个人物仅仅是为了批评她的势利眼婚姻观和好吃懒做吗？我看赵树理主要意思在这里，不过通过描写“吃不饱”的一句话中，也可以透露出一点赵树理在1957-1958年间对高级社存在的问题的发现和思考。小说写道：“自从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因此生产队里动员她劳动的时候就说“粮食不够吃，……实在劳动不了”。以至于这给某些批评家一个印象：好像大量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不愿意或不能下地干活，因而杨小四等干部才强制性的要求下地干活。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小腿疼以及普通农民当时还是能吃得饱、吃得好的，不存在吃不饱现象。但是，赵树理提到的“统购统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一些落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1953年12月，我国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在1956年底，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之后，国家粮食统购统销基本上不再与农民发生直接的联系，统购都是经过农业合作社，同时农民花钱也向合作社要。在国家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中，“农民自己的麻、粮、棉、油感到不足了。到了五六年，市场上也觉得不足了。农民觉得有了钱买不到东西，农民的积极性本是从工农交换上得利产生的,”因为全国市场基本取消了。也就是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于用农产品粮食去交换其他商业产品，但是市场取消后，农民没有了花钱的地方。　　

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统购粮食后，一方面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和工业生产、水利建设等所需粮食，另一方面还用于调拨赈济其他受灾或者缺粮的农业社。换言之，本来“弱肉强食”的自由买卖的全国粮食市场变成了“抽多补少”的体现公平平等的统一的粮食计划供应。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统购粮食偏多，又没有给多生产粮食的农业社更好更高的奖励政策，就出现了赵树理所所的“减产的地方都是吃丰产的”“农民就没兴趣（生产）了，说增了产也吃不上。”对统购粮食过多、多产不多吃的情况，赵树理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在沁水、高平两地看到高级合作化迅速发挥出来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统一使用人力物力，使得本年就达到大幅度增产，同时在合并地块后进行了必要的土地基本建设，兴修了一些小型（高平接近中型）水利。我对这次飞跃的发展史很兴奋的。可是同时存在着一个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就是征购（特别是购）任务偏高，而且增产和增购虽是比例规定，事实上很难按照规定执行，结果使丰产区多吃不了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在农民方面。”同时，他也说：“收购任务不能减少，我是懂得的。我参加过人代会，知道国家每年没有那么多的农产品不能过日子，不能保证某些建设事业必须迅速完成的需要。”但是，到了1957年，赵树理“参观高平、赵庄的大面积丰产区后，……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一九五八年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我认为口粮问题彻底解决了。”[31] 　　

从赵树理的自述中可以看出，第一，1958年7月写作《“锻炼锻炼”》时他认为口粮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他没有把吃不饱写成主要人物，同时赵树理在文本中也就不存在写“农村基本吃粮困难”，更不要说“给农民生产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 第二，国家与集体（农业社）、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换言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一个是不能用钱去交换和消费了，另一个是多产不多吃，也就对生产没有了动力。第三，1957年秋（文本中叙述时间）到1958年7月（写作时间）甚至1958年12月（赵树理去山西阳城挂职），这段时间农村生活基本上与以前一样平稳，因为1958年8月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59年7月人民公社的弊端才充分暴露成为社会共识。也就是说在1958年12月之前，赵树理不可能像诸葛亮似的预见到人民公社甚至“1960年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从历史资料看，赵树理1959年在山西阳城任县委副书记，从事基层干部实际工作后才觉察实际情况与他想象的不一样。赵树理与毛泽东发现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几乎同步，1958年11月在各级干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泽东首先冷静下来给高级干部“降温”，开始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急急忙忙往前闯”的左倾错误。1959年2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首先使用“共产风”概括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厉行纠正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收入之间的平均主义和公社任意调配生产队财产的过分集中倾向，并形成了调整人民公式的方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认为，1958年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周恩来也说也是带有点“休息”的放松心情上山的。对此，薄一波说“这样，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际上就退回到了原来的高级社或部分初级社的规模，问题也就较好地解决了。”[32] 对于大跃进中的“纠左”经验，薄一波晚年深有感触总结说：“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最大的收获是使党的政策重新回到了现实之中。这个转变，是跟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倾听群众呼声分不开的。毛主席找到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无也不是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领导方法的结果。”[33]　　

