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就有一种想法憋在心里，就是许多五彩缤纷、名目繁多的冠以“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看过之后总有一股怪味挥之不去，所以，我怀疑自己真将老矣，竟不知道“革命”不但在普世精英们的眼里，而且在信奉普世价值的一般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怪物，一种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果一旦将真实的“革命”原封不动地搬到荧屏上，当代人，尤其是“新新人类”会不爱看，而宁愿去玩游戏、聊大天的。这已是事实。据说这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人们在吃饱、吃好、穿靓、喝足以后，“精神食粮”的需求及对它的要求也随之而极大地提高了，那些原汁原味的“革命旧果”在现今也就不合口味了。但是，琼瑶老姨的那种疯疯癫癫寻死觅活的爱戏情剧已基本上无市场，至少在大陆；热闹了许久的戏说皇帝老儿、妃子哀家、大臣宦官的古装大戏也渐渐地销声匿迹，那么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办法当然有，就是：新瓶盛老酒。即把“永恒的爱情”这东西硬蹦蹦地贴到“革命题材”影视剧上面去，好好地娱乐一把“革命”，这样编剧、导演和演员就饭碗保牢、腰包鼓鼓了，“革命”也宣传了，主旋律也“演奏”了，于是就皆大欢喜，普天同庆。
到此我想说明一下，我没有把“革命”与“爱情”活生生割离的意思，革命者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连六根不净的和尚也不例外。反映革命者革命生涯中爱情的文艺作品如电影也老早就有了的，像《永不消逝的电波》，其中就讲了一个朴实无华且又真切感人的关于一对男女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当然这不是主线。李侠与何兰芬从革命的搭档、同志关系开始，慢慢地产生了情感，最后结合在一起，又有了孩子，表演得自然、真实和可信；只有神经病才会去怀疑两个人结婚前相处时的男女关系。又如《柳堡的故事》，其中有一首歌叫《九九艳阳天》，里面唱道：“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个唱呀，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 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哪， 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风向呀不定那个车难转哪，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告诉小英莲，这一去呀翻山又过海呀，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 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英莲,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 哪怕你十年八载呀不回还; 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 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这难道不就是“赤裸裸”的爱的表达么？但这表达得很好，恰到好处，那委婉动人的歌声，让人听了没有腻味感，既富有革命性，又富有人情味（人情味实际上是毛泽东盛世时代普遍具有的，并非今世当代的“口头专利”）。再如《刑场上的婚礼》，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爱情更具有荡气回肠、撕人心肺的震撼力，这是革命者在血与火的的洗礼中才能具有的人类可歌可泣的爱情。革命者周文雍面对着法官，在听完了所谓的“死刑宣判”后义正词严地说道：“历史将宣判，真正犯有死罪的是你们！”在敌人的刑场上，陈铁军与周文雍并肩站在一起，陈铁军面带笑容对着群众、对着敌人视死如归地宣布：“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就是革命者特殊的庄重婚礼！——说这些，无非是想证明：革命者有着更加坚贞的爱情和朴素真挚的爱情观，而且，革命的文艺工们老早就用艺术的形式摆到了观众们的面前。然而很可惜，当今的文艺家似乎对上述所列显得很不屑一顾，他们要另辟蹊径，重塑革命者的“爱情”。草民如是说绝没有一棍子揍烂所有表演反映革命者爱情的影视剧的意思，凡意见与我相同的网友是肯定有同感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质疑《毛岸英》中毛岸英和刘思齐的爱情呢？在毛岸英光荣整整六十年之后，刘思齐老人以她的坚韧与坚持，终于赢得了众人对毛岸英人格和事迹的赞佩与敬重，从而齐心合力地把毛岸英隆重地推荐给了盛世的人们。这种人世间永远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现在有几个编剧能够写得出来？
反观现在的好些电视剧，也反映了革命和革命者的爱情，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某些编剧把“爱情”当做了“味精”，而且往电视剧上撒得很厉害，并以此拉长了电视剧，这样的例子我们信手就可以拿来，比如《亮剑》、《敌营十八年》、《延安锄奸》、《锄奸》、《潜伏》……改开后，文艺批评家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就大有对“旧”文艺家们忽视革命者爱情的不满，说阿庆嫂没有老公，赵勇刚没有老婆，革命者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等等。当然，要批评、批判总是能发现缺点的，世上绝无足赤之金，文艺作品也如是。可是，当我们重观老电影《革命家庭》等，重读浩然的《艳阳天》等时，却觉得并非只是“高、大、全”，反而觉得那时的那些作品真实可信，感人至深，催人奋发上进。
毛主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摘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上）”请问，盛世的文艺管理部门、文艺工和文艺批评家们，你们以为如何呢？
总之，爱情之于革命、革命者，乃至所有人，几乎都是需要与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至上的，也不能当做味精乱撒，大多数观众的听觉、视觉与味觉毕竟是有限度的。