由此看来，　陈思和　教授在《当代中国文学史教程》中说的：“1958年农村‘大跃进’运动，……结果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严重破坏。……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分配的混乱和农民的绝望。但是，当时真实的生活是不允许被反映被揭露的。”的论断就难免有偏颇不实之处。第二，　陈思和　教授说：“《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期间，与农民血肉相连的赵树理不会不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正处于这‘天聋地哑’的前期。……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真实得让人读了感到心酸，‘天聋地哑’也就落到实处。”那么，我们姑且不论赵树理在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六○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具体语境和含义是什么，就看看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如何如　陈思和　教授所说“在这篇作品中天聋地哑落到实处”？　　

　陈思和　教授的意思是《“锻炼锻炼”》写于1958年，赵树理发现了1958年整个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发现处于1960年的存在的“天聋地哑”，这篇小说让1960年的情况落到了实处。　　

那么，问题是1958年赵树理写的小说是不是写了1958年的农村情况？从阅读文本来看，赵树理写的是1957年秋天农村还是“农业合作社”高级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条路线大辩论”时期的事情，不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从文本的诸多情况可以看出。比如，叫农业合作社，不叫人民公社；争先社的青年劳力还没有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社员还是自己在家里吃饭，还没有公共食堂；农村劳动还在评议工分，不是供应制度。高级社与人民公社有着根本的不同，不论赵树理还是广大农民对高级社赞成的还是占大多数，也表现了高级社的优越性。高级社还没有出现人民公社的诸多问题，因此赵树理怎么能在描写1957年农村生活的文本中预言到人民公社3年后的问题呢？1960年的“天聋地哑”怎么在1957年的文本中“落到了实处”呢？　　

同时，《赵树理年谱》发现，赵树理1957年10月-12月曾经下山西老家参加农村工作，深入生活。整个1958年他也跟着大跃进的步调一样兴奋，并表示要写作大跃进的小说。他在1966年《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写道：“1957年看到了农村的优越性，相信了1958年的粮食生产的数字。”他1957年12月16日写的《“才”和“用”》中说：“绝大部分的农业社，不折不扣地响应着党的号召，积极完成着四十条规划，现在不但有提前完成了规划的县、乡、社，而且大大有超额完成规划中亩产量的地方。”另外，1958年一年赵树理基本上没有在农村生活，在从事文联和文学讲座等文学事情，正是受到1958年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影响，他才从国外访问回来后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到山西农村，从事实际工作。1958年12月，山西省委安排赵树理到阳城县委挂职县委副书记，从到农村的基层工作开始，他才发现了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现实情况。在自述中说，这是他的思想跟不上农村发展的开始。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厉行纠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生产秩序和农民生活一度恢复理性，不然周恩来和毛泽东也就不会在庐山会议前期感到轻松了。1959年7月，彭德怀庐山上了万言书，毛泽东开始反击“右倾”，这样人民公社才又恢复到了1958年8-11月份的情况，“五风”才又强劲地在农村刮了起来，生产中的缺点才不可控制。赵树理在1959年半年多的实际工作中才逐渐感受到了农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共产风、瞎指挥风等，根源在于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而这些看法几乎与毛泽东对当时农村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1961年，毛泽东又开始纠正“五风”，有步骤有方法地调整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工作，开始大兴调查研究，并指导了《农业六十条》的制定。　　

几个问题综合起来看，第一，赵树理《“锻炼锻炼”》中所写的1957年山西农业社“高级社”存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性质也不相同。第二，1958年赵树理就是想反映1960年“天聋地哑”的预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1958年没有在农村生活和工作，不了解具体情况。同时，他在1958年不仅看到了高级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第三，用1957年高级社的情况和存在问题，不能把1960年“天聋地哑”“落到实处”。第四，这种观点无疑是赵树理所深恶痛绝的那种从当代目光来看到过去历史，故意拔高了历史人物，让他们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和想干的事情。赵树理曾经在听到有人改编《刘毅传书》的戏曲，要把柳毅写成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赵树理说：“那我们该讨论柳毅同志的入党问题了”。对于这种文学批评，　　

张志忠说：“这部作品（《‘锻炼锻炼’》在90年代又发生了强作解人的现象，把50年代的作品‘90年代化’，不仅对作家的创作意图加以拔高或扭曲，而且也违背了作品的实际。……1959年他（作家）感受到什么，就怎么讲，并不缺乏讲出自己的内心看法的勇气。这也是我反对将《‘锻炼锻炼’》进行翻转式阐释的原因之一。”[34] 令狐赵鹏说：“我们进行文学批评，一个前提是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作品。任何超越历史的眼光都是一种主观臆断。”　　

（二）社员与社员的矛盾　　

  在《“锻炼锻炼”》中，农业合作社社员为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的另一重要原因体现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在文本中，小腿疼等落后的农民有一个共同的性格，那就是支书王镇海说的：“偷懒取巧”，其深层在于像赵树理所说的“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而没有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小腿疼和吃不饱的“领导”下有一半妇女不下地干活，干活的时候挑肥拣瘦、完成工分后再让干活也不下地，除非有可以从集体中捞好处的活，比如自由拾花时偷花。　　

对于这些小腿疼和吃不饱，应该说在当时农村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即表现了少数落后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不高。赵树理说：“集体与个人这个矛盾，斗争还是多的。比如山西，每村总有这么几个落后的人，但比较消沉。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威信，农民也不听他们。”[35] 应该说，在实际的农村合作化中，小腿疼和吃不饱“领导”不了村里“一半”的妇女，要是那样的话根本不会出现1957、1958年的大丰收和大跃进。但是，她们的存在恰好暴露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中的一个弊端或者扭结点。在高级的农业合作阶段，农民个体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化成了生产资料实行了集体所有；劳动任务也有国家、农业社和生产队来统筹安排，劳动模式也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而是以生产队或者大队单位的集体劳动；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实现同工同酬。在农业社的外部，主要是表现为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多产的农业社、地区吃不到多的粮食，而受灾的、欠产的地区又没有不少吃粮食，加上国家统购“过头粮”，这样集体（农业社）生产的积极性也不高。在农业社内部，主要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劳动和分配的不公平。　　

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争先”农业社在分配上的“旱涝保收”。农业社实行的是包工制：“就是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的劳动日包给生产队限期完成。生产队无论因为劳动效率高，少用了劳动时间，或者因为劳动效率低，多用了劳动时间，都得到同样数目的劳动日。”[36] 由于工作的定额一样，完成一定数目的工分，就会分配同样的粮食和农产品，可以“衣食无忧”了。如此以来，小腿疼和吃不饱只要完成一定的定额和工分，即使一年的其余时间都不下地劳动也完全可以。这个完成工分的农活，就需要“巧取豪夺”了。在小说中，就是杨小四大字报上所述：“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这个巧算工分的地方在于找到“定额高、完成快的便宜活”——“摘头遍活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大家抢着摘花”。这样小腿疼和吃不饱等只要实际干一天的活，就可以完成2-3个劳动日的工分。而摘三遍花的时候，王聚海又把定额调低了，六斤籽棉一个工分，那小腿疼们又可以过来抢了。这实际上是农业社劳动形式非常具体的小问题，但却是影响生产的大问题。如此以来，在争先农业社，小腿疼们就有恃无恐了，反正可以捡到干便宜活的机会，完成工分不成问题。这也就是后来发展到人民公社日益严重的劳动分配上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同时，农业社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平时干活的、干苦活累活的农民就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在争先农业社中，由于王聚海纵容了小腿疼等落后妇女劳动上的投机取巧，顺应她们的要求不断地降低定额，造成了生产上的严重不公平。小说中生产会上，支书王镇海说明农业社生产上的严峻形势，秋收完不成，地闲着无法按农时耕种，因为一半妇女不下地干活；主任王聚海的办法与以前一样降低定额标准，即“把定额减一减——把摘八斤籽棉定一个工，改成六斤定一个工，明天马上就能把大部分人动员起来。”这种办法当然能把小腿疼们动员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干较少的活完成一年的工作量，争够所规定的工分。不过，王聚海的办法存在一个致命的伤，即对常年在地里干活的老实人、干活积极的进步妇女严重不公平。如杨小四所说：“那样也就对不住人家进步的妇女！明天减少了定额，这几天工分你怎么给人家算？一个多月以前定额是二十斤，实际能摘到四十斤，落后的抢着摘棉花，叫人家进步的去割谷，就已经亏了人家；如今摘三遍棉花，人家又按照八斤定额摘了十来天了，你再把定额改小了让落后的来抢，那象话吗？”王聚海式的定额标准变动带来的问题有，一个是落后的社员抢工分高的农活，进步的社员被排挤或分配去干工分低的农活。例如，摘头遍棉花时小腿疼们都抢着干，高秀兰们被分配去割谷子，伤了进步分子的积极性；另一个是同样的活定额标准前后不一致，定额高的时候进步社员在干活，定额底的时候落后社员抢着干活。例如，摘三遍棉花，先是八斤一个劳动日，进步的社员干了10活；后来改成六斤一个工作日，落后社员抢着干，她们又可以干较少的活挣了和进步社员一样的或者更多的工分。按照王聚海的降低公分的办法，那进步的社员也要等着降低定额的时候才出来干活了，这样争先社的农活就没有人积极干了，进步分子也就变成了落后分子了。因此，杨小四才明确地为进步的社员鸣不平：“你们想想：平常活叫别人做，有了便宜你们讨，人家长年在地里劳动的人吃你们多少亏？”，也因为这一个理由才用了一个开玩笑的方法把平时不积极劳动的落后分子都“动员”到地里来劳动，也算是一种别致的“思想展览会”。这样不顾其他社员劳动公平、沾集体的光、沾大家的光的落后妇女难道不应该做“检讨”吗？　　