如同革命者需要爱情一样，革命者也需要娱乐，革命队伍是离不开革命文艺的，用文艺的形式进行革命的宣传，是动员老百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有效手段；庆祝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也需要文艺活动，这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是常有的事情，领导与军民一起载歌载舞，尽展“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革命风采。当年延安的“鲁艺”就是专门培养与造就革命文艺工的好学校，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文艺工的必读之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昔日延安的“鲁艺”，远比现在的“羊头狗肉”式的文艺类院校强得多。
用革命的娱乐方式激扬革命者的革命热情，燃旺共产主义理想的光焰，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需求。这些反映在文艺创作上，既是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工责无旁贷的职责。我们看到，大量的文艺作品是体现了这一点的。举几个例子。在反映英勇抗日的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日寇进行着疯狂的扫荡，但抗日战士是无所畏惧的，在战斗的间歇里，游击队员小坡弹起了心爱的土琵琶，唱起了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这就是对日寇的嘲讽与蔑视，又是抗日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的充分体现。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指战员们用坑道战打击美国侵略者，残酷的环境考验着坑道里的每一个人，但为了祖国和人民，志愿军是无所畏惧的，面对着重伤垂危的连长和战士们，卫生员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好山好水好地方， 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这就是我们的最可爱的人，他（她）们牢记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真理，敢于藐视狂妄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里仍然心系祖国和人民，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拳拳赤子之心；也正是靠着他（她）们的英勇献身精神，和十多万最可爱的人的牺牲，终使新中国坚如磐石，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时下的那些诋毁与否定抗美援朝的“蚂蚱们”，在抗美援朝将士们跟前显得是多么地渺小和猥琐呵。革命战士的娱乐，即革命乐观主义，本来就是革命者的天性，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更能激励奋发向上者的斗志。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文艺作品。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兼主旋律影片《建国大业》里，反映了一个革命领袖们饮酒狂欢，酒后高唱《国际歌》的场面。草民觉得，在取得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此举理属应当；咱中国又有着几千年的酒文化传统，素来就有饮酒庆祝大喜事的习惯，所以，此举也不用质疑。但草民以为，编导却有忽视细节脱离实际的嫌疑。而细节的不真实往往导致情节的虚假，人物也就有了不应有的“瑕疵”。大家知道，毛泽东不善饮酒，只嗜好烟、茶和红烧肉；任弼时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症，他们又怎么可能因为胜利了，而忘我地饮酒以自损肌体？这是一。五大常委喝多（草民不敢说“饱”和（醉），影片也没有交代）了之后，便大声地唱起了《国际歌》，此时从他们的举止与歌声中，我看出了他们至少已经处于半醉的状态了，这是二。那么就此请教编导：其时革命尚未完全成功，领袖们尤其是为首的毛泽东还需作最后的努力。而战场的形势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假如就在《国际歌》激越高昂之时，忽然从某地战场发来一封特急电报，该做何处理？编导们真是将领袖人物看成是神了，或者是想把领袖们还原成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与茅于轼的“还原”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确确实实把领袖人物描绘得太粗狂太绿林化了。毛泽东们才不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哩。诚然，领袖们更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也需要娱乐，无论是在革命遭受到挫折时，还是在革命取得胜利时，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还跳舞呢。然而，领袖人物之所以有不同于常人之处，是因为面临危机的关头，还能镇定自若克敌制胜，如毛泽东闻之有十万敌人来偷袭西柏坡，他一面考虑破敌大计，一面又听京戏《空城计》，这与蒋介石遇到难事向上帝祷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敬告文明盛世的文艺家们，不可把革命当作可以随便娱乐的对象，下笔、导演时请手下留情，照顾一下日后观众的感受；写不出时切不可硬写乱写，并牢牢地记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精益求精，力求细节的真实——这永远是文艺创作的原则与基本要求。
201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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