第三，落后的社员损害集体利益，也是造成生产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原因。这在文本中表现为小腿疼、吃不饱等四个落后社员偷集体的棉花。杨小四说的明白：“今年不能像去年，多数人种地让少数人偷！”这里就涉及到了小腿疼等代表的个别农民与农业社所代表的全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点从群众对小腿疼等落后社员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小腿疼大闹社房的时候，“大家早就想让小腿疼去受点教训”；她第二次要搅合生产会的时候，本家兄弟王盈海说“再要不改造，大字报会把你的大门也贴满了！”把小腿疼硬顶了回去；南池边开完生产会，群众议论：“小四比聚海有办法！”“这伙懒婆娘可叫小四给整住了！”；处理小腿疼偷花的社员大会上，她一骂杨小四，“群众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哗’地一下站起来：‘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骂人？’……”；王聚海回来后要“解释解释”，“大家初看见他进会场时候本来已经觉得有点泄气，赶听到他这几句话，才知道他还根本不了解情况，‘轰隆’一声都笑了。从这里，我们只是感受到小腿疼这类损害集体利益的落后社员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而看不出群众“失去了人性，成了盲从暴力的帮凶。”　　

就农业社内部来说，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旱涝保收”的分配制度和劳动生产中的公平公正问题。在文本中，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小腿疼等落后妇女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于落后社员与进步社员的生产和分配的劳动正义问题，即小腿疼与高秀兰的矛盾。王聚海式的变动定额和减低定额的方法，不仅解决不了劳动中的正义问题，反而造成了矛盾的深化和问题的扩大化。这一农业合作化中从实际的工作和调查研究中得来的问题，非赵树理这样深入基层工作，同时又有农民生产生活知识和情感的作家不能提出。赵树理说：“《老定额》，半自动（《人民文学》约稿，自己也愿写）写的。与《‘锻炼锻炼’》都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对于整个农业社中集体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解决方法，赵树理认为有两种：第一种，针对粮食统购统销带来的个人与集体矛盾，他觉得国家可以根据全国需要粮食总数把每年统购的粮食数额固定下来，对某地区或某农业社统购数目长期不变，这样既满足了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又让农民在丰产时多吃到粮食。用他的话说就是“国家得到个有限数字，而把争取多产的无限数字让给生产单位自己去争取，以鼓励其积极性”。在我看来，方法是实际的，也可能很快能改变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但是他忽略了国家在1950-1960年代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一个基本原因，即通过把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小生产模式改革成现代化的集体化生产模式而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积累资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途径是通过直接剥夺农民土地和产品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则换成了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劳动效率、收获更多的农业产品来完成这一为工业化实现而不断积累的过程。在国家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中，不仅过去，恐怕现在，甚至将来工农业剪刀差、农业发展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中生产关系变革都会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一现代性内部紧张的视角下，或许会发现赵树理《“锻炼锻炼”》这篇小说在今日的真正价值。　　

第二种针对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劳动与分配的公平问题，赵树理认为不能单纯像王聚海那样依靠变动定额来刺激生产，而应该依靠党的先进分子批判落后群众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私自利思想，对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多次提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思想不会马上消亡，会长期存在，因此对这两种思想的改造就成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认为，落后思想的难以改造在于农民在过去封建剥削制度下知道自己的“出路”，要么变成剥削者，要么被剥削，他们希望能获得土地、勤劳生产、精明经营购买更多的土地爬上去压迫人，但是这种制度通过中国的革命者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被推翻了，建立了人和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旧有的思想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残余思想在关键时候还会出现，农民不清楚自己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一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一个车头、分上一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和在一起，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37]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赵树理认为不少农民看不到可以得到的实惠，对前途比较模糊，认识不到农业现代化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什么联系，不过也有少数前途认识比较具体和正确的人。政治思想的教育，他认为还是依靠党进行正面教育落后的农民，发现他们与那些“前途观”比较具体、比较正确的人”有何不同，研究如何使不同变成相同。同时，这种正面的教育还要依靠党的领导，赵树理说：“教育问题首先是支部。农村是不产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带领的还是靠共产党。”“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先把党员组织起来去干，这还好办。”　　

赵树理对于农业社中存在问题的发现，不单单是农业合作中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个体与集体、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在高级社就已经存在，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就变成了发展的阻碍。罗平汉认为，“高级社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按理，这种分配方式是公正合理的，而且消除了不劳而获的现象，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高级社如何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作为分配依据的‘劳’如何计算与衡量，却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得不到解决，分配中必然会出现平均主义，社员也必然在高级社中吃‘大锅饭’，其积极性有如何能发挥。”[38] 而到了人民公社时期，“五风”盛行，其中共产风危害最大，平均主义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障碍。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1961年写给“三北”会议的一封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39] 后来，经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复调查研究与政策调整，于在1962年制订了全面指导农村农业合作化的纲领性文件《农业六十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实事求是地予以了评价：“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一九六二年经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并在全国农村中试行以来，对促进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40] 而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和他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诸多建议的意义就在于他发现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历程中的关节点。　　

四、赵树理为何写《“锻炼锻炼”》？——徘徊在干部与农民之间　　

赵树理为何写作《“锻炼锻炼”》？也就是说他在为谁而写作。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身份和主体认同。他到底是农民代言人，还是忠于党的政策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以农民和民间的立场去质疑和反对“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的学者认为，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的“民间艺人”，是一个想“绕过”新文学传统的“异端”。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赵树理是一个新文学传统哺育出来的文学家，这一点在他的启　蒙　老师、入党介绍人王春、老朋友、前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等的回忆文章、《赵树理传》、苟有福的《人好文也好》等文献中都可以清楚地找到证据。恰恰相反，赵树理就是为了把新文学中的价值——反封建迷信和礼教、反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的启蒙思想普及，才改变了自己的“新文艺腔”，自觉把新文艺普及到、通俗到不识字的农民之中。　　

赵树理没有把自己称之为“文学家”，而叫自己为专门为夺取农村小唱本等文化阵地的通俗文学的“文摊家“；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像新文化运动中的洋文学那样的高雅之作，而称自己的小说为“来自群众的调查研究的、为着解决实际生活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的“问题小说”。从赵树理的文学观念、接受者的效应、在农民中的传播程度，都可以看出来赵树理的小说是为了指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以引起疗救的希望、发现社会进步中的矛盾以更好地予以解决。从解放前到1950年代的高级社，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自觉地实践着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方向，为农民谋利益，为党的政策做解释和宣传。这一时期党的历史任务与农民的自发的解放要求是一致的，因此赵树理思想和心情是顺畅的、成为自觉实现党的政策意图、又自发实现农民要求的作家。党的基层干部、忠诚的党员身份与站在农民立场上的农村知识分子身份是统一的、和谐的。　　

1958年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加速，农民的自发利益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之间在大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发生了一些不一致的分歧。大跃进中出现了不顾农业生产规律的“瞎指挥风”、虚报农业产量作假哄骗上级的“浮夸风”、大量超量统购农民粮食、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强迫个别农民入社、搞一刀切的“命令主义”。这一切在极为重视农民生活质量、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盼望农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赵树理看来，无疑是一场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混乱”。他在思想上想不通，在认识上跟不上了当时的政治主流认识，深入到农村基层进行调研，逐渐发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这就是在人民公社过程中，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平均主义，这是危害公社运动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根本结症。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赵树理提出了与当时“右倾”思想相似的方法，即包产定额、少征多余、物质刺激、多劳多得、发展副业。他把自己在阳城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工作时发现的问题、思考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寄给了《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邵荃麟。赵树理的这一“右倾”思想在当时恰好遇到了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庐山会议。历史的巧合和思想上的相似，使得赵树理在中国作协的整风会议上受到了批评和帮助。但正是由于他是从基层工作中找出问题以利于工作的解决为出发点的，因此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处分和帽子。就从赵树理所反映的问题性质看，无一不是人民公社前进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反映农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受到的思想和生活上的震撼与冲击。他希望在不反对三面红旗的情况下，公社领导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与农民物质生活要求。　　

赵树理“上万言书”与创作《“锻炼锻炼”》，是他作为一个忠诚的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向党中央进言，向主管农业的各级领导进言的一种方式。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改变农村的工作方针，农民能获得更多的实利，更好地办好人民公社。也正是从一名基层干部和党员出发，他又要求农民要理解党的政策和对农村、农业的方针是为了农民未来、更大的福祉。1958年，赵树理下乡工作，发现有一个生产队“瞒产私分”了除统购之外的多余粮食。他主动给农民做工作，让他们上缴余粮，支持国家的工农业现代化。至于留足农民的口粮和余粮，他负责给公社和县级领导交涉，但是在给领导提出如果不留足余粮、改善农民生活，那就不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是此时领导们却认为他反映的问题是局部的个别问题，反而来打通他的思想。这样余粮统购走了，又没有解决农民物质要求的问题，因此对下面这个村的农民以后再也不给赵树理说实际情况了，对上面则认为赵树理自己的思想认识有问题。在这样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徘徊中，他只好写成了反映农村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的小说《“锻炼锻炼”》，以期进一步推动问题的解决。赵树理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　　

“老实说，在那二年，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我觉得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我为什么这样估计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觉得当时接近基层的干部缺 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好多重要问题很不容易上达。第二，我常把我自己戏称之谓“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 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这种干部在那时候宜于充当向上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无保留地向上反映。”[41]　　

总的来看，赵树理在文学创作时有三种身份：农民、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交织在一起。作为山西沁水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受尽了旧时代的压迫和痛苦，真诚地期盼打到地主、翻身做主人，因此革命的时代赵树理义无反顾地自觉实践者党的各项政策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在他的文学中，农民的自发要求与党的新民主义革命的要求达到了统一，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不过是把工作和实践中的问题表达出来以促进革命的发展。建国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赵树理就不完全是农民的身份，又加上了党的基层干部的身份，他曾多次以“生活的妈妈”的主人身份参与土改、合作化、高级社、人民公社等运动，被农民看做是“农业社的自己人”。1955年以后，农业合作化的激进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农业社集体与国家现代性、农民与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日益凸显，这一时期赵树理作为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身份发生了冲突。把这一时期的观察和思考的难题通过作家的身份表达出来，就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此时，党员的身份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重合的，即既忠诚于农民又忠诚于党。总的来说，赵树理其人其文可以朴素的甚至是粗糙的，但他是真实的，唯其真实才彰显了其人其文在共和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写于2010、6、26-7、6